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编者按
      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城市化,正深刻地改变着中国。在城市化的大势下,作为古老农耕文明载体的传统乡村,正经历千百年来未有之大变局。今日中国乡村,从外观到内在气质,都在嬗变之中。
      然而,一方面,以中国幅员之广,各地农村发展程度差异之大,同样是变,路径与景象却各不相同。另一方面,城市化是一个过程,城市化对乡村的传导效应,也是一个从量变到质变的过程。在这过程中,最应该关注和记录的,是人。毕竟,乡村嬗变的直接推动者,是向往美好生活的乡民,而乡村嬗变的结果,无论幸福或是苦涩,承受者也是乡民。
      “走基层,听民声”,本报记者深入乡村,采撷一朵浪花,截取一个片段,意在记录中国城市化进程中乡村的千姿百态,记录乡村嬗变中乡民的梦想、努力与希望,当然也有迷茫。所见所闻,生机勃勃令人欣喜,凋敝则引人深思。用双脚丈量大地,用双目打量乡村,最终,都是为了认识今日中国的丰富,国情的复杂,无论城市还是乡村,都需要“稳中求进”。

      【四川达县金石乡柳潭村原九社(现已并入六社),离县城有五六个小时的路程。这是一个位于大巴山余脉、四面环山的小山村,全村共四个院落:长里坪院落、老屋院落、塝上院落、傍岩院落。80年代人口鼎盛时有140多人。如今,随着外出打工潮的兴起,常住的只剩下两位老人。】




      
       作者:谢锐佳 姜锦铭 谢佼
       
        还没进村,先听到狗叫。但半晌,也没看见一个人影。
       “残垣断壁!”在村头,竹林掩映之下,一幅图景让记者脑海不由自主地闪过这个成语——展现在眼前的是一座背朝山坡的破旧木房子,屋顶已经塌了大半,失去瓦片庇护的椽子“露骨”地探着朽坏了的身子,几个黑洞洞的窟窿结着蛛网,枯枝败叶覆满那些还没来得及塌下的屋顶,残存的瓦片长满青苔。
        这是位于大巴山余脉、四川达县金石乡的一个偏僻小山村,柳潭村九社,离县城有五六个小时的路程。
        拐过风化倒塌得差不多的土砌围墙,才发现,这是一处三面由木屋围起来的U字型院落。
        另外两面的木屋同样半塌着,院子里满是泥泞、凌乱的稻秆、枯立的杂草。一大一小两头黄牛“占据”了院子,淡定地咀嚼着,丝毫不为来人所动。
        整个院落看来已久无人住。
       “这些房子是典型的川东吊脚楼,都是柏木做的。这一处叫老屋院落,原来住有7户人家,八十年代鼎盛时有三四十口人呢。”给我们带路、打小在村里长大的乡村教师张敬己蹲在一个积了一汪雨水的废弃石臼旁,眼里明显流露出失落。
        狗叫了好一阵子,才见到一位老大娘背着背篓,手持镰刀从土墙后面缓缓走来。她腰系打了补丁、满是小洞的蓝色围裙,脚穿已经起皮的军绿胶鞋,几块“伤疤”甚是惹眼。
        “大娘,上哪儿呢?”我们忙打招呼。
        “放牛去。”
        “村里的‘常住’户就他们二老了。这位是汤明孝哥。” 张敬己指着大娘旁边的老汉说。
        记者这才注意到,一名老汉闷声不响地来到我们身边。他满脸沟壑,粗糙的手上还缠着胶布。
        “这院子咋没人?”
        “早就没人住了,都搬走了。”
        “都去哪儿了?”
        “在外面打工。广东、福建……哪儿都有。”
        “咋都出去了呢?”
        “地少,又不通路。”
        我们打量四周:小山村坐落在大山的半腰,前是深沟,后是陡坡。
        “还没通公路呢。别说汽车,越野性能较强的拖拉机都进不了村!”张敬己说,“你们刚才也见到了吧!”
        这里的路,记者一行刚才确实“领教”了。弃车走了20多分钟陡峭的羊肠山道,才摸到村里。“幸好是晴天,要是下雨,根本无法走,非摔几个跟头不可。”张敬己说。
         “村里有多少地?”
        “满打满算也就90亩水田,几十亩山地。”
         “你们咋没出去?”
        “老了。在家呆着吧!”
        “在家做些什么呢?”
        “种了10亩水田,几亩梨树。”
        “收成咋样?”
        “还行。饿不着。”
        汤明孝领我们看他家的房子。刚才废弃的老屋院落现在成了汤明孝拴牛的地方,他在老院落旁边另砌了4间屋,3间是土墙垒的,外墙没粉刷装饰的“赤膊”屋,有的地方已风化剥落,露出粗糙的黄土疙瘩。
        走进屋里,猛的什么也看不清,土屋没窗,很少的一点亮光是从房顶漏下来的。渐渐地才辨清梁上挂着的腊肉、地上堆放的杂物、屋角简陋的锅灶。感觉到处黑乎乎的,唯一显露点现代气息的,是落满灰尘的老旧八仙桌上的一台电视机。
        汤明孝今年70岁,老伴65岁,有四个儿子,老大快50岁了还打光棍,老三也还没结婚。儿孙们都长年在外。
        “村里还有多少人?”
        “就我们俩。”汤明孝指了指身边的老伴。
        “就你们俩?!”
        “常住的就他们俩。别的人,过春节了或有事有时也会来住一段时间。”张敬己解释。
        “村里原来有多少人?”
        “哦。那多了。最多的时候有100多口人。”
        记者一时无法把当年的热闹和现在的空寂两个画面对接起来。
       
        (小标题)“暂住”
        几年前,小山村并入了六社,但习惯上村民仍称自己村落为“九社”。
        小山村有四个院落,老屋院落、长里坪院落、塝上院落和傍岩院落,散落在四五里长的半山腰。最东边是长里坪院落,张敬己说那里还住着一位“守孝”的人。没有正儿八经的路,我们只好沿着田埂走去。
        沿途举目是风化的围墙,废弃的猪圈,还有淤塞干涸的水井。
        南方的冬天田野还都是绿的,尤其是已经到了惊蛰时节,很容易就见到黄灿灿的油菜花、绿油油的蚕豆,到处洋溢着春的气息,生机盎然,充满希望。
        “真是一个好地方啊!”久居喧闹城市的记者,踩着长满各种野草的田埂,望着四周的翠绿,享受着山间的寂静,深吸着春的味道,不由地感叹道。
         “以前人多的时候,到处光秃秃的,草都被拔光了。现在草多的是,没人要。这树也是这些年长起来的。像这片树林,可以采到蘑菇。”张敬己指着坡上一片杂林说。
        这样的“好地方”,怎么就空了呢?
        没有人回答,只有山风扫过竹稍沙沙的声响。
        长里坪院落连犬吠声也没有,安静得似乎过了头。唯一显露出生机的,是几副还崭新着的红底金字春联。
        “这个院落原来住着5户人家。”张敬己领我们走进铺着大青石板的院子。
        “后面山上采的。”见记者“称赞”青石板质量不错、铺得平整,张敬己平静地说。
        不过,眼前我们能看到房屋模样的,只剩下三户。其中一户屋顶也早已破烂不堪,灰黑色的瓦片长着青苔,耷拉在腐朽的房梁上,随时都有可能掉下来。另外两户,则只剩几块青石屋基突兀地立着。
        “友明!”张敬己吆喝了一声,贴着春联的黑屋里才出来一个汉子。他头发蓬松,穿着一件满是小破洞的黑夹克,善意地向我们笑笑。

      汉子身后的土墙上,钉着一张硬白纸片,煞是惹眼。凑近一看,上面写着:“有事打电话  鲁友明 北京:1560129xxxx 达州:1828294xxxx 鲁友军 1372538xxxx;如果在没走之前,就打达州本地的电话,走了之后就打北京的电话;以上所留言是鲁友明写下的。2012年2月21日”。

      汉子就是写这张留言条的鲁友明。很明显,他在外打工,在老家只是“暂住”。


      我们又走访了另外两个院落。塝上院落的房子稍为好一些,两层的砖瓦结构,但都锁着门,没人住。傍岩院落的破败如老屋院落、长里坪院落,有的屋子已塌了,没塌的也挂着铁锁。

      “你们村祖上什么时候到这里落户的?”

      “这倒说不清。不过村里最古老的坟墓是明朝万历年间修的。”

      院里大青石板的缝隙间憋出翠绿的野草,两截破损的碾子静静地躺在一角,张敬己坐在上面,有些失神。不知道这位已经“走出去”的乡村教师,此刻正想着什么。不远处,就是他家老屋,如今,也空无一人——他爸爸五兄弟,除大爸、幺爸是早年就到外地工作外,二爸、四爸,包括他们的后代,目前都在外打工。

      踏着被青草拥簇的青石台阶,回望空寂的院落,贴在木门的挂历上已经褪色发白的女星,正朝气蓬勃地冲着我们笑。

      大白天,山村静得让人有些心慌。

      张敬己说,村里应该还有两户老人,他们春节回村后还没返回儿女家,今天没下雨,都到外村找村医看病去了。


                           留守


      46岁的鲁友明此前在北京打工搞装修,年前因父亲去世,作为大儿子的他,要在家“百日”守孝。

      鲁友明和弟弟鲁友军都还没有结婚,常年在外打工,老木屋留守着年迈的双亲。

      年前刚入冬,他们的父亲鲁仲友劳累了一整天,晚间突然发病。但村里几乎没人,更没有医生。同样多病的老伴,摸黑顺着蜿蜒的田埂颠跑到村子的另一头,好不容易才找到一个同样子女在外务工的独居留守老人。等两个老人手忙脚乱地翻出电话本,找到远在几千里外的孩子的电话,孩子又拨通外村医生的电话时已经晚了。老人在冰冷的板凳上挣扎了几个小时……

      窄小的村道旁,我们看到一座水泥新坟,墓碑上方端端正正地刻着:“含笑九泉”。

      鲁仲友“走”后,老伴被好说好歹劝到在外打工的女儿家居住。

      年前,村里还“常住”有两对老人,现在,也就只剩下汤明孝老两口了。哦,还有两头牛、两只猪、一群鸡、几只鸭和看家狗。

      在来九社的半路上,我们路过临村的另一户人家——坡顶上一处孤零零的院落,几间没有围墙的土屋,外墙表层已经剥落,随处可见巴掌厚的裂缝,看起来摇摇欲坠。

      土屋的主人叫朱花菊,65岁。朱婆婆说她有3个儿子6个孙子孙女,但我们没看到子孙满堂的情景,整个院落就她一人留守。

      “都打工去了!”老伴已经去世的朱婆婆独守山头,依然干着农活。一个小本子,上面用圆珠笔歪歪斜斜地写着“我买(应是‘卖’——记者注)鸡 2只 80 ”“买了花生 40元 豆子 51元”……朱婆婆捧本子的手不停地微颤着——老人家不仅患有高血压、心脏病,还有帕金森症。

      今年过年,只回来了一个儿子和孙女。孙女临别时说:“奶奶,你一个人在家,一定要注意点!”朱婆婆说:“你们在外面要多打电话回来,说不定哪一天你们打电话回来,已听不到我的声音了!”

      我们瞥见,朱婆婆向记者诉说这些的时候,眼里噙着泪水。

      朱婆婆不会知道她被称为“留守老人”,更不会知道像她这样的农村留守老人,全国有4000万之多。


                             出路


      鲁仲友老人走了,留下了去年打下来的四五千斤稻谷,还躺在粮囤里静待“出路”。

      “村里没路,不好处理。人家都不愿意来买。”鲁友明正为这几千斤稻谷发愁。去年,原本可以卖万把块钱、像小山一样的一堆木料,因为路不通,结果只贱卖了700多块钱。

      “要是有高洞村那样的路就好了!”鲁友明望着远处,眼神溢满羡慕。顺着他的视线,我们看到,一条白丝带般的公路环绕在对面半山腰。张敬己介绍说,那个村的(支部)书记很能干,带领村民修了水泥路,种植柚子,村民的生活要好一些。

      汤明孝为了能把自己产的粮食、水果卖出去,已经花了两万多块钱修路,大儿子回家过年,也被他强留下来帮忙。

      “还有一万多块钱没付清呢!”

      但他们的“修路”,也就把太过坑洼的地方用土填一填,依然过不了车。

      “如果能通公路,我准备回家养猪。”在金石乡街道,记者遇见在此定居的“九社人”汤洪涛。他在街道修理摩托车,近年来开始搞生猪养殖,尝到些甜头,但苦于地盘不够,没法扩大规模。老家有地,可惜交通太不方便。

      “路一直都很烂,没人管。”汤洪涛最大的愿望是“上级”能帮着把路修一修。

      不过,私下我们和张敬己讨论,即使路修好了,其他基础设施完善了,也不可能所有村民都回来。毕竟,这里的地是有限的,载不动村民改善生活的渴望。

      “八十年代初大家都不用出去也能生活,为何现在都要出去?”在装满稻谷的粮囤旁,记者有些不解地问鲁友明。

      “现在物价高了,农药、化肥也涨价了,(不出去)维持不了。”

      确实,有关专家算过账,农民种稻谷、小麦和玉米三大粮,扣除农资成本上涨因素,亩均净利润大约是180多元。

      1995年开始,鲁友明去广州打了10年工后,又在2005年到北京闯荡。

      “当年出去时是因为温饱没解决吗?”

      “那倒不是。温饱还是没问题的。就是手头紧,开销困难。”

      “现在感觉生活是好些还是差?”

      “当然要好一些。打工嘛,手头宽裕了。”

      “那今后有什么打算?”

      “还是想回来,还是家里好。想多挣点钱回来把老家建设好。落叶归根嘛。”

      张敬己插话总结了目前当地村民的三个流向:“极少数有能力的在大城市落户,好一些的在达州买房,再不行的在金石(乡街道),很少有回来的。”

      记者不由得想起飞机上一位达县女士介绍“乡情”:“村里房子倒是建得蛮漂亮,但年轻人都跑光了,只剩下老人孩子。”这位女士以前也是居无定所到全国各地打工,“还去过离北京不远的保定呢。”现在算是安顿下来了,在达县市区买了房子,做服装生意。

      城市化进程已经稀释或改变了农民传统上“安土重迁”的心态。数据显示,外出打工的农民,现在大约有2亿5千多万,其中1亿5千万是跨地区的。

      在来九社的路上,我们还碰见九社隔壁村的宁支书。“我这样算是最小的了!”1975年出生的他说,村里大约只有一半人在家。

      可不是,沿途我们看到修路、扶锄、犁田的都是些五六十岁的老人。

      在改革开放肇始的1978年,中国的城市化率只有18.9%。2012年1月份国家统计局公布数据显示,到2011年末我国城镇人口占总人口比重达到了51.27%,首次超过50%。

      这增长了30%多的城镇人口,应该包括汤明孝的儿孙、鲁友明兄弟吧。

      不管巴山僻壤的乡村未来路在何方,可以确定的是,鲁友明守孝满“百日”之后,又将背着行囊远走他乡,回到喧闹的北京城,回到那间狭小的出租屋。虽然,那里也是一个村,五环以外的一个村。


                               进“城”


      从长椿街坐上673路公交车,经过北京繁华的前门、北京站、朝阳公园等地,一个多小时后,记者来到东五环外朝阳区的石各庄,也是673路的终点站。

      机场第二高速从村旁横空穿过,隔条灰绿色的臭水沟,过桥后有高大的铁门,上方印有“石各庄欢迎你”几个红色大字。

      还在家守孝的鲁友明,此前上北京打工就是被“欢迎”到这个村的。

      走出山沟沟、放下锄头的柳潭村“九社人”,跟鲁友明一样,也就这样被“欢迎”到各个大大小小的城市,“欢迎”到各个“石各庄”,成为建筑工、修理工、环卫工、送水工……

      与鲁友明一起在石各庄落脚的,还有同是九社的汤明才。汤明才57岁,和妻子、儿子都在北京打工,居住在石各庄,已经3年多了。

      汤明才领着记者,没有走“欢迎你”的大路,而是从旁边一条少有人走的小路直通他家居住的街道旁。

      他们夫妻俩租住在路边简易平房内。这些简易平房住的都是外地人,主要是四川达州来的打工者,每家也就十几平米大小,居家过日子的所有物件都得放下。

      平房很矮,墙也很薄,用汤明才的话讲“热天热,冬天冷”。平房外侧有一个堆放着杂物、挂着衣服的走廊。走廊下部用废旧铁板上部用塑化板和街道隔开,盖上半截用来遮雨的石棉瓦,这就是夏天做饭的地方。

      屋里黑咕隆咚,阴湿,大白天,家里也亮着灯泡。门口是个小煤球火炉,黑乎乎的墙上钉了很多钉子,挂着瓢、勺、抹布以及装满不知是些什么东西的各种颜色的塑料袋和布袋。靠里墙用帷帐挡一下就是床了,床旁边的木板上堆满了物件,有暖水袋、梳子、塑料袋、饮料瓶等等;木板下,床边乱放着皮鞋、拖鞋、塑料桶。不大的地上放着一个四方小桌,一个小马扎、一个破裂的小板凳和一个黑色的圆筒状物,权当座椅。家里无论什么东西,都被染上了黑灰的颜色。

      汤明才26岁的儿子汤建平在边看电视边吃饭,他的脚旁边是留有剩饭的敞着的炒锅。

      汤明才告诉记者,他还有两个女儿,都已出嫁,一个在成都一个在达县;父亲已经去世,80多岁的老妈妈在达县和他女儿住在一起。

      汤明才和儿子都在建筑工地干活,正月二十五从老家来京,因为还没活干,整天在家。谈起老家,他们三个人都说“那里条件太差了,真是不好”。老家的路是“毛路”,沟坎多,没法骑车,只能步行。如果碰上雨天,路就被冲毁了。所以,老家的人都出来打工,不少房子就毁弃了。村里的地都让邻村的人种了,种地的人什么也不给他们。

      达县老乡多在建筑工地干活,都是老乡带老乡,“人不熟不要”,如果有活的话,一天挣200元钱。现在感觉比以前还是好一点点,刚开始打工那会,一个月才挣三四百元。

      “但也好不到哪里去。物价这么高。一个月开销就得二三千,房租300多,电费100多,米、蔬菜、肉都挺贵的。”

      “我住的屋6个平方,没有取暖设备,冷了就只能下面多垫点,再多盖点。”汤建平说。汤明才的老伴张华琼则诉说自己有类风湿关节炎,没有低保,“看不起病”。

      他们说出来打工,常年在外,也都是不得已的事情。“老家当然好,但挣钱少。老家主要是条件不好。路不通。走路不行,坐车又贵。如果路修好了,也愿意回去。而现在只能等老了再回去。”

      “但回去又能做什么?做什么都没有条件,养殖的局限也很大,养鸡鸭牛羊都养不了,养鸡鸭,山太大,往往被野物吃了,养牛羊,地方又太小。”他们也踌躇。

      记者随身带来了九社的一些图片,他们三个一页一页看。汤明才指着一张一张图片给记者讲述,指着一个房子说这就是他家的,这次春节回家还在里面住了。从图片上看,虽然他们住的那间屋子还安好,但紧邻的一间屋子已经快塌完了,只剩下残垣断木。

      汤明才一直在给记者讲述,那又是谁家的屋子,留守在家的两个老人住的又是哪一间,那张他家院落的图片上有半个碾子,他都指给记者看——“滚子!”有时他们三个也在一起自己讲,仿佛又回到了他们熟悉的故乡,温暖的村落,从小长大的地方,平时也许梦里才能回到的地方。

      他们未来的走向是什么?是一直顶着“农民工”的身份打工吗?能不能成为“城里人”?还是将来老了干不动了回村里,回到那个正在老去的山村……

      也许,对于鲁友明、汤明才们来说,这些问题有些遥远,也根本没有答案,眼前最要紧的,是找到挣钱的活。

    ■相关文章

                     一个村庄的幸福承载力 
     
     
      在四川达县金石乡,高洞村可是个令周围村民羡慕的“名村”。

      羡慕,是因为高洞村“路好”。一条8公里多的盘山水泥路,让高洞村连通山外。

      高洞村并不是天生“路好”。这里地处巴山,“两边凹岩千,中间一线天”,以前村民出门靠脚板,物资进出靠肩挑背驮。

      1995年到2007年,用了13年,不甘受穷的高洞人学习愚公的劲头,村民自己动手,硬是把羊肠小道修成了毛坯公路,又把毛坯路修成标美路,再把标美路硬化成水泥路,成为达县铁山以西第一个通水泥路的村。

      “要想富先修路”。因为有了路,高洞人“富”了起来,他们产的“高洞蜜柚”远近闻名。

      高洞人到底有多“富”呢?我们走进这个曾有媒体报道说“昔日的土墙房变成了小洋房,家家户户门前院落绿树成荫,鸟语花香”“村民住的是楼房,看的是光纤电视,用的是自来水”的山村,探个究竟。

      水泥路很平整,山坡上、房前屋后果然都是绿油油的果树。

      “那就是柚子,高洞蜜柚,已经注册商标了。”同行的金石乡党委王副书记介绍说。

      村里的确有几栋贴着白色马赛克的两层或三层的居民楼(也就是报道中经常提到的“小洋楼”),不过“小洋楼”间还夹着半数低矮的传统灰顶平房。

      我们来到村委会办公点。一座漂亮的二层小楼,楼前还有露天篮球场、乒乓球台。高洞村支书李成松和村主任李学润热情地接待了我们。

      “听说在李书记的领导下,高洞村种柚子致富了?”

      “呵呵”,李成松谦虚地笑笑,亲自拿柚子招待我们。柚子是年前摘下来的,打了包装,还贴着花花绿绿的商标。

      “咱村人均收入是多少?”

      “5800多元。”

      “金石乡农民人均收入呢?”记者转头问旁边的王副书记。

      “4800多元。”

      高了1000块钱,怪不得四里八乡都羡慕。

      不过,这个水平跟达县统计局发布的“2010年达县农民人均纯收入5762元”,高出的倒不多,毕竟这里是山区。

      “咱们高洞村有多少人?”

      “4个组,700多人。有400多成年人。”

      “有出去打工的吗?”

      “出去280多人。”

      出去的不少,但较之柳潭村原九社,留下来的还真多。

      不过,一条公路,到底能承载起多少村民的“幸福生活”?

      “咱村有多少地?”记者问李支书。

      “约1000亩。主要种柚子,其他的水稻300亩,小麦、玉米、红薯等100余亩。”

      “能产多少柚子?”

      “去年是50万斤。目前产量不算高,因为各家的地不多,太分散,有些农户的管理还跟不上,比如有的种了又出去打工了。” 

      “假如全村能种柚子的地方都种上柚子,最多能产多少斤?”

      “最多也就增加200亩。如果标准化管理的话,产150万斤没问题!”

      “能卖多少钱呢?”

      “1斤柚子纯利润大约是1.2元。”

      照这样算,整个村的纯收入大约是170万元。记者和书记、村主任算起了账。

      这也即是高洞村这块土地上,完全依靠农业,种植比较效益相对较高的农作物,最高的产能产值。

      要过上“幸福的现代生活”,若按每年人均支出1万块钱算,这170万元能够满足170位村民的幸福。

      170人,大概就是这个山村的“幸福承载力”。

      而高洞村目前的户籍人口超过700人。

      记者好像突然弄明白,为什么这样“文明富裕的新农村”,年轻人也要往外跑,也有那么多空巢。

      在人多地少的内地村庄,人口转移是大势所趋。局外人可以感伤乡村的空巢,但代替不了村民对改善生活的向往。整个国家城市化水平的提高,更多的农村人口转移到城镇,也是解决农村问题、建设现代化新农村的重要前提。
     


    ■链接

                     一个小山村的人口变迁档案


      四川省达县金石乡柳潭村原九社(数年前年并入六社),一个四面环山的小山村,全村共四个院落:长里坪院落、老屋院落、塝上院落、傍岩院落。80年代人口鼎盛时有140多人。在城市化的浪潮下,随着打工潮的兴起,如今,常住的只有两位老人。以下是这个小山村人口的大致变迁情况。


    ●鲁某友家

      鲁某友:2011年冬去逝。两个女儿均已出嫁。

      汤某珍:鲁某友妻。多病。2012春节后寄居在北京务工的女婿家。

      鲁某明:鲁某友长子,46岁,未婚,在北京务工。

      鲁某军:鲁某友小儿子,40多岁,未婚,在广东务工。

    ●李某文家

      李某文:在北京务工。其妻90年代去逝。大儿子未婚,在达州务工。幼子已婚,育有一子,小两口在广东务工。

    ●汤某朝家

      汤某朝夫妇:上世纪80年代末去逝。

    ●汤某清家

      汤某清:上世纪80年代末去逝。四个女儿,均已出嫁。其妻80多岁,寄居邻村女婿家。


    ●汤某简家

      汤某简:上世纪90年代末期去世。其妻在夫亡后改嫁。女儿已出嫁。

      汤某桥:汤某简子,已婚,一家在北京务工。


    ●汤某何家

      汤某何:上世纪90年代末去逝。

      汤某安:汤某何子,夫妇在80年代初一年内先后去逝。一儿一女成为孤儿,现已成年,均在外务工。

      汤某吉:汤某何子,60多岁,原独居老家,年前被儿子接走。其妻,前几年去逝。

      汤某林:汤某吉长子,已婚,夫妻均在广东务工。女儿留守寄居外婆家。

      汤某勇:汤某吉小儿子,已婚,居达州城区市郊。


    ●汤某孝家

      汤某孝:70岁,其妻65岁,两人在家务农。大儿子近50岁,未婚,在外务工。

      汤某辉:汤某孝二儿子,离异,在广东务工,孩子随其在外。

      汤某辉:汤某孝三儿子,未婚,在广东务工。

      汤某辉:汤某孝小儿子,已婚,居达县双龙镇街道。


    ●汤某法家

      汤某法:90年代末独居去逝。三个女儿均已出嫁。其妻现寄居女儿家。

      汤某法长子,代课老师,下岗后因事入狱,现服刑。妻离异,一子随其在外生活。

      汤某双:汤某法小儿子,离异,现不知所终。前妻在外务工,女儿随母生活。


    ●汤某龙家

      汤某龙:80年代初去逝,其妻80年代中期去世。

      汤某德:汤某龙三儿子,夫妇和儿子均在福建务工,女儿已出嫁。

      汤某龙长子:70年代因事入狱,不知所终。妻改嫁。其子由汤某龙孀妻抚养成年后到广东务工。已婚。

      汤某海:汤某龙二儿子,70年代去世。


    ●汤某木家

      汤某木夫妇:80年代中期相继去逝。无子。


    ●汤某杰家

      汤某杰:原九社社长,2011年夫妇俩在北京务工,入冬后转到海口务工。小儿子90年代久病去世。女儿已出嫁。

      汤某杰长子,在海口务工,妻嫌家贫出走,女儿念大二,儿子在达县中学念高三。


    ●汤某高家

      汤某高夫妇:在达州市城区务工。长子夫妇在金石乡街道维修摩托搞养殖为生,有一子一女;二儿子和小儿子都是老师,均已成家,迁居工作地。


    ●汤某述家

      汤某述夫妇:在达县堡子镇经商。女儿已出嫁。儿子已婚,教师。孩子在念小学。


    ●汤某楷家

      汤某楷夫妇:随儿子迁居。大儿子夫妇均在四川雅安市工作。两女儿均出嫁。

      汤某道:汤某楷二儿子,夫妻俩及孙子均在成都务工。

      汤某兴:汤某楷三儿子,夫妻俩均在广东务工,孩子念大三。

      汤某辉:汤某楷四儿子,在广东务工,其妻在达县一学校务工,子年幼。


    ●汤某甫家

      汤某甫:80年代去世。其妻在达州城区拾荒为生,住孙女家。

      汤某伟:汤某甫儿子,80年代去世。其妻再招男客,现一家三口均在北京务工。两个女儿均已出嫁,一个在成都一个在达州务工。


    ●汤某元家

      一家五口:80年代迁居海南。

    ●汤正槐家

      汤某槐:退休教师,妻务农,目前随大女儿居住。

      汤某梅:汤某槐大女儿,在达县城区务工,已婚,育有一子。

      汤某梅:汤某槐小女儿,教师,已婚,迁居工作地。


    ●汤某碧家

      汤某碧姐仨:孤儿,均已成家,在外务工。
       (张敬己整理)

    部分稿件及照片见 http://news.xinhuanet.com/mrdx/2012-04/06/c_131509627.htm
    2012年04月06日  来源: 新华每日电讯8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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