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摘要:当今中国社会的转型使得农村社会居民的社会支持系统功能弱化,使宗教具有的教化与慰藉功能成为部分农民获得社会支持的重要依托,随之出现了当前农村宗教热的现象。农民宗教热是中国目前的社会转型所导致的农村由计划经济时高度组织化、拥有大量各方面资源的利益联合体的单位社会向社会联结松散体社会发展的一种过度现象。本文对对农村宗教热现象的产生进行了理论分析,并结合社会转型期农民社会支持体系的演变过程,进而提出重构农民社会支持体系的对策建议。

    关键词:宗教热;农民;社会支持网络

     

     

    风险社会的到来使得社会支持成为个人抵御风险、获得安全感、提升生活满意度的有效屏障,社会支持成为抗拒不确定性的最有力工具。而宗教由于其内在的教化与慰藉功能自产生之日起便成为人们获得社会支持的重要依托。一方面,宗教对极乐世界的信仰与执着追求能够增强教徒抵抗社会风险的心理承受能力; 另一方面,宗教伦理能够陶冶信徒的道德情操,舒缓敌对情绪,从而减少社会冲突的发生,有利于社会的和谐稳定。宗教的社会支持功能贯穿整个宗教发展历程。近年来,在我国广大农村地区出现了宗教热现象,这不仅反映了农民精神信仰的一种趋向,更重要的是隐涵着农民现有社会支持体系功能弱化的现状。农民无法从现有的支持体系中建构风险的抵御系统,于是转而求助于宗教,以期主要从心理上消除现实生活中的风险与不确定性。那么,农村宗教热现象应当怎样看待又怎样应对? 这是摆在社会科学工作者面前的一个理论问题,也是摆在中国政府面前的一个重大现实问题。

     

    一、农民社会支持网络的演变

     

    关于社会支持网络的研究,我国学者从20 世纪90 年代便开始了广泛的研究。很多学者倾向于将社会支持看作是一种可以利用的资源,如张文宏、阮丹青认为,“从一般意义上说,社会支持指人们从社会中所得到的、来自他人的各种帮助。社会支持网是由具有相当密切关系和信任程度的人所组成的,在规范个人的态度和行为时发挥着重要的影响,也是个人的一种重要的社会资源”。社会支持网络包括正式支持网络和非正式支持网络。前者包括政府、社会正式组织的各种制度性支持网络,主要是由政府行政部门,如各级社会保障和民政部门,以及准行政部门的社会团体,如工会、共青团、妇联等; 后者包括家庭、亲友、邻里和非正式组织等。有学者则从网络的角度出发,认为“个人的社会支持网就是指个人能藉以获得各种资源支持( 如金钱、情感、友谊等) 的社会网络,通过社会支持网络的帮助,人们解决日常生活中的问题和危机,并维持日常生活的正常运行”。通过上述概念的回顾,不难看出社会支持其实是一种资源的流动与交换,通过各种流动机制,社会资源从一种场域流向另一种场域,实现资源效用的最大化,通过资源的流动化解行动者风险,通常这种资源包括物质的、精神的、制度的形式。所以,社会主体中的每一个成员在不同的生活、工作区域、在不同的时间时段都有不同的社会支持网络。

    农民社会支持网络是指农民在社会生活中可以利用的社会资源,并借助这些社会资源处理生活危机、化解社会风险。中国农民社会支持网络在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不同体制下有显著地差异,使其在这不同的时期农民得到的社会支持也出现了功能强弱的变化,导致中国在经济体制改革后的今天农村出现了宗教信仰热的现象。新中国成立后,国家开始了农业合作化运动,从农业互助组到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再到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最后在全国范围内实行人民公社制度,在此后的20 年里人民公社制度便成为了农村的基本制度。人民公社是一种政社合一的制度设计,它不仅是农业经济组织,而且也是农村基层的政权组织,兼有国家政权管理与农民合作组织的功能。公社不仅能够组织和动员劳动力资源,还部分地承接了国家政权的作用,兴办各种为农民服务的公共事业,如教育和医疗等。在公社时期,广大农民群众同工同劳,平均主义盛行。公社是社会活动的单位,农民不再是社会生活风险的直接承担者。在公社这一大家庭的庇护下,农民有强烈的集体感、归属感。因此,公社这一基层组织便成为了农民社会支持的主要承担者。这一时期国家也开始了社会保障体系的初步探索。1956 年,通过了《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示范章程》,规定对老、弱、孤、寡、残疾的社员,在生产和生活中给予适当安排和照顾,即“五保”救助。这一规定的出台确保了无生活来源、无劳动能力社员的基本生活、为生产生活创造了稳定的社会环境,化解了潜在的社会风险。五保制度的确立迈出了农村社会保障制度探索的第一步。到20 世纪60 年代,在全国范围内又建立了合作医疗制度,是一种互助互济式的医疗保险制度,为农民提供预防性服务、基础医疗及疾病治疗,基本上满足了农民的医疗需求。该时期来自政府和基层的社会支持网络是相对完善的,如在每村都有组织健全功能完善的共青团、妇委会、民兵连以及由几十个农户组成的生产集体组织——生产小队、大队,这农村大队是拥有大量生产资源的利益联合体,它使农民在心理上有安全感和业余生活的充实感,在生活上有信赖感,在组织上有集体感和归属感。

    中国在改革开放以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施,大锅饭、平均主义的分配制度破解,乡村原有的某些准行政部门的社会团体、基层组织功能削弱甚至名存实亡基本消失,使原有的农民之间的联接松散,家庭的独立性与自主性凸显出来,家庭担当生产、生活基本单位的社会角色进一步强化,使家庭经济功能、保障功能进一步得到加强。也就是说,在人民公社时期的集体组织性削弱甚至丧失的同时,来自家庭等初级群体的非正式的社会支持网络功能得以加强。随着改革开放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农村社会保障也得到了恢复和发展。这一时期,国家加强了对农村扶贫制度的建设,社会救助、社会福利进行了一些恢复性工作。十四届三中全会提出要建立与我国生产力水平和各方面承受能力相适应的多层社会保障体系。从此,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医疗保险、最低生活保障、大病医疗救助等制度纷纷开始试点,并在全国范围内试行推广。2003 年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建立,一定程度上缓和了农民看病问题。农村社会保障体系的逐步完善构筑了农民社会支持网络的又一支柱体系。

    总之,在社会转型期国家在宏观层面上始终担当了农民社会支持主体的角色,在微观层面上家庭等初级群体的支持系统发挥了重要作用。在中观层面上农民的社会支持系统发生了改变,而使中观层面的某些社会支持网络成分功能削弱甚至缺失或破解,其功能被宗教所取代导致了农村宗教活动比以前热的现象产生。

     

    二、当今中国农村宗教活动特点

     

    近年来,在广大农村地区掀起了一股宗教热,且发展势头强劲。越来越多的农民加入到了信教的行列中来,其中以基督教为主。通过观察发现,我国农村的宗教活动表现出了浓厚的本土特色,主要具有以下几个特点:

    第一,功利性色彩浓重,宗教更多的扮演了工具性角色。“危难靠主”是农村信教的主要原因。即农民信教多是迫于生活危机,如疾病、突发性死亡、灾害等不可预知性风险。当人们在现实生活中遭遇到了较大的灾难而又无法通过自身力量解决时,宗教救世主的角色便得到了充分的展现。人们预期通过虔诚信主,一切交托给主作为化解现实风险的最后屏障。可以看出,农村信教的驱动力是规避现实风险,化解危机,表现出了较大的功利性。

    第二,在性别构成上,女性居多。女性是农村信教的主要群体,这与女性特质有一定联系。女性具有感情脆弱、倾诉意愿强烈的特点,且加上农村女性权利的相对弱势地位,所以在农村信教的队伍中出现了女性教徒的大军。

    第三,信教人员中以中年人与老年人为主。中年人生活压力大、面临的风险高,是生活重担的主要承担者,同时也是风险的主要发生者。当家庭遭遇变故或自身遭遇不测时,家庭的稳定性便受到了挑战。加之家庭关系网络的强同质性特征,在这种情况下,使得家庭无法从亲友、邻里中获取支持,于是转而求助于宗教,成为化解家庭危机的有效途径。与此同时,农村信教中老年群体比例较大是由于农村老年人存在精神生活空虚、孤独感强烈等问题,老年人信教一方面可以打发空闲时间,寻求集体感,满足群体生活需求的本性;另一方面老年人信教多是为子女祈福。由于农村老年人经济水平普遍偏低,通过实物方式表达对子女的关心与帮助显得力不从心,而虔诚信教,为子女祷告则成为农村老年人对子女表达关切的有效替代途径。

    第四,农村中的宗教活动呈现出组织化、系统化的特点。宗教组织有多种形式,通常有家庭小教会,一般在教徒家中举行。他们聚会频率较高,平均每周会有两到三次,同时家庭聚会间还会进行交流。其次有较高一级的乡镇教会,每周举行一次。每到周末来自乡镇周边的村民信徒便会聚集到乡镇教会里进行礼拜。礼拜时一般会有唱诗、讲经、做见证等程序。通过礼拜的方式使农民信徒仿佛真实的感受到了神灵的存在,从而使主不仅仅停留在抽象的层面上。同时,教会每年还会安排集中学习实践,选拔有潜力的教徒去学习进修,这一形式极大的鼓励了教徒的积极性,满足了农民教徒的自我成就感。

    第五,农村信教的迷信色彩浓重,信教不单是一种精神寄托更多的变成了农民解决现实问题的一种途径。农民信徒把生活中遇到的一切问题都归因于主,遇到困难或问题时不从实际中寻求解决途径,反而寄希望于虔诚祷告,认为遇到困难是因为自己信教松懈或者不虔诚礼拜造成的,是主在考验自己,只要自己虔诚的祷告问题便会自然解决。在农村,宗教的现实功用被盲目的扩大了,表现出了浓重的迷信气息。

    第六,在农村,信徒非常虔诚,并且信徒间具有很强的同质性。信徒多遭遇了重大家庭变故,自身抵御风险的能力较弱,属于农村中的弱势群体。较强的同质性特征使得农村信农民社会支持网络的演变与农村宗教热现象研究徒心理距离较近,更能够惺惺相惜,更能够坦诚的接纳与关怀。通过相互交往以及各种宗教活动在信徒中会形成一个非正式组织。这种非正式组织,使信徒获得了身份认同、安全感与归属感,成为信徒规避生活风险以及获得精神寄托的安全港。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当前农村宗教热表现出了浓重的本土特色,农民信教的功利性色彩远远大于西方,信教是风险处理的理性选择,是寻求社会支持的有效途径。

     

    三、农村宗教热现象的理论分析——推力与拉力理论分析

     

    近年来,农村宗教活动盛行,农民教徒不断增加。这是当今中国社会转型期产生的一种人口的社会流动现象。西方学者认为,社会流动有两种类型: 一种是交换性流动,指个人由一种社会地位上升到另一种社会地位的垂直流动; 另一种是结构性流动,指社会地位方面发生的根本性变化,它不仅影响某些个别人,而且影响一大批人的社会地位发生重大变化。结构型社会流动通常是由社会革命等突发事件引起的,或者是有长期的社会变化带来的,如工业化、城市化等。人口的社会流动的机制与人口学上讲的人口流动或人口迁移机制具有相似性。所以说它就适合于用人口流动或人口迁移的理论来解释。早在1889 E·G·雷文斯坦就已提出人口迁移的“推理——拉力理论”。他认为: 大多数人希望在物质方面得到改善的欲望是引起迁移的最有力的因素。在1938 R·赫伯尔在他的“乡村——城市迁移的原因”一文中指出: 迁移是有一系列力量引起的,这些力量包括促使一个人离开一个地方的“推力”和吸引他到另一个地方的“拉力”。或者说,如果一个人的需求在原住地得不到满足,他就打算到另一个地方; 在另一个方面,他也许对目前处境满意,但是其他地方存在着更大机会的信息也可能促使他迁移。而农民的宗教热现象正是农民由非宗教组织转向宗教组织的社会结构性流动现象。或者说他是由一种精神心理活动场域、组织流向另一种精神心理活动场域、组织的现象。下面通过分析不难看出此理论在这个方面有它的适用性。

    ( ) 推力:农民传统社会支持体系的某些功能缺位,把对农民的某些社会支持功能推向了在宗教活动中去补偿

    1、社会支持的某些正式组织支持功能削弱甚至消失

    在计划经济年代,社会组织严密、农民有强烈的集体感、归属感,遇到困难可以向组织寻求帮助,基层组织承担了大家长的角色。但伴随着现代化的进程,价值多元化成为社会主流思想,基层组织的大家长角色逐渐淡出,农村组织功能日渐弱化,农民群众很难体会到集体的存在。这意味着现有的社会组织结构已经不能充分满足因剧烈社会变迁而产生的各种心理和精神需求,比如在满足了基本的生存需要之后对于归属和爱以及人际交往的需要。人民公社的解体、家庭经济职能的强化,农村社会呈现出碎片化现象,农民失去了可以依赖的群体组织,成为现代生活中的“原子化的个人”群体,个人的独立性相对较强,组织性缺乏。

    农民信教多是出于对现实的无能为力,是危机来临时首先选取的直接的化解方式。从信教人员的经历来看,他们大多都经历过常人不曾经历过的苦难,诸如配偶突然死亡、重大邻里纠纷、患病、常年贫困等。由于农村基层组织的相对不完善以及农村社会保障体制的不健全,农民不能从村委会等基层组织中及时获得帮助,困难得不到妥善处理,于是他们转而求助于宗教。由于宗教的容纳性,农民在宗教群体中获得了归属感,缓解了孤独情绪,为排泄自身的压抑与苦闷找到了突破口。同时由于部分村干部过分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村干部作为村落精英的工具性作用已经丧失了,进而导致了广大农民对基层组织的不信任。这样农民在遇到风险时不信任情绪则使他们不找基层组织,而向宗教组织去寻求帮助。

    此外,某些农村文化娱乐设施贫乏,农民精神需求得不到满足。改革开放以来,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指导方针造成了唯经济效益是瞻的现象,经济效益成为衡量各项工作的金科玉律,从而忽视了精神文化建设,既缺乏精神文化活动的场所又无娱乐活动组织措施,使得广大农民群众走进了宗教,以求精神安慰。目前国家对农村的文化投入有限,农民常年面临文化需求被压抑的状态,而宗教却为人们提供了一种最现实的精神文化产品。宗教活动中的礼拜、唱诗、宗教节日庆祝等都有效的满足了农民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

    2、初级社会群体间的冷漠化

    现代化进程不仅带来了经济的飞速发展,物质财富的极大提高,同时也带了人与人之间的冷漠与疏离。人们之间更多的是一种经济利益关系,人与人之间的社会距离越来越大,由此造成了初级社会群体之间心理距离的拉大。集体经济时期,人们共同属于一个大家庭,同工同酬,不存在竞争与差距。但是到了市场经济时期,竞争机制的引入使得贫富差距越来越大,人与人之间的攀比现象日益严重。以往的和睦局面转变为明争暗斗的竞争形势。“各扫门前雪”成为初级社会群体之间心理状况的真实反映。

    家庭作为最亲密的初级群体,是人们社会化的最初场所,也是抵御风险的最基本屏障。但是随着家庭结构的变迁,家庭规模逐渐小型化,以及家庭生产功能的逐渐外溢,家庭的传统保障功能在市场经济的浪潮中日渐减弱,家庭支持网络已不再满足人们的安全需求。

    此外,随着城市化的加快,许多农村青壮年流入城市寻求更大的发展空间,于是在农村地区留下了老人、妇女、孩子相对弱势群体,心里的焦灼,等待的煎熬,将他们推向了宗教组织,一方面弥补精神生活的空虚,另一方面为远方的亲人祷告祈福。同时来自邻里、好友等初级群体的社会支持也面临缺失的问题。初级群体成员之间具有强烈的同质性特征,具体表现为经济上的相对匮乏、社会资源的相对有限,因此,在风险来临时农民不能从初级群体、农村基层组织社会支持网络的正式支持中获取有效的社会支持,从而导致农民寻找能以提供某些社会支持的组织活动,即参与宗教的活动。

    ( ) 拉力:宗教具有的功能使缺乏基层组织社会支持的农民,被吸引而参与到宗教活动中来

    首先,宗教具有组织性,为农民填补了缺乏集体感的空白。在信教农民中,每周都要举行定期的家庭小聚会以及大聚会。通过聚会,农民聚集在一起,相互倾吐心中的郁闷,排泄心中的不满,宗教的安全阀功能得到了很好的体现。聚会过程中会有专门的讲道者引导信徒学习圣经、吟唱诗歌。通过这种组织化的形式,农民重新获得了归属感、集体感,心理上得到了满足,于是更加依赖宗教组织以期获得更多的心理慰藉。

    其次,信徒之间具有很强的同质性,相互之间给予鼓励与帮助使信徒增强了自信心。农民信教多数是有困难之后才投向宗教的,多是迫于生活危机,如疾病、死亡、灾害等不可预知性风险。信徒之间的同质性增强了身份认同,彼此之间的关心与帮助显得更为真挚。同时信徒之间不断的进行整合、接纳,进而形成了新的初级群体,满足了人们群体交往的需要。

    最后,宗教宣扬互助、为善理念为信徒解决了现实困难。教会领导人带领教徒走访有困难的信徒家庭,为他们做祷告祈求上帝怜悯,鼓励教徒树立积极的信念。广大教徒之间通过给予实物或货币的形式帮助有困难的信徒渡过难关。通过这种形式,信徒们不但有效地解决了问题,还获得了尊重,重新树立了生活的信心。

     

    四、社会支持视角下关于农村宗教热现象的思考

     

    农民宗教热是中国目前社会转型所导致的农村由计划经济时高度组织化、拥有大量各方面资源的利益联合体的单位社会向社会联结松散体社会发展的一种过度现象。从社会学上来讲这是一种正常的社会学现象。人是社会的人,每个人总是处于社会网络的每个节点上,需要社会网络成员的支持,当一种社会支持网结构变化时会导致另一种社会支持网络的形成。这是克服人“原子化”状态的具有意义的社会现象。催月琴撰文指出“从传统社会到现代社会的转型实践中,中间社会消失的一个直接后果就是社会中出现了两个组织化程度不同,因此行动能力天渊之别的人群,一面是高度组织化、拥有大量各方面资源的利益联合体; 另一方面是社会联结松散、无法有效保障自己权利和发展自己利益的原子化的个人。原子化是社会生活的否定形态,将导致个体的无安全感、无归属感和价值虚无,导致社会整体的失序混乱和矛盾冲突”。中间社会包括一系列可以把公民组织起来的基层组织、社会团体、非营利组织等。宗教属于一种非营利组织。所以说,农民宗教热是农民克服“原子化人”状态加入中间社会组织的表现,对维持社会安定构建和谐社会是有其积极意义的。

    然而,信教满足了农民的慰藉需要,群体交往的需要,情感渲泄的需要,成为农民社会支持网络的有益补充,但是由于宗教的抽象性,加之信教农民文化素质的局限性,不易分辨宗教信仰与迷信、巫术和种种伪科学。信徒一旦陷入其中,就容易偏执狂热,无法自拔,从而影响正常的社会生活。所以,国家和社会需要加强对宗教活动的引导和管理,认真贯彻执行党的宗教政策,依法加强对宗教事务管理,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使宗教向有利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方向发展。同时农民信教这一社会现象折射出的当前农民社会支持网络功能弱化的问题也是不容忽视的。因此,要发展农村社区服务、完善社区福利体系、建立社区互助网络,要采取以下措施把农民群众吸引回到信仰共产主义的组织中来。首先,政府对基层组织要给予财政投入,调动基层组织人员的积极性,让基层党组织密切联系群众,充分发挥党的战斗堡垒作用; 第二,强化管理职能,引导群众共同走上富裕道路。第三,发展积极、健康、向上、文明的活动,不断发展各种形式的村镇文化,丰富群众的业余文化生活,要利用群众的闲暇时间开展丰富多彩、群众喜闻乐见的文体活动,满足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要。第四,加强科学文化传播和思想建设,使群众长期接受正面教育,提高广大群众抵御宗教思想侵袭的能力。要充分发挥基层组织的作用,加强对广大基层党员干部和人民群众的马克思主义宗教观、党的宗教政策和有关法律法规的教育,引导农民学科学、用科学,普及科学文化知识。第五,要通过灵活多样的宣传方式,在潜移默化中使科技知识在群众的头脑中深深扎根。

    总之,通过一系列的活动要重构农村社区的社会支持网络,建立健全文化、科技、服务等中间社会组织,推进农村社区服务,分担政府在社会保障方面的压力,把弱势群体的一部分社会保障问题解决在基层。重塑基层精英的社会角色,通过发挥基层精英的领导、协调、组织能力为农村弱势群体获得社区支持提供切入点,动员社区力量,开发社区资源,完善农村社区支持体系为农村弱势群体提供参与社区发展的平台,使农村弱势群体重塑自身价值观念。另外,利用好现代信息技术的网络媒体,改变人们传统的生活方式和习惯,普及网上交流、网上购物等技术,使社会支持网络缺失的功能通过电子网络媒体得以补充和发挥。

     

    参考文献:

    [1] 张文宏,阮丹青:《城乡居民的社会支持网》,《社会学研究》,1999 年第3 期。

    [2] 贺寨平:《国外社会支持网研究综述》,《国外社会科学》,2001 1 期。

    [3] [4] 李竞能: 《现代西方人口理论》,上海: 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 年版,第82 83 页,第139 页。

    [5] 何兰萍: 《从组织的视角考察当前的宗教热》,《四川大学学报》,2005 年第2 期。

    [6] 崔月琴: 《后单位时代社会管理组织基础的重构》,《新华文摘》,2010 年第20 期。

    [7] 郑杭生: 《转型中的中国社会与中国社会的转型》,北京: 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 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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