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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刘锐:结构转型与道德变迁——读《桥村有道》
  •  2012-02-28 18:35:54   作者:刘锐   来源:三农中国   点击:0   评论: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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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道德具有社会性,是社会存在和发展的需要;道德生长于一定的社会基础,是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结构中确定的。道德作为社会结构的隐喻与象征,其发展衍变的逻辑与社会结构转型具有同构性,考察乡村道德变迁,须有一定的结构视野,将权力形态与村庄秩序纳入。谭同学新著《桥村有道》(以下简称《桥村》)即是循此思路,采用“写实民族志”、“合作民族志”和“自白民族志”的写作手法,从大传统和小社会,小传统和小社会,小社会和大社会间的关系来探讨乡村社会结构与文化传统的有机联系及互动机制,从而为我们立体展示出一幅乡村社会道德变迁图景。该书既注重村庄结构的分析,也注重叙事手法的运用,通过对桥村家庭关系、纠纷调解、民间信仰、村庄治理变迁的深描,提出当前乡村社会结合机制由“差序格局”向“工具性圏层格局”转变,及村庄结构由“伦理本位”向“核心家庭本位”转变的观点,对于我们理解和把握转型期乡村社会道德特征具有重要意义。笔者试图梳理出《桥村》伦常道德变迁的社会结构基础。

    一.

    中国传统社会结构是家族本位,从横向上来说,以家庭为中心,慢慢向外扩展至家族、宗族、氏族,超过一定界限便是外人,人际关系具有伸缩性和自主性;从纵向上来说,传宗接代、祭祀祖先,以孝为先作为家族重要伦理,人际关系是等级化的长幼有序[1]。“熟人社会”中礼治秩序的维持需要“长老统治”,需要“教化权力”[2],更需要生活实践里生长出来的伦常道德。伦常道德是与外显的宗族力量相对的文化力量,它形成一定的村庄舆论和道德压力。每个人从出生下来就在这种以伦常为核心的道德场域中长大成熟,不管他愿不愿意,都必须按照村庄内生的道德评价机制规范自己的行为。伦常道德产生的激励作用和社会排斥并不是软绵绵和凭空产生的,而是以家族宗族组织作为权力后盾。这种伦常道德、权力形态和社会结构交融互生的现象使得循礼重俗、尊敬长辈、中庸之道、克己复礼等道德价值观念生根稳固。作为大传统的仁、义、礼、智、信要在村庄成功渗透并实践下去,除了家族权力的外在支持,还需要作为小传统的“伦常”道德的接应。如果我们将伦常道德具体化,则可说村庄社会在政治上是伦理本位[3]、在经济上是同居共财、在信仰上是传宗接代、延续香火。传统社会里有形的宗族权力和无形的道德形态支撑使得村庄作为基本社会单位在调解村庄纠纷、缓解家庭矛盾、制裁越轨行为、防止公共品供给中的搭便车等方面作用显著。村庄将“大传统”“小社会”化,通过社会结构和伦常道德的互生同构形成“差序格局”似的社会结合机制。

    “小社会”作为“大社会”的一部分,它的运作发展逻辑受宏观政治社会变迁的影响。20世纪中国民族危机的到来使得国家政权建设显得尤为必要和迫切。20世纪上半叶,国家一方面加强政治权力下渗,强化对基层社会的控制,另一方面通过汲取社会资源进行现代化建设。不过,行政官僚的腐败以及对基层民众动员能力的羸弱使得当时的国家权力触角并未伸入基层社会。虽然有“赢利型经纪”[4]、土豪劣绅、地主恶霸,村庄政治格局遭到一定破坏,不过基层社会结构在经济层面和社会层面并没有太大改变。在家庭关系上,父子关系居于主导地位,夫妻关系居于从属地位,延续祖荫、祖先崇拜等依然作为个体生命意义的源泉;共财之义、通财之义的家族经济形态仍旧被保持下来。总的说来,20世纪上半叶的国家权力渗透程度有限,基层社会仍能保持一定的自治性和自主性,以伦常为核心的道德在村庄社会保持强大的力量,它将“宏观政治史村庄道德化”,村民的生产生活实践依旧以伦常道德作为是非善恶的评价标准。

    二.

    革命的胜利带来中国乡土社会的重大变化。新中国的成立延续了民国国家政权建设任务。一方面,国家通过合作化运动和人民公社体制加在对基层经济社会资源的提取力度,另一方面,宗族、家族作为封建残余被废除,长老和乡绅被打倒,自然村通过合并拆分被改造成行政村,国家将党政系统输入基层社会,基层社会变成政经社合一的单位制。“差序格局”的社会结合机制被革命话语塑造,人与人之间的亲疏远近关系被阶级标准改造。国家政治标准像一个楔子打入基层社会,制造出另一种村庄政治社会分层标准。传统社会以经济财富、政治声望、道德水平作为村庄社会分层的综合标准,伦常道德作为重要的参考指标,集体主义时代则仅以官方规定的政治标准作为主要分层标准。问题是,政治标准是不是实然地完全植入乡村社会,改造出另一种道德评价标准呢?这得从村庄社会结构和权力形态的转变说起。

    中国传统社会结构是家族本位,家族权力是村庄秩序的重要保障,核心家庭在大家庭的包裹中隐而不彰。人民公社体制的实行使得生产队成为农村的基本经营与核算单位,小家庭作为一级社会单位开始呈现,不过,它只是作为一个共同消费单位存在[5]。“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单位制使得村民在经济层面依赖村社的再分配体制,个人与集体利益的一致性塑造出村民的村社认同,桥村从“族有界而家无界” 转变为“族无界而村有界”。在政治层面,一方面,村民接受政治化的社会分层,要想实现向上流动首先必须根正苗红,用革命话语武装自己;另一方面,作为“明线”的阶级标准与作为“暗线”的伦常道德标准相互交织,相互影响。此时的国家权力已然渗入基层社会,有改造乡村的能力,阶级标准对村庄纵向结构的改造比较成功,革命道德话语逐渐被村民认可。不过,伦常道德作为村民品评人情世故、会不会“做人”的标准并没有被改变,村庄横向结构并没有发生实质性变化。细究道德生长的社会基础,我们会发现,伦理道德是在人与人的关系互动中产生的,道德首先是在横向的人际关系结构中萌生发展,权力作为道德的外援力量,为道德规范的实施奠定纵向结构基础,却不能取代作为道德源泉的横向关系结构。村庄纵向政治格局的改变只是触动了伦常道德的发生形式,作为村庄横向人际关系结构“说明书”的伦常道德依然延续。在集体化时代,村庄纵向上的“家族权力”和“长老统治”被以村支部为基础的党组织和人民公社体制所改造,革命道德话语作为纵向分层标准与伦常道德的关系随着历史发展的不同时而具有一定的重合性和同构性,时而“东风压倒西风”,呈现出一定的张力和矛盾。“以“己”为中心,以“伦常”为标准往外“推”的圏层结构没有发生实质性变化”[6]P153是村庄伦常道德得以维持和延续的结构底线。

    三.

    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行标志着人民公社体制的解体和后集体时代的到来,家户作为基本单位在村庄的地位凸显。此时的国家权力逐步淡化对基层社会的控制,村庄纵向结构不再以阶级话语为唯一标准,村庄纵向结构分层更加多元,村民向上流动方式也更加多样。村庄横向结构在去单位化后,较为宽松的社会环境以及以家户为单位的“分”的特性带来了村民新的社会流动方式,村民之间的关系结构开始松散,“伦常”道德和“革命”话语淡出村民的视野。不过,考察村庄道德形态变迁时,须以1990年代为分界点,1990年代以前,尽管村庄纵向结构和横向结构都发生微妙变化,但变化幅度并不大,村庄规则和伦常道德仍能发挥主导作用。对于公私不分、“胳膊肘向外拐”的村干部,村民的道德评价仍能形成一定的舆论压力,对于家庭内部关系如养老问题、婚姻关系如夫妻矛盾,邻里关系如家户纠纷,伦常道德仍能发挥舆论作用。而1990年代以来,随着村庄纵向结构和横向结构的巨大变化,村庄社会结构彻底转型,伦常道德也迅速变迁。

    1990年代以来,一方面,在村庄政治结构中,革命话语已然消退,村庄权力精英不再考虑公德私德问题,权力运作突破村庄伦理,基层治理越来越内卷化;另一方面,大环境的变动使得财富标准逐渐超过伦常道德标准和权力标准,成为村庄主导的分层标准。经济分层产生社会分化,在纵向社会结构分化的压力下,村民在处理横向社会关系时变得现实化和功利化,家户之间的分散特性逐渐表现出来。家户之间在处理人际关系时也讲道德,但道德话语背后的利益化成分较多,这表现在村民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核心家庭以外的代际交换失衡,老年人的生存状态堪忧,孝道相对式微;传宗接代不再被看重,生男生女都一样,农民生育更加注重天伦之乐;夫妻关系在家庭中居于主导地位,个人在婚姻中具有自主权,婚姻关系挑战伦常道德得不到惩戒;村民之间的矛盾纠纷得不到村庄公权力的有效化解,灰色势力进村,进一步破坏家户间的关系;村庄盗贼蜂起,村民吸食毒品不再为村庄权力和伦常道德所约束;不堪现实生活之压且得不到村庄伦理关怀的村民在宗教信仰中寻找心灵的安慰……村庄乱象丛生,各种有违村庄伦常道德的问题频频发生,让我们不禁思考作为伦常道德生长基础的村庄结构如何发生变化。

    村庄社会失序,盗贼、毒品、灰色势力的出现与改革开放以来国家权力逐渐退出乡村,基层治理能力弱化有关,也与村庄社会结构变迁有关。在传统社会里,皇权不下县,基层社会的效运转得益于宗族长老的显性权力和伦常道德隐性权力共同发挥作用。相较而言,若村庄内部有足够的凝聚力以维护伦常道德,且有足够的动员能力以抵制外来袭扰的话,村庄共同体将成为村民获得体面和尊严生活的温馨家园。当国家权力撤出村社,村庄内生权力又相对疲软时,伦常道德就将“无枝可依”,只能依靠村民的道德舆论产生软绵绵的话语约束。1990年代以来,随着我国工业化市场化进程的加快,农村也大受影响,货币支出压力和经济竞争在村庄内剧烈呈现。分田到户使得家户成为农村的基本单位,家户本身具有“分”的特性,家户之间的关系具有松散性,如果没有一定的公权力规范,家户之间很难保证伦常道德的延续。在后集体时代,金钱成为衡量一切价值的公分母,财富作为村庄主要分层标准被村民认可接受,在生活现实压力下,为实现货币的高积累,一些村民为达目标不择手段,村庄纵向流动秩序混乱,权威和文化水平作为村庄等而下之的分层标准,伦常道德则处于最次要的地位。市场经济和享乐主义文化的盛行改变村庄纵向层级结构,也使横向人际关系结构理性化利益化,家户之间的交往现实化功利化。纵向结构和横向结构发生共变,村庄共同体在瓦解,没有权力规范和伦常道德滋润的村庄正在向“半熟人社会”[7]过渡。

    当家户因为村庄内生权力缺失和伦常道德疲软成为基本社会单位后,农村社会结构发生转型,生长在结构基础上的伦常道德也相应变迁。与时下一些学者[1]论述的中国农村出现伦理性危机,农村社会结构正在从伦理本位向家庭本位再向个人本位迈进不同,作者认为,当前的中国农村结构转型止于核心家庭。以宗教信仰的变迁为例,桥村1990年代以来的宗教“复兴”不过是核心家庭在现实社会压力下采取的一种消极应对方式,在家户之间互助功能弱化,村庄人际关系越发势利和冷漠的背景下,村民的自然崇拜工具化的一面凸显出来,祖先崇拜也旨在维护人际关系的道德底线。相比较而言,核心家庭内部的伦理价值还能维系,以亲密关系为基础的权力形态能发挥作用,核心家庭是村民利益算计、财富积累的基本考虑单位。伦常道德在村庄内部不再规范人际关系和权力运作,以自我为中心的个体在核心家庭以外的行动很难再受到道德伦理的制衡。为了克服阎云翔所说的“无公德的个人”[8]的自利主义弊端,作者提出,一方面,需要建设村庄道德底线,另一方面,需要规范公权力,保证社区规则和道德秩序的正常运行。

    四.

    《桥村》以村庄社会结合机制为叙述明线,以村庄社会结构转型为描述暗线,以此来探讨村庄社会伦常道德的百年变迁,可谓思维敏锐,视角独特。而作者在著作结尾提出当前以“治理、道德、信仰问题为标志的“基础性社会问题”[6] P453是农村主要问题时,又将村庄结构、道德建设、权力规范综合起来作整体考察,从而引领我们理解转型期乡村社会性质,思考乡村伦理道德的前途。作者以小见大,以点带面,既注重微观深描,又注重宏观思考的学术眼光和家国关怀值得我们借鉴和发扬。

     

    《桥村有道——转型乡村的道德、权力与社会结构》谭同学著,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010月版

     

    参考文献

    [1]李亦圆,《李亦园自选集》,上海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246

    [2]费孝通,《乡土中国 生育制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

    [3]梁漱溟,《中国文化要义》,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9年版

    [4][]杜赞奇,《文化、权力与国家》,王福明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

    [5]费孝通,《家庭结构变动中的老年赡养问题——再论中国家庭结构的变动》,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3年第3

    [6]谭同学,《桥村有道——转型乡村的道德、权力与社会结构》,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010月版

    [7]贺雪峰,《半熟人社会》,开放时代,2002年第1

    [8][]阎云翔,《私人生活的变革》,龚小夏译,上海书店出版社,2009



    [1] 贺雪峰,申端峰,刘燕舞等对乡村伦理变迁作过一些探讨,详见贺雪峰《农民价值观的类型及相互关系——对当前中国农村严重伦理危机的探讨》,开放时代,2008年第3期;申端峰《农村生活伦理的异化与三农问题的转型》,中国发展观察,2007年第10期;刘燕舞,《从核心家庭本位迈向个人本位》,中共青岛市委党校·青岛行政学院学报,2009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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