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摘要】“社会化小农”和“国家建构农村”的分析框架,开辟了当代中国农村研究的两条新进路。“社会化小农”的分析框架以农户为研究单位,采用自下而上的研究视角,强调历史分析的纵深感,注重“民间话语”和“生活话语”;“国家建构农村”的分析框架以现代国家建构理论为解释工具,采用自上而下的研究视角,强调学理解释,注重官方话语和文本话语。两条分析进路各有其价值和限度,并在整体上形成互为补充、双向互动的理论研究体系,对于提高当下中国农村研究的学理性和科学性具有积极的方法论价值。
    【关键词】中国农村研究;“社会化小农”;“国家建构农村”
     
     当代中国农村的演变和发展是一个复杂的历史过程,受到多重力量的共同形塑和影响。其中,有两股力量尤为强大:一是农村社会内部生成的形塑力量,遵循历史的逻辑,农民是主要的行动者;一是农村外部政权渗透和改造的力量,遵循国家的逻辑,国家是主要的行动者。前者源于乡村自身,由内而外、自下而上发挥作用;后者外在于乡村社会,由外而内、自上而下体现其存在。要认识和解释当代中国农村,很难绕开农民和国家这样两个基本视角。近年来,以徐勇为代表的华师学者[ii]提出“社会化小农”和“国家建构农村”的分析框架,分别以农民和国家为出发点聚焦农村社会,正契合了上述研究逻辑。总体上看,“社会化小农”和“国家建构农村”的分析进路虽然从不同视角出发,但指向了共同的研究对象和目标,并在整体上形成了一个互为补充、双向互动的理论研究体系。两条分析进路各有其价值和限度,就提高当下中国农村研究的学理性和科学性而言,其方法论意义更值得注意。 
     一、“社会化小农”:从乡村研究乡村
    “社会化小农”的概念首先源于对当今农民的重新认识。长期以来,学界对中国农村和农民的认识,主要沿用的是马克思主义的小农经济学说。按照这一学说,一家一户的小农经济具有经济封闭、政治保守、文化落后的特征,是“历史的弃儿”,理应成为消灭和改造的对象。然而,改革开放以来,家庭经营不仅在中国长期存在,而且国家还明确提出了家庭经营体制长期不变的政策取向。这意味着,运用传统的小农经济范畴已经很难解释当下的农村和农民,需要转换认识引入新的分析范式。在此背景下,徐勇基于家庭经营体制长期不变的条件,提出“重识农户”,即将农户放在历史变迁的过程中加以考察。他认为,“尽管当今的农户经营规模小,但他们已越来越深地进入或者被卷入到一个开放的、流动的、分工的社会化体系中来,与传统的封闭的小农经济形态渐行渐远,进入到社会化小农的阶段。”[iii]
    “社会化小农”概念提出以后,在学界引起广泛关注,一批学者相继开展了后续研究。邓大才进一步论证和完善了“社会化小农”的基本理论框架,并从行为和动机等多个视角对社会化小农理论进行讨论和分析。刘金海将农户放到中国的历史背景下,从国家和市场两个维度探讨了社会化小农的历史进程。吴晓燕采用个案实证方法,以个案村庄的日常消费来检视社会化小农的行为模式。郝亚光、韩轶春、贺青梅、黄振华等则分别从空间维度、信息维度、生活维度以及概念内涵等方面开展研究。[iv]值得一提的是,郝亚光从生产的层面、贺青梅从生活的层面,对小农社会化的历史演变过程进行了系统全面的梳理,并开始探索将微观事实与宏观的政治国家进行对接。[v]在“社会化小农”理论指导下,涌现出了一批具有较高水准的研究成果。这些研究成果的价值,不仅在于提供了认识和解释中国农村的经验材料和理论观点,更为重要的是提供了当代中国农村的若干研究取向和分析方法。具体来看,主要包含以下几个方面:
     1、以“农户”作为基本研究单位。
     “对研究单位可以有多种选择,而选择不同的研究单位对所得出的结论会有很大的影响。”[vi]20世纪的中国乡村研究中,村庄是最基本和最常用的研究单位。[vii]费孝通的《江村经济》开创了村庄研究的一代学术风气。然而,以村庄为研究单位从一开始就面临着方法论的挑战,例如,英国人类学家爱德蒙特·利奇很早就提出了“中国这样广大的国家,个别社区的微观研究能否概括中国国情”的问题[viii],也即个案的普遍性问题。为此,有学者试图通过研究方法和策略的转换来克服研究单位上的矛盾,如孙立平的“过程—事件”法、李培林的“源于现实又高于现实”的抽象理想类型建构等,也有学者试图以集市(镇)、区域社会等替代或者超越村庄这一研究单位。[ix]在有关研究单位的争论中,“社会化小农”分析进路提出以“农户”为单位的基本取向,成为研究单位选择中的一条新路径。
     以“农户”为研究单位,在国内农村研究中有着悠久历史,较有代表性的如上世纪2030年代李景汉的《北平郊外之乡村研究》(1929年)、卜凯的《中国农家经济》(1936年)和《中国土地利用》(1937年)等。这些研究主要从经济层面解剖“农户”,研究方法多为大规模的问卷调查。毛泽东在《兴国调查》中曾经对8个农民家庭进行了细致剖析,堪称以“农户”为单位的典型研究,但其主要采用共产党人的调查研究方法,并非严格意义上的学术研究。上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行,有学者围绕“包产到户”开展了对“农户”的一些相关研究,如李云河的《农村“户学”初探》(1985年)、《中国农村户学》(1989年)等。但总体来看,“我们的三农研究对于农户这一中国农村的微观‘细胞’研究……少之又少,其精致程度和逻辑分析更是相当不够”[x]。与之相比,“社会化小农”的分析进路不仅提出了以“农户”为研究单位的基本立场,而且将其上升到了方法论层面,“农户”既是研究的对象,更是研究的工具和方法。
     结合当下中国农村的历史和现实来看,以“农户”为研究单位有其合理性及其确当性。一方面,历史上,“农户”长期以来都是中国农民生产和生活的基本单元。对此,费正清曾经有过精辟的论述。在他看来,“中国家庭是自成一体的小天地,是个微型的邦国。从前,社会单元是家庭而不是个人,家庭才是当地政治生活中负责的成分”[xi]。事实上,中国社会的历史传统既不同于西方的个人主义,也不同于苏俄的村社传统,而是具有浓厚中国特色的家户主义传统。[xii]对此,孙中山也曾指出:“中国人最崇拜的是家族主义和宗族主义,所以中国只有家族主义和宗族主义,没有国族主义”。[xiii]另一方面,从现实来看,当下中国仍然有2.5亿个农户,而且农户的规模更小,农户的细胞化特征更加明显。特别是在历史的惯性下,以血缘为纽带的家户组织仍然在农民与国家、市场的互动关系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中介和纽带作用,并成为当下农村社会最小且稳定独立的组织单元。可见,以“农户”为研究单位,不仅契合了中国的历史传统,更符合当下中国农村社会的实际,是基于中国国情和本土经验的理性选择。
     一直以来,由于先天不足,中国自身的学术积累有限,不少学者倡导引入西方的理论知识体系和概念框架研究中国问题。这一“拿来主义”的研究取向具有重要学术价值,但也被指形成了“西方中心主义”的学术话语霸权。为此,上世纪90年代以来,有学者开始提倡“本土化”的学术主张。“社会化小农”的分析进路基于中国国情和本土经验,选择以“农户”为研究单位,无疑具有强烈的“本土化视角”,可以看作学界探索建立具有中国道路和中国气派研究方法和研究取向的积极尝试。当然,就“社会化小农”分析框架本身来说,其选择“农户”作为研究单位,并非基于“学术本土化”使命的有意为之,更多是出于提高农村问题研究水准的学术自觉。
     2、以农民为本位的自下而上的研究视角
     研究视角决定了学术研究工作的基本方向。“社会化小农”的行动者是农民,主张“用农民的眼睛看世界”,即确立以农民为本位的自下而上的研究立场。近年来,曹锦清、行龙、于建嵘等学者都不同程度的倡导农村研究中自下而上的研究视角,其论述的具体内容和指向有所不同,但基本都强调社会基层的经验和事实,注重从乡村社会本身认识和解释农村。“社会化小农”的分析框架也强调“自下而上”的研究取向,而且“下”的更深、更彻底。具体来看,主要包含两个方面的含义:
     其一,要求研究者基于农民的身份和立场开展研究,坚持以农民的行为、态度、目标、需求作为研究的参照指标和出发点,即是一种“农民立场”的农村问题研究。必须看到,农村社会的变迁是复杂的,其产生的影响和后果不仅因时而异、因地而异,更重要的是因人而异。“一千个人眼中有一千个哈姆雷特”。对于同一个问题和现象,政府视角、精英视角与农民视角等不同视角完全可能得出不同的认识,并在理论观点上形成极大偏差甚至对立。在当前中国的特定情境下,许多社会问题和社会现象仅仅有精英视角是很难解答的,往往必须透过农民特别是普通农民的视角才能够得到理解,并形成富有解释力的理论概括。目前,运用“农民立场”最具冲击力的研究,当推美国学者詹姆斯斯科特。其归纳总结的“安全第一”的生存伦理、基于日常反抗的“弱者的武器”、“隐藏的文本”等都是“农民立场”研究的经典理论,对于我们开展农村研究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其二,要求研究者以农民及其生活世界作为研究的基本出发点,深入到农民日常生产、生活和社会交往的方方面面,理解和感受农民生活的细微之处,即是一种基于“日常生活”和“深度理解”的农村问题研究。近年来,很多学者开始采用实证研究方法深入到农村开展田野调查,这本是认识和研究农村的绝好途径。然而,有的研究者虽然“下乡”,却鲜有“入户”,他们的关注点仍然集中于村庄的“上层”,看到的是精英的乡村,不是大众的乡村,看到的是对立和冲突的乡村,不是日常生活的乡村,看到的是一个表面化的乡村,而不是一个实体性的、具有生命气息的乡村。从这个意义上看来,这类农村研究仍然延续着“殿堂”的气息,而难有“田野”的“芬芳”。“社会化小农”分析进路不仅强调田野调查、强调农民立场,而且要求更加纯粹的田野调查、更加深入的农民立场,其核心要义不仅仅是表面的事实,而且要求从更深层次“理解”农民的行为逻辑。具体来说,就是以平和的心态深入乡村,融入普通农民的日常生活世界,感受农民的衣食冷暖,体味农民的心路历程,从而获取真正“有血有肉”的研究素材,做一个融入农民生活,理解农民切身体会的“理解者”。当然,这一研究取向虽然以发现和理解更加大众的、生活的、基层的“真实”乡村为指归,但并不排斥精英的、冲突的、上层的村庄“大事件”,因为,这些“大事件”本身也是乡村社会真实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
     3、以国家化、市场化作为核心研究路径
     “小农”的“社会化”是“社会化小农”研究的基本主题。在此,“社会化”既是农民变迁的过程,也是农民变迁的结果,主要用于表征农民与社会联系的紧密程度。社会是一个伸缩性很强的概念,在“小农社会化”的语境中,社会是相对“农户”而言的。也就是说,家户以内不是“社会”,家户以外才纳入“社会”范畴。因此,“小农”的“社会化”实际是指农民对家庭或者家户的超越和突破,其中既包括农民生产、生活空间的扩展,也包含农民交往世界的延伸等极为丰富的内涵。基于当代中国的情境,“小农”的“社会化”主要包含了两个最为核心的变迁过程,或者说动力源泉:
     一是国家化。国家化主要指农民被组织或者整合进国家政权的一体化过程,表现为农民生产、生活和交往过程中“国家要素”的增加。这一进程自20世纪以来开始显现,并在上世纪5070年代达到顶峰。“始于20世纪50年代的国家化过程消灭了传统小农,通过组织整合和计划经济实现了小农与国家权力的纵向一体化。”[xiv]国家化的实质,是农民与国家的互动,二者的联系越密切、互动越频繁,农民的国家化程度就相应越高。国家化并非单一线性的变迁过程,其中既可能包含正向的国家化,也可能包含反向的国家化(或去国家化)。在“社会化小农”的分析进路中,农民与国家的关系更侧重于以农民为本位的国家要素的增进过程,其关注的内容更加微观、细化,“国家”常常溶于地方性和地域性的社会经验事实当中。国家化程度的提高,使小农融入到更加一体化的整体社会当中,小农的社会化程度相应得到提高。
     另一个重要的变迁过程是市场化。农民的市场化一直持续存在,并在上世纪80年代以后不断推向高潮。随着市场经济改革的不断推进,农民参与市场经营活动的次数和规模不断增加,货币、信贷、交易等市场要素在农民生产、生活和交往中的作用越来越突出,并促使农民与市场的关系从“为买而卖”走向“为卖而买”。“无论是市场内容、市场结构,还是市场地位、市场伦理,当今小农都大异传统小农,市场无处不有、货币无时不在、乡村无人不商,已经从‘以业为商’的简单商品关系变成‘以农为市’复杂市场关系”。[xv]市场化的本质,是农民与市场的互动。与国家化过程一样,在“社会化小农”的研究进路中,市场化着重强调以农民为中心的市场要素的增进过程,体现在农民日常生产、生活和交往的方方面面。随着市场化程度的提高,小农与外部世界的联系日益密切,小农的社会化程度也相应大为提高。
     基于中国的基本国情,国家化和市场化是小农社会化最为重要的两个基本过程,也是认识和理解当今农民变迁的两个核心研究路径。可以说,要了解当下中国农村,必须时刻把握这两个中心主题,他们是认识中国农村社会的两把钥匙。当然,国家化、市场化并没有涵盖社会化的所有内容。作为一个包容性极强的概念,社会化还可以引申出不同于国家化和市场化的其它向度。同时,国家化和市场化过程本身也是一种总括性的变迁过程,其自身同样可以引申出更加微观的次级向度。这些研究向度都有待于进一步的发现和挖掘。
     4、强调历史分析的穿透力与纵深感
     当前,农村研究领域有一个比较明显的趋向,即对社会现实问题的强烈关怀。研究者普遍关注社会现实、重视社会问题、讨论政策走向。不少研究者介入农村研究的主要目标,就是为了解决农村社会中出现的一系列现实问题乃至“危机”,寻找化解“三农问题”之道。如果仅仅从研究主题的选择而言,对农村现实的关照本身并没有什么不妥。但值得注意的是,一旦将这种“现实情怀”扩散到研究和解释层面,则可能产生负面效果。具体而言,就是在认识和解释农村社会的过程中就现实谈现实、就问题谈问题、就政策谈政策,只有“当前”的剖析,而缺少基于历史视角的更富有历史纵深感的理解或者解释。表现为,研究中只有空间,没有时间,只有现在,没有过去。即使有历史维度的讨论,也往往被简单划归为“传统与现代”、“历史与现实”的二元视角。此时,历史分析只是从历史上的某一个点来看“现在”,而缺乏历史与现实的互动和勾连,忽视了特定的历史背景和条件。
     必须看到,任何社会事实都有其历史的原点,任何社会问题也都有其产生的历史根源。只从“当前”研究,很可能只看到事物的表面,而无法扑捉到更加深层次的基础动因。脱离历史视角的农村研究是不完整的,尤其在中国这样一个有着悠久历史传统和深厚文化底蕴的国家更是如此。“中国社会变迁的终极性力量来自于内部的历史逻辑”[xvi],历史因素不仅发挥着作用,甚至发挥着决定性的作用。美国学者巴林顿·摩尔在其名著《民主和专制的社会起源》就充分意识到了历史和传统的重要性,在他看来,“在两大文明形态起承转合的历史关节点上,分崩离析的传统社会所遗留下来的大量阶级因子,会对未来历史的造型发生强烈影响。”[xvii]
     “社会化小农”分析进路着眼于当代,但特别强调“关注变迁”,主张从“历史变迁的过程”来考察和理解当下的农民和农村。在此,研究者不仅要知道“现在怎么样”,而且要进一步追问“过去是怎么样”,不仅要从历史的某一节点看“现在”,更强调从历史的演化和变迁过程来看“现在”,着力回答“现在是如何由过去演化而来的”。“社会化小农”的分析进路试图以变迁的视角打通“历史与现实的隔膜”,给出关于当下中国农村更具穿透力和纵深感的理论解释。
        5、注重“民间话语”和“生活话语”
     话语可以理解为一套特定的术语、概念、范畴和言说方式所构成的表达体系,是“隶属于同一的形成系统的陈述整体”[xviii]。话语包含语言,但又超越了语言本身,其产生于话语实践,具有社会性和实践性。因此,研究话语往往需适应研究立场和研究视角的变化,并形成不同的话语体系。同时,由于研究话语所具有的实践特征和文化特性,其又会反过来影响研究内容本身。“社会化小农”分析进路采取以农民为本位的研究视角,客观上要求其研究话语也应是“农民式”的,突出表现为对“民间话语”和“生活话语”的关注。
     民间话语源于民间社会,是在长期的民间话语实践中形成的一整套特定的话语体系。民间话语受到地方信仰、文化和历史等“小传统”的深刻影响,具有显著的地方性特征。“十里不同音、百里不同俗”即是其地方性特征的典型体现。民间话语主要采用非正式的口头方式传承至今,更加注重语言的实用性和适用性,强调有效、便捷、直白的内在语意表达,而不在意其外在表现形式。因此,在民间话语当中,我们看到的多是方言熟语、地方俚语、民间俗语等“土话”,随意性很强,但又不乏精炼生动,凸显了“乡土本色”。通过采用民间话语,研究者不仅可以更加精当、准确、深入的了解农村基层社会,而且还可以从中一窥蕴含于其中的历史文化传统,成为研究者认识农村社会的绝好“标本”和载体。
     生活话语是与民间话语密切联系又有所区别的话语体系。生活话语也往往是非正式和口头的,特别强调生活化和现场感,注重挖掘农民日常生活中“原汁原味”的语言,并在研究过程中不经修饰的客观呈现出来。通过这些“原汁原味”的语言,研究者得以“零距离”感受农民的真实态度、看法、观点、立场,并“原生态”展现其生产、生活和社会交往的细微之处,使研究者“用农民的话语看世界”。如果说,“学术话语”体现的是一种理性的阐述,“生活话语”就是一种感性的表达,反映了农民的真正心声,体现了更为“彻底”的“农民立场”。
     研究话语的民间化和生活化,促使“社会化小农”研究在叙述方式上更加注重平实、直白的语言表达,讲求“写实”性。“社会化小农”分析进路不太在意学术语言表达的形式完整和规范格式,而重在深描农民的真实生活世界。因此,在“社会化小农”的相关研究成果中,看不到大段的逻辑推理和学理思辨,更多的是充满生活气息的质朴文字。需要强调的是,尽管“社会化小农”研究进路重视“民间话语”和“生活话语”,但并不排斥研究者对研究对象和内容的概念化和学术化,只是这种概念化和学术化,主要表现为以充分展现农民生活“本色”为基础的学术思维旅程。
     二、“国家建构农村”:从国家研究乡村
    “国家建构农村”分析框架的提出,首先源于学界对中国农村研究的方法论反思。上世纪90年代以来,国内农村研究领域逐渐将研究重点转向农村社会层面,强调自下而上的研究视角。然而,“自下而上的研究……很容易使国家从研究者的视野中‘消失’或者‘蒸发’。特别是这一研究取向的理论假设往往将国家作为社会的天然对立物,看不到国家构成的复杂性、自主性、适应性和变化性。”[xix]尤其是随着“国家与社会”研究范式的引入,更加速了学界“发现社会”和“遗忘国家”的进程。甚至在以国家为核心研究范畴的政治学领域这一趋向也异常明显——“如果说在1980年代政治学的视野中是‘有国家无社会’的话,那么1990年代政治学界最为流行的是国家与社会的二元分析框架,旨在发现市民社会(公民社会)在中国的萌生。在这一过程中,学界有意无意地遮蔽了国家与社会框架的另一维度——国家。[xx]产生这一现象的原因,既有研究者对旨在发现和建立一个具有西方意义的“市民社会”的理想“追求”;也包含中国特定历史记忆所遗留下来的对国家权力由来已久的“偏见”。其结果是,当下的中国农村研究只见“社会”,不见“国家”,基于国家视角的农村研究成果极少,缺乏自上而下的学理研究进路。
     社会事实是理论研究的基础和前提。检验理论的基本标准在于其对社会现实的解释能力。就中国农村的社会历史现实来看,国家在乡村社会变迁和发展中始终扮演着极为重要的角色。即使是在“皇权不下县”的传统农业社会,国家的兴衰更替与农民的日常生活也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天高皇帝远”常常只是一种理想化的场景。进入近代以后,国家对乡村社会的影响和控制更为显著,国家权力正越来越深的渗透到农村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及至今日,国家对乡村社会的影响可谓“深入骨髓”,“国家”不仅无处不在、而且无时不有。对于当下中国而言,我们可以有“国家”而无“乡村”,但绝不可有“乡村”而无“国家”。因此,要系统、全面的认识和解释当下中国农村,很难抛开“国家”这一核心变量。
     正是基于对理论研究的反思和社会事实的回应,徐勇提出了“回归国家”的理论主张,并开始探索着眼于国家维度的农村研究框架。他认为,“如果说以往的研究主要是‘自下而上’研究的话,现在则需要将‘自下而上’的研究与‘自上而下’的研究结合起来,更加注重‘自上而下’的研究,即从国家的视角看待农村社会。”[xxi]以此为指导,徐勇及其研究团队以现代国家建构理论作为解释工具,对当代中国的国家与乡村互动关系展开了深入研究。其研究路径总体包括两个方面:一是现代国家建构理论的基础理论构建工作,主要回答“什么国家?”,即国家的性质与特征问题,以徐勇、贺东航、黄辉祥、刘义强等的研究为主;二是以现代国家建构理论作为解释工具研究农村社会,主要回答的是“国家如何与乡村社会互动?”,即国家介入乡村之后对乡村社会的形塑和改造问题,以徐勇的“政权下乡”、“政党下乡”、“政策下乡”等系列“下乡”文章最具代表性。如果从研究农村问题这一基本导向着眼,第二个研究范畴更为重要,第一个研究范畴主要为其提供理论指导。
     尽管“国家建构农村”分析框架提出时间不长,但已然产生了一批较高水平的研究成果,拓深了当下农村研究的视域和范围。与此同时,这些研究成果也初步形成了若干研究取向和分析方法。具体来看,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以现代国家建构理论作为解释工具
     近代以来,国家政权对乡村社会的渗透、整合、改造是一个总体性的演化趋势。特别是1949年以后,国家对乡村社会的介入更加深入、全面,并成为中国农村变迁和发展的关键性变量。对于“国家下乡”这一历史性进程,曾有两种影响力较大的解释话语:一是“革命”话语,认为是“革命”动员和“革命”目标促使国家渗透和改造乡村社会,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和超强的意识形态色彩;二是“现代化”的话语,认为国家对乡村社会的渗透和改造是政治现代化的基本要求,也是中国现代化总体进程的一个部分,这一解释模式将“传统”和“现代”简单对立起来,暗含以西方为“标准”的“西方中心主义”。两种话语因其固有的理论缺陷而逐渐没落,随之也出现了其它解释框架。现代国家建构理论即为其中影响最为广泛的解释模式之一。
     “现代国家建构”是一个来源于西方世界的学术概念,主要有两大理论渊源,其一是英国社会学家吉登斯;其二是美国政治学家蒂利。[xxii]在吉登斯看来,“民族-国家存在于由他民族-国家所组成的联合体之中,它是统治的一系列制度模式,它对业已划定边界(国界)的领土实施行政垄断,它的统治靠法律以及内外部暴力工具的直接控制而得以维护。”[xxiii]民族国家主要表现为“国家权力对日常生活的全面渗透,民族国家权力从以往暴力的明显使用转变为行政权力的普遍运用,打破了原有地方性社区的界限,形成了对人的全面规管。因此,政治机构的延伸,政治权力的扩张,行政管理范围的史无前例,政治整合社会的强化趋势,都是现代国家的关键面向。”[xxiv]而在蒂利的分析中,欧洲民族国家的形成则经历了两个不同步的阶段:一是“国家政权建设”阶段,主要表现为国家政权的官僚化、国家财源的扩大化、国家对基层社会的渗透以及下层控制程度的增加和巩固等;二是“民族形成”阶段,主要表现为公民对民族国家的认同、忠诚同时参与承担责任和义务。[xxv]其中,“国家政权建设”是国家渗透和改造乡村社会的基础性动因。
     现代国家的建构是一个世界性的历史进程,中国无法置身其外。近年来,王绍光、李强、杨冬雪、徐勇等国内学者较早开始关注现代国家建构理论,并将其运用到中国问题研究领域。其中,徐勇是最早将这一研究框架系统的运用到农村研究领域的学者。根据中国国情的特殊性,他对“舶来”的现代国家建构理论进行了重新梳理。在他看来,现代国家有两个基本特性:一是民族—国家,一是民主—国家,前者是现代国家的组织形式,以主权为核心;后者是现代国家的制度体系,以主权在民为合法性基础。在中国现代国家的建构过程中,民族—国家和民主—国家具有非均衡性的特点,并由此引起政治整合和文化整合的矛盾。[xxvi]按照这一理论,现代国家建构不仅是国家介入乡村的动力,也是国家介入乡村的过程,更是国家介入乡村的目标。现代国家建构作为一个过程,标志着国家整体和代表国家主权的中央权威日益深入地渗透于主权国家领域范围内,并支配整体社会。[xxvii]
     近年来,出于对“西方中心主义”和话语霸权的警惕和反思,有学者开始提倡中国学术研究的“本土化”意识。应该看到,寻求生长于中国本土经验的理论研究概念体系并没有什么不妥,但是一旦这种意识超离研究背景和研究对象,并上升为一种“态度”或者“立场”时,就有可能形成新的话语霸权。以致只要是从西方引进的概念,都被贴上“崇洋媚外”的标签,被指为附庸西方学术话语。这一“态度”在当前学界仍有很强的根基。“国家建构农村”的分析框架,有意打破以往“本土”或“西方”的学术壁垒,着力引进符合中国农村社会现实的西方理论解释框架。需要指出的是,“现代国家建构”的概念虽来源于西方,但同样需着眼中国本土的实际。例如,现代国家建构的双重特性划分及其非均衡性特征,就是根据中国社会现实的理论深化。从这个意义上来看,当下的“现代国家建构”并非一个纯粹的西方理论概念,也有“中国元素”,这对于拆除学术“藩篱”,搭建可供对话的公共学术平台、促进东西方理论对话无疑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
     2、以国家为逻辑起点的自上而下的研究视角
     提出“国家建构农村”的分析框架,其核心目的在于倡导农村研究的国家视角。在此,“国家建构农村”的行动者是国家,其研究的基本取向是“用国家的眼睛看乡村”,即确立以国家为本位的自上而下的研究立场。具体来看,这一研究取向主要包含两个方面的含义:
     其一,要求研究者将国家作为中心变量,关注农村社会中国家力量的形塑能力和作用机制。重在说明国家影响和改造乡村的过程是怎样的,特征如何,改造的方式有哪些,途径是怎样,产生了何种问题及后果等。很大程度上,这是一种过程性研究,目的在于展示国家与乡村互动的过程,厘清二者互动的方式和路径。这与以往从社会自身角度解释农村的自下而上的研究取向有明显区别。在自下而上的研究取向中,研究者也会关注乡村变迁中的国家因素,但其中的国家,只是影响乡村社会变迁的诸多因素中的一个,并未突显出其核心意义和中心价值。“国家建构农村”的分析进路明确将研究聚焦于国家,围绕国家与乡村的互动展开讨论,将国家作为唯一的研究变量,彰显了国家要素的中心地位。
     其二,要求研究者从国家的立场开展研究,即坚持以国家的态度、目标、需求作为研究的基本出发点,从国家自身的角度来解释乡村的变迁和发展。重在说明“国家为什么要这样而不是那样?”,即国家为什么要通过这种方式而不是其它方式渗透和改造乡村,采取这一方式的内在动因和逻辑是什么,是什么原因导致国家与乡村之间的紧张关系等问题。在此,研究者需要将国家作为一个具有自身利益导向和行为目标的能动单位,分析其内在的行为逻辑。因此,研究者必须上升到国家宏观的高度,分析国家的动机与行为。简而易之,自上而下的研究立场要求研究者不仅注重“国家在场”,而且强调“国家立场”,这是“国家建构农村”区别于其它分析进路的重要标志。
     需要指出的是,在以往的自下而上的研究进路中,也不乏“国家”的存在,甚至有的研究成果也将国家作为研究重点。然而,由于自下而上的研究大多为经验性研究,因此,自下而上研究中的“国家”,更多的是溶解于社会事实和经验中的“碎片国家”,是一种“地方性”的国家,无法代表作为整体的国家,更难以赋予其宏观性的视野。“国家建构农村”中倡导的国家视角,是一个“整体”的国家,并不局限于某一地的经验,而是基于中国这一整体。正是由于这种整体性视角,“国家建构农村”的分析进路对地方性经验和事实关注不多,而强调从整体宏观大势出发,在研究过程中具有很强的理论性,这为当下农村研究的理论提升预留了广阔的创造空间。
     3、将“解释”作为基本研究方法
     社会科学研究大体有两种主要类型:一是描述性研究,一是解释性研究。所谓描述性研究,主要指描述社会现象和事物的特征、功能、状态等等,解决“是什么”的问题;解释性研究注重获取有关社会现象的原因和后果之间的联系证据,用以明确各个变量之间的相互关系,主要解决“为什么”的问题。通常而言,描述性研究是一种基础性的研究,旨在了解事物现实状况。解释性研究则是基于社会事实的进一步加工和提纯,旨在发现社会事实背后的内在逻辑和运行规律。社会科学研究中强调的学理研究,主要指解释性研究。一门社会科学的真正价值,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能否为人们提供认识和解释社会现象的规律。因为只有掌握了社会现象背后的规律,人们才能预测社会变迁的方向,并采取措施使之朝着符合人类目标的方向发展。
     当下中国农村研究具有比较典型的“草根性”特征,重视社会调查,强调社会事实,总体上属于经验性研究。因此,当下的农村研究“描述”居多,“解释”不足。经验研究固然有助于加深对细节的“理解”,但同时却也可能受到经验的局限,难以在学理层面有所提升。因为,每一个研究者的经验都是有限的,都只能掌握一部分的经验事实。实际上,当下中国农村研究一直以来都面临着“如何超越个案”的方法论反思。一方面,自下而上的研究强调社会经验,并以经验事实的细节性和精致性取胜,但倘若仅仅停留在经验材料的“深挖”上,则有可能落入个案经验简单堆积的低水平重复,难以产生富有冲击力的理论提升;另一方面,不少研究者也试图从个案和经验事实中总结提炼理论,但由于经验事实本身的局限性,其产生的“理论”隐含诸多假设条件,结果是尽管出现了不少新“理论”,但是“理论”与“理论”之间却难以在同一个平台上展开有效对话,只能自说自话。
     “国家建构农村”分析框架重视理论思辨和学理解释,主张运用现代国家建构理论解释中国乡村社会的变迁和发展,属于典型的解释性研究。以现代国家建构理论为指导,研究者得以将乡村社会中一系列复杂、纷繁的社会事实“线条化”,以此揭示出乡村社会变迁的内在逻辑和运行规律。同时,通过解释“过去”,我们也有了明确的未来指向,得以预测和判断中国农村的未来演进方向。
     “国家建构农村”分析框架遵循两条基本的解释路径:一是以现代国家建构理论为解释工具,以国家渗透到乡村社会的权力主体——政党、政权、政策、服务、法律等为研究对象,探讨国家介入乡村(即“下乡”)对乡村社会的形塑和影响;二是以现代国家建构理论为解释工具,以国家渗透或者改造的权力客体——农村土地制度、农产品、农民劳动等为研究对象,分析国家政权建设对乡村社会的形塑和影响。总体上,基于不同的解释路径,“国家”力量得以体现,“国家”视角得以凸显,同时也将国家与乡村的互动淋漓尽致展现出来。“国家建构农村”的分析进路将“解释”作为基本研究方法,这无疑将有助于改变以往农村研究单一重视经验,不重学理的偏向,从而提升农村研究的学术水准。
     4、以官方话语和文本话语为主要研究话语
     “国家建构农村”分析进路采取以国家为本位的自上而下的研究视角,主张“用国家的眼睛看世界”。这一研究视角客观上要求其研究话语必须具备强烈的“国家性”,具体表现为在研究过程中注重官方话语和文本话语的研究取向。
     官方话语是基于国家维度的一套特定的话语体系,具有丰富的内涵。具体来看,至少包含以下几层含义:首先,官方话语代表着“国家立场”,用于说明国家上层的基本态度、方针、政策、目标等等,体现了国家的利益导向和行为动机;其次,官方话语主要受国家“大传统”影响,具有公共性和普遍性,面向国家所辖的国民和国土,在国家范围内没有地域性差异,可以“一语走四方”;再者,作为国家的“喉舌”,官方话语在社会公共生活中的权威性和正当性不容质疑和挑战,如果说民间话语更加注重“合理性”的话,那么官方话语则具有强烈的“合法性”诉求;第四,官方话语在表述方式更加注重形式化和逻辑性,遵循固定的言说方式,更加正式和书面化。在研究过程中采用官方话语,研究者可以更加深入的把握国家的基本立场和视角,做到“用国家的话语看乡村”。
     文本话语与官方话语有许多相似之处。文本话语是正式的书面话语体系,有较为明确的形式化要求,遵循较为严格的表述规范。文本话语是由“文人”书写,更多的体现了一种精英的视角和上层的视角。特别是在农村社会生活中,文本话语远离普通农民的生活实践,其“精英情结”更为浓厚。由于文本话语的正式性和规范性,这一研究话语更加重视对社会事实的抽象化和概念化,强调研究内容的内在逻辑。文本话语尽管不够“生活”,但是却更有深度,有利于研究者的学理提升。当然,文本话语中也不乏社会事实的生动描述,但这种描述也往往经过书面化和技术化的处理,要求符合文本书写的基本规范要求。
     总体上看,无论是官方话语还是文本话语,“国家建构农村”分析进路都更加重视学理解释的重要性,强调理论提升和逻辑思辨。因此,在“国家建构农村”的相关研究成果中,研究者运用的更多是逻辑性和思辨性的学术语言,研究的学理性程度更高。显而易见,采取官方话语和文本话语,有助于研究者从国家上层的视角分析国家与乡村社会的互动过程,剖析国家的行为与动机,从而更好的体现以国家为本位的研究取向。
     三、农民与国家:两条进路的互补与衔接
     近年来,中国农村研究取得了较快的发展,涌现出了较多的创新成果。但总体来看,当下农村研究的创新主要是经验材料和理论观点上的创新,基于研究方法和研究视角的创新总体较少,系统化、体系化的研究进路创新更为少见。以徐勇为代表的华师学者提出“社会化小农”和“国家建构农村”的分析框架,不仅从单一进路来看具有其内在的理论价值,而且两条分析进路在不同层面还具备良好的互补性与互动性,初步形成了一个互为补充、双向互动的理论解释体系。这对于丰富当下农村研究的研究视角,提高农村研究的学理水平,形成多视角、多方法、多层次的农村研究理论系统具有积极意义。具体来看,两条分析进路的互补与衔接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农民视角和国家视角的互补。
     中国农村的演变和发展是一个复杂、多重的历史过程,单一的研究视角固然可以获得部分事实,但更可能“屏蔽”大量重要信息,使我们对农村社会的认识和解释走入片面化、“碎片化”的窠臼,难以一窥“全貌”。事实上,即使是同一个社会现象和社会问题,由于所处的环境、身份、立场的差异,不同的行为主体也极有可能形成巨大反差甚至冲突。因此,要真正理解中国的农村和农民,必然需要采取多视角的研究方法,从不同的行动主体出发加以分析和研究。就当下而言,影响和左右中国农村的最为重要的行为主体无外乎有两个:一是农民,一是国家。一方面,农民是农村社会的主要群体和内在基质,他们在日常生产、生活和交往行为中表达态度、诉诸情感、采取行动,通过自下而上的方式形塑和改造乡村;另一方面,国家是乡村社会外部最为直接、最强有力的核心力量,按照国家的意志和要求,其通过权力的触角延伸、渗透、整合和改造乡村社会。可以说,只有把握住农民和国家这两个主体,才能把握当下的中国农村。“社会化小农”和“国家建构农村”的分析进路,恰恰把握住了这样两个行为主体,分别从农民视角和国家视角开展研究,既强调自下而上的研究取向,又强调自上而下的研究取向,实现了自下而上的研究与自上而下的研究的有效对接,为农村研究视角的多元化奠定了基础。
     2、“理解”乡村与“解释”乡村的互补。
     社会科学研究的中心任务是认识社会现象。这一认识过程大致可以包含相互联系又彼此相异的两种方式:一是“理解”,即深度介入到社会现象和社会事实内部,观察、体会社会现象的内在演化过程,研究者不追求发现社会现象的因果关系和运行逻辑,而在于理解现象本身的复杂内涵及其变迁,体现的是一种人文关怀;二是“解释”,即重在发现社会现象的内在运行逻辑和规律,研究者希望提炼出社会现象内部明确的因果关系,体现的是一种科学精神。“理解”重在发现细化的、深度的、生动的社会,介入的越深,“理解”的也就越深;“解释”重在发现线条的、因果的、明晰的社会,提升的越多,“解释”的也就越透。两种研究方法都是认识现象的重要途径,但是任何一种方法均只能片面的认识社会现象。如果说科学研究是人的肢体,那么“理解”就是“血肉”,“解释”就是“骨骼”,二者彼此联系,互为补充。只有将“理解”和“解释”方法结合起来,才能看到社会现象的整体。
     就本文论述的两条研究进路来看,“社会化小农”分析框架特别关注农民的日常微观生活,试图从细微之处认识农民和农村,重在“理解”乡村;“国家建构农村”分析框架则明确运用现代国家建构理论来分析乡村变迁的内在逻辑过程,将复杂的农村社会进行条理化和“线条化”,重在“解释”乡村。两条研究进路共同勾勒出了一个“骨肉相连”的中国乡村社会。
     3、地方性知识与普遍性知识的互补。
     社会科学知识有两种类型:一种是地方性知识,一种是普遍性知识。所谓“地方性知识”,不是狭义地指某个地域或某种具有地方特征的知识,而是一种新型的知识观念和价值取向。[xxviii]地方性知识关注“小传统”,强调差异性和地域性,体现具体化、个性化和多元化特征。普遍性知识也可称为标准化知识,遵循普遍主义原则,强调普同性、整体性和规范性。无论是地方性知识还是普遍性知识,都是知识体系中不可缺少的部分,也是认识世界的基本知识形态。
     在认识和解释中国农村社会的过程中,需要同时具备以上两种知识类型。“社会化小农”分析框架主张农民视角,关注社会经验和社会事实,是一种地方性的视角,可以获得大量的地方性知识,但可能“一叶障目”,看不到整体,因此这一取向的理论提升有所限制。与之相对应,“国家建构农村”分析框架主张国家视角,关注国家对乡村社会的渗透和改造,强调宏观层面的理论解释和分析,可以获得较多的普遍性知识,但由于“高处不甚寒”,往往对地方性知识掌握不够充分。显然,倘若将两条研究进路结合起来,则既可以获得较多有关农村社会的地方性知识,也可从宏观、整体的高度获得足够的普遍性知识,从而有可能在整体上建构关于乡村社会的完整知识体系。
     4、本土话语与西方话语的互补。
     在当下的中国农村研究领域,有关学术“道路”和“主义”的争论较多。其中,比较典型的是关于“西方”与“东方”、“外来”与“本土”的争论。学术争论是学术进步的基础,争论引发反思,反思推动进步。然而,争论也往往容易走向极端化,并可能形成新的学术壁垒。笔者认为,无论是西方话语还是本土话语,目的都应当着眼于更好的解释中国农村的现实问题。只要是能够解释农村社会的,就应当采纳。胡适先生早年倡导:“多解决些问题,少谈些‘主义’”,在当前中国农村研究的学术争论中仍有一定现实意义。就本文提出的两条分析进路来看,“社会化小农”是基于当下中国农民现实状况的提炼和归纳,属于典型的“本土”概念;“国家建构农村”则深受西方学术理论传统影响,属于典型的“西方”话语。两条分析进路,既有本土的经验,又有西方的理论,形成了本土话语和西方话语的有效对接。需要指出的是,无论是“社会化小农”还是“国家建构农村”,都以尊重中国农村社会事实逻辑为前提,一开始实际并没有“中西”之分。
     5、“民语”和“官语”的互补。
     当前,在农村研究领域无外乎两类话语:一是民间化、生活化的话语,注重地方文化传统和农民的切身生活体验,这类话语贴近农民的生活、反映农民的真实感受,是农民视角在研究话语上的体现,可以称为“民语”;二是官方化、文本化的话语,注重国家的权威性、正当性和普遍性,这类话语强调国家立场,主张国家上层的研究取向,是国家视角在研究话语上的体现,可以称为“官语”。由于立场不同、视角不同、产生的社会环境和条件不同,两类话语反映了完全相异的社会生活实践,并各自形成了不同类型的话语体系。要理解中国农村的变迁和发展,既需要同一性的“官语”,也离不开地方性的“民语”,两类话语具有内在的互补性与互通性。就本文论述的两条研究进路来看,“社会化小农”的分析进路将“民语”作为其主要的研究话语,关注农民的日常生活,重视地方传统文化;“国家建构农村”的分析进路则将“官语”作为其主要的研究话语,强调国家的行为与动机,注重从国家的视角研究乡村。两条分析进路各自从不同的研究话语出发聚焦于中国农村社会,形成了“民语”与“官语”的互补与互动,对于研究者全面深入的研究当代中国农村创造了条件。
     总体上看,“社会化小农”和“国家建构农村”分析框架提出时间不久,仍有待进一步的开发和挖掘。不论我们给予这一分析框架如何的评价,但其从农民和国家视角出发、从中国本土和西方经验出发、从理论和实践相结合出发,建构体系化、系统化的理论解释框架的学术努力是值得肯定的。同时,两条分析进路所体现的方法论价值应当能够为提升当下农村研究的学理性和科学性提供一定参考和借鉴意义。
     
     
     
     
     


    注释:

    [i] 本文的许多观点均得益于与徐勇教授的讨论,在论文写作和修改过程中徐勇教授给予了悉心的指导,在此致以诚挚的谢意。
    [ii] 即指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研究院的学者。
    [iii] 徐勇:《“再识农户”与社会化小农的建构》,《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3期,第2页。
    [iv] 有关“社会化小农”的系列研究论文,可参见《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3期、2007年第4期、2009年第1期的组稿文章。
    [v] 参见郝亚光:《生产社会化:农户的社会风险与政府服务》,华中师范大学博士论文,2009年;贺青梅:《小农生活社会化与民生政治》,华中师范大学博士论文,2011年。
    [vi] 孙立平:《‘过程—事件分析’与当代中国国家—农民关系的实践形态》,《清华社会学评论》特辑,北京:鹭江出版社,2000年版,第18页。
    [vii] 邓大才:《如何超越村庄:研究单位的扩展与反思》,《中国农村观察》,2010年第3期,第86页。
    [viii] 费孝通:《人的研究在中国》,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2页。
    [ix] 秦鸣:《中国乡村研究的基本单位及方法论述评》,中国选举与治理网(http://www.chinaelecfions.org),2007年11月22日。
    [x] 徐勇、项继权:《回到原点,关注变迁》,《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3期。
    [xi] [美]费正清:《美国与中国》,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9年版,第22页。
    [xii] 徐勇教授在多次谈话中提到这一观点。
    [xiii] 孙中山:《三民主义》,《孙中山全集》第9卷,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185页。
    [xiv] 刘金海:《社会化小农的历史进程:中国的经验》,《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4期,第2页。
    [xv] 卢昌军、邓大才:《从“以业为商”到“以农为市”——社会化小农的市场维度考察》,《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4期,第21—22页。
    [xvi] 徐勇:《当前中国农村研究方法论问题的反思》,《河北学刊》,2006年第2期,第55页。
    [xvii][]巴林顿••摩尔:《民主和专制的社会起源》译者前言,北京:华夏出版社,1987年版,第2页。
    [xviii] [美]福柯:《知识考古学》,北京: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136页。
    [xix] 徐勇:《当前中国农村研究方法论问题的反思》,《河北学刊》,2006年第2期,第57页。
    [xx] 徐勇:《“回归国家”与现代国家的建构》,《东南学术》,2006年第4期。
    [xxi] 徐勇:《当前中国农村研究方法论问题的反思》,《河北学刊》,2006年第2期,第60页。
    [xxii] 刘伟:《国家建构视角下的村落转型》,《中国社会科学报》,2010年10月21日132期。
    [xxiii][]安东尼·吉登斯:《民族-国家与暴力》,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147页。
    [xxiv] 刘伟:《国家建构视角下的村落转型》,《中国社会科学报》,2010年10月21日第132期。
    <, SPAN>[xxv] 刘伟:《国家建构视角下的村落转型》,《中国社会科学报》,2010年10月21日第132期。
    [xxvi] 徐勇:《“回归国家”与现代国家的建构》,《东南学术》,2006年第4期。
    [xxvii] 徐勇:《“回归国家”与现代国家的建构》,《东南学术》,2006年第4期。
    [xxviii] 盛晓明:《地方性知识的构造》,《哲学研究》,2000年第12期,第36—44页。
     
     
    参考文献:
    1、徐勇:《“再识农户”与社会化小农的建构》,《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3期。
    2、徐勇:《“回归国家”与现代国家的建构》,《东南学术》,2006年第4期。
    3、徐勇:《当前中国农村研究方法论问题的反思》,《河北学刊》,2006年第2期。
    4、徐勇、项继权:《回到原点,关注变迁》,《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3期。
    5、孙立平:“‘过程—事件分析’与当代中国国家—农民关系的实践形态”,《清华社会学评论》特辑,北京:鹭江出版社,2000年版。
    6、费孝通:《人的研究在中国》,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7、邓大才:《如何超越村庄:研究单位的扩展与反思》,《中国农村观察》,2010年第3期。
    8、秦鸣:《中国乡村研究的基本单位及方法论述评》,中国选举与治理网(http//wwwchinaelecfionsorg),20071122
    9[]费正清:《美国与中国》,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9年版。
    10、孙中山:《三民主义》,《孙中山全集》第9卷,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版。
    11[]巴林顿••摩尔:《民主和专制的社会起源》,北京:华夏出版社,1987年版。
    12、[]福柯:《知识考古学》,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版。
    13、刘伟:《国家建构视角下的村落转型》,《中国社会科学报》,20101021132期。
    14[]安东尼·吉登斯:《民族-国家与暴力》,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版。
    15、盛晓明:《地方性知识的构造》,《哲学研究》,2000年第1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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