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就是阎云翔向我们展示的今天的中国文化正在见证并孕育着一种新的个体主义。这种个体主义在过去是不可言说的、不成熟的,甚至在政治上是不被接受的,而如今却公开地发挥着影响力。中国人的自我与人格已经变得与以往不同了,就像他们所处的地方道德社会那样正处在转型之中。对阎云翔来说,这种新的现实既令人担忧又给人以希望。
现代化转型的核心问题
法治周末:很多人都知道,您在上大学之前的经历很有传奇性的,现在您怎么回忆和思考这段经历?
阎云翔:从山东到东北,是饥饿所迫,走了闯关东的老路,也是自我缺失的。我觉得自我的缺失是整个贯穿我那段经历的。被驱使的条件都很基本,就是穷困、饥荒之类的。
如果联系到上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上半叶的时代背景,我们对自我是完全的否定。当时能在整个话语中占据主导地位的是哪些个体呢?雷锋,雷锋是一个完全没有自我的形象。反正就是那种毫不利己专门利人,要求的就是没有自我。
所以最本质的是,究竟个体是达到一个目的的手段,还是就是目的本身。在我们那个时代,我觉得我是没有自我的。这是影响我最深的一点。
其次,如果说我有点特殊,就是我始终在这个社会的边缘。自从12岁我离开北京到农村就是如此,再加上家庭成分不好,政治上的歧视让我就更加边缘化了。又因为饥荒的驱使,到东北打工、流浪,这些基本上都是在边缘行走。这种边缘化对我后来的思考方式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就是我没有太强的介入感,对任何事情都本能地以一种相对客观的态度来观察。很幸运的是,我后来学了人类学,人类学要求的就是这个东西。
法治周末:您觉得当今中国社会,个体的存在方式上有哪些变化?
阎云翔:我觉得在私人生活领域推进了很多很多,但是在个体与国家、个体与社会的关系上,基本改变不大。
公共生活和私人生活我们现在还是分隔的,这样就额外造成了很多苦恼。如果在西方,这两方面是互通的。只有在隐私的保护上,这两者分隔得更厉害,私人生活神圣不可侵犯。但是西方社会在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层面,这两者是互通的,所以才能做到表里如一。
所谓“潜规则”,就是表里不可能如一。在私人生活中,比如择偶上,你享有充分的自由,但是在公共生活上,你会发现那套自由根本不能有。这样你要重新塑造你自己,知道在哪些方面你要张扬自我,哪些方面要压抑自我。这还不如我们那时候,反正完全没有自我,也不感觉到痛苦。对不对?
寻求新的平衡
法治周末:当前的个体崛起,和“五四”时期陈独秀等人呼唤的“摆脱旧文化和旧家庭”的新青年个体崛起有哪些相通和不同?
阎云翔:十分有意思的是,陈独秀是鼓吹个体主义最为激烈的人,但是短短的四五年之内,他就转向了完全的反面,成为批判个体主义最为激烈的人。跟他类似的人,或前或后,基本上都是走的这条道路,包括梁启超,也是这样。
《新青年》在介绍个体主义的思潮的时候,他们也在强调自我的解放、激情、个体的欲望得到满足、冲破家庭的网罗。实际上,他们是觉得这些东西可以改变中国积贫积弱的弊病,带来中华民族的复兴。最后发现不对,很容易走到无政府主义那边去。或者像梁启超到美国转一圈,发现这根本不是能解决我们问题的药方,马上就转向反面了。但是如果看现在的个体主义,不同之处在于,根本没有理想和意识形态方面的东西。
现在的个体的崛起完全是在物质层面上的,最重要的意义在于,在这个层面上崛起的个体是绝对不会再回去的。最简单的比喻就是,亚当和夏娃尝了禁果之后,这个世界就不一样了。
法治周末:如您书中所描述的伦理观念的变迁等,当一个国家的生产和生活方式发生巨大变迁的时候,观念世界也必定是变化多端的。在您看来,中国观念世界近30年来的变化,是趋向于一个新平衡,还是继续变化下去?其具体情形如何?
阎云翔:我觉得到了一个更加不平衡的新层次,而要达到一个新的平衡点的话,一定要私人生活和公共生活两个层次打通。
换句话说,当前在私人生活领域的个体化和自由度在不断地增加,而公共生活中要特别艰难地一点一点拓展。现在私人生活领域和公共生活领域脱节,最终就会变形,回到原来的老路上去。所以如果你的问题中平衡是指一种正面意义的话,我觉得现在远没有达到平衡,反而是张力越来越大。
法治周末:这种不平衡会不会有一个正面的效果?
阎云翔:实际上这在某种意义上倒回应了国内大多数人的共识,就是体制改革是不可避免的。换句话说,就是要很多个人去参与,因为这么多个人崛起了,私人生活领域可以干这么多事儿,这方面已经变了。
消费主义有助于把人的注意力从政治转向享乐,有利于稳定,但是长期的效果会如何值得怀疑。因为没解决的问题最终还是会飞回来,而且是在不同层次上飞回来,当个体的欲望被调动起来之后,他的要求也就会更多。
起初他可能有一双耐克鞋就觉得活的像个人样,但可能后来他会发现有一双耐克鞋还是得不到尊重,这就变成了一个尊严问题。这个时候如果还是在私人领域尽情去享乐,但是不能够在公共领域辩论为什么不许我那样快乐,这个张力只会越来越大。
法治周末:现在似乎有个现象,就是公共生活领域压抑的过久之后,年轻人似乎都不去在这方面追求了。
阎云翔:是的。但是这不证明他们感受不到痛苦。因为人都是社会动物,能够赋予自我意义的,一定是大于自我的东西,而这些东西一定是在公共生活领域实现的。
中国社会的个体化
法治周末:在您看来,“个体化”为什么是我们这一时代(1978年以来)需要认真对待的根本问题之一?
阎云翔:个体化之所以重要,是因为个体成为我们当代社会生活中的基本的社会单元,以前我们一直说家庭是基本单元,但是现在个体越来越成为一个新的基本的社会关系单元。
国家在前30年,束缚了个体,同时也承担个很多责任,改革的一个特点就是国家把责任推卸到个体身上。这是个体化的另外一个重要特征。这一点跟整个西欧的经历没什么本质区别。西欧的福利国家也在进行类似的改革,希望个体承担更多的责任,因为国家没钱来给予从摇篮到坟墓的这么多保障。这跟我们现在做的是同样的事儿。
唯一的区别,在个体是手段还是目的上,中国和西欧是有差别的。西欧国家是要对个体负责的,我们这儿是个体要对国家负责任。但在经济生活的细则上,两边是一样的。所以我觉得个体化是一个十分重要的时代特征,它是全球性的。但是在各个国家和社会的表征是不一样的。
法治周末:在您看来,怎样的一种中国人的个体化才是您心目中的理想样态?
阎云翔:我觉得我们现在的个体主义,和我们一百多年来在精英层面、思想史层面对个体主义的理解和描述,是有直接关系的。
在上世纪之初,介绍个体主义进来的时候,急于想解决的是个体和国家的关系,而且特别想把个体变成一个从过去受家庭、亲属关系这些网络中解放出来的新公民,能够为民族国家的建立起作用。就是把个体从旧框架中解放出来,目的是把他放在新的框架中,来为宏大的政治目的服务。
比如我们那个年代还在议论,大学生张华为了救一个农民跳到粪池里死了,值不值得。但是在西方个体主义的文化中是不会讨论的事儿。因为他们人与人之间平等的观念最初是从宗教上来的,在推演这个观念的时候几乎是不受任何现存政治的限制。这一传统和实用是完全分开的。
所以我觉得这两个观念:一是个人到底是目的还是手段的问题,一是平等观以及在平等观的基础上才有的自由。这在我们的文化中是缺失的。我们文化中的个人主义基本上就是想干什么干什么,冲破网罗,这叫个体主义。所以它才是反社会的、才是自私自利的同义词。
法治周末:您对我们这样的个体化也抱有信心?
阎云翔:对,它有可能走出一个良性的结果来。但是走出良性结果的前提是我们对自己对西方的个体主义有个清醒的认识,而不是笼笼统统地说,一边骂我们这边个体主义自私自利,一方面却在实践。这等于把两方面最坏的东西都结合在了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