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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劳动致富作为一个口号提出来已经有很多年了。在改革开放之初,这个口号曾经激励了不少人特别是农村男男女女的劳动热情。除了一身气力之外什么都没有的劳动大众在这个口号的鼓舞下投入了田间地头、生产车间,拼命劳作,忘我工作。

    光阴过去几十年了。现在我们要问的问题是,在那么多劳苦大众中(包括不少白领工人),有多少人富起来了?

    中国现在还有许多贫穷落后的地方和人民,我们不能说是因为他们懒惰造成的,恰恰相反,他们当中许多是终身勤劳而终身不富的。他们现在还在生命的旅途中纳闷,为什么辛勤劳作不能使自己富裕起来呢?

    据网传消息,今年六月初外国某咨询公司发布的《全球财富报告》宣称中国有648个家庭财产超过1亿美元超级富豪,总数排名全球第5我们的问题是,其中多少人是靠出卖劳动力致富的?

    三十多年来的实践证明,光靠劳动是不能致富的,至少是不能使中国的大多数人富裕起来的。

    马克思曾经嘲笑过那些认为劳动是一切财富的源泉的人。他认为,劳动只有同劳动对象结合起来才能形成财富。在《哥达纲领批判》中马克思写道:“只有一个人事先就以所有者的身份对待自然界这一切劳动资料 和劳动对象的第一泉源,把自然界当作隶属于他的东西来处置,他的劳动才成为使用价值的泉源,因而也成为财富的泉源。”我们现在为什么要重新审视这个口号呢,我们为什么要重温先哲在一百多年前就劳动能不能致富进行的理论分析呢?因为中国当今的改革开放已经三十多年了,积累了太多的经验与教训,也集积了大量的矛盾。我们希望稳定地发展和前进,因为我们离强国富民的道路还远,离社会主义的强国富民之路还很远。我们因而不希望抗议分配不公的“占领华尔街”的运动在中国出现,更不希望倒退,用温家宝先生的话讲,不希望“文革”重演。

     

           中国在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启动了市场经济和私人经济。现在私有经济在中国国民经济中的比重甚至达到了百分之七十八以上。

           我们曾经说过,中国现阶段启动市场经济与私有经济,是为着补我们社会主义先天不足的课。

    中国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初期,在农业人口占多数的情况下,农业经济是小农经济的情况下,工业基础相当薄弱的情况下开始去搞社会主义的。我们梦想通过“大跳进”去超英赶美,实现社会主义强国之路。走了几十年之后,我们没有了后劲。其实,马克思主义早就说过,社会主义是工业化的自然发展的产物社会主义是对资本主义的否定,不是对封建主义的否定。不错,我们赶走了帝国主义,消灭了地主阶级,改造了资本家,为社会主义发展创造了政治环境,但我们没有实现社会化大生产,我们的工人阶级人数还相当少,而农民(主体是自耕农)人数还占大多数,也就是说,我们当时的社会主义没有经济基础。计划经济同市场经济一样,作为一种手段,在相当一段时间内并没有为我们解决这个问题(社会化生产的问题)。

    就是说,我们的改革开放,搞市场经济与私有经济,是要解决实现我国的社会转型问题,从小农经济、个体经济向社会化生产的转型问题,及相应造就大量的绝对多数的无产阶级及工人阶级。目标应当是实现社会主义的现代化,而不是资本主义的现代化(中国在历史上没有出现过资本主义社会,所以不能用复辟资本主义之说)。有人说转型就是要从社会主义转向资本主义,这是错误的,也是目前的宪法所不能允许的。

    但是,搞市场经济与私有经济,就要产生和引入资本家(国外资本进入中国),有了资本家就得有工人,因而也就有了剥削与被剥削现象存在。

    还在国有企业中工作的工人当然还享受工人阶级的光荣称号(至少理论上还如此),但在改制后单位上班的工人则沦为无产阶级,因为工厂已经是私人的即所谓企业家的。那些从农村急急忙忙赶进城里来的打工族们,则沦为了无产阶级与半无产阶级。撂下田地进城打工的姑且算半无产阶级吧(因为他们与他们耕种的田地有某种关系,同时他们在城中不想呆时还可以跑回家种田,他们机动性强),80后与90后,从来没有种过田地的也没有分过田地的,进城打工者便变成了无产阶级(国有企业很少招他们,只有部分是通过院校毕业后招进入)。据有关方面统计,2007年我国在非公有制企业从业的人员为1.2亿,每年递增大概2千万。因为我们推测现在在非公有制企业里的从业人员约二亿以上。(2012525日新华网也证实了这一数据)。他们大都是无产阶级或半无产阶级。

    因为政府的措施不到位,也因为代表群体利益的工会(不是官方工会)的缺失,进入资本家企业工作的打工者们作为新的无产阶级在资本家企业里经历过残酷的剥削与压迫。因之这些无产阶级的生活生产情况比资本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的还要糟糕。这种糟糕情况不断有新闻被正义的媒体和人氏曝光出来。(笔者曾经看到过一位摄影爱好者拍的照片上二三十个人挤在几平米小屋中生活的情况)。

    在资本家的剥削与压迫下工作的这些年轻的新的无产阶级们,是否能够通过劳动致富呢。

    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继续写道:“一个除自己的劳动力外没有任何其它财产的人,在任何的社会和文化的状态中,都不得不为占有劳动的物质条件的他人做奴隶。他只有得到他人的允许才能劳动,因而只有得到他人的允许才能生存。

    读过《资本论》的人,都可以在相当一段时间里,在中国许多私人企业里找得到马克思在书描述过的资本家残酷剥削与压迫工人的情景。

    这些给资本家打工的无产阶级们怎么可能通过给资本家干活达到至富哟!他们最多只能维持温饱,因为只有温饱了也才能继续出卖他们的劳动力。

    我们现在在拼命鼓吹弃农进城的城市化与工业化,我们现在扬扬得意地宣布着我们现在有多少农民进了城,因而城市化率达到了多少多少。其实,换个说法,我们只不过是说新的无产阶级增加了多少,农村贫困向城市贫困转移了多少。因而总体上的分配不公与贫富比例悬殊增加了多少。

    当然还有,我们离我们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共同目富裕标远离了多少?我们离“文革”死灰复燃靠近了多少!

    为什么可以这样讲呢?

    因为在现在的中国,通常用来描述和反映一个国家财富收入分配公平与否的所谓“基尼”数,在逐年上升着,已经到了很危险的地步。

    这个数的概念是意大利经济学家基尼于1922年提出的定量测定收入分配差异程度的指标

    联合国有关组织规定:

    若低于0.2表示收入绝对平均;0.2-0.3表示比较平均;0.3-0.4表示相对合理;0.4-0.5表示收入差距较大;0.6以上表示收入差距悬殊。

            中国的基尼系数,原先有国家统计局的数据。例如1978年中国的基尼系数为0.3172000年开始越过0.4的警戒线,2004年超过了0.465。此后,国家统计局便不再公布国内的基尼系数。此后的基尼系数大都是经济学者的估计。中国社科院一份报告称,2006年中国的基尼系数已经达到了0.4962010年,新华社两位研究员更判断我国的基尼系数实际上已超过了0.5。并且以每年0.01%的速度在上升。因之,到今年,应该是0.52%以上了。

         据世界银行的测算,欧洲与日本的基尼系数也不过在0.24-0.36之间。

    据有关资料介绍,中国到2011年底,拥有600万元人民币以上的中国富人约270万人,拥有1000万元人民币以上的中国富人约96万人。上面已经提到,拥有6亿以上人民币的有650人(或家庭)左右。而中国的无产阶级如上所说有二亿左右,加上公有制的所谓工人阶级人数5000万左右,总计为25亿。(公有制职工人数是根据20099.27人民网公布中国妇女数8168.7万,占全国职工总数36.3%得出全国职工总数,再减去非公有制企业职工数得到)

    用富人数除工人阶级和无产阶级、半无产阶级总数,就可以得出中国富人与穷人的百分比。笔者这里就不做这道数学题了。

     因为我们在“文革”十年中与之前谈阶级斗争太多,因为我们现在要巴结资本与资本家,所以我们不愿谈阶级与阶级斗争了,不愿用阶级分析的方法去看问题了。但是,存在资本家与无产阶级,存在剥削与被剥削,就当然存在阶级与阶级斗争。这是不以人的主观愿望为转移的东西。何况我们社会分配的差异是在增加着而不是削弱着,因而矛盾是在增加着而不是削弱着,因而国家专政力量现在是在加强着而不是削弱着。阶级斗争的问题现在虽然还不是主要矛盾,但处理不好,会上升为主要矛盾的。因此是会破坏我们稳定发展的愿望的。

    在改革开放中出现的这些新剥削与被剥削现象,我们一是要承认而不是回避和掩盖,二是不能用革命的方法解决,三要有相应的措施跟上。因为你是共产党领导,你搞的是马克思的社会主义。

     

    上点年纪的人或者对中国现代史很熟悉的人,对中国上世纪五十年代初中期的社会都有良好的念想。那时候一方面国家生产建设逄勃发展,人民生活喜气洋洋,还把美国佬带领的联合国军从鸭绿江赶过三八线去,吐了一百多年总是打不赢外国人的气。另一方面,当时的资本家满意,农民满意、知识分子满意,工人满意,一句话,社会的大部分阶级满意。要记住,那是比改革还要激烈的革命年代。(参见《毛泽东传(19491976)》逄先知、金冲及著)

    现在社会矛盾这么多,这么激烈,有人以改革引起的正常现象不以为然。好像我们的改革比当初的革命还要激烈,好像工人农民不喜欢改革,人民大众不喜欢改革。这不对。

    其实,问题是在别的方面。

    在自1978年以来的几十年的改革开放中,启动了市场经济和私人经济后,就有一个如何对待资本家阶级与剥削的问题。

    在这些问题上,不要以为毛泽东思想已经过时,对改革开放没有指导作用了。毛泽东思想作为他那一代领导人集体智慧的结晶,不仅在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中有指导作用。在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时期(从1949年到现在以至以后相当长一段时间都应该是社会主义过渡时期,我们姑且称为中国这样国家的社会主义前期或初中期,因为现在还只能是人民民主专政时期),毛泽东思想同样也有指导我们前进的意义。

    我们且看毛泽东思想是如何对待资本家与剥削的。毛泽东思想的基本方针是利用、限制与改造

    利用:资本家的工厂能够解决部分工人就业,帮助国家减轻就业压力,稳定社会;资本家的生产能够弥补国家及国有企业不能也不可能全部包办的若干生产领域。何况,中国的民族资本家们还是爱国的,也是曾经受到国际资本欺压的。等等。

    限制:限制资本家生产对工人的过度剥削,限制资本家生产对国家支柱经济的侵蚀与破坏,保证公有经济的支柱性与主导性,限制资本生产的规模。等等。

    改造:培养红色资本家,使他们在思想上自觉拥护共产党的领导,拥护社会主义制度,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史观,承认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另外逐步将一些私有企业改制为公有制企业,让资本家逐步退出剥削阶级,变为自食其力的人。等等。(参见《毛泽东传(19491976)》逄先知、金冲及著)

    现在看来,毛泽东思想对资本家的改造中,取消私有经济的作法是太急了些(这不是毛泽东主席一个人的问题,也是当初相当多的领导人物的问题,因为大家都没有搞过社会主义)。如果能够按照开始的计划搞几十年后再进行。那么历史会有今天的改革开放之说吗。

       

        当下的报纸上讲公平正义讲了许多了。

        1871年春天里,当巴黎公社的社员们在进行无产阶级专政与民主的尝试时,躲在凡尔赛的梯也尔也喊着要恢复巴黎的公平正义向无产阶级的巴黎进军。一百多年前当年林则徐不让帝国主义在中国进行鸦片走私,他们就可笑地认为中国没有公平正义。

        可见,在阶级社会中,公平正义不幸也有了阶级性。

    我们需要的是社会主义的即大多数人的公平正义。不是少部分人的公平正义。

        我们的改革开放已经搞了三十多年了,我们的财富已经积累不少了,光放在美国的就有若干万亿。我们的一部分人也先富裕起来了,我们搞的又是社会主义,又是为人民服务的共产党领导着,可我们离大多数人的公平正义还差得太远,而且是越来越远,还不如一些搞资本主义的国家,也不如贫穷的毛泽东时代。这到底是为什么呢?

    改革是为大多数人还是为着少数人?我们的口号是为大多数人谋利益,但我们现在没有做到啊。

    为什么做不到呢?回避改革开放中出现的新的剥削与被剥削现象,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我们应该正视现实,找出解决的办法。

    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初中期,以毛泽东为代表的那一代领导集体,正是从大部分人的公平正义出发,结合当时中国的实际情况,对资本家及剥削行为采取了正确的方针,才使新中国在旧社会的废墟上很快站立了起来,并形成了全国各民族空前的团结与和谐的局面。

    毛泽东思想作为集体智慧结晶的宝库,值得我们今天继续发掘、发挥与发展。

       

        劳动致富可以作为现在许多资本家富豪们用来标榜他们财富来源的一个借口。

    确实我们可以看到许多资本家一天到晚都在忙碌着。谁能否认他们的管理他们的经营不是劳动呢。他们的社交活动比如打高尔夫球和泡茶馆,请客和送礼都可以看作经营管理的一部分,因而是他们劳动的一部分。许多资本家下面打工的白领们也在从事协助资本家管理和经营的工作,他们的劳动可能比资本家本人还要辛苦,他们和资本家区别在哪里呢?他们为什么不能像资本家一样致富呢?

    回到马克思。

    劳动既然只能同劳动对象结合才可能产生财富。那么在劳动对象中如生产资料是谁占有的呢,是白领工人?是车间工人?还是资本家。白领们虽然像资本家一样劳动甚至比资本家还辛苦,但他们不是生产资料的所有者,所以他们同样是受剥削者,不能致富,只是在帮资本家打工。车间工人更不用说,也不是生产资料的所有者,他们同样受剥削,不能通过劳动致富。资本家虽然也在劳动,但他们不是通过劳动致富的,而是通过占有生产资料从而通过剥削达到致富。所以有一句俗语说得好:人找钱,忙一天;钱找钱,坐着点。当只有劳动力可以出卖时(例如大街上站街的背兜兄弟们),你跑了一整天都未必能挣到几块钱。而当你有钱作为资本时,利用资本可以占有生产资料,因而可以当老板,再而可以雇用生产工人与管理人员和工程技术人员,可以通过剥削赚到比投入更多的金钱。可以坐着数钱。

    因为只有劳动与劳动对象结合才可能产生财富。所以中国社会目前取得的巨大经济成就,有广大劳动者浸渍着血汗和泪水辛苦努力结果,也有无数企业家们的劳动。

    但在财富的社会分配上的巨大差异,则说明单凭劳动不能创造财富。只能说明少数人的巨大财富,是通过占有国家与社会的大量的生产资料从而通过剥削去获得的。在这少数人攫取巨额财富的时候,我们的政府没有采取相应的控制与限制措施。

    这可以很好解释这少数群体为什么在对待财富上会那么挥金如土,连外国资本家和普通人士都惊叹不已。例如有的富豪花几千万给自己的女儿办婚事。有这样一则小故事说明这一问题。有个财主想让自己的儿子继承家业。就让他出去自己闯荡去。年终儿子回家来过年了,送给老头子一吊钱。老头子看也不看,就把钱往地上一扔。那铜钱滾得满地都是,可是小儿子并没有在意,以为是父亲不小心掉了,或者是嫌少。没有管它。老头子却因此断定这钱不是儿子自己挣的。于是第二年又让小儿子再出去闯荡去。年终小儿子带回了两吊钱。作父亲的照样将它们扔得满地都是,小儿子以为父亲还是嫌钱少,没有在意。而老头子仍然断定那不是儿子挣的钱。第三年又让小儿子出门去闯荡去。年终小儿子回来了,手里只拎了半吊钱,他战战兢兢地将这半吊钱递到老头子跟前,说,我没有本事,今年只挣到这点钱。老头子照样将小儿子递过来的这半吊子钱扔得到处都是。有几个还滾到了墙边的水沟里。这下小儿子急了,赶紧不顾一切地跑到水沟边去捞掉进去的钱。说道,老爸,这是我挣的血汗钱。老头子这时问道,那前年的和去年的呢?小儿子不好意思承认说,那是借朋友的。

    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他们中很多人要想尽办法将财富转移到境外去的动机。据凤凰网20111019日载中国人民大学政治系某教授的文章称,60%接受调查的内地富人,都已完成投资移民或有投资移民考虑,这一行为在越富有的人群,如个人可投资资产在1亿元以上的群体中,表现尤其明显,约27%的人已经完成了投资移民,而正在考虑投资移民的占比高达47%

    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现在中国有不少的人有仇富心理。不少人说,他们不仇恨袁隆平之类靠科学劳动给人民作出贡献因而受到国家奖励富起来的人。但他们仇恨那些通过占有国家生产资料比如矿山从而通过剥削富裕起来的资本家们。

    ……

    我们的基尼数连续六年没有公布了。我们可以继续不公布它们,那是我们的意志可以做到的。

    但基尼数以每年0.01%的速度在递增,再过几年就要达到0.6%了。再过若干年就要达到0.7%0.8% ……了。

    控制基尼数的增长,这也是我们可以做到的。

    办法呢,一个是学习借鉴毛泽东思想在社会主义过渡初期的上世纪五十年代初中期的办法。

    另外,国外不少所谓民主度(或叫民主指数)比较高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如瑞典、瑞士、德国等采取的若干措施也是可以借鉴的。例如网友高连奎先生在文章《欧洲社会党与瑞典模式》一文中所介绍的。

    但千万不要学美国,不仅因为它是所谓民主度(民主指数)很低的一个国家,它的民主指数只排在18位。也因为它现在也是1%的富人占据了99%的财富从而引起华尔街在闹事。

    也不要采用美国的世行行长佐利克和中国资产阶级的自由主义经济学家们前不久推荐给我们的木马计。

    当然,我们还是要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与毛泽东思想、坚持邓小平理论与三个代表思想、科学发展观的思想。因为我们现在有两亿多工人阶级与无产阶级和半阶级。随着当前这种方式的城市化的继续进行,这个队伍还在扩大着,扩大着,扩大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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