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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黄家亮:中国现代性的探寻与中国社会学的理论建构——以郑杭生社会学学术历程为例
  •  2012-05-23 00:24:43   作者:黄家亮   来源:社会学视野网   点击:0   评论: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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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载于《西北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3)。

    [摘要]社会学与现代性相伴而生,对中国现代性独特逻辑的探寻是贯穿在郑杭生社会学理论中的核心问题。正是立足于中国的现代性实践,以建设性反思批判精神对待西方理论,并在不断回应中国社会转型和全球化时代现代性的新议题的过程中,郑杭生才逐渐构建起其相对系统且兼具世界眼光与本土特色的中国社会学理论体系。郑杭生的学术历程表明,理论构建绝非西方学者的专利,以“中国”为主体的中国社会学理论建构不仅迫在眉睫,而且完全可能。

    [关键词]现代性;中国现代性;中国特色社会学理论;理论自觉;学术话语权

    [中图分类号]C913.2

    《郑杭生社会学学术历程》卷帙浩繁、内容丰富,是郑杭生学术思想的集中呈现,也是当代中国最重要的社会学理论成果之一。全书共四卷五册,432万字,所收文章,在时间上前后跨度25年(1985-2010),在内容上共分24个专题,是对中国社会转型和发展实践百科全书式的理论再现和建构。要理解这一鸿篇巨制,必须明晰洞察贯穿于其中的问题意识。本文认为对中国现代性的探寻正是郑杭生理论构建的基础和主线。通过这一主线,可以看到其理论体系不断丰满和走向成熟的轨迹。同时,其学术实践也为中国社会学的理论建构提供了借鉴。

    一、现代性与社会学及其中国语境

    作为现代社会的产物,社会学与现代性相伴而生。中国社会学理论理应立足于中国现代性的具体语境之中。

    (一) 现代性与社会学

    从历史的角度来看,工业革命带来的不仅仅是一场生产方式革命,更是一场包括价值观念、生活方式和组织模式在内的实践巨变。正是在这一“事件”中,整个社会驰离了旧有秩序轨道,进入了一种崭新的生活形态和组织模式,即现代社会。这种“现代社会”在一定大程度上使身处其中的人们摆脱了物质匮乏、需求以及禁欲性神学意识形态等方面的束缚,但同时从一开始就蕴含着失业、贫富分化、价值混乱、社会失序等新的危机。到19世纪上半叶,这种危机空前爆发出来,对新秩序的焦虑取代了短暂的欣喜和狂欢。正是在这一背景下,社会学作为认识现代社会、解释和化解现代社会危机的工具登上了历史舞台。无论是孔德还是马克思所开创的社会学传统,都是在回答深处危机中的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前途和命运问题,只不前者主张改良、后者主张革命。[1](P26-27)

    在以后百余年的发展历程中,社会学始终是以现代性实践中的经验事实作为其知识来源和基础,将现代性带给人类的风险与机遇、冲突与和谐、困境与希望、迷惘与信心,都融入了自己的成长、危机与重建之中。如果我们对社会学的每一个重要概念、设问、思考进行深析,那么不难发现,在这些概念、设问、思考中都有着一个共同的隐喻,那就是“现代性”。[1](P767)同时,对现代性不同纬度的关注,也使得社会学的理论范域呈现多样性特征,正如法国学者马尔图切利所说:“整个20世纪中,现代性特有的某种距离观点持续存在。正是在这个观点中,在想象和回答这个观点的方式中,社会学的多样性和现代性的统一性之间的界限最有可能被揭示出来”[2](P13)。可以说,社会学就是关于现代性实践历程的知识系统,一部社会学的理论史,也就是一部现代性的实践史。

    (二) 中国现代性与中国特色社会学

    从传统走向现代是人类社会不可逆转的趋势,但现代性总是与特定语境相关联——在不同社会、不同时代,现代性有着不同的具体内容。所谓中国现代性,是对中国现代社会特质的概括,是与中国独特历史文化传统和实践结构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西方社会学因现代性过程中种种社会问题而兴起,中国社会学则植根于中国现代性过程”[1](P741)。但中国社会学是从西方移植过来的,无论是其理论框架、基本假设、概念系统,还是研究方法,都深深打上了西方的烙印。这种社会学对中国的解释无疑是戴着有色眼镜,更毋庸说来指导中国实践了。于是,构建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社会学成为中国社会学家的基本使命。

    纵观“四卷本”,虽内容庞杂、主题众多,但作为一个整体,其问题意识非常明确,那就是到底什么是中国的现代性?如何认识中国的现代性?在全球化背景下,又如何回应现代性的新发展?正是基于对这些问题地不断质问,郑杭生构建出其实践性和反思性极强的社会学理论体系。说实践性极强,是因为其理论始终建立在对中国现代性实践的洞察、感悟和提炼的基础之上,不作玄想;说反思性极强,是因为其对西方话语霸权进行不断反思,具有高度的理论自觉意识。而且,正是这一明确的问题意识,使得“四卷本”虽各卷、各“论”自成一体,但合起来又形成了一个有机统一、浑然一体的理论体系,具有很强的内在统合性。

    二、现代社会是如何可能的?

    社会运行论与社会转型论的诠释

    “社会是如何可能的”,是每一个致力于社会学理论构建的学者必须面对的经典问题。结合中国社会的文化传统和转型实践,郑杭生主要从“现代社会究竟是如何运行的”和“现代社会究竟是如何生成的”两个维度对其进行了回应,分别形成了社会运行论和社会转型论。

    (一)社会运行论:现代社会的运行规律及其理论建构

    现代性的浩大过程使现代社会完全脱离了前现代的轨道,不可能再以前现代的方式和机制继续运作,因而社会运行和发展的“问题性”日益凸显。西方社会学正是在应对这些“现代性的后果”中产生的。中国社会进入“现代”后,同样面临这一重大问题。因此,在对社会学各主要传统系统清理、对经典理论反复思考、对中国社会的经验素材深入考察的基础上,郑杭生明确将将社会学定义为“社会学是关于社会的良性运行和协调发展的条件和机制的综合性具体社会科学”,并将这个定义代表的观点称为“社会运行论”。无疑,这里中所说的“社会”是指现代社会,社会运行论也是在现代性的前提预设下发生和展开的。如郑杭生曾明确强调:“在这个定义中,‘社会’主要指现代社会,即资本主义社会和社会主义社会以及将来的共产主义社会。因为社会学是现代社会的产物,而且也只有在现代社会中,才会系统地提出社会良性运行和协调发展的问题。”[3](P8)

    社会运行论的基本思想是:“社会学的研究对象是作为整体的社会运行和发展的规律性,特别是社会良性运行和协调发展的规律性。”[4](P13)结合中国的历史实践,郑杭生将社会运行和发展类型概括为三种,即良性运行与协调发展、中性运行与模糊发展、恶性运行与畸形发展。接着,他系统分析了社会良性运行和协调发展的五大机制和五大条件,即动力机制、整合机制、激励机制、控制机制、保障机制和人口条件、环境资源条件、经济条件、文化条件、社会心理条件。由此,社会运行论的理论框架得以建立。

    社会运行论关于西方现代性的洞察和反省、以及对于中国现代性的冀望,集中体现在其对社会运行和发展基本原则,以及社会运行与发展指标体系的研究之中。基于对西方现代性过程中出现的发展至上、物质至上等缺陷,他提出社会运行和发展必须遵循综合性原则、协调性原则和满足需要原则,特别是不仅仅要注重经济效率,也要注重社会效益;要建立“以人为中心”的社会发展指标体系,“人的发展是社会发展的最高目标和最终目标”,“评价社会运行与发展最终还是要用人类自身的状态来说明”[5]这些在上世纪80年代就提出来的思想,是非常具有前瞻性和创造性的。

    (二)社会转型论:现代社会的生成规律及其理论建构

    与“现代”相对的是“传统”,从传统社会到现代社会的转变过程就是社会转型。社会转型的本质是现代性的成长。19世纪中期以来,社会转型成为中国社会发展的主旋律。上世纪70年代末以来,我国进入社会转型加速期,这是一个既充满希望又饱含痛苦的复杂过程,新旧体制的碰撞、矛盾和不协调,引发种种社会问题。如何回应这一重大历史事件,不仅是中国社会学义不容辞的任务,也是其安身立命之本。正是在回应转型实践的过程中,郑杭生提出了社会转型论。

    社会转型论的基本判断是中国社会正处在从农业的、乡村的、封闭半封闭的传统型社会向工业的、城镇的、开放的现代型社会转型的过程之中。它从“社会转型度”和“社会转型势”两个视角来把握这一变迁,前者主要用来衡量社会转型的整体状况,包括转型的速度、广度、深度、难度、向度;后者主要用来衡量转型能力、态势,包括转型域、以及转型势位、势级、势极等子概念。在这些概念框架下,郑杭生对中国社会转型的一些主要方面,如城乡社会结构转型、利益格局转型、社会控制转型、社会支持系统转型、文化模式转型等都进行了深入的理论和实证研究,有力论证了我国现代社会的基本生成规律。以社会结构为例,他深入考察了我国从传统型社会结构向现代型社会结构转型的过程,如身份体系逐渐弱化、结构弹性逐渐增强,资源配置模式转变、体制外力量逐渐增强,国家与社会逐渐分立、价值观念日益多元化[6](P86-100);并根据对全国10个城市的抽样调查,将我国城市划分为管理阶层、技术人员阶层、办事员阶层、工人阶层、自雇者阶层、私营企业主阶层以及其它阶层等七大阶层[7]。他还创造性地分析了转型中的“类发展困境”、“逆发展困境”、农民职业体系转型困境、义利冲突等现象。[8](P93-102126-130427-261)

    贯穿在社会转型论中的一个核心理论问题是现代性过程中传统与现代的关系。正如有学者分析的那样,“西方主流社会理论几乎无一例外都是以‘传统与现代’的截然二分和对立为他们分析现代性的全部出发点的。”[9]而且,往往“把‘传统’与‘过去’等同起来,“将其当成一种绝对的、固定化了的东西,也就是说,凡是‘过去’没有的东西就不属于‘传统’”[10]。这种基本思维方式在西方现代化理论中得到了淋漓尽致地体现。社会转型论认为传统与现代并无绝对的“断裂带”,二者既对立又统一,在社会转型中,应该“开发传统、服务现代”。在这种意义上,郑杭生将其社会转型论看作是新型现代化理论。后来,他又用“现代的成长和传统的被发明”来表述他对这一关系的认识,认为二者是一体相联、互为表达、彼此推进的关系。[11](P839-901)

    三、中国现代性、理论自觉与学术话语权:学科本土论的追求

    社会运行论和社会转型论的探索已显示出中国现代性的独特性和中国社会学理论构建的可能性。但总体上,我国社会学仍处于对西方社会学的引进和复制阶段。如何构建基于中国现代性的社会学,实现“知识转型”,是中国社会学者义不容辞的历史使命。正因如此,郑杭生在前两论的基础上提出了学科本土论。

    (一)社会学世界格局下中国社会学的危机

    郑杭生借鉴沃勒斯坦的世界体系理论将全球社会学区分为欧美和非欧美社会学,在学术资源、学科话语和知识方面,欧美社会学都居于主流、主导性的强势地位,而非欧美社会学则居于非主流、非主导性的弱势地位,通过“知识移植”而建立的中国社会学是后者的典型。在这种不平等的世界学术身份体系中,中国社会学的边陲地位和“边陲思维”牢牢确立起来了。不少学者对西方社会学照搬照抄、亦步亦趋还自以为站在学术前沿,而对本国社会学及其历史采取虚无主义态度。这造成了中国社会学的“虚假繁荣”和日益深重的主体性危机——在用以解释中国的理论中,“中国”自身却长期“缺席”。这造成了中国社会学的双重困境:首先,在中国社会现实面前显得苍白无力,既难以合理解释中国社会所发生的深刻变迁,更无法科学指引中国社会转型的未来走向。第二,在世界学术格局之中处于绝对的边陲地位,缺乏平等交流和对话的能力,与中国的综合国力和“大转型”时代极不相称。[12]正如有学者指出的那样,当前中国社会科学最大的挑战,既不在于学术体制内的腐败,也不在于政府对学术的控制,而是在全球化背景下,中国社会科学整体上的边缘化、殖民地化。[13]

    (二)现代的反省、理论自觉与学术话语权

    沃勒斯坦曾说:“自从在大学有了讲授社会科学的院系以来,在其整个有建制的历史上,社会科学是以欧洲为中心的,是为回答欧洲的问题而兴起。……社会科学既然在这个熔炉里面形成的,它在选题、推理、方法论和认识论上都反映这个熔炉的局限,这几乎是不可避免的”。[14](P183)也就是说,整个社会科学是因西方现代性问题而起,是关于西方现代性过程的知识体系,社会学当然也不例外。以社会变迁理论为例,欧美现代化理论包含了两个重要的理论预设:一是传统社会与现代社会的二元对立,二是欧洲中心主义。这主导了现代以来的整个历史叙述,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变被认为是欧美式现代化向边缘区域的扩散和复制的过程。[1](P339)汪晖的研究也令人信服地表明,西方社会科学界“各种关于中国的历史描述和分析中,或隐或显地存在两种不同的中国叙事——作为帝国的中国叙事与作为民族-国家的中国叙事”,而且,这两种看似对立的叙事模式实际上在内在预设上是一致的,那就是都是按照西方现代性的逻辑来理解中国。[15](P2-4)

    要真正理解中国,就必须挖掘其自身的内在特性,“一方面要对本土社会变迁的进程和机制形成本土立场的理解,另一方面则是对社会科学’的品格形成中国人自己的批判意识”[9],用郑杭生的概念来说,就是对中国现代性的“理论自觉”和争取中国社会学的”学术话语权”。所谓“理论自觉”,就是指要明白我们所使用的理论的来历、形成过程、前提预设及解释限度等,要增强主体意识、弱化边陲思维,要在对西方社会学借鉴的同时,主要根据中国的实际,结合中国的传统学术资源,进行理论创新。所谓学术话语权,是指在学术领域中,说话权利和说话权力的统一,话语资格和话语权威的统一。对于中国社会学来说,就是要提炼出基于中国现代性实践的学术话语,打破西方的“文化霸权”,以实现对中国社会转型和发展实践的“发言权”和在世界学术格局中的平等“对话权”。理论自觉和学术话语权是相互推动的,中国社会学的理论自觉提升到什么程度,其对学术话语权的把握和争取也会到什么程度。[16]

    (三)构建本土特色与超越本土特色

    学科本土论并不是一个空洞的口号,而是包涵了郑杭生及其学术团队多年来在社会学元理论(metatheory)创新方面的诸多艰辛努力。

    首先,郑杭生系统论证了社会学本土化的由来和界说、类型和特征以及社会学本土化与西方化、国际化、全球化的关系等基本理论问题。如他对社会学本土化从地区性到世界性的过程进行了系统梳理,认为社会学本土化是包括美国社会学在内的几乎所有国家社会学发展的一种必然历程,还按不同标准将社会学本土化划分为不同类型,如运动型和非运动型,理论问题研究型、本土社会认识型、本土社会问题解决型、修正创新型,等等。[1](P331-338)

    如何推动中国社会学的本土化呢?在考察中国社会学百年发展轨迹的基础上,郑杭生概括出四句话——“立足现实、开发传统、借鉴国外、创造特色”[1](P344)。他的学术历程也是沿着这一思路展开的。第一,立足现实。他每一个阶段的学术探索都建立在中国现实的基础上,如在早期的社会转型研究中,他深入到贵州、海南等地农村调查,撰写了《当代中国农村社会转型的实证研究》等著作,后来又组织开展了全国十城市抽样调查,撰写了《中国城市社会结构》等著作;此外,他还主持了“华北农村80年的社会变迁”重大项目,在李景汉“定县调查”基础上进行系统追踪调查,形成了《“农民”理论与政策体系急需重构》等多篇重要论文,并指导完成10 余篇博士论文;从2003年起,他每年推出一部《中国社会发展研究报告》;近年来,他主持了中国特色和谐社区建设系列调查研究报告当代中国城市社会发展实地调查研究系列报告,亲自到全国各地进行基层调查。第二,开发传统。首先,对中国社会学的学术传统进行了细致梳理,出版了《二十世纪中国的社会学》、《二十世纪中国的社会学本土化》、《中国社会学史新编》等著作;其次,创造性地用社会运行思想,对中国社会思想史进行了系统开发,出版了《中国社会思想史新编》、“先秦社会思想史研究系列论文”。第三,借鉴国外。对国外社会学理论特别是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理论进行了系统梳理,出版了具有开创意义的《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史》。第四,创造特色。基于以上努力,他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学理论体系,大大改变了中国社会学在世界社会学格局中的依附地位。

    学科本土论还特别强调,提倡社会学的本土化,并不是要割裂与西方社会学的联系,也不是要提倡学术上的排外主义、相对主义、局内人主义,更不是主张只能研究本土社会问题。中国社会学必须从整个世界和人类的高度来解释中国社会和建构知识体系,才能得到国际社会学界的承认。郑杭生主张在对待西方社会学上,应该发扬“建设性反思批判精神”,肯定并借鉴其中有价值的成果,否定不合理的方面,并提出建设性的改进方案。他强调本土化-国际化-全球化是中国社会学发展的大趋势,“中国社会学要走出本土、迈进国际学术空间,首先必须在眼界上超越本土,着眼于国际社会发展的实践与趋势,锤炼自身的理论与方法资质,以加快走向国际化、全球化的步伐”[1](P343)。也就是说,既要“构建本土特色”,又要“超越本土特色”。

    四、全球视野下现代性的新型态与新议题:

    社会互构论与实践结构论的探索

    时代的实践是一切伟大思想的来源,也是冶炼知识精华、锻铸理论经典的熔炉。全球化时代的来临,对建立在传统民族国家之上的社会学是一个巨大的挑战。社会学必须对这一背景下现代性所呈现出的新型态和新议题作出回应。社会互构论和实践结构论正是这种探索的产物。

    (一)全球化时代现代性的处境与西方社会学的危机

    上世纪末期,随着冷战的结束,以及全球贸易、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全球化成为最显著的时代特征。全球信息技术系统成功地将世界任何一个角落都纳入一个整体体系之中,地理空间对社会实践的约束能力大大降低——社会行动常常以“缺场”(absence)和“脱域”(disembeding)的形式存在[17](18-26)。在这种背景下,西方现代性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和效率向全球扩张,企图使全世界都成为其“地方性版本”。然而,正当现代性高歌猛进之时,其自身困境也显露无遗,突出表现为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分化和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恶化。

    全球化时代,资本积累然是现代性过程的主导法则,这一法则将全世界变成了资本博弈的战场。这种博弈的结果是“赢家通吃”(Winner-Take-All),整个社会日趋“分裂”[18]。此外,现代性是建立在人的理性扩张、人对自然征服的基础之上的,随着现代性的扩张,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日益紧张。而且,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快,一些高污染、高耗能的产业向发展中国家转移,使得人和自然的“决裂”成为一个全球现象。可见,现代性全球扩张过程中,人类理性得到了充分张扬,但人欲的激发和资源的匮乏造成的对资源控制权的争夺也空前激化。其结果是,“人和社会选择了与自然的对立,个人与社会的关系也趋向恶化”,“人赢得了对自然的控制权,人的自由却变得更加不可思议”[1](P768)

    现代性的尴尬处境使建基于其上的西方社会学陷入了全面危机,在面临当时社会的风险、冲突、迷茫、分裂等问题时,它们一筹莫展。于是,“社会学的危机”、“社会学的终结”等话语尘嚣而上,如赛德曼断言“社会学已经走上了歧途”[19](P159),贝克说社会学“已经滑入到一个没有用处的共识中去,这使它甚至不能觉察重大的社会高潮和社会变动,也就更谈不上创造性地考察它们了”[20](P261)。为了化解这一危机,西方理论家们纷纷给出了重建方案,大体有两种取向:第一,对现代性进行彻底解构,对探究知识的普遍性、总体性和本质主义取向的社会学理论进行全面批判,将其讥讽为“宏大叙事”、“宏阔之论”或人类解放的“规划工程”而加以拒斥,试图用后现代的“个体体验”、“多元话语”、“微观叙说”取而代之,如福柯对“癫狂”、“规训”、“监狱”、“性”等问题的讨论,利奥塔对“元叙事”的解构;第二,将矛头指向“二元对立”,致力于消解个人与社会、主观结构与客观结构、能动作用与社会结构、社会现象学与社会物理学等种种二元对立。在埃利亚斯、布迪厄、吉登斯等建构主义理论家那里,这一观点被反复表述。[1](P773-776)其实,无论是后现代主义者还是建构主义者都走向了另一个极端,前者只能造成社会学的“碎片化”和在社会巨变面前的“失语”,而后者忽视了二元对立的客观存在,人为去“消解”,只能回避矛盾、掩盖矛盾,最终无功而返。

    (二)新型现代性与社会互构论

    到上世纪末,中国也深深卷入到全球化的浪潮之中,现代性困境在中国也日益凸显,使得中国社会学家也必须回应这一时代难题。社会互构论正是在这一背景下提出的。郑杭生认为当今时代的基调已经发生了根本变化,和平与发展、平等互惠、协商对话、强弱双赢已成为基本的时代精神,并存、互构、相应协变已成为现时代社会关系的主要特征。任何理论创新都必须回应和阐释这种新的时代精神,并为进一步促进这种转变提供理论支撑。
       
    为了展开自己的理论建构,他们将现代性区分为“旧式现代性”和“新型现代性”。所谓“旧式现代性”,是对大约17世纪以来,在西方盎格鲁-撒克逊文化价值观的支配下产生的以征服自然、张扬理性为核心,以自然和社会双重代价为后果的现代性的概括。实践表明,这种现代性已经走到了历史的尽头。所谓“新型现代性”,是以人为本,人和自然双盛、人与社会双赢,并把社会发展过程的自然和社会代价减小到最低限度的现代性。“新型现代性”的提出,表明郑杭生不像后现代主义者那样,企图通过简单抛弃现代性来实现对现代社会的救赎,而是寄希望于一种充分发挥本国特色优势、包容吸纳西方现代性优点,并能够实现人与自然相携永存、人与社会永久安全的现代性。这实际上是“对现代性的肯定式延展”[21]。两种类型的现代性对应着两种类型的社会学,旧式现代性对应的是传统的西方社会学理论,而新型现代性对应的正是社会互构论。

    通过对学术史的细致梳理,郑杭生重新确立了个人与社会关系在社会学理论建构中的核心地位。社会互构论着重分析这两大行动主体间的互构共变关系,从互构主体、时空、内容、形式、效应等不同方面,并通过正向谐变、逆向冲突等基本形式,对社会行动主体的互构共变关系进行了系统研究。其核心贡献在于通过“社会互构”来呈现当代中国个人与社会关系具有的交互性建塑和型构特征:个人是社会的终极单元,社会则是个人的存在方式;从共同体的构成而言,它是众多的个人;从众多个人之间的关系上看,它就是社会;互构共变是当代中国个人与社会关系的基本特征。[22](P519-562)这既避免了社会学中根深蒂固的二元对立思维,又避免了用一方消灭另一方的“消解思维”,解决了社会学的一个关键性难题。

    (三)现代性的二维视野与实践结构论

    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我国的社会转型启动较晚,而且是在外力“扰动”下开始的,属于后发外生型现代化。到上世纪末,这一历史背景又与全球化形成了叠加效应,使我国的社会转型更加明显地处于一种独特的“世界结构”——西方现代性全球范围内的加速拓展与空前危机并存——之中。这使中国这样的非西方国家一方面迅速融入全球一体化的进程,另一方面也开始探索现代性的本土道路,如中国近些年提倡的以人为本、科学发展观、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等战略方针。郑杭生和杨敏用“现代性全球化的长波进程”和“本土社会转型的特殊脉动”来概括这一过程,认为当今世界的每一项重大变化都来源于这两股力量。正是在二者相互扭合的过程之中,新世纪以来的社会实践发生了一系列结构性巨变。

    他们从八方面概括了这种“巨变”:第一,当代科学技术的创新和应用引领着社会的信息化、符码化、数字化和网络化,提供了使失谐因素被激活的结构性条件,更易形成社会矛盾、引发社会动荡。第二,当代社会“去集体化”和“去组织化”趋势的进一步发展,对社会分化过程形成了更强的催化作用。第三,劳动与资本的传统关系的破裂进一步推动了社会的两极化趋势,导致了新的二元化现象。第四,有形劳动的社会地位急剧下滑,失去了传统上的轴心地位,形成了社会分层的消极动力。第五,经济活动性质的转变使社会风险不断扩大和加深,对经济与社会的安全基础都形成了极大的销蚀。第六,财富分配和风险分配所带来的双重社会压力,使得社会矛盾的根源更为深刻、表现更为复杂。第七,生活世界与系统世界的不平衡关系为世俗事物的神圣化添加了助力,对社会信念和价值观造成了深度腐蚀。第八,社会中的传统性与现代性、古典现代性与现时现代性、西方旧式现代性与新型现代性,以及全球变迁与本土社会转型,各种因素和传统之间的关系更加盘根错节,这种影响仍在不断助推社会生活中的一些复杂症候。这些趋势表明,我们时代的社会实践结构正在或已经超越古典现代时期。[11](P3-4)

    社会实践的结构性巨变表明,在新的时代背景下,现代性的实践形态有了进一步的发展,这也为社会学的理论建构提出了最新议题。郑杭生当前正在探索的正是如何回应这些新议题,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推动自己的理论建构。目前,这一工作正在推进过程中,已经推出了包括“社会实践的结构性巨变与和谐社会的持续性构建”系列论文在内的理论著作[22],并且在这一理论框架下展开了一系列关于“中国经验”的实地调查研究,形成了中国特色和谐社区建设系列调查研究报告丛书和当代中国城市社会发展实地调查研究系列丛书。郑杭生将研究这种结构性巨变及其两维效应的理论称之为“实践结构的社会学理论及其两维视野和双侧分析”(简称“实践结构论”)。

    五、结语

    从社会运行论到实践结构论,我们看到了中国特色社会学理论建构的坚实步伐。作为中国社会学恢复重建以来第一个目标明确的本土化社会学理论体系[23],郑杭生始终将其理论构建植根于中国现代性的实践,使得现代性的中国特色与社会学的中国特色形成了良好的共建关系。对中国现代性的探寻与对中国特色社会学理论的建构在郑杭生那里形成了美妙的“二重奏”,这也赋予了其理论强烈的时代感、实践感和全球视野[24]。这种兼具本土特色和世界眼光的体系化社会学理论,对于引导中国社会学克服碎片化、经验化、技术化和表层化等片面倾向,加强理论建设和理论创新,突破边缘化困境起到了重要的引领作用,极大地推动了中国社会学的繁荣和发展。而且,郑杭生还利用这些理论视角对中国社会转型过程中的重大理论问题和热点问题做出了富有创造性的回答,为构建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支撑和政策建议。郑杭生的社会学学术历程表明,理论构建绝非西方学者的专利,以“中国”为主体的中国社会学理论建构不仅迫在眉睫,而且完全可能。中国社会学理论建构的路径就是立足于中国现代性的实践,以建设性反思批判精神对待西方的现代性理论,将深入中国社会最基层的草根精神与站在世界学术最前沿的前沿意识结合起来,以高度的理论自觉意识不断构建本土特色、超越本土特色,争取中国社会学的学术话语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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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收稿日期]2012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项目“转型期农村民间纠纷及其解决机制研究”(10CSH005);北京市优秀博士学位论文指导教师人文社科类项目(YB20101000203)。

    [作者简介]黄家亮(1980-),男,湖北随州人,社会学博士,北京科技大学社会学系讲师,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理论与方法研究中心副研究员,从事理论社会学及其应用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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