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村民自治的两极分化与重心回归

     

    河北省新乐市化皮镇人民政府    贾建友050700

    河北省委党校哲学社会科学部    程瑞山050000

     

    [内容提要]村民自治的实践和研究均出现了两极分化现象,两极分化现象的背后是村民自治运转的动力结构出现了以利益为核心的变异,变异的实质则是村民自治以民主选举为重心的偏离,应当通过采取简单、高效民主监督形式、切实保障村民的民主监督权利,提供稳定、必要的物质基础保障三个途径,实现村民自治民主监督的重心回归。

    [关键字]村民自治    分化    回归

    [正文]近些年,村民自治的实践和研究均出现了两极分化现象,这个现象不仅表明了各界对村民自治的分歧巨大,更为重要的是预示了一种国家与社会、民众与精英、制度与现实的日益分离极为可怕的趋势,这种两极分化的背后是村民自治运转的动力结构出现了以利益为核心的变异,变异的实质则是村民自治以民主选举为重心的偏离,要解决村民自治两极分化和推进村民自治进一步发展,主要对策是应当通过采取简单、高效民主监督形式、切实保障村民的民主监督权利,提供稳定、必要的物质基础保障三个途径,实现村民自治民主监督的重心回归。

    一、村民自治的两极分化现象

    1、村民自治研究中的两极分化

    自从1988年较为完善的村民自治制度创立并推广以来,关于村民自治的研究就开始逐步兴起,相伴而来的则是关于村民自治制度运行状况的判断与争论也一直持续至今,而且分歧也比较明显,根据笔者所了解的情况,在村民自治的研究方面来,总体上呈现两极化状态,从行政体制内的研究来看,官方的资料和报道以及高层的研究,总体上对现实的判断和未来理论上的描绘以乐观为主,一句可以总结为成绩是主要的,不足是难免的。但从来自基层实践者相关研究来看,则对村民自治的现实与未来持抵触或悲观态度的人却较多,最为明显的就是在2006中国村民自治的过去、现在和未来国际学术研讨会征文过程中,一位基层干部撰写的一篇判定村民自治将走向衰落和消亡的论文被主办者作为反面典型特意提到,虽然这篇论文没有入选,但笔者和论文作者是好朋友,对他的判断也有一定的同感,加之笔者在实际工作和研究过程中与众多的基层干部交流,也确实感觉到了悲观情绪的弥漫。在学术界关于村民自治制度运行的现状描述与理论研判虽然以乐观据多,但也存在着相对较大的分歧,尤其是能够深入农村进行长期观察和实际的研究者,大多提出了比较尖锐的问题,以上各种判断都有自己的事实依据和资料来源,似乎谁也无法说服谁,虽然大家都不否认的是村民自治制度的实施,极大的改变了广大农村的政治、社会、经济甚至是文化发展状态,但这种对现实和理论研判结论,尤其是现实判断的巨大分歧,却不仅对村民自治制度的发展与完善不利,更为重要的是预示了一种极为可怕的趋势——国家与社会、民众与精英、制度与现实的日益分离!

    2、村民自治实践中的两极分化

    如果只是研究中的两极分化,似乎问题不是太大,但一方面研究本身就来源于实践,是实践的总结和归纳。另一方面作为一名长期工作在农村一线的工作者,笔者从实践当中得到的判断更是不容乐观,在笔者参与的国家社科基金课题-村民自治运行质量研究中,在个案部分,我们课题组在冀中部K乡的五个村中选择了三个村(ABC),对这个三个村2003年到2009年共六年的村民自治运行进行了长期的梳理和研究,重点对20032006年两届的村民委员会换届进行了全面研究,发现这三个村,经济基础最差的A村村民自治运转在2009年实质上已经处于停滞状态,甚至2006年连续两次出现村委会选举零参选1200名选民没有一个到会场,甚至选委会成员也大部缺席),只是由于近几年上级转移支付的和相关支农资金的大量下拔才出现缓和,而经济基础稍好的C村,则因为村委会运转负担过大,虽然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相对较实,但许多硬件检查不过关,而被列为差村。具有较多村级资源的B村,虽然因为村内宗族派性严重,干部明争暗斗激烈,村财务问题重重,每届村委会换届选举都要引发大的群体事件,但因为选举过后,村民自治运转相关各类硬件较好,也有一定的政绩反而成为先进。单从村民自治运行质量的外观上来看,应用村民自治当中四个民主的一些外部易测量的形式条件来测量时,如民主选举的参选率、选民的参选意识、竞争的充分性,民主决策、民主管理的会议记录、档案类资料,民主监督中的村务公开及时、完整性以及相关的硬件设施等,还有村委会运转是否正常、是否能够实现村中事务管理,还有在配合乡镇工作开展等几个方面,三个村中A村是最差的,C村是较差的,而B村是最好的,这可能也是一般情况下能通过查阅相关资料、实地观察测量、加上调查乡镇、村相关人员得出的结论。但通过上述这种进入村民自治运转过程内部的方式,由局内人当事者的眼光来观察和参与村民自治运转评价的顺序则是不同的,如果从村级村民自治制度运行的实质来看,应用另外一些不太容易测量的标准来衡量,如民主选举中选民参与选举的目的或指向、村委会干部参与目的或指向,选举竞争的策略,民主决策、民主管理中村民对相关事项的真实性了解,或者实质性的参与程度,民主监督中村民对村财务真实性的了解与监督的可能性和保障程度等,还有村委会在村务管理方面运转的实际效果、与乡镇的利益联结程度和乡镇对村级的监管效果,行政权力在村级的作用发挥等等几方面,就会发现三个案例村中,C村反而是最好的,A村是较差的,而B村却是最差的,这与上述普通调查方法所得出的结论是完全不同,以上只是简单的三个村的村民自治实践调查,在K乡五个村当中,其它两个村和B村最接近,甚至连村委会都没有,只有村委管理小组!实际上,和K乡差不多,许多地方的村民自治已经向两个极端分化,有资源的村,民主选举过程村民参与热情高涨,村干部争夺激烈,各种问题层出不穷,竞争好象比较充分,过后村民自治运转表面趋于良好,但这些村不出问题则罢,一出问题就是所谓的大事,往往成所谓的不稳定村候选者。没有资源的村,村民参与热情低落,村干部甚至基本没人参与,过后村民自治运转也基本上处于半停滞,甚至停滞状态,可是这类村也成为所谓的稳定村,这种两极分化也从现实角度佐证我们的村民自治确实有着不容忽视的问题,而不是简单的不足!那么这种分化的背后是什么呢?

    二、村民自治两极分化的背后是动力结构变异

    1、村民自治运转的动力结构

    一套成形的制度运行必须要有相关的运行动力机制来支撑,其来源一般有两个,一是内部动力,二是外部动力,并且单一的动力较少,多为复合的动力,随着制度的长期运转,各种不同的动力相互结合并影响,会形成不同结构的动力结构。从村民自治制度运行的动力现实与历史演变来看,都可以发现此规律,村民自治制度运行动力结构,从开始推动村民自治制度运行的各种动力的构成方式,其动力也并非单一,概括来讲,内部动力包括村民对制度的内在需求和现实及预期利益(可以称为内生性机制),村委会干部(包括参与村委会干部竞争的村民,也可称为准干部,以下相同)获得的现实及预期物质利益(可以称为利益性机制),村干部行为受到来自于村民和其它干部的监督是否有确实有效,其它方面还有村委会干部获得的与传统、宗族、文化等有关的荣誉性利益等(也基本上归类于内生性机制)。外部动力主要包括上级政府和有关部门的资源输入或输出,对村民自治运转的监督实效,以及国家权力输入(行政权力、司法权力等),村庄外部社会的资源输入(如物质资源、地域文化和信仰力量)、暴力输入(黑恶势力类)等。

    2、村民自治运转动力结构的演变

    从动力结构历史演变来看,基本上经历了三个阶段,即村民自治初步运行阶段(1978年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到198711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试行)》颁布),动力结构由开始的内生动力为主,逐步形成内生动力与与外部动力的强制机制结合的简单二元型结构。村民自治试运行阶段(19871124日六届全国人大23次常委会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试行)》至1998114日九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动力结构逐步形成了以外部动力的强制机制为主、内部动力的内生机制逐步隐形、利益机制开始显现的隐性多元型结构。村民自治正式运行阶段(1998114日第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五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至至今),动力结构则是由外部动力的强制机制托底、内部动力的利益机制日益凸现、内部动力的内生机制逐步隐形的显性多元型结构,逐步演变甚至变异为目前的外部动力的强制机制托底、内部动力的利益机制核心化、内部动力的内生机制隐形的利益核心多元型结构。

    3、变异的利益核心多元型动力结构

    从实践来看,村委会运转的基础或者前提则是必要的物质保障,从村委会产生的萌芽阶段,因为其承担的职能非常有限,其运行所需要成本很少,推动其运转的主要动力在于村庄内部需求,村委会成员的参与有更多的习惯性或荣誉性成分,因此作为村委会成员以义务或半义务的形式完全可以支撑其运转,但是当村民自治成为一个较为完善的制度,村委会承担了大量来自村级自身和上级政府指令性的任务时,运行成本开始急剧增加,推动其运转的动力主要在于行政的外力推动加上对村委会干部的利益引导,因为这个阶段大部分的村庄仍然保留有集体经济时代的家底,村委会干部的合理利益可以有所保障,所以村民自治可以在一个虽然层次稍低,但分化较小的范围内运转,从90年代中期开始,是农村发展趋缓、国家对农村的汲取增加的开始,也是农民负担日益加重,村委会产生巨大分化的开始,此时村委会承担的职能越来越多,尤其是其承担的汲取功能对村委会产生了的两极分化巨大的影响,从开始的农村集体资金涸竭、到农民家庭资金的涸竭逐步引发了90年末21世纪初期农民负担的高峰到来和农村稳定形势的低谷,虽然此时的乡镇政权和村委会面临同样的形势,一方面要承担对下的汲取,另一方面要承担自身的运转保障。但双方的选择却出差异,村委会面对千家万户的农民要实现这双重的功能,不仅成本太高,而且面临的各种风险太大,因此对村级资源、资产的资金化(承包、变卖、抵压、置换等)就成为村委会最好的选择,乡镇则是对村委会这种作法放松、放弃监管甚至是纵容村委会干部对级资源、资产的资金化来保障自己的这个双重功能的实现。因此,吸引农村精英参与村级管理的利益因素日益凸现,这就导致了村委会运转状况出现两级分化,资源丰富的村成为村民自治的先进和典型,一些村干部也多成为依靠个人应对特殊情况下的特殊能力或魅力来统治村庄的能人并成为村民中的富人,资源贫乏的穷村则日益成为村级无资源、无资产、无资金的三无型村庄,村干部也象走马灯似的换来换去,每一次的人员更换都是一次农村精英在无奈中的流失,村民自治只能沦为汇报中的运转和纸上的制度。近几年随着市场经济的全面发展和影响,加之全面取消农业税,县乡机构精减和改革,而出现的农村村委会运转和村干部的保障进一步降低(农业税取消后的农村财政转移支付等相关政策,从理论上都不能保障村委会的正运转和村干部的正常利益,更谈不上发展需求),行政权力回缩导致的农村管理和监管权力真空,进一步加大了村民自治运转的两级分化状况,并且出现分化的极极端状态——村民自治异化,对于资源丰富的村庄,村委会干部在将村级资源、资产资金化的过程获得的利益日益增加,而受到的来自己村民和上级的监管和制约却日益减少,虽然表面上看起来村委会还在积极配合乡镇落实各项政策,自身也运转得比较良好,但实际上村民自治日益成为少数人争夺权力和私利的工具,就如案例中的B村一样。对于另一类村级资源贫乏的村,则同样会因为以上原因将村内的最后一点资源消耗殆尽之后,村委会也成为一个空壳,大部分的制度也失去意义,最终将连乡镇等外力的推动也无法保持其最低层次的运转,村民自治将如案例中的A村一样,成为完全依靠上级资源输入来维持的植物型制度,即象医学上的植物人一样完全依靠外部营养输入来维持,基本上不再产生实质意义上的效果。可以说,因为这种以利益机制为核心的动力结构,村干部和村民尤其是村干部参与村民自治的动力基本上异化为以获得超额甚至非法的个人利益作为根本的选择,而外部的动力基本变异为工具性的选择,内部需求则基本成为隐形,这是导致村民自治两极化,尤其是村委会选举中各种非正常竞争、金钱民主、暴力民主等异化村民自治的根源。

    三、村民自治的动力结构变异的本质是重心偏离

    1、村民自治的重心是民主监督

    很长一段时间,各界对村民自治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民主选举方面,而且从国外的一些理论和经验来看,民主选举确实是民主制度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但是从中国农村的传统和当前的实践来看,民主选举并不应当是村民自治的重心,笔者认为,在村民自治运转的物质基础得到一定保障之后,村民自治的重心在于民主监督,因为有了一定的物质保障无论是村级自身的资源还是外来输入的资源都会构成村民自治表面形式化的甚至异化的前提,在村级一般情况下村委会干部的利益构成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是补贴类,主要包括村级误工补贴、上级发放的误工补贴。二是奖金类,主要包括由村级支付或上级支付的完成工和任务后的合理奖励(如税费收缴、计划生育等),三是不合理甚至是非法的收益类,如公款报销个人开支,经手各种开支中的虚报和提成,村级资源、资产经营中的不合理收益、变相侵吞甚至强行侵占集体资源、资产等。作为第一、二类基本上可以看做是合理的收益,这些收益的来源也一定程度上受制约于村级资源,而且相对较少,受到上级的和有部门的监管程度相对较高。但第三类收益完全决定于村级的资源,不仅收益巨大,而且受到的上级政府和有关部门的监管程度相对较低,受到主要可能的监管来源于村内的村民和其它村干部,但由于信息公开程度较低,加之村民的对村委会的监督权难以得到保障,因此这个监管也基本为零,其它村干部反而成为了监管最具可能性的群体,于是这就造成了当前的村民自治当中的一些怪现象,许多村没有村民真正的监督但也很非常稳定,各项工作开展顺利不出问题,这并不是村民自治制度实行的真正好,和案例中的B村一样,其实质是村干部之间利益平衡的结果,这样的村发展下去有两个结果,要么村级资源逐步枯竭,最后成为空壳村村民自治也将成为植物型制度,要么因为村干部之间的利益平衡被打破,成为群体性事件高发,上访案件不断的不稳定村。对于村级资源贫乏的村,如果有较好的监督实效,那么村民自治的运转无论形式是否合理或是否规范,其村情都会比较较稳定,而且在稳定中有所发展,如同案例中的C村,相反如果没有较好的监督,则很快就会成为空壳村,村民自治成为植物型制度,如同案例中的A村。总之,从实践来看,村干部合理利益来源于村民自治运转的物质基础,不合理或非法的利益决定于村级本身拥有的资源或外来资源是否巨大,没有对村民自治正常运转和村干部合理利益的保障,村民自治会出现运转困难,但没有有效的监督,无论何种程度的资源都无法实现村民自治的正常运转,因此监督实效是村民自治正常运转的必要条件,也是村民自治运转的重心所在。

    2、村民自治的重心偏离的严重后果

    由于各界对村民自治的重心和着眼点多放在民主选举之上,所以来自于村庄外部的,对村民自治运转产生作用的力量也出现了偏离,在村民自治制度的萌芽期,外部强力主要表现为乡镇及上级政府的肯定、表扬、推广和工作支持等,这种强力主要是一种引导性的力量,对村民自治的发展和制度化起到巨大的推动作用,其作用主要表现为正面性作用,村民自治制度实行的试行期,外部强力主要表现为乡镇的权力授予、资源输入、行政命令或指导等,这种外部强力在村民推广和发展完善起到明显的正面作用,而且对于农村社会性的管理也起到了巨大的作用。但是在后期随着村民自治的全面推开和村委会职能的增加,这种外部强力的负面作用开始显现,尤其明显的是由于乡镇在完成对农村资源汲取过程中,对村委会监管作用的主动放松或放弃甚至是纵容,导致村民自治出现分化和异化,并且乡镇一些物质奖励、强制力量的支持更是让村委会干部和乡镇干部一样都成为农民的对立面,成为农村问题的制造者,这也是导致农村税费改革农业税取消、乡镇机构改革迅速推行的重要原因之一。但农业税的取消和以减人、减财、减权、减机构为特征的乡镇机构改革,加之县级各类机构也撤离农村,造成农村的外部资源和外部强力迅速减少,从而导致农村管理权力出现真空,乡镇对农村村委会的监管力量明显变弱,甚至由于行政权力的和资源的双重匮乏,乡镇在各种农村工作中对资源贫乏型村委会的引导和指导作用明显降低,重要的是开始受到资源丰富型村委会非正常的反制和挟持,农村村民自治两极分化出现加速,最重要的是出现另一类外部强力,这就是农村的黑恶势力开始迅速冲破了现有体制下的文化、政治、甚至是法律制约,强势介入农村村民自治的运转,许多资源丰富型村委会以不可想象的速度,蜕变为黑恶势力非法汲取村级资源、压榨民众、渗透政权的工具,农村村民自治异化的状况进一步加剧。总之,因为主要的着眼点和重心放在民主选举上,民主选举在资源丰富的农村已经成为各类精英控制村委会,疯狂掠夺村级资源、欺压剥夺村民、攫取个人巨大私利的工具,而在资源困乏的农村,民主选举则只是成一个政府出资、出人、民众表演的闹剧,做为外部强力主要来源的乡镇政权和国家权力,虽然在村民自治发展过程中,因为村级的监督实效问题导致成绩和不足共存,但做为后来者的黑恶势力完全是因为既没有村级监督实效,又没有乡镇基层政权力量的有效制约,而成为异化和破坏村民自治程度最大、后果最严重的邪恶力量,在一些地方的农村村委会已经完全被黑恶势力控制,并且渗透到乡镇甚至是县级政权之中,这已经根本不是村级监督实效的问题了,也不是村民自治的问题,而是国家基层政权的归属问题了。

    四、村民自治的重心回归与路径选择

    总之,根据以上的研究和实践经验我们认为,决定和影响村民自治的运转质量主要在于以三个因素,村级资源(可以简单以村级干部的利益来做为评价)是村民自治运转的基础和前提,而村级监督实效则是保障村民自治能够正常运转的必要条件,来自于村庄外部的强力对村民自治起到的作用是复杂的,需要具体的来分析,因此,村民自治两极分化的实质是村级资源的两极分化下的村级监督实效总体不足,加之目前外部强力中行政权力的异化,以及黑恶势力对村民自治的介入和控制,更进一步加剧了村民自治两极分化的程度和速度,这将是中国村民自治未来发展面临的最大风险和问题。解决这个问题的核心就是要实现村民自治重心的回归,即将村民自治的重心放在民主监督而不是单一的民主选举上,也不是平均分配力量在四个民主上,因为目前许多村级资源贫乏的村庄其物质资源和人力资源均已经不足以支撑一个完备、规范村民自治制度了,而村级资源丰富的村庄的最大问题又在于村级监督实效不足,因此,最优的选择就是以充分的监督实效作为解决村民自治两极分化和推进村民自治进一步发展的重心,具体的路径可以有以下三个:

    1、简单、高效民主监督形式

    为应对农村的复杂变化,当前的村务公开变得日益复杂,形成了现在的村务公开制度套制度,制度保制度的复杂形势,许多的制度,不要说村民,就是村干部、乡干部也难以搞清,要完全把这些制度执行到位,不仅没有相应的财力,甚至连人也没有,很简单,市场经济条件下,各个村民都在忙自己的事,谁没事整天围绕这些制度打转呢?那么有没有简单高效的办法呢?当然有,而且有少数地方已经实践过,这就是村财务原始单据公开,在村务公开中,农村的财务公开必须是中心,而且必须公开原始单据凭证,这是其它所有公开的基础,村务公开的目的是什么?或者说检查村务公开成功与否的根本标准是什么?笔者认为,不是一些人认为的要做到让村民人人明白,因为这是我们村务公开走弯路、制度变复杂的思想根源。村务公开成功的标准应当是为所有的村民提供一种可能性,即任一村民,如果有意愿即能完全了解本村在单位时间内的财务收支。用这条标准去衡量我们许多地方搞的村务公开,就可以发现,好多制度和规定是做了无用功或者是事倍功半,其实无论财务制度多严格,无论理财小组再负责,也无论各种决策和管理监督过程多复杂,都不如在财务公开中将原始单据复印件公开来得直接和明白,也更省人力和物力,不仅对村集体财务收支是一种公众监督,对相关规定的执行者也是一种公众监督,对民主管理和民主决策也是一种结果的监督。

    2、切实保障村民的民主监督权利

    在许多地方尤其是村级资源丰富的村庄,村务公开是否真实只是初步,最主要的是村民民主监督的权力能否得到切实保障,村财务原始单据公开后的村务公开监督的重点是包括乡镇和审计部门在内的上级监督,这应当有三个部分,一是乡镇对村级财务和相关公开内容、公开程序等方面的定期审核监督,从各类票据内容的真实性、手续的完备性以及是否存在各种违规违纪情况等方面进行审查。二是上级审计部门对农村财务的专项审计,在实行有计划轮审的基础上,重点要放在村干部的离任责任审计、村集体土地征用补偿费用使用分配管理审计等农村较突出的问题上。三是对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乡镇和有关部门要及时进行调查审计。这三部分关于于村务公开的审计结果尤其是定期的审计结果和处理结果要与村务公开附在一起同时公开,这样不仅能实现对村务公开有效的上级监督,还可以实现对有关部门工作的群众监督。

    3、提供稳定、必要的物质基础保障

    当前许多村级资源贫乏村庄的村民自治处于半停滞甚至停滞状态的原因在于运转缺少稳定、必要的物质基础保障,只有简单、高效、高度保障的民主监督只能保障村民自治不出现过度的分化,却不能保障村民自治不出现分化和正常运转,虽然当前许多地方都出台相关政策,对村委会干部的误工补贴甚至是将来退职后的养老给予了保障,也就是所谓的村干部吃皇粮,还有许多部门的支农项目和资金大量下乡,这些政策从现实来讲对村级资源贫乏地区的村民自治运转起到良好的作用,但仍存在一定的不足需要改进,一是提高村民自治的运转保障,村干部吃皇粮有了保障,但因取消农业税后转移给村委会的资金有的是作为皇粮给了村干部,有的是作为一些必须开展的工作经费而被上级克扣了,村民自治运转的经费实际上仍然没有保障,村民自治承担了大量的行政性的工作,实际上是做为了国家行政权力末梢来对接每一位村民,国家应当根据村民自治承担的实际工作量和运转的实际需要给予必要的物质保障,而不能只是给了吃饭的钱却没有干活的钱。二是改革国家对农村资源的输入方式,因为无论目前的村干部吃皇粮,还是支农项目资金下乡,都存在一定的弊病,村干部吃皇粮了,成了准国家工作人员,工作中对谁负责会出现一面倒,可能走对村民的对立面,那么村民自治的意义将会出现变异,支农项目资金的下乡不仅不稳定,效率过低,而且多需要所谓的配套资金,这更是进一步加剧了村民自治的两极分化,因此,建议将村干部的皇粮直接交由村民发放,通过村民监督、讨论、确定,政府确认的方式来实现村民对村干部的监督和制约,对于各类相关的支农项目,则改变目前各部门分头管理拔付的形式,即减少专项转移支付比例,提高一般性转移支付比例,多采取政府统筹管理,根据村级运转和发展需求整体拔付的形式,并且将此种统筹管理和整体拔付作为一种稳定的甚至是法定的制度确立下来,既能保障村民自治的正常运转和稳定发展,又保持了村民自治意义和内涵上的完整,还能减少作为外部强力的行政权力不正常干预,减轻因行政干预导致的村民自治两极分化或异化。

    (注)本文为2008年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提高基层群众自治制度运行质量研究的阶段性成果,并获得2010年村民自治暨合寨村村民委员会成立30周年理论研讨会三等奖。

    [作者简介]贾建友,男,1969年出生于河北省新乐市,1993年毕业于河北轻化工学院,同年参加工作,任新乐市协神乡团委书记,1995年调入新乐市木村乡任副乡长,20074月调入新乐市正莫镇任人大副主席,201112月调化皮镇人大主席至今,曾用笔名西贝、三人、蚂蟥等发表散文及小说若干,并加入石家庄市作家协会,长期致力于乡镇及农村问题研究,研究论文获得多项省级以上奖励,并被河北大学中国乡村建设研究中心聘为研究员,华中科技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聘为兼职研究员,湖南省社科院新农村建设研究中心聘为常任客座研究员。

    通信地址:新乐市化皮镇人民政府             贾建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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