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年互助组后合作社运动的发展可以说明小资产阶级的农民绝大多数是拥护集体化的。当时个体贫苦农户在土改中分得一些生产资料,但耕牛等大件还很缺乏,互助生产或集体经营生产能解决这一矛盾。所以贫雇农积极分子在集体化运动中带头发展席展全国。
战争年代,调动一切资源服务于战争,党权、军权、政权、生产权都能在一个目标下协调进行,因为矛盾的对立面是敌方,自已只是矛盾的一方面。战争的价值观是不争一城一地之失,不考虑局部范围的经济损失,只为战争的最后胜利服务。
建国后的和平年代,残余敌对势力还在肃除中,战争年代的制度惯性还影响着人们。已是共产党执政的国家是新的统一体,有自已的新矛盾、产生着新的价值观,但旧的制度习惯并不会很快退出人们的头脑。
战争年代上下级领导信息可封闭性运行,但在和平的社会环境照搬套用,没有血与火、生与死的残酷现实相检验,会让主观主义领导者掉以轻心,膨胀侥幸心理发酵私心。他们对上接受任务信誓旦旦,对下命令主义造成下属只能说假话敷衍搪塞,容易产生形左实右的路线。
人民公社作为新生事物出现,当时有一种风气:利用党在群众中的威信,通过对社员军事化组织的绝对领导,基层的党支部书记等不少干部自视为党的化身,以阶级斗争之名压制不同意见,不切实履行党的群众路线,为政绩乱指挥生产,曾造成农业经济很大的损失。
为维护和提升官位的意念十分强烈的干部往往特别看重政绩。借公有之名行利已之实的掌权者,为了虚名不惜慷集体之慨大造假政绩。“1958年11月23日 在武昌会议上的讲话中,毛泽东就指出:“现在横竖要放‘卫星’,争名誉,就造假。本来不行,就让人家骂,脸上无光,也不要紧。不要去争虚荣。比如扫盲,说什么半年、一年扫光,我就不太相信,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扫除了就不错。绿化,年年化,年年没有化,越化越见不到树。现在的严重问题是,不仅下面作假,而且我们相信,从中央、省、地到县都相信,主要是前三级相信,这就危险。”
毛泽东在1958年已经察觉到“下面作假,我们相信,这就危险”这一问题!
在人民公社的集体所有制中,人们把自已的所有权委托给管理权后却没有制约权。要掌握管理权只要得到行政权,要掌握行政权只要得到党支部权。而党支部是党员组织,已脱离群众的监督。要在党支部里坐稳领导权只要得到上级党书记的信任与支持。落实任务时了解上级“口味”习惯对口烧香,善为上级吹喇叭抬轿子,汇报工作能作浮夸之举敢虚报成绩。 下级“政绩” 突出被信任后,劳务、业务、政务、党务不分中,一俊遮百丑就能一起兜揽在手。政绩总和官运联系在一起。虽然如何评价政绩有不同的世界观,如何对待政绩也与本人的世界观相联系。
社员没有话语权的对候,“政绩”是产生在下级向上级汇报的封闭空间,变量并不为群众所知。只要狠抓“突出政治”的时尚,可用政治上的虚任务,掩盖经济上的虚数字。所以虚报数字生产大队骗公社、公社骗县,一级一级一直骗到国务院的情况当时就已存在,才有产量放卫星的大潮。
假政绩伪造成风涉及到瞎指挥使农业减产,支援城市工业化中农业虚假的高产量涉及到多征余粮使社员自已的口粮缺乏,下面完不成征购任务后在唯上不唯实的指导思想中,在主观主义领导的统一口径下,认为是社员思想落后有瞒产私分粮食行为,对基层社员实行批判采取对粮食任务强征。以前封建私有制政权让老百姓只有劳动的权利而没有说话的权利,但集体化的人民公社在“共产风”中社员没有保护财产的话语权,浮夸风中没有揭露假政绩的话语权。在命令主义中,官僚主义的负责人可为所欲为。
1960年3月23日 ,毛泽东批示说:“‘共产风’、浮夸风、命令风又都刮起来了。一些公社工作人员很狂妄,毫无纪律观点,敢于不得上级批准,一平二调。另外还有三风:贪污、浪费、官僚主义,又大发作,危害人民。什么叫做价值法则,等价交换,他们全不理会。”
人民公社运动不像以后的其他政治运动:其他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有话语权,自纠自查能力也强,有问题有错误倾向也容易暴露发现。急风暴雨式的运动中会产生强势表现者,冒出本阶级利益群体中的出头椽子,不占主导地位时自然成为对立面的打击对象;占主导地位时在胜利后的思想整顿中,出头椽子者也要成为本阶级利益平衡中需要整顿的修理对象,所以极“左”的苗头总能克服。但人民公社是几乎没有知识分子的地方,涉及的农业生产也为一般人不了解,老农民没文化也没有意见表达路径。当时又是全民军事化令行禁止,错误倾向也可被强制性执行。在基层干部第一次为表现政绩的试验场上,在“突出政治”中信誓旦旦为“保卫”三面红旗,经济损失根本不在乎。农业生产季节性强误了农时就使全年的粮食产量损失无法弥补,但生产大队(村)的粮食家底到底多少没有多少人会重视,上层知道的只是公社以上呈报的虚数字。等到发现下面虚报政绩在误导国民经济发展计划时,已不是积一年弊端造成很严重的后果了,从乐观中惊醒时已影响全国的民生问题。
浮夸风后恰逢自然灾害造成三年困难,除了上面提到的战争与和平的客观环境改变未能调整人们的制度习惯,在价值观上轻视经济利益,只重视政治利益。另外主要的还是世界观上的认识:农村集体化后生产活动中相信谁依靠谁?为什么出现上面所提的粮食产量上认为社员瞒产私分,要向社员退赔?干部夸大政绩出了粮食黑洞却不惜损害生产活动中的民生为干部错误垫背,结果使生产力骤降中造成全国粮食恐慌局面。
干部政绩只有逐级由下对上评定,才能形成上下交流监督特权不让产生。这种政绩评定新体制未出现前,干部能为自已的政绩定框框,要创形象工程的冲动是不可避免的。让他们在现在城市建设的面子工程上搞搞问题不太大,只是部分经济损失的问题,但当时涉及掺假要受自然界报应的农业领域就生死攸关了。农作物是有机生命体,一碰到政绩工程造假就显现出来,不象城市建筑没有生命造成豆腐渣工程在表面检验中看不出来。
在农村生产资料集体化后,当时有一种思潮占据主导地位:认为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是先进的生产关系与落后的生产力之间的矛盾。现在还健在的老一辈政治教员就知道,当时学校的政治课都是这样向学生灌输的。
生产关系所以先进,是指生产资料的集体化、产品的按劳分配是先进的。但人与人的关系呢?现实中存在的上下级关系都认为是正常的,掩盖了干部领导群众、上级指示下级是权力关系,不是平等关系。在政绩工程中主要负责人所以能得心应手顺利操作,是吹喇叭抬轿子的要害岗位安插着自已的心腹人马在掌控。但按现实的上级决定下级的逻辑推演,干部比群众、上级比下级要高明、要先进;群众要愚蠢、落后。落后的生产力就包括落后的劳动力。所以不相信群众、不依靠群众、对群众批判都成应有之义。
但毛泽东持相反的观点,认为群众是真正的英雄,劳动力的主观能动性是最可宝贵的,要相信群众依靠群众。党员干部要为人民服务,与群众是平等关系,毛泽东号召发起的一场场运动,特别是文革,都是针对生产关系中人与人关系发起的。从马克思的“生产过程的分配”与他的继续革命理论都因为表示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不在交换和产品分配领域,而在生产领域中人与人的关系,是公正平等关系还是维护特权利益关系,决定着是维护还是瓦解公有制集体所有制。
人与人之间受一定生产关系制约、经济意识的支配,生产上占支配地位的人,如公社里、生产大队中主要干部是个自私的人,利用权力把自已的亲信安插在重要的职位上(生产过程的分配),就能形成小集团的生产权力圈(生产的结构):在会计、出纳、记工员、粮食保管员等职务上的安插、就能掌握分配上的话语权;利用公共资源分配给亲信:如进党校学习的名额、进入上层提干的名额,就会有机会进入党支部、上级领导的权力层;拖拉机汽车买来了安排驾驶员或管理人员、电站建了安排电工技术人员、粮食加工等新办企业里安插当领导负责人、新式接生法等要去培训医疗卫生人员、在人流集中的地块以集体名义建供销商业安排经理人等等都可进行行业转换,就可改变工资收入,系统地掌握这些服务行业后就占领了对社员生活的支配地位。
另一方面,对那些只属于利用或排挤的劳力,只安排在完成艰苦、繁重、危险、肮脏和实实在在无法偷懒的农活工种上,既能达到自已教训人的权力满足感;又能为自已创造政绩服务:只要安排一个带班的,造假数字会源源不断有求必应的在那些实实在在的劳动中编制出来。
这些生产之中的分配,虽与产品的分配无关,但这种分配产生变化会潜移默化中决定着生产的结构及其权力的变化。
这种资源由社员公平竞争自然选择中获得或通过社员代表会议推选决定自然不会产生公共权力的变化,但掌权者如果没有社员的监督而有意识的经营,使他的亲信成员在有权有势的位子上占着处于垄断地位,在村子里公社中他是要风得风要雨得雨,一言九鼎谁能撼动。但是在农业产品分配上还是按劳分配没变;大片的山丘田地,除了按政策规定分配给社员的自留地外,还是集体所有制没有瓦解。只因生产过程中行业职务的调动安插,使他的亲信成员工资报酬(产品的分配)实际改变占优势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权力)实际变化占强势了。干部在群众路线、实事求是路线、要重视调查研究等这些党的基本路线上已在改变了。这就是集体经济逐渐变质的路径。
一九五八年三月中央成都会议,毛泽东根据马克思资本论的相关文章拟个题目:“从生产出发,还是从交换和分配出发?”作为会议学习文件。
马克思的论述告诉人们,是生产决定交换(流通)和分配,而不是相反。因此,研究解决交换(流通)和分配问题,必须从生产出发。
社会历史发展到今天,我们发现当年毛泽东针对问题的现实性:像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的争论、初次分配二次分配的讨论都只是在交换和分配领域。让国企领导变私企老板,几千万工人下岗从主人变成雇工的转换,成为资本的嗟来之食者,是生产过程的分配丧失主导权、所有权被管理权架空造成的,而不是在交换和产品分配领域引起的。
农民本身是小资产阶级,在基层公社内的领导干部,有自私的本性,做事情也谨小慎微、不敢放手大干。但一平二调中把他们的胆大锻炼出来了:可任意侵犯私有财产,可任意打击不服不听指挥的人,可按自已意愿培养安插自已的亲信到关键岗位掌握要害职务。而且都能找到冠冕堂皇的藉口。这样把人民公社成为自已的政绩实验场时,在军事化的令行禁止中,在突出政治镇压“阶级敌人” “拔白旗”、批“黑五类”、抓“牛鬼蛇神”、反对“经济挂帅”的念念不忘中,维护各级党支书记的权威就是维护党的领导,“突出政治”中威力无穷,权力无限。有的干部突出政治是假、打击异已是真;反对经济挂帅是假,掩盖生产外行的经济损失是真。为所欲为就加速了内部矛盾的发展。群众对干部的看法变了,关系疏远了。
后来党中央发现了问题,克服一平二调,权力下移:生产资料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生产队为生产管理、分配核算单位。承认了新的社会环境下的价值规律,改变了战争年代的制度习惯。
但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什么并没有在党中央得到集体共识,党内不同观点的斗争十分激烈。所以人民公社中让基层干部权力在一平二调中释放滥用留下的陋习,却消弭不掉。
其实在一九五七年三月,毛主席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已指出:“在我国,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思想,反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还会长期存在。社会主义制度在我国已经基本建立。我已经在生产资料所有制的改造方面,取得了基本胜利,但是在政治路线和思想战线方面,我们还没有完全取得胜利。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在意识形态谁胜谁负问题,还没有真正解决。我们同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思想还要进行长期的斗争。”党中央的领导层如果集体都有这种认识,部分人不坚持要特权,下层还能搞不好吗?上梁不正下梁歪的问题到现在就更清楚了,特权总是在瓦解公共利益以肥私的,成为亿万富翁的多是高官后代。
我们回到人民公社生产队为基础的1961年,土地面积粮食产量、国家任务、社员每人口粮定量等落实了大包干任务。那时生产队长带领着全队劳力进行生产活动,抓晴天抢雨天,农忙时白天黑夜加班加点,农闲时削草积肥修理排灌沟渠完善水利设施进行土地整理等等,集体劳动促使人们热火朝天你追我赶。社员抽着早晚集体没有上工的时间还到自留田地里干活,也在坡地上、河滩边开荒扩种,当时人们说:“山开到尖、溪开到边”,为克服当时粮食困难起缓解作用。但破坏水土保持方面付出代价,在当时环境下只能失之东隅,收之桑榆。
生产大队以上主要干部在接受公社贯彻的生产瞎指挥作风没有改变,开现场会成风。基层干部小资产阶级思想影响着革命的不彻底性,有的会狡黠耍小聪明、二面手法,出现“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局面; “突出政治”有的就讲究只唯上不唯实,虚报成绩。而上级领导如果也是同类思想派系,开眼闭眼装模作样中只会青睐弄虚作假的高“才”生,因为一荣俱荣、一损俱损。但生产队社员在生产实践中违背不了客观规律,只好用弄虚作假来应付上级的主观主义。
比如水稻插秧密植,生产队内当时自已掌握在6*6之间,但到插秧时节上面开现场会要求密植到6*2。密植程度变了,事先播种下的秧苗就只够插三分之一的水稻田面积;另外密植使插秧的时间延长耽误了季节,季节抓不牢就使粮食减产。这种没法改变的事实面前只能弄虚作假,只得在大道旁、村口上显眼彰目的地方插几丘骗干部的密植样板田。
例如农闲时公社号召积土肥并制订了目标计划,任务分解到各大队各生产队,每生产队几天内要积几千担的任务压下来,即使挤掉生产队内其他农活的安排也完成不了。一个狡黠耍小聪明的队长安排几个社员用三五天时间割树叶斫青草集中往村边一口池塘里倾倒。几天后浮着烂草腐叶的池水都变黑了,几千担的积肥任务就完成了。虽然这些数量不太虚的黑水肥不了田,对农业生产不起作用,对环境污染却很明显。但应了一句古语:“肉食者鄙”,领导以“雷厉风行坚决完成党交给的任务”的政绩评功摆好开现场会,显示了政绩与权威。
当然现场取经后的各大队各生产队队长们从点到面地掀起了这股积土肥的模仿作假之风。这位生产队长学到了虚假中才有的荣光。
虚假风让实践者阳奉阴违,老实人都只能过骗人的日子,生产还能有积极性创造性吗!人们为什么不能痛定思痛,让诚实的实践者占领生产中的支配地位,却让爱出风头的主观主义者继续占着领导岗位搞虚假风?因为路线决定人才,什么样的路线决定着培养出什么样的人才。
毛泽东熟悉农村生活,十分清楚春耕季节性对粮食生产的重要性,号召全党重视春耕生产不误农时。而且也重视社员们自已在生产上的主导权:“既然要包产,密植问题就得由生产队、生产小队商量决定。上面死硬的密植命令,不但无用,而且害人不浅。”
但处在农村基层的公社干部,为了政绩竟不细究科学知识、不听从老农实践经验。有的为了搞密植样板田,竟把几丘已插的稻秧硬指挥移植到一丘,劳民伤财到如此,基层领导层没人把经济损失当回事,一般社员根本没有话语权,抵触领导只能遭受到批斗,能不让农业减产产生危机?
去考虑粮食是否会减产、农业经济收益是否要下降就是“经济主义挂帅”,就是不突出政治。这种极左的路线但实在是极右的孪生兄弟,这种形左实右是对抗毛泽东提倡的要“政治挂帅”的最有效办法。老农们忍气吞声中都不可理解。但应该肯定,当时是一条主观唯心主义的路线在农村占统治地位,尊重实践的唯物主义路线处在被排挤排斥的地位。中央领导层中谁是主导什么路线、那条路线在统治着当时农村的实际主导权,这个问题就让读者们自已去回答吧。
春耕的密植之后是秋收的放产量“卫星”,这样符合逻辑的思维当然也有实际榜样产生,把几丘割倒了的稻杆把移到一丘堆着,然后指使人去脱粒验收。卫星在样板田里升起是一颗比一颗高。基层广大社员有话语权会出现这种情况吗,中层干部有调查研究实事求是之风会让基层干部牛皮吹破天吗!
虚假的粮食产量导致上级领导的误读,支援城市工业化的粮食征购任务提高了,农村农民的口粮缺乏了,征购任务的完不成使搞虚假政绩的干部下不了台。下层那些唯上不唯实的干部为解脱自已的责任,谎言基层社员把粮食瞒产私分掉了。於是大范围的逼供退粮满足征购任务的活动全面展开。
毛主席为农村工作制订了“前十条”, 想纠正这些浮夸不正之风。在生产队会上宣读完这十条内容时,社员心里非常惊诧,太符合当时的社会实际了。但没有干部下到那个生产队来组织讨论、更不要说贯彻落实,要宣读是上级奉命履行职责,但冷面对待才是他们的态度,如投入死水里没产生一点轻微漪涟。在那种气候环境下,要实事求是太难啊!
刘少奇们制订了“后十条”干扰正确路线。毛泽东又主持制订了“二十三条”,但也从没有干部来组织贯彻和执行。刘少奇在人民日报上鼓动浮夸风,适应了当时基层干部虚表政绩的风气。
在浮夸风刮起后,当毛泽东察觉农村的这种情况时,召开武汉会议、二次郑州会议劝导各地大员头脑不要过热,不要定高指标。毛泽东亲自给全国省、地、县、公社、大队、小队六级干部写了公开信:
“讲真话问题。包产能包多少,就讲能包多少,不讲经过努力实在做不到而又勉强讲做得到的假话。收获多少,就讲多少,不可以讲不合实际情况的假话。”
“应当说,有许多假话是上面压出来的。上面‘一吹二压三许愿’,使下面很难办。因此,干劲一定要有,假话一定不可讲。”
“根本不要管上级规定的那一套指标。不管这些,只管现实可能”。
“同目前流行的一些高调比较起来,我在这里唱的是低调,目的在真正调动积极性,达到增产目的。如果事实不是我讲的那样低,而达到了较高的目的,我变为保守主义者,那就谢天谢地,不胜光荣之至。”但毛泽东的公开信到下面就没有干部来贯彻执行了,农村人民公社一级也没有因他的公开信而让干部收敛政绩冲动。
农业粮食生产到1959年以后出现全国性困难局面,从乐观中跌入悲观深渊。为了提起全党信心、抛下包袱纠正错误轻装上阵从新前进, 1961年在总结三年困难教训的七千人大会上,毛泽东在大会上作检讨亲自承担责任,来提高全党信心稳定经济形势,为开拓下一步发展局面奠定基础。
但下一步如何发展还得从农村集体化矛盾到底怎样产生应该如何理解着手。因世界观不同形成不同的政治路线依靠不同的阶级力量产生不同的工作重心。
一条是为了发展经济就要重点改变生产力落后面貌,改造劳动者的落后,要依靠先进的生产关系,依靠干部来整治群众才能提高生产力。依靠资本力量发展经济不要怕剥削工人,否则工人就没有养活自已的能力。
其实阶级斗争中用极“左”手段镇压群众产生“顺民”, 顺民对物质生活要求的降低与劳动强度承受力的提高正是官员欲望膨胀生活腐化的必要条件和诱因,也是顺民在不断吃亏后寻找机会要向集体捞回一把来报复的思想孕育。平衡统一是相对的,矛盾运动才是绝对的。把顺民培养成为信仰集体经济的维护者,为保护集体杜绝腐蚀而奋斗,才能让官员失去私欲膨胀的社会环境。所以对基本群众是镇压还是保护历来是二个阶级二条道路的不同表现。
另一条认为社会主义还存在阶级斗争,与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斗争中谁胜谁负问题还没有解决,所以就有落后的生产关系制约生产力发展的矛盾。要改变生产关系中人与人的关系,也即干部与群众的关系,特别是脱离群众高高在上已腐化变质的干部与群众的关系,这要从相信群众依靠群众放手发动群众方面着手。只有这样才能使经济既发展又不会改变社会矛盾的性质(两极分化)。
在三年困难前,下面汇报粮食高产量的假信息也让毛泽东高兴过,但接下来的困难局面不仅说明各级干部的政绩虚报,也说明了干群间的不正常关系。已经当家作主的农村社员为什么发挥不出积极性、主观能动性?一贯教育党员干部要为人民服务、要实事求是、要走群众路线,为什么正面教育作用不大!公共资源完全掌握在干部手中,劳动群众处于弱势地位时,只完全依靠干部队伍的自觉行动而不依靠群众的觉悟和帮促肯定不是唯物辩证的观点,不是对立统一的观点。这是共产国际包括苏联从未解决的在社会主义社会时期的理论与实践问题。作为辩证法大师的毛泽东显然注意到社会主义社会出现新矛盾的这一核心问题,以后重视文化上意识形态方面的革命,后来文化大革命的“抓革命、促生产”、“要斗私批修”、“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的继续革命理论。都离不开人民公社三年困难局面为什么产生的这一问题的发端。
这也是对前三年经济发展出现困难的不同解释,对以后政治路线的不同选择。不同的认识提倡不同的样板:怀疑群众斗群众的桃园经验和依靠群众搞自力更生的大寨经验。
有人以为毛泽东在世时一切都他能说了算,那肯定是不可能的,因为二派斗争很激烈,在中共中央右倾思想虽不能占主导,毛泽东坚持左的路线使一些运动能发动起来,但到下层执行中采取形左实右,他就鞭长莫及了,何况他处在不管生产的二线上。从汇报材料中发现问题到要纠正时损失已经形成。从人民公社、反右到文革等历次运动莫不如此。
农村从人民公社刮“五风”以来的一些坏根子在文革中被挖掉了。以前村子里一位支部书记和副书记(一般为生产大队长、即现在的村长)都被看成是党的化身,谁不满意有“攻击”他们的言论,就是攻击党,随时能受到村治安的惩处(例如被捆绑起来、开批斗会)。这一切都在党内有走资派的党内斗争公开化后改变的。社会主义社会主要矛盾明确后,地富反坏右五类分子不再是政治运动中批斗的活靶子了,其子弟也可以抬头为人了,党书记的话也撤去绝对权威感了。社员搞副业想赚点钱被干部看到也不会像老鼠看到猫一样的颤抖了。教条主义、形左实右等思想方法在党内斗争公开化后无法在群众面前招摇过市了。社员控诉了怎样被当权的割资本主义尾巴:上山捡的木柴、养鸡产下的鸡蛋拿到市集去卖,如何被跟踪的干部把钞票没收走了。当权的以党的化身任意污辱社员人格受控诉了,有这样一例:一位妇女因月经来了要求请假休息,因那天的农活是在池塘里挑圹泥积土肥,又湿又脏又累。但这妇女年纪大一点模样也不是讨人喜欢的一类,大队这位男负责人不同意她请假、除非当场检验事情是否属实。她只得在光天化日下解开裤子抽出带血的草纸条抛出来。另如大队主要负责人,把自已的姘妇介绍入党当妇女主任也被社员唾弃为歪风斜气了。
当时那些受到过批判的干部没想到:社员讲话没有权利才多少年时间,自已在左邻右舍乡亲们的眼中已变成怎样的一个人了!这与学生们的派性斗争相比务实多了,为以后这一代人的一二十年之间的干群保持民主的话语关系、农村民风以正气为主导奠定了基础。
人民公社中刮“五风”时普通社员一度失去话语权,毛泽东通过对“三年困难”的理解,对苏联教训的分析,正如国际歌所唱的不能靠“神仙皇帝”,要靠工人农民革命知识分子们自已。毛泽东领导着为老百姓争回来话语权。这样的上层建筑以后还会有吗?当现在工人农民失去话语权时,不该总结人民公社的经验教训吗?
作为基本的农村社员,他们不一定有深刻的理论认识,但在社会实践上有独到的理解和切肤的感受。基层干部在党务、政务、劳务上分不清是为党服务还是为政府服务的义务,分不清是为集体利益还是为个人利益服务。他们不去承担自已是党员的义务。主要的干部如支部书记大队长们一年到头在田头地角的劳动中都很难得看见,但记得的工分是最高的。虽然与刮“五风”年代比较,干部队伍改好了很多,但少数主要干部脱离劳动总为社员诟病。
为了抵制少数干部的不劳而获、特权享受,农民之中产生这样的消极办法,“交足国家的、留足集体的、其余都是自已的”:该交该留的我们一份不缺,但生产活动中让干部要与社员一样各自承包劳动。不愿让少数干部再揩社员的油过生活。
这也就是小岗村18人盖章要搞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理念。这显示基层农民想在生产活动中自已参于当家作主的诉求,改变集体化劳动中所有权被管理权垄断后无法监督的虚拟性,他们并不是想走生产资料私有化的单干老路,这是很浅显的道理。
但毛泽东逝死后的领导不了解农村生产中的实际矛盾,只注重如何巩固自已的权力,如何用经济工作转移政治斗争注意力,没有在集体化生产中人与人关系上出智慧进行改革,“崽卖爷田不心疼”,为想走回二千多年来单干老路的人提供了阴谋空间。
回想土地承包到户时,社员们还坚持集体生产时的理念:“以粮为纲”。承包土地时也以耕地是否适合种主粮来分三六九等,按等级分别分配给社员,使地块分得过于琐碎不利以后的机械化操作。头二三年单干时各人都想表现自已的劳动价值不肯输给他人,所以人人都起早摸黑精耕细作种满田头地角,粮食丰收使粮站门口出现卖粮难。社员於是改变价值观开始种经济作物,由向粮站售粮过渡到上城市市场销售农产品,由城市销售农产品转到为城市打零工,后来城市开发促使年轻人去当农民工。因打工经济产生农田抛荒只好出租。
粮食的日益贬值,老一辈劳力的代谢,新一代失去种粮信心和艰苦作风传承,土地承包权的长期不变使部分有劳力的无耕地、无劳力的有耕地,利益不同缺乏共同语言,水利道路等基础设施损毁无人管了。地块分割的琐碎使规划机耕路都矛盾重重,更不要说想搞农业机械化了,只能眼看着资本下乡来完成耕地兼并。以前自然经济时代土地兼并过程很慢,改朝换代的时间也长。工业化的资本一旦下乡兼并就很快了,但目前资本的兴趣不是为农业耕种经济来下乡,只是想开发避暑山庄、渡假村、娱乐消费场所、别墅群等等为着富人们的钱袋子去经营,等待地方政府策划开发项目开“口子”。
田间作物如水稻双季改种单季,庄稼间作回归单作,一年生作物改种多年生作物如水果绿化苗木等,粮食产量直线下降。老一辈集体化时受过集体观念熏陶爱惜土地,还坚持在耕地上。年青一代已没有老辈执着的集体观念,没有老辈在坚持农田中生产的淡泊,没有老辈任劳任怨中委曲求全的精神,没有老辈在耕作中丰富而又熟练的农田经验。而现在社会上有人说:“青年的街上逛,中年的搓麻将,老年的田里抗”。
立场决定路线:基层社员需要集体,但不需要集体中干部的特权;但有些干部可以不需要集体,但不能不要特权。后来的发展证明:利用小岗村农民对干部脱离劳动的牢骚,用他们为惩罚干部特权的承包制为幌子,结果走上彻底维护特权利益的道路------瓦解集体经济。失去集体化组织的农村留下 “703861”老人妇女儿童的组合部队维持着生计。如果抛开广大弱势群体的利益,城乡一体化又会把农村引向何方呢!
下面是某农村被管理权架空集体所有权使村集体无偿失山地4800余亩的一个例子,供大家阅览。
附文:一个村庄的集体土地是怎样的被消失的
以管理权架空所有权达到改变生产资料属性,也许花样繁多,手段各异,但离不开权力私有化。也就是马克思曾注意到的:生产过程的分配。
这里讲叙的是浙江中西部一个小村庄的真实情况。从中也许能让你了解一个村集体所有制土地怎样被管理权瓦解的。
这个有900余人口的小村,300来户人家,有耕地1180 亩,山丘林地 6000余亩,分五个自然村共10个生产队,有汉、畲、回等族人聚居。
三年困难时期在村庄上游的山垅里用四百亩左右垅田在受益灌区劳力的共同努力下建了一个小水库。当时1959年已是出现粮食恐慌年代,人们在秋收后的空田里经过耕作整畦播种上红萝卜,原来用作喂猪的饲料在冬春的粮荒季节当口粮充饥为修水库作贡献,所以当时人们戏称这是个红萝卜水库。
在 “水利是农业的命脉”的建设年代,水库上游政府又建了一个中型水库和配套的自流灌溉干渠,使该村的小水库形成灌区网络的一个组成部分,由市水利局属下的渠道管理所管理。
该村解放初水利条件不好曾有这样谚语传着:“种种一垅一畈,收收一瓶一罐”;又是血吸虫病流行区所以也有村谚:“只见肚大、不见儿大”。是在政府号召兴修水利和一定要消灭吸血虫病的大潮中,通过修渠灭钉螺等群众运动彻底改变了该村的水利条件和卫生面貌。
但改革开放后该村水库由公社(后来改为镇)承包给个体户养鱼,后承包人又擅自改变经营内容改养珍珠蚌,在库区内经常施入大量牛栏粪肥。社员原作生活用水的水源,结果连洗冷水澡都不能使用了。村民们为此向政府反映,结果就是长达十几年的抗争。市县日报纸上也曾发文刊登过此水库事端。但村民意见始终不受地方政府理采。
后村民推选一位在外地打工的农民工回村、选任新村民委员会主任,由他负责与相关分工的镇领导探讨商量、决定在水库承包期满后由村里承包清水养鱼,化钱买个清洁。但镇政府相关领导不久变卦又把第二轮承包合同暗中给签订了。村里知悉后打报告指出该合同中一些条款的违法性,才逼使镇政府把该合同作废掉。
村里想承包水库不能被镇政府同意,想与镇政府、渠道管理所联合开发又不采纳。水库周围的黄土丘陵也是该村集体所有,搞旅游开发等有地域优势,村集体几经研究策划,但权力制约重重,无法克服。
渠道管理所在国家财政优先拨款的政策范围内,为该村的危险水库大坝加固名义申请到资金,工程竣工后趁机在镇政府授权下想把水库管理权改变成所有权,把水库再次承包出去给个体户开发。
村里派人到档案馆查出水库里原有耕地的土地证,除极少数耕地外均属该村村民所有,也没有任何单位部门曾为这些土地的征用出过那怕一分钱的资。村领导以此理由阻止了他们的承包活动。在僵持中一直渡过二届村主任任期。期中村里虽然完成了与外界连接的几条水泥路浇筑,通向各片畈田进入丘山的机耕路建筑,盖了村办公楼等,已为下一步的开发打下基础。但镇领导与权力部门始终不愿为该村开发集体土地发展农业经济开绿灯,
任期末有人一方面把外界村主任贿选风运作到村内,另一方面把水库下游灌溉水渠的土堤改造项目:浇筑水泥混凝土渠堤的工程分给村书记承包施工,取得她的顺从立场。面对这种环境与气候,村主任自知为发展村集体经济考虑已不适时宜,放弃第三届竞选权利。不在其位不谋其政后,水库被渠道管理所向外承包出去。
水库四周的山丘为村集体所有,后因林木盗伐多由村里委托各生产队代管理其中一些山丘林木。以1961年耕地大包干时按人口等计算规则分配落实到各生产队的耕地为基数,被委托给生产队管理的山林中,多的队(当时村主要负责人所在队)是耕地的6.2倍,少的队只有耕地的1.7倍。但山林无农业税负担,又没有通过计算进行分配,只是代管中所以面积多寡无人去理会。
后来有信息传根据上面的政策要求山林已为各生产队办林权证了,因主要负责人下面的大队会计、负责分管山林的支委等都不知此事实情,无人去认真证实此事。后林权证发放给各生产队已是被压存数年以后的事了。
各生产队不收承包费又把山林分给社员种植,水库四周的这些山林迎来了土地流转风,城市资本派人做媒向社员游说,以每亩二至三万元的价格很快从社员手中将水库周边丘陵大多数收归囊中。他们看上的不仅是这些丘陵土地的地理条件优越价格低廉,知道政府城市开发规划中的道路已接到这里,更有配套中使环境优美增值的陪嫁物------水库。
村集体四千四百余亩山林及四百亩山垅耕地的所有权就这样在管理权力下未获一分钱代价被消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