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中大读书会召开第十五次双周论坛:国家与国家理论
主题:国家与国家理论
主讲人:杜鹏
主评人:印子
主持人:田孟
通讯员:张雪霖
时间:2012年4月27日晚18:30—22:30
4月27日晚上六点半至十点半,在三农研究中心会议室,华中大读书会召开第十五次双周论坛。本次会议的主题是国家与国家理论,由杜鹏主讲,印子主评,田孟主持。华中大读书会有20名同学,同时中国农业大学2名同学,江西师范大学5名同学,西南交通大学1名同学,一共28名同学参加了本次论坛。以下是会议纪要。
发言提纲
导言:政治哲学视域中的国家观
国家、权力与秩序的问题
如何定义国家:国家作为一种组织还是一种功能?
一.近代国家概念——民族国家的兴起
理论和实践意义上的国家概念,是到16世纪才产生,它的本质在于与其构成成员的人格相独立的人格和主权。“国家”这一名词也是在这个世纪产生,16 世纪之前的政治实体都已缺乏这些要素而不成其为国家。
A、 博丹的主权学说;马基雅维利《君主论》;霍布斯《利维坦》
B、 三十年战争与威斯特法利亚和约——欧洲民族国家的形成(民族国家与暴力)
二.自由主义与国家
1.自由主义的地缘政治背景:英国和美国
2.自由主义的国家观
国家产生于契约;国家的权力来源于人民的同意;国家体现为某种组织和制度关系;由社会来认识国家;非政治化和中立化的国家观;国家是必要之恶
三.马克思主义的国家理论
1、马克思与德国思想渊源:德国的保守主义
A、对自由主义国家观的保守主义反思
B、保守主义的地缘政治背景
德国——保守主义的大本营
欧陆的政治格局:德国与法国。德国对于法国大革命的反应:思想领域和哲学领域里的革命。德国的落后、资产阶级的软弱。知识分子对于德国封建势力的依附。
C、保守主义的国家观
对国家的神化(绝对精神的现实化身)。有机体论(唯实论的国家观)。国家的目的
论和至上论。对历史和民族的浪漫主义想象。
2、从保守到革命
3、 马克思主义的国家观
国家的阶级性;国家的相对自主性;国家的消亡论;无产阶级专政理论与国家消亡论的辩证关系。
四.回归国家学派
对自由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批判
国家自主性与国家能力
五、讨论与扩展
1、施密特的幽灵:政治的概念(政治性)。施密特与韦伯(志业政治家)。民族主义。
国家与政治。正当性与合法性的问题。政治本身具备独立的价值域。
国家是政治的实体,政治上的敌友当然指国家的敌友;一个民族要成为政治实体(国家),就必须自己决断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否则,一个民族就还没有成为一个政治实体(国家)。因此“政治的”始终具有一个在实际的政治(与国家的敌人的斗争)处境中的具体含义。
在施密特看来,自由主义政治理论根本不懂得什么是政治,幼稚地把议会民主的技术性政治问题或分配权力作为判断政治现象的标准,把政治秩序与法律秩序混为一谈,不晓得政治统治的关键问题不是合法性(Legalitat) ,而是正当性(Legitimitat) ,也就是民族文化同质体的国家主权
2、回归国家学派的国家理论的现实意义。
国家能力VS合法性
事实与价值的二元论的影响。手段与目的的关系。
3、日常秩序与“非常状态”(重大时刻)。
从国家观到政治观——对自由主义政治学的批判
自由主义政治理论把日常秩序作为政治的起点,根本误解了政治的本质。韦伯思想中实际存在的自由主义法治国家与民族政治利益的矛盾及其可能的调解,被施密特通过干脆否定自由主义的政治观而勾销了。
4、 国家是否会消亡?
苏联的命运。列宁、斯大林与托洛茨基。
主评人(印子):
我和杜鹏一起结束了社会学的阅读,然后一起开始阅读政治学,私下里和杜鹏关于政治学问题交流了很多。杜鹏今天的发言,在某种程度上来说是我们的共识,他的发言我都赞同。所以今天很难从批判的眼光进行点评,我暂时提出九点意见和大家进行讨论。
(一)杜鹏今天讲的国家理论是民族国家的理论,规避了古典时期的国家概念的分析。我们在理解民族国家理论时,需要注意的是自由主义政治学来源于自由主义经济学。
(二)施密特认为自由主义的本质在于人与人之间的谈判,类似于圆桌会议上的角逐,属于非完整的国家理论,其政治效能是不完全的。国家理论的关键一环就是合法性如何转化为正当性。而合法性与正当性的问题,比较复杂,而杜鹏有意的回避了。
(三)自由主义、保守主义和社会主义三者之间的关系是怎样的。自由主义、社会主义均有坚定的价值性追求,而当代的保守主义则无此价值性追求。个人认为保守主义的本质就是暧昧性,其取决于当时的自由主义的反对者。
(四)杜鹏今天讲的国家理论是在国家与社会之间的模型框架内的,但忽略了极权主义政治。 人类历史上有两个极权主义类型,苏联和纳粹政权。极权主义是对国家主权的彻底颠覆,最典型的是狂热的民族主义。
(五)现代民族主义和阶级理论等均对马克思主义非常谨慎,应该说马克思主义的国家理论是受到压抑的。
(六)在探讨国家理论时,不可忽视国家实体的基础,个人认为需要考虑两大基础:一是社会基础,这里面包括国家发展的经济条件;二是思想基础,从神学主义到启蒙运动时期的理性主义再到孔德的实证主义最后进入到现代的科学主义和全球化时代。
(七)需要思考施密特的理论在中国的政治意义。施密特认为主权就是对非常状态的决断,政治性的本质即划分敌我关系,这和毛泽东的政治观念相似。施密特的理论有两点值得我们思考,一是政治性的问题或者说政权建设的合法性问题,二是非常状态问题,如前段时间的发生的薄熙来事件,可以说就是处于非常状态。日常状态容易造成政治性的虚无性,而非常状态的秩序不能用日常生活秩序的逻辑去理解。
(八)我们需要思考中国的国家理论在哪里?中国目前并没有自己的国家理论,我们需要反思到底是社会基础除了问题还是思想基础除了问题,中国的意识形态做好迎接的准备了吗?!
(九)政治学的阅读方法。自己在阅读政治学的时候,没有一个好的方法指导,一路摸索走了很多弯路,等读完后恍然明白政治学是一个整体,应该采取整体主义的阅读方法。政治学可以分为政治哲学和政治科学两个层面,而政治哲学探讨到终极问题,最终会回归到两个根本问题,即价值之辩和人性思考。如果没有政治科学基础的铺垫,很难驾驭政治哲学的理解,因此我认为若先阅读些政治科学的书籍,了解政治制度的具体运作、政治系统和政治权利等基本知识后,再寻找一个线索来系统阅读自由主义或保守主义或马克思主义,最后在在其中寻找关联,打通政治学的脉络。
讨论环节:
田孟:杜鹏对政治学的梳理很清晰,讲得很好,而印子的点评进一步深化我们对政治学的理解,听了后很受启发。我没有系统的阅读过政治学,听完后脑海中想到几个有趣的社会想象,提出来供大家讨论,但可以不限于此,自由发言。第一个现象是政府合法性的来源,一是北京模式,不断的抓GDP,“保八”,那能不能“保八”有什么影响呢,背后是一个经济问题;二是华盛顿模式,即民选问题。第二个现象是现在中国对非洲进行援助,本来是去做好事,不但不被感谢,反而被批是新殖民主义,并反问中国还是社会主义国家吗?第三个现象是中国特有的,即不管是法院还是政府门前都会贴上“为人民服务”,这背后有什么特殊的政治含义?此外我觉得中国的政治学需要考虑的几大问题有:(1)党是什么?(2)党与政府之间的关系,政治家与官僚的关系;(3)中央与地方的关系;(4)财政的问题;(5)暴力的问题。
宗世法:刚才说主权与人权之间是对立的,我倒认为主权和人权之间是一体的,只有主权主权有了保障才能保障人权。
张雪霖:我觉得政治学中的主权与人权的关系可以转化为社会学里面的国家与个人间的关系,只有理解了国家与个人的关系才能理解主权与人权的关系。涂尔干的《职业伦理与公民道德》中关于国家与个人的关系,给自己很大启发。涂尔干认为个人与国家在本质上是一致的,国家的存在正是为了保障个人的权利,只是因为现在的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关系类似于霍布斯笔下人与人之间自然状态的战争状态,国家面临着外部侵略的危险。因此国家需要抽取一部分资源用来组建军事力量等保卫国家的安全,这就容易造成国家对个人的侵犯。而涂尔干则寄希望于社会法团这个中间社会力量来对抗国家力量,从而保障个人的权利。
冯川:政治科学是一项统治技术,而主权和人权都是一套说辞,要看是为谁服务。刚才印子说自由主义政治学源于自由主义经济学,而自由主义经济学是建立在私有权的基础上,即每个个人都有独特的价值,“你的是你的,我的是我的”。有人认为中国目前尚是人情占主导的社会,不具有西方说的民族国家的建设基础,这个值得我们思考。杜鹏说的托洛茨基的革命理论,革命的革命之后就成了反革命,或者说不断的革命就成了反革命和投降主义,这是怎么回事?
杜鹏:我的意思是说主观上是想革命,但是若以大局观和政治性上来看,客观效果就变成了投降主义,这要结合苏联的布什维克、孟什维克和当时的局势来具体分析。
田孟:《马恩选集》中有章节强调要清理各种社会主义,而马克思的社会主义的最大敌人当时就是无政府主义,即巴枯宁主义。举个简单的例子,两个敌对的人正在打架,这时无政府主义者举着牌子对自己一方的人说,放弃斗争,我们不要国家,要到田园牧歌式的和平,那么这就在客观上帮助了敌方,在一定程度上成为了投降主义。
冯川:我一直没有搞清楚自由主义、无政府主义和马克思主义之间的关系。
田孟:吉登斯在《历史唯物主义的当代批判》中批评马克思无明确的国家理论。无政府主义(巴枯宁主义),是建立在小私有制上的无政府主义,而马克思的国家理论是建立在资本主义大生产的基础上。而为实现最终的国家消亡,经历无产阶级专政的阶段是必要的。《资本论》中剩余价值虽然是一个核心命题,但第二卷和第三卷就开始超越剩余价值问题,探讨人类发展的基本规律问题。
张建雷:马基雅维利在《君主论》中认为要通过政治、法律、宗教等各种手段和形式, 或者说可以不择手段的来帮助实现国家的强大,这一点和国家学派倡导的国家能力之间有一定的相似性,值得探讨他们之间的关系。
张雪霖:国家学派的兴起是在什么时候?
杜鹏:国家学派是在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兴起的。
张雪霖:你在刚才讲到国家学派时,我脑海中就想到沃勒斯坦的《现代世界体系》。沃勒斯坦构建的现代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始于1450年,这一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兴起伴随着民族国家的兴起。沃勒斯坦在该书中批判了自由主义国家理论,认为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发展与国家力量的强大是成正比的,要想在世界体系中称霸和国家力量的强大是分不开的。比如在资本主义第二次大扩张时期,英法联合打败荷兰的霸主地位后,开始了争夺世界霸主的第二次百年战争,最终英国打败法国成为世界霸主。沃勒斯坦认为英国之所以打败法国,主要原因就是英国的国家力量要强于法国,其中一个方面为英国通过共荣革命建立了一个稳定的民族国家政权,而法国则经历法国大革命,没有形成一个有效的强大的国家政权。为此沃勒斯坦提出衡量一个国家的实力的五项政治标准,即重商主义、军事实力、政府财政、一种有效的官僚制度和阶级斗争政治学。我在想沃勒斯坦的国家的实力概念和国家学派提出的国家能力之间的关系,沃勒斯坦的《现代世界体系》出版于70年代,不知道是沃勒斯坦受国家学派的印象还是反之?
张建雷:蒂利认为一场民主的运动不一定带来民主社会,现在政治科学的发展实质上消解了对政治合法性的研究。
郭政政:韦伯在《经济与社会》中探讨的合法性与正当性是什么关系?
杜鹏:这个问题有点棘手,刘锐之前专门讨论过这个问题,但我不是特别有把握。我记得一句话好像是“正当性是对合法性的信仰”,合法性属于对权威的信仰,而正当性则属于价值判断的范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