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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01月08日 07:32
来源:东方早报
自“五四”运动以来,中国有许多知识分子无日不期盼“德先生”和“赛先生”能够尽早光临中国,但这个愿望似乎迄今尚未实现。“德先生”跟国人缘吝一面的情况,恐怕还要持续很久,这里就不多说了,原因你懂的。至于“赛先生”,目前也仍是犹抱琵琶半遮面,君不见今日之网上报端、电视广播,推崇中医、追捧星座的迷信观念依旧层出不穷,而视转基因等先进技术为洪水猛兽的奇谈怪论也比比皆是。细究起来,这种令人啼笑皆非的局面当然要归咎于科普工作的不力。说到科普,人们往往只会想到诸如大爆炸、侏罗纪、核糖核酸、高阶函数之类的自然科学名词,殊不知社会科学经过百余年的发展,已经具有极高的专业性,并非普通读者所能望文而知意,其专业知识也需要向大众推广。而且社会科学知识的普及,特别是社会学、政治学等专业知识的普及,对我们能否请来“德先生”有着尤为重要的意义。从这个方面来说,2011年12月25日《上海书评》上刊登的“潘绥铭谈社会调查的伦理界限”一文是非常好的。
几个月前,冯军旗博士的论文《中县干部》的内容遭到披露之后,引起媒体的哗然,不少喜欢超越自己的知识范围发言的评论家莫名其妙地指责冯博士的研究违背了学术伦理,却不知他们所谓的“卧底调查”其实是社会学领域中司空见惯的参与式研究。潘绥铭教授在访谈中简明扼要地反驳了这些谬论,顺带普及了一些社会学知识,并且还更进一步,用细致的实际例子,提出了社会研究中的道义问题,这是很发人深省的。虽然由于篇幅所限,潘教授并没有对社会研究法的信度和效度向读者做进一步的说明,不能不说是一种遗憾,但这篇访谈却多少起到了正本清源的作用,结合当前的媒体氛围来看,实在令人肃然起敬。
媒体之热衷于从学术研究中挖掘新闻话题,是由来已久的传统。这种做法并没有什么不好,比如在美国,罗伯特·普特南在《独自打保龄》中对社会资本的研究、阿伦·布鲁姆在《日渐封闭的美国精神》中对教育制度的批判、乔治·瑞泽尔在《社会的麦当劳化》中对现代社会结构的分析,都曾是媒体热捧的话题,并提高了美国人对社会的认识,也促进了美国社会的进步。这种大众媒体和学术研究之间双赢的互动,是建立在报道者对相关内容有充分了解的基础上的。否则的话,大众媒体对学术研究的报道,只会引起受众认知的混乱,造成双输的结果。
国内的媒体很多时候就是这样的,有关《中县干部》的可笑争议就是例证。更有甚者,部分媒体还敢于充当学术的判官,盲目吹捧一些巧言令色、善于摆出好看姿态的“学者”。比如于建嵘,在中国社会学界,学术影响几乎等于零,却因为有了几家报刊的吹捧而在官场和访民之间左右逢源。再如贺卫方,二十年没有发表过正经的学术论文,连公立大学教师由纳税人供养都不懂,却被个别无知媒体人视为法学界的领袖。又如袁伟时,这个早年的哲学系教师曾在《中山大学学报》撰文批判孔子的“反动教育”,歌颂孙中山是“伟大的民主革命家”,而且要“贯彻毛主席指示”、“捍卫马克思主义的史学”,近些年却变为近代史专家,高声赞扬传统儒家文化,批评孙中山是民族罪人,并因此而被某些报刊目为带路党的精神领袖。无须列举更多的例子也足以证明,大众媒体对学术研究的过分介入,只会造就几个笑料百出的“公共姿势分子”,对民智的提升毫无好处。
潘绥铭很少在媒体上露面,也不热衷于玩微博,所以在普通民众间没有太大的名气。但他长年关注社会边缘群体,以扎实的性社会学研究在海内外学术界享有极高的声望,是真正值得尊敬的学者。媒体在关注学术界的最新成果时,不应自觉不自觉地成为部分“江湖学者”的扩音器,而应该让学术的归于学术,求教于潘绥铭这样严谨的学者。这也是媒体的社会责任之一,毕竟如果普通读者只知道于建嵘而不知道王春光,只知道贺卫方而不知道陈兴良,只知道袁伟时而不知道姜伯勤,那么“德先生”和“赛先生”前来中国的道路,恐怕还长着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