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已被确定为我国的基本国策。可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究竟属于生命性质的社会,它处于人类历史发展的那个节点上,仍然众说纷纭,很有搞清楚的必要。

      马克思恩格斯设想的未来新社会是比资本主义社会更高级的社会,科学社会主义的任务是确认现代无产阶级是完成解放世界事业的阶级,“考察这一事业的历史条件以及这一事业的性质本身,从而使负有使命完成这一事业的今天受压迫的阶级认识到自己行动的条件和性质”(恩格斯《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列宁领导的“十月革命”被认为是实践了马克思恩格斯的设想,开辟了人类历史的“新纪元”。

      可是六十六年后的一九八三年,苏共的第五任领导安德罗波夫却“公开下达任务,要大家把现在究竟生活在什么社会的问题弄个明白。这是个十分严肃的问题:必须重新判定国内已有制度的本质,它在人类历史上所处的地位。”(雷日科夫《大国悲剧》)。

      我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也反复强调要把什么是社会主义和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弄明白,并且说:“现在虽说我们也在搞社会主义,但事实上不合格。只有到了下世纪中叶,达到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才能说真的搞了社会主义,才能理直气壮地说社会主义优于资本主义。”

      安德罗波夫的提问,说明对苏式社会主义究竟属于什么性质的社会发生怀疑;而总设计师的论断则明确地指出了现在搞的社会主义是“不够格的”,还不能说“真的搞了社会主义”,说社会主义优于资本主义还理不直气不壮。

      因此就发生了这样一些问题:用总设计师的话衡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它是“够格的”社会主义吗?能够理直气壮地说它“优于资本主义吗”?它是不是仍然处于“正在向这个路上走”的阶段?也就是说,它处于人类历史发展的那个阶段上?是比资本主义更高级的发展阶段吗?至于说到了下世纪中叶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以后,能否就能理直气壮地说社会主义优于资本主义,也是需要实践检验的,因为一种社会制度是否优越与其他社会制度,不是只决定于经济发展水平,还要看这种经济发展是通过什么途径实现的,能否长期保持,还要看上层建筑领域是否也发生了同样的变化。想当年苏联也曾成为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经济体,经济发展水平不低于中等发达国家,但由于是通过强制劳动损害人权实现的,没有建立起宪政民主制度,所以还是发生了巨变。

      我国已经明确从“走俄国人的路”变为“走自己的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对这个“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究竟属于什么性质的社会,目前大致有三种说法:有人说它是比资本主义更先进更优越的社会,已经走在了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前面;资本主义国家一些人则认为它是具有中国特色的资本主义,但不是好的资本主义,而是已被历史淘汰的坏的资本主义;有人说它是与资本主义并(平)行发展的一种新型的社会形态。第一种说法显然违背了总设计师的论断;第二种说法显然是认为我国的经济基础是以国家垄断资本主义为主导的混合经济,政权也不是宪政民主制;第三种说法是我国主流的意识形态。

      应该以什么为标准判别各类社会主义的性质呢?

      自从十九世纪二十年代资本主义发生经济危机以后,各种政治势力占在自己的立场上对资本主义出现的弊病进行了诊断并且提出了治疗方案,均冠以“社会主义”美名。马克思恩格斯根据它们的政治倾向性和在历史上所发挥的作用,在《共产党宣言》把它们分为四种类型,即:企图把历史拉向后退的“反动的社会主义”,主张对资本主义进行改良的“保守的或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提倡用示范、劝说彻底改造资本主义的“批判的空想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主张通过无产阶级专政“消灭私有制”的科学社会主义。

      《共产党宣言》对各种社会主义性质的判定,已被实践证明是完全正确的,仍然是我们判别各种社会主义性质的科学尺度。一百六十多年的社会实践,已经把“反动的社会主义”扫进历史的垃圾堆;已经证明“批判的空想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 确实如《共产党宣言》所分析的那样“其内容必然是反动的”,“他们的信徒总是组成一些反动的宗派”,““逐渐地堕落到上述反动的或保守的社会主义者一伙中去了”;证明了马克思恩格斯对未来新社会的设想不可能变为客观现实,这是因为,它不是“通过头脑从生产的现成物质事实中发现出来”的,而是“从头脑中发明出来”(恩格斯语)的,“来源”(列宁语)于空想社会主义,因此必然带有空想社会主义的基因,这就决定了仿照马克思恩格斯的设想建立起来的苏式社会主义不是资本主义发展到一定高度后“孕育”出来的,而是用无产阶级专政的暴力“消灭私有制”后在原有经济水平上组合起来的,是历史唯心主义的产物,被人民和历史抛弃也就是很自然的了。剩下的就只有“保守的或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在它的努力下,确实医治了资本主义发生的各种疾病,使资本主义发展壮大起来。

      苏式社会主义虽然已经被历史抛弃,但其遗毒不可能立即完全肃清,甚至在一些国家还在毒害着那里的人民。

      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认定为与资本主义并(平)行发展的社会,必然涉及到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发展五阶段论是否正确的问题。马克思把人类社会发展史分为五个阶段,即原始共产制社会、奴隶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和未来的社会主义社会,它们呈线性发展,即前一个社会发展到一定程度必然孕育出更高级的社会,被另一个更高级的社会所代替,如同建设楼房一样,必须一层一层的建设,不可能在较低一层还没有建成的时候就建设较高一层,也不可能在五个社会形态之外节外生出另一种社会形态。如果这个历史观是正确的,上述第三种说法就是错误的;为了说明第三种说法是正确的,就需要否定五阶段线性发展论,因此就就出现了下列理论:

      一是跨越论。这种理论曲解马克思关于东方社会可以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径直建设比资本主义更高级社会的论断,认为我国完全可以越过资本主义发展阶段,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起步,直接建设“科学社会主义”社会。马克思确实说过类似的话,但决不是无条件的,而是有具体条件的,那就是:第一,东方社会没有土地私有制;第二,必须在发达国家已经进入更高级的社会以后,在他们的帮助之下。缺少这两个条件,根本不可能实现这种跨越。可是事实上是怎样的呢?第一个条件根本不具备,东方社会土地私有制仍然存在。在地广人稀的国家和地区,土地超出了村民的生产生活所需,确实存在着荒芜的土地归公有,但经过开垦的耕地属于稀有资源,都是归私人所有的。不然的话,“十月革命”就不会颁布《土地法令》了,我国也就不会搞土地改革了;第二,直到现在还没有哪一个国家已经进入了比资本主义更高级的社会,因此也就不知道更高级的社会是什么样子,处在前资本主义社会的人们也就不可能知道跳起来以后会落到什么地方。也正因为如此,所以那些跳起来的国家没有落在比资本主义更高级的地方,而是落在了已被淘汰的坏的资本主义上了,甚至落在更落后的社会制度上了。

      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版序言中所说的“一个社会即使探索到了本身运动的自然规律,——本书的最终目的就是揭示现代社会的经济运动规律,——它还是既不能跳过也不能用法律取消自然的发展阶段”,是就整个人类社会来说的,因为道理很简单,走在历史最前面的国家或地区不知道往哪里跨越,不知道跳起来以后会落到什么地方。但这并是说后进国家或地区只能亦步亦趋地跟在发达国家后面爬行,不可越雷霆一部。不是的!它们完全可以在先进国家或地区的帮助下,绕过先发国家曾经遇到过的险滩和暗礁,实现跨越式发展。美国南方地区曾经是奴隶制社会,南北战争后,在北方的帮助下,解放了农奴,越过了封建社会,一跃而成为资本主义社会。亚洲四小虎也没有像始发资本主义国家那样从原始资本主义起步,经过私人垄断资本主义、国家垄断资本主义,而是直接步入了国家进行宏观调控的现代资本主义,不到一个世纪就走完了始发资本主义国家几百年走过的道路。我国改革开放后,也没有重走始发资本主义的老路,而是绕过了私人垄断资本主义,国有经济经过改制、上市、入世直接建设起了以国家垄断资本主义为主导的混合经济,在短短的三十多年的时间内就一跃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是,这并不等于后进的前资本主义国家或地区可以跳过资本主义这个“自然的发展阶段”一步登天到达比资本主义更高的社会,那是根本不可能的!这是社会发展的自然法则。谁要想以身试法,必然摔得头破血流。难道在这方面的教训还少吗?

      二是郡县论。这种理论以我国自秦以后改为郡县制为由,认为我国长达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根本不存在,因此也就谈不上从封建社会向更高级社会的过渡问题,言外之意是说自秦以后我国进入了一种特殊的社会形态,这种社会既不同于封建社会,也不同于资本主义社会,而是超出社会发展五阶段论的社会。

      郡县制是行政体制,封建生产关系属于经济体制,两者既有联系,但也不能等同。封建社会的经济基础是地主出租耕地给无地或少地的农民,通过实物或徭役收取地租,同时存在大量自有耕地的农民。它同奴隶制的区别在于:农业劳动者获得了人身自由,自由耕种土地,不再是奴隶主的私有财产;它同资本主义的区别在于:封建土地关系是佃农租用地主的耕地从事个体生产,资本主义是生产资料的所有者租用劳动者的劳动力进行集体生产。这些变化都是以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高度为基础的,绝非人们主观愿望的产物。郡县制的实行绝没有改变封建的租佃土地关系。秦以前的周天子分封土地以令诸侯,不属于上面的封建土地关系,而是周天子把土地分封给诸侯,这些诸侯实际上就是大奴隶主,由他们建立小诸侯国,归他们管辖的住民都成了奴隶。秦以后的郡县制,郡县的首脑仍然采用分封的办法由上面任命,而不是民选。被分封的郡县首脑是行政官员,对管辖的耕地不具有所有权,他们不能再像诸侯那样把管区内的劳动者当奴隶使用,只能通过横征暴敛吸允民脂民膏,并因此激起民众的反抗。因此,以郡县制否定封建制并不科学,中国自秦以后仍然属于封建社会,绝没有超出人类历史五阶段论的范围,以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和资本主义平行发展寻找理论根据并不恰当。

      三是新民主主义论。这种理论以张木生为代表,他在《改造我们的文化历史观》中写道:“近代中国的历史已经证明了经典的资本主义并非中国历史的必经阶段。”“‘五种社会形态说’,‘停滞说’与‘萌芽说’,对中国来说都是伪问题。”认为“五种社会形态说”“整个序列是在材料极其缺乏的情况下使用不同系统的材料拼凑出来的,充满断裂和不完整性”,因此我国的社会不必遵循五阶段线性发展的路子走下去,认为“改革开放三十年,经济改革顺应了新民主主义论,创造了世界奇迹”,只有全面实行“毛泽东提出,刘少奇实践的新民主主义论”,才能避免重蹈资本主义和苏式社会主义的覆辙,为中华民族闯出一条新路。

      伟大领袖创造的新民主主义论,是以对时代的误判为前提的:他认为自从“十月革命”开辟了人类历史的“新纪元”以后,整个人类历史就进入了一个新阶段——不在往资本主义发展了,而是向社会主义发展了,因此民主革命必须由无产阶级来领导,其发展前途不再是资本主义,而是社会主义。但实践的结果却与此相反:苏东已经发生巨变,冲走资本主义道路,苏式社会主义也把我国引上了斜路,已经被我国抛弃,这证明“十月革命”并没有“开辟人类历史的新纪元”。在这种情况下,重提用新民主主义改造我们的文化历史观,岂不是逆历史潮流而动吗?

      以上三种历史观都是对唯物主义历史观的否定,都是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属于和资本主义平行发展寻找理论根据的,都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信仰的背叛。可是“科学社会主义”是以唯物史观的发现为哲学基础的,如果否认了这个基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不再是马克思主义的政治信仰了。真如此的话,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也就只能是如一些人所说的那样属于“中国特色的资本主义”了。事实上也的确如此,因为我国的国有经济经过改制、上市、入世以后已经变成了以国家垄断资本主义为主导的混合经济,私营经济在国民经济中已经占有半壁江山、为国家提供了百分之六十的税收、解决了百分之七十的就业。这样的经济哪还有一点“科学社会主义”的影子?然而正是这样的经济,才使我国摆脱了贫穷落后的局面,一跃而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同时也正因为是这样的经济与原来的政治体制相结合,才出现两极分化、越演越烈的腐败、权贵资本主义和越来越多的群体事件。这也说明中国特色的资本主义不是好的高级的资本主义,而是已被历史淘汰的落后的资本主义。如果硬是要贴上社会主义标签的话,也就只能属于“保守的或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了。但正如上面分析过的那样,只有这样的社会主义才是促进社会进步的社会主义,才有资格冠以“科学”的美名。

      马克思发现的唯物主义历史观是马克思对人类的第一大贡献,是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正是在这个世界观的指导下,才搞清了人类社会发展变化的动因(根本原因)来自物质生产力,即在不同高度生产力水平上自然生成与之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形成一定社会形态赖以存在和发展的物质基础,并有一定法律的、政治的和意识形态的上层建筑与之相适应。物质生产力不是可以由人们任意选择的,而是日积月累逐步由浅入深从低级向高级发展的。用马克思形象的比喻,更高级的社会是由旧社会“孕育”出来的,曾祖父、祖父、父亲和儿子、孙子、曾孙是一种自然关系,是不可能颠倒和超越的;即便发现了社会发展的自然规律,但“它还是既不能跳过也不能用法律取消自然的发展阶段”,人们唯一可以做的只能是“缩短和减少分娩的痛苦”(马克思《资本论》第一版序言)。简单的说,在人类还不知道动植物的生长规律,也不会制造得心应手的工具时,就只能靠自身的体力通过采集、狩猎、捕捞获得最基本生活资料,过着极其简单的生活;在人们初步掌握了动植物的生长规律,并且制成了比较简单的农具如犁、镐、锄等,种植业就发展起来了,但当时还不会借用蓄力进行耕种,也就只能靠奴隶的集体劳动来弥补个体力量的不足;当人们学会了借用蓄力进行耕种以后,个体家庭就可以从事个体生产了,土地所有者把土地租给劳动者收取地租也就成了顺理成章的事,奴隶主也就变成了坐享其成的地主;机械的发明创造,煤、油、电、汽的发现和开发利用,这就要求生产资料的所有者租用劳动者的劳动力进行集体生产,从而大大提高了劳动生产率,为社会创造使用价值、自己获得利润的资本主义生产代替了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试想,如果不是人类初步认识了动植物的生长规律,并且制造了比较简单的农具,农耕经济怎么会发展起来?而在人类还不会使用人力以外的自然力时,除了奴隶集体劳动以外,还有什么办法能够帮助人进行耕作?农耕经济发展不起来,靠获取大自然无偿提供的果实的原始社会怎么能被初级的农耕社会(奴隶社会)所代替?难道手摇纺车和脚踏织机也能为社会大量生产织物?难道不是蒸汽机的发明和纺织机械的使用,才实现了从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向工厂化的资本主义经济转化?这些浅显的唯物史观基本道理,怎么被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寻找理论根据的人忘记了?尽管唯物主义历史观还有它的局限性,这需要专门论述,但它在一定层次上还是揭示了社会发展的普遍规律,应该作为人们认识社会历史问题的指导思想。企图通过否定唯物主义历史观基本原理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定位寻找哲学根据,那是擀面杖吹火——一窍不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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