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中国农村改革发展的重大意义
十七届三中全会指出:“农业、农村、农民问题关系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解决农业、农村、农民问题,必须坚定不移地大力推进农村改革与发展。农村改革与发展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基础和根本,经济振兴、政治稳定、社会和谐和民族精神的长盛不衰,都离不开农村的改革与发展。
中国农村改革发展的重大意义是由中国的历史和现实决定的。从历史来看,中国历来重视农业和农村发展,即使在近代西方工业文明侵袭中国以后,历次成功的发展阶段都高度重视农业和农村发展。孙中山时代的国民党提出和推行“耕者有其田”的政策,为发动广大农民积极参加轰轰烈烈的大革命运动和北伐战争的胜利奠定了坚实基础。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在彻底实行“耕者有其田”的政策基础上,广泛发动农民,推动农村的发展,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新中国成立后,由于实行学习西方的赶超战略从而采取剥夺农民的政策,加上“文化大革命”时期一系列“左”倾政策导致中国农村的凋敝,但是,从70年代末开始实行的改革开放政策又重新调动了广大农民的积极性,农村的发展由此成为中国开始崛起的主要标志。正如十七届三中全会所指出的:“在革命、建设、改革各个历史时期,我们党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我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始终高度重视、认真对待、着力解决农业、农村、农民问题,成功开辟了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道路和社会主义事业发展道路。”
从现实来看,农业和农村发展仍然是中国发展的战略基础:农业仍然是国民经济的基础,经济建设必须把农业真正摆在首位;农村仍然是社会和谐的基础,没有农村的和谐就没有全社会的和谐;农民仍然占中国人口的大多数,因而是政治强定和社会安定的基础。所以,“三农”问题始终是关系党和人民事业发展的全局性和根本性问题,农业丰则基础强,农民富则国家盛,农村稳则社会安。正是基于这种认识,胡锦涛总书记在2003年首次明确提出,要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之后,吴邦国委员长和温家宝总理又分别提出,要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全国和全部工作的重中之重。党的十七大指出:“解决好农业、农村、农民问题,事关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大局,必须始终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十七届三中全会指出:“只有坚持把解决好农业、农村、农民问题作为全党工作重中之重,坚持农业基础地位,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坚持走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道路,坚持保障农民物质利益和民主权利,才能不断解放和发展农村社会生产力,推动农村经济社会全面发展”。
中国农村改革发展的重大意义还与中华农商文明的生生不息密切相关。中国几千年的农业文明和乡村文明在世界上是独一无二的,是中国人民几千年积累的经验和智慧的结晶。以市场和资本的逻辑为主导的西方工业文明,在世界范围内占据优势地位不过是最近几百年的事,而以农业文明和乡村文明为标志的中华文明在近两千多年的历史中占有明显的优势地位。在新的世纪,当资源和环境问题严重影响到人类生存时,人类应当寻求新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综观历史和当今世界的各大文明模式,只有建立在农商文明基础上追求“天人合一”和“无为而治”的生产方式及生活方式从而强调协调、和谐和平衡的中华文明,才有可能成为人类生存和发展的新的最优选择。要使具有悠久历史的中华优秀农商文明生生不息和发扬光大,必须始终坚定不移地推进农村改革与发展。
一、中国农村改革发展的主要成就
自从19世纪中叶西方工业文明侵袭中国以来,农业、农村和农民在经济、政治和社会上的地位总体来看呈逐步下降的趋势,经过一百多年的发展,形成积重难返的“三农”问题。尽管历代有识之士都曾积极推进农村改革与发展,但都没能从根本上解决“三农”问题。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以来,本该将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并根据中国的国情,大力推进农村改革与发展,但由于一系列“左”的思想的指导,中国共产党在相当长一个时期实行以阶级斗争为纲的继续革命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农村改革与发展几乎处于停滞状态。直到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做出把党和国家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并实行改革开放政策后,中国的农村改革与发展才取得历史性成就。
新中国成立60年来中国农村发展正反两个方面的经验证明,广大农民有没有积极性,是农业和农村兴衰成败的决定性因素。用政策调动起亿万农民的积极性,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业和农村发展的一条带根本性的经验。30年来,中央出台10个一号文件,根据中国农村改革发展的要求,适时地出台旨在解决农业、农村、农民问题的政策,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积极性,解放和发展了农村社会生产力,改善了广大农民物质文化生活。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陈锡文认为:经济上保障农民的物质利益,政治上尊重农民的民主权利。这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就提出的对待农民的准则,中央农村工作文件特别是10个一号文件,很好地把握了这条农村改革的“红线”。
上世纪80年代初5个一号文件着重解决了农民经营自主权,实行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实现了“耕者有其田”,极大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集中释放了压抑已久的农村社会生产力,一举解决了中国人的吃饭问题:1980—1985年,农民收入年均增长超过10%,是中国农村改革发展的第一个重要时期。2004年以来的5个一号文件,主要是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实现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的战略转变,“三农”工作出现重要转机,粮食连续5年丰收,农民收入年均增长超过6%,又一个农村改革发展的重要时期到来。到2007年,农民人均收入达到4140元,比1978年增加近30倍;农村绝对贫困人口数量由2.5亿人减少到1500万人;粮食年总产量由改革开放前的3000亿公斤增加到5000亿公斤。农村改革发展的伟大实践,为实现人民生活从温饱不足到总体小康的历史性跨越、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做出了巨大贡献,为战胜各种困难和风险、保持社会大局稳定奠定了坚实基础。
农村改革发展的伟大实践,为建立和完善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进行了创造性探索,为成功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积累了宝贵经验。胡锦涛总书记在考察河南农村时指出,30年农村改革发展取得了重大成果和丰富经验:要始终坚持农业基础地位,始终坚持保障农民权益,始终坚持农村改革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取向,始终坚持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始终坚持党对农村工作的领导。这些成功经验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必须长期坚持并在新的实践中不断丰富和发展。为使农村改革和发展的重大成果和丰富经验发扬光大,必须适应中国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新形势,顺应亿万农民过上美好生活的新期待,坚定不移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道路,坚定不移加快形成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新格局,毫不松懈地继续推进农村改革发展,努力开创农村改革发展的新局面。
三、中国农村改革发展的未来趋势
十七届三中全会对当前中国农村改革发展基本态势的判断是:“我国总体上已进入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发展阶段,进入加快改造传统农业、走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道路的关键时刻,进入着力破除城乡二元结构、形成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新格局的重要时期”。这非常明确地揭示了中国农村改革发展的方向。
当前,中国农村改革发展的主要问题是:确保农民持续增收的长效机制尚未完全建立。农业部有关专家表示,近年来虽然农民收入保持了持续快速增长态势,但农民增收的基础仍比较薄弱,增收的渠道仍比较缺乏,促进农民持续增收的长效机制尚未完全建立,城乡收入差距呈扩大趋势:2007年,全国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实际增长9.5%,是1985年以来增幅最高的一年;而城乡居民收入比却扩大到3. 33:1,绝对差距达到9646元,也是改革开放以来差距最大的一年。这在统筹城乡发展作为科学发展观的重要组成部分,摆在“五个统筹”之首的位置,从而成为党和国家的基本方略并且实施5年后的今天值得深思并想办法解决。
有人认为,解决上述问题的根本举措就是继续深化农村改革,为农民增收减负提供体制保障,其主要内容包括:坚持农村基本经营制度,稳定和完善土地承包关系,按照依法自愿有偿原则,健全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市场,引导农民依法以转包、转让等形式进行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增加农民的土地收益和财产性收入;同时推进征地制度改革,建立健全征地补偿机制和安置办法,完善被征地农民社会保障体系,确保被征地农民生活水平不降低,长远生计有保障。总之一句话,是要在土地上做文章。近年来,中央5个“一号文件”的主线是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统筹城乡的根本是土地,只有农村的土地获得与城市的土地一样韵平等地位,才能使仅仅拥有土地的农民获得与城市居民一样的平等权利,也才能从根本上解决农民持续增收的问题。
然而,要彻底解决农业、农村和农民的土地问题,还必须解决对“三农”问题的认识,也就是要深刻认识和明确解读十七届三中全会的论断:“农业基础仍然薄弱,最需要加强;农村发展仍然滞后,最需要扶持;农民增收仍然困难,最需要加快。”只有深刻认识这些问题,才能真正解读为什么党中央反复强调“三农”问题是全党、全国和全部工作的重中之重,才能真正理解城乡统筹的深远意义,并最终解决农村的土地问题。
这里提出从世界文明发展的范畴深刻认识上述问题的新思路。从世界文明发展的范畴来看,中国所具有的强大的物质基础、悠久的文明传统、丰富的历史经验和坚强的制度保障,使得中国不可能跟在别人后面亦步亦趋。如果加上积极进取的创造精神,对有着悠久历史的中华农商文明模式进行现代性的改造,就一定能走出一条有中国特色的农商文明和工业文明相生共长、乡村文明和城市文明协调发展的道路,从而创造出一种既超越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又超越西方工业文明且适合全人类,特别是中国发展的道路和模式。这种道路和模式,就是超越之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和模式。解决“三农”问题,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就是超越之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重要组成部分。
解决“三农”问题,推进农村改革与发展,应该包括两个层面的内容:其一是初级层面,即改善农村基本生活条件,加强农村基础建设,发展农村社会事业,丰富农村精神文化生活,支持和帮助农民焕发热情,积极进行自我组织,自我完善,自我发展。其二是高级层面,即在通过城镇化、工业化转移相当一部分农民以后,将广大农村建设成一种既享受现代工业文明成果,又充分体现中华优秀农商文明精神的首善之地。“三农”问题的解决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立之时,才是中华民族真正崛起之日。到那时,一个以中华农商为本,以西方工业文明为用的新的中国才能真正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四、结论
根据中国农村改革发展的重大意义、主要成就和未来趋势的认识,中国的城乡统筹,不是以西方式的城市文明和工业文明理念为指导,而是以中华农商文明为本、西方工业文明为用的理念为指导;解决中国“三农”问题的根本办法是建设“三农”而不是消灭“三农”,特别是不能将新农村建设理解为农村城市化和工业化。总之,对于中国来说,农村改革与发展不仅过去需要,现在需要,将来直至永远都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