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路雄著《耕者有其田》序二
最近10多年一直在农村调研,主要研究乡村治理,对土地问题不重视。1990年代的总体形势是农民厌农,土地之于农民,有时不是权利而是负担。取消农业税后,农民种田积极性高涨,土地权利问题变得重要起来,我在调研中也开始注意到土地问题。
一旦注意到土地问题,就发现,农民对土地的期待,与学者和政策部门有颇大差异。从农民的角度尤其是从耕者的角度来看,他们从事农业的最大困难在于经营规模太小,机耕、植保、灌溉等生产环节都难以独立完成,离开集体经营层次,“一家一户办不好或不好办的事”就会折腾农民,农民就不得不付出身体的、精神上的代价。集体经营层次的缺失又往往是与农民土地承包经营权的强化有关,比如土地承包期的延长,集体调整土地权利的丧失,农民不再承担对集体的义务,等等。农民土地权利增加了,农民却不得不忍受更多生产上的不便,不得不付出汗和泪的代价。这很吊诡。种田农民最关心的是生产方便,而不是抽象的土地权利,因为农民已经有了充分的从土地上获得生产收益的权利。我在10多年的农村调查中,一再感受到了农民对种田不便的抱怨。
取消农业税前,农民不仅种田不便,而且负担沉重,“三农”问题日益严峻。取消农业税后,农民强烈地感受到了中央惠农政策的好处,同时也更加强烈感受到了种田的不便,取消农业税的同时也取消了三提五统和共同生产费,也就是取消了农民对村社集体应尽的义务,村社集体组织更加彻底地退出农户经营环节,农户不得不更加孤立地面对农业生产中“办不好和不好办的事”。
农民称分田到户后为“第一次单干以来”,称取消农业税改革后为“第二次单干以来”。第一次单干只是农户分散经营,村社集体在共同生产事务上还有一定的统筹能力。第二次单干以来,村社集体的统筹不再存在,仅仅剩下单个小农独自面对市场和生产环节中的事务。如此之小规模的小农,显然难以单独面对生产环节事务。
农民越是在生产中感受到不便,我们与农民聊天中,就越是能感受到农民的抱怨。与一般人想象取消农业税后的情形不同,我们在农村调查发现,一方面是农民对中央惠农政策的强烈感激,一方面是对生产不便的强烈抱怨。农民生产中的不便,恰恰源自专家学者和政策部门扩大农民土地权利呼吁与实践,造成村社集体解体所致。
因此,我决定站在中国从事农业生产的农民角度来写一本反映他们需求的书,并很快拟好题目,备好资料,动手写作。
刚开始写作,偶然接触到张路雄先生本书中的研究报告,读后惊诧不已,因为我在10多年调研中所感受到的农民抱怨,张路雄先生均作了深刻的理论与政策解析,我在长期调研中所形成的关于中国耕地制度的模糊认识,张路雄先生最近30年都一直在坚持和重述。张路雄先生关于农村耕地制度的研究,是我迄今所接触到的分析最深刻,表达最系统、准确,最能体现种地农民情绪,反映种地农民要求的文字。不仅如此,张路雄先生还牢牢抓住了当前农村耕地制度中的主要矛盾,即耕者要有其田。当前中国土地承包30年不变甚至长久不变的政策,会因大量农民进城,而发生土地承包者与耕作者的分离,耕者无田,所以耕者无种好田的积极性,这样下去,中国农业的前途不堪设想。
张路雄先生对经验有深刻的把握,因此可以辩证地看待问题。他关于中国农村耕地集体所有制独特优势的分析,对土地权利与农业经营关系的分析,对农业公司化经营的担忧,对中国特色农业制度的设想,都是极其深刻而让人警醒的。
尤为可贵的是,张路雄在近30年来保持了自己观点的一贯性。本书第七章写于1980年代的文字,到进入21世纪第2个10年的今天读来,仍感到力透纸背,可谓真知灼见。我这个做农村调查的后来者,因为长期在农村调查,听农民抱怨,偶有所悟,张路雄先生竟早在30年前即有此先见之明,敬佩之情油然而生。当我听张路雄先生介绍自己早年曾参加农业生产,方进一步悟出实践出真知的重要性。
普世意识形态高调和黑板经济学教条已经误导了当前中国的三农政策。从事三农研究的学者,制定三农政策的官员,也许都应有一个更加深入的农村调查,甚至需要到农村从事一个时期的三农工作。如此,则农民幸甚,中国幸甚。
受张路雄先生所嘱,发以上感慨,是为序。
贺雪峰2011年6月26日晚于华中科技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