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在农村社会持续分化和阶层、利益群体界限逐渐清晰的背景下,中国农村阶层关系出现了利益关系、合作关系、政治心理、有序流动等方面的失衡,这些问题增加了农村阶层关系紧张与冲突的风险,凸显了党和政府对农村阶层关系进行政治整合的必要性和重要性。
关键词:农村阶层关系; 农村利益结构; 农民的政治心理
党的十六大以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一直是我们党不懈追求的奋斗目标。而要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必须最大限度地激发社会活力,促进政党关系、民族关系、宗教关系、阶层关系、海内外同胞关系的和谐,巩固全国各族人民的大团结,巩固海内外中华儿女的大团结”①。在以上影响和谐社会构建的诸多关系中,阶层关系极为重要,因为“阶层关系的性质与状况,体现了社会阶层结构的合理与整合程度,是衡量社会和谐与发展水平的重要指标”[1]。就当前中国社会发展和执政党建设而言,提高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能力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要搞好对阶层关系的政治整合。整合阶层关系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的国情决定了整合阶层关系的重点在农村,难点也在农村。本文试图从农村阶层关系的实质入手,分析中国当前农村阶层关系的失衡问题,并对党和政府如何进行政治整合提出建议。
120 世纪 70 年代末,以家庭联产承包为主要内容的农村经济体制改革揭开了新时期中国农村阶层分化的序幕。此后,中国政府所采取的鼓励农村改革的措施和对农村的政策倾斜则从政府层面加速了这种分化。在这一过程中,农村大量剩余劳动力向传统种植业以外的行业转移,这使阶层分化具有了可能,而乡镇企业的异军突起、严格的城乡分治制度的松动和城乡交流的日益扩大,则为阶层分化提供了必要的条件和广阔的空间。经过 30 多年的分化组合,中国农村到底分化出了几个阶层,不同的学者则有不同的看法,而笔者较为认同“八阶层”说。
从本质上看,“阶层关系的实质是利益关系,既包括阶层收入,也包括阶层地位与政治利益”[2]。而利益关系和利益结构是社会结构的物质基础,并且是决定该社会和谐程度的重要因素。阶层之间利益关系均衡,阶层关系和谐是社会和谐稳定的基础和保证。因此,塑造健康和谐的阶层关系是当前我们构建和谐社会的一项重要任务。“和谐的阶层关系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 ( 1) 社会各阶层得到有所差别的并且是合理的回报; ( 2) 社会各阶层间的相互开放和平等进入; ( 3) 社会各阶层间保持互惠互利的关系。”[3]从中国农村目前的阶层关系看,我们要达到以上三个方面的目标,面临着十分艰巨的任务。
2目前,中国农村阶层分化并不是单纯的农民所从事的职业变化,它意味着经过几十年的演化和组合,原有的利益分配格局和资源占有模式被打破,社会资源重新分配并为不同的阶层所占有。但是,由于市场配置的缺陷和国家宏观调控政策的不到位,新的利益分配格局和资源占有状况存在不公。农村各阶层之间资源占有的数量及质量和由此决定的既得利益存在着巨大差别,这种差别使阶层关系出现了失衡。
1. 利益关系失衡。阶层关系失衡首先表现为阶层之间利益关系的不合理与不协调。就中国目前农村阶层之间的利益关系而言,这种不合理与不协调表现为两个方面。第一,各阶层之间利益差别巨大,且超出合理范围与社会承受力。计划经济时期,农民被严格控制在人民公社内部,缺乏社会流动,生产资料的“三级所有”和分配上的平均主义使农民的利益呈现出高度的均等化。改革开放初期,农村阶层分化处于起始阶段,群体间的利益差距虽已出现,但尚不十分明显。时至今日,这种状况发生了巨大变化,农村各阶层之间的收入差距及由此导致的贫富悬殊已经十分明显。“2004 年林坚、马彦丽在江、浙、冀、赣、川五省进行农民收入多元化和阶层分化专题调查显示,不同职业农民的人均纯收入差异比较大,从事农业生产的农业劳动者收入最低。与收入最高的私营企业主相比,两者相差31 332 元。南京大学2006 年新农村调查联合项目组在山西、陕西、江苏、广东等地的调查结果显示,非农业生产的农民 2005 年人均收入为 7 971. 31 元,而从事农业生产的农民只有 3 322. 65 元,低于非农业生产农民 41.6% 。”[4]这种持续扩大的收入差距带来了农民各群体之间的断裂,而且也影响到了社会公正秩序,降低了政府管理社会的公信力,不利于和谐新农村的构建。同时也凸显了党和政府进行政治整合的必要性。第二,各阶层之间利益需求的共性减少,差异性扩大。从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到现在,随着农村经济市场化程度的提高和阶层分化的加剧,不同阶层之间的界限日益清晰,各阶层利益需求出现了多样化、复杂化的趋势。具体而言,农村管理者、乡镇企业的管理和经营者、私营企业主等阶层由于掌握的资源数量多、质量高,物质生活已大大改善,在他们的利益需求中,经济方面的需求比重下降,政治和文化方面的需求比重上升。个体工商户、知识分子和乡镇企业工人是农村的中间阶层,在他们的利益需求中,经济、政治、文化方面均比较多。而农业劳动者和失地无业者由于掌握的资源少,收入低,生活水平差,他们的利益需求主要在经济方面。
2. 合作关系失衡。阶层关系和谐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各阶层之间的相互认可和相互合作。这种相互认可和相互合作并不否认阶层差别,更不回避阶层矛盾与对立,相反,它是以承认阶层差别和阶层矛盾与对立为前提的。问题的关键在于,要将阶层差别、阶层对立有效界定在合理合法的范围之内。如果不界定在合法范围内,任由阶层利益冲突双方各取所需,采用使对方受害最大化的手段,只能导致阶层冲突升级、阶层矛盾激化,双方利益受损,破坏社会稳定。事实上,中国农村阶层差别和阶层对立既有不合理的方面,也有不合法的方面,这种不合理与不合法严重影响了各阶层之间的相互认可与合作,导致阶层对立严重,甚至由此引发矛盾升级与冲突扩大。以中国农村较为普遍存在的干群关系紧张为例。从表面看是乡村干部工作方法不对、官僚主义作风严重、脱离群众等原因所致。而深层的原因则折射出阶层分化背后以农村管理干部为代表的强势阶层和以农业劳动者、失地无业者为代表的弱势阶层之间因资源占有不均和贫富悬殊而导致的相互间不认可、不信任与不合作。这种强势群体和弱势群体的出现以及由此产生的矛盾,必然会削弱农村社会各阶层之间的相互认可与合作,使他们之间出现紧张。一旦出现导火索,这种紧张就会加剧甚至激化强势群体和弱势群体之间的矛盾,引发群体性事件,危及农村社会的和谐稳定。
3. 政治心理失衡。政治心理“是社会成员在政治社会化过程中对社会政治关系以及由此而形成的政治行为、政治体系和政治现象等政治生活的各个方面的一种自发的心理反应,表现为人们对政治生活某一特定方面的认知、情感、态度、情绪、兴趣、愿望和信念,等等,构成了人们政治性格的基本特征”[5]。政治心理通常包括政治习俗、政治情感、政治动机、政治态度和政治信念等。政治心理在一个国家的政治稳定和政治发展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健康良好的政治心理可以统一社会成员的意志,凝聚社会成员的力量,引导社会成员的政治行为,提高社会成员的政治认同,进而达到促进政治和谐、维护社会稳定的目的。改革开放以前,农民在人民公社的体制下,共同劳动,按劳分配,利益差别不大,农村利益结构表现出高度的整体性。与这种高度整体性的利益结构相一致,农民拥有共同的政治情感、政治动机、政治态度和政治信念,政治心理高度一致。但改革开放发展到现在,随着农村阶层分化加剧,不同利益群体基本定型且界限日渐清晰,群际之间的利益格局基本形成。在这种格局下,农村各阶层和各利益群体政治心理的变化加快,异质性增强,多元化日趋明显,不同社会阶层和利益群体的政治情感、政治态度以及由此决定的政治价值取向出现了较大的差异。从中国农村各阶层的实际情况看,改革过程中掌握和控制着农村优质政治、经济、文化资源而迅速地富裕起来的强势利益群体和无缘这些优质资源而生活仍较为贫困的弱势群体,“他们对各种权利的要求以及对各种政治活动的态度、情感和评价标准就大相径庭”[6]
。前者由于在改革过程中受惠最多,对改革的认同感强,希望改革继续深化; 但后者在改革中受惠较少,甚至利益受损,生活水平下降,他们对改革的认同感开始降低。如果不扭转这种局面,他们的政治心理就会失衡,而失衡的政治心理会扭曲社会成员的政治态度、政治情感、政治动机,最终引发破坏社会稳定与和谐的政治行为。近些年,中国农村不少地方群体性事件接连出现,且人数和规模都有不断增多和增大的趋势,有些地方甚至出现了殴打基层干部、冲击地方政府机关的过激行为。这些现象背后折射出由于利益分化、阶层分化、贫富悬殊所导致的一些阶层和利益群体的政治心理失衡已经非常严重。同时也说明,对这些阶层和利益群体的政治心理进行政治调适和政治整合已刻不容缓。
4. 有序流动失衡。从 20 世纪 70 年代末到现在的农村阶层分化,这一时期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 20 世纪 70年代末至 80 年代中期,是农村阶层分化的起始阶段; 20世纪 80 年代中期至 90 年代中期,是农村阶层加速分化并逐渐形成的阶段;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到现在,是阶层之间界限逐渐清晰、阶层结构逐渐定型化阶段。“阶层结构定型化标志可以概括为四个方面: 阶层之间的边界开始形成; 内部认同的形成; 阶层之间的流动开始减少; 社会阶层的再生产。”[7]农村阶层结构的逐渐定型化意味着农村各阶层之间形成了隐性壁垒,为社会成员层际之间的自由流动增添了障碍,妨碍和限制了社会成员在阶层间的有序流动。而现代社会应当是一个开放流动的社会。“社会流动越顺畅,社会流动率越高,就越能调动社会成员,特别是中底层社会成员的积极性,整个社会也就越有活力。合理的社会流动可以打破社会的阶层、身份壁垒,形成开放的、有弹性的社会运行机制,从而可以缓解社会差别,消解社会矛盾,促使社会良性运行。”[8]事实上,中国农村阶层之间的流动正在愈来愈不顺畅,有序流动逐渐失衡。掌握着农村优质政治、经济、文化资源的强势阶层集团,通过设置许多人为障碍阻止弱势阶层向上流动,造成了强势阶层不断固化。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没有国家政策的帮助和扶持,借以打破强势阶层对农村优质资源的垄断,数量庞大的弱势阶层单靠自身努力向上流动、挤进强势阶层集团的机会就愈来愈少。如果各阶层之间、特别是弱势阶层向上流动的可能越来越少,势必造成中间阶层发育迟缓,农村阶层结构从目前的金字塔型向现代社会理想的橄榄型过渡将变得十分漫长。最终结果可能是: 所有的分层日趋两极化,这样的结构将会给社会和谐带来严重的消极影响。
3目前,农村阶层关系失衡导致阶层间的矛盾与对立不断产生,有些地方、有些时候这种矛盾与对立已经十分尖锐,成为危及农村社会稳定的重要因素。对此,党和政府必须高度重视和认真分析,对农村阶层关系进行适度有效的政治整合。所谓“政治整合是指以执政党为核心的政治系统利用各种有效的政治资源,运用政治、经济、法律等手段,有效地协调社会中的各种利益矛盾和冲突,从而改变社会的无序和混乱状况,充分表达和实现全社会中的各种不同利益要求,树立全社会对政治共同体的价值认同,促使社会发展的作用和能力”[9]。
1. 充分发挥党和政府的宏观调控作用,缩小利益差距,扭转利益关系失衡。整合失衡的阶层关系首先必须要调整阶层之间的利益关系,实现社会成员利益的均衡与公平。而利益均衡与公平的背后则是社会资源与财富配置与分配的合理与公平。市场经济的天然缺陷决定了单靠其本身很难实现资源和财富的配置与分配的公平合理,这就要求党和政府必须充分发挥宏观调控的作用,建立起合理的利益分配和协调机制,确保社会财富在社会成员之间公平分配,缩小贫富差距。
2. 发挥主流政治文化优势,加大对多元政治心理的调适力度。在调整阶层关系、构建农村和谐社会的过程中,党和政府必须加大对多元政治心理的整合力度。第一,要进一步创新政治社会化形式,大力弘扬主流政治文化,用主流政治文化占领农村文化阵地,培养各阶层共同的政治情感、政治态度和政治信念。第二,要优化舆论宣传和思想政治工作的方式、方法,在注意发挥报纸、杂志、广播、电视等传统政治社会化工具作用的同时,面对互联网迅速发展、作用日益强大的新形势,要积极思考如何利用互联网这一政治社会化的新工具、新阵地,传播和弘扬主流政治文化和主流价值观,引导各阶层确立与现行政治体系、政治制度相适应的政治心理,促使政治心理发挥对政治体系稳定的巨大积极作用。
3. 努力扩大各阶层的利益共同点,加强和巩固各阶层的认可与合作。共同的利益追求和较多的利益共同点是农村各阶层相互认可与合作的基础与前提。尽管农村阶层分化后形成了不同的利益群体,不同利益群体有着不同的利益,但从根本上讲,他们都是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其长远利益和根本利益具有一致性,这种一致性就为处理好各阶层之间的关系,调动他们的积极性,营造团结和谐的良好局面提供了基础和可能。
4. 消除层级流动障碍,增加弱势群体向上流动的机会。面对农村各阶层之间隐性壁垒出现、有序流动失衡的实际,党和政府在进行政治整合时要做到: 第一,要采取得力措施,消除层际之间的流动障碍,增加弱势群体向上流动的机会。第二,要进一步深化农村改革,积累社会财富,并通过各种措施,增加农村贫困阶层的收入,让弱势群体尽快富裕起来,以使他们有能力、有机会向上流动。第三,要积极培育和壮大农村的中间阶层。现代社会的发展证明,强大而稳定的中间阶层是社会的缓冲器,可以有效缓解强势阶层与弱势阶层之间由于矛盾冲突给社会稳定所带来的冲击,对社会和谐起到保障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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