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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马蓥伯 :科学性、人民性、实践性的辩证统一——重读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
  •  2012-06-23 10:20:18   作者:马蓥伯    来源:环球视野   点击:0   评论: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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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今年是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七十周年。这个日子,对于文艺工作者和广大人民群众来说,是值得隆重纪念和深刻怀念的。正是在《讲话》里,毛泽东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以自己对创作实践和中国社会的深刻理解,精辟分析了文艺问题,特别是处于民族解放战争高潮中的中国的文艺问题,不仅有力地指导了当时的文艺工作,而且至今仍然是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宝库里的光芒四射的瑰宝,对于文艺实践有着伟大的、不可替代的指导意义。

        《讲话》的科学性

        毛泽东在《讲话》中运用对立统一的观点分析了一系列的文艺问题,处处坚持唯物辩证法,防止和反对形而上学。例如,《讲话》既肯定社会生活是文学艺术的唯一源泉,又提出文艺作品中反映出来的生活可以而且应该比普通的实际生活更高、更强烈、更集中、更典型、更理想、更带普遍性;既要求努力表现工农兵,又指出要根据实际生活创造出各种各样的人物来;既要求在为什么人的问题上求得一致,又指出应该容许各种各色艺术品的自由竞争;既号召学习马克思主义,又指出马克思主义不能代替文艺创作中的现实主义;既反对政治观点错误的艺术品,又反对没有艺术力量的标语口号式的倾向,等等。总而言之,都是两点论,不是一点论。这充分体现了《讲话》的科学性。
        正因为《讲话》和整个毛泽东文艺思想充满着唯物辩证法,我们今天在学习和贯彻的时候要掌握其科学性,就一定要注意几个区别:
        一是把毛泽东文艺思想的基本原理同个别不够科学的提法加以区别。《讲话》是一篇马克思主义的光辉文献,这毋庸置疑;但在今天看来,其中确实尚有个别提法值得商榷。例如,“文艺是从属于政治的”。这在历史上特别是民族解放和人民革命斗争激烈的时期曾起过积极的作用。但是历史的经验也证明,它容易被误解为要求文学艺术从属于临时的、具体的、直接的政治任务,甚至成为对于文艺工作者写什么和怎样写横加干涉的借口。因此,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用“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提法取而代之。这就更加符合文学艺术的特点和规律,更加符合和平建设时期人民群众文化精神生活需要多样化的实际情况。
        二是把毛泽东文艺思想同对它的曲解加以区别。毛泽东文艺思想闪耀着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光辉,但后来由于指导思想上“左”的错误,有些本来是正确、全面的命题却被歪曲和片面化了,以致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所利用,发展到荒谬绝伦的地步。例如,《讲话》提出了文艺作品源于生活、高于生活的思想,这个高于生活主要是指文艺作品的典型化,也就是要通过文艺工作者的独具慧眼的生活洞察和独具匠心的艺术构思,用如同生活本身一样纷纭复杂、丰富多彩的形态去更深刻地揭示生活的本质,而不是把现实生活纯净化、单一化。但是,在过去很长一个时期里,所谓“高于生活”却被曲解为违反生活逻辑的纯净化、单一化,结果使作品不再是活生生的现实生活的反映,而成了某种抽象概念和主观模式的演绎,完全丧失了真实可信、生动感人的品格。再如《讲话》强调“应当根据实际生活创造出各种各样的人物来,帮助群众推动历史的前进”,要努力写出“新的人物、新的世界”。这是完全正确的。描写社会主义新人,塑造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创业者的形象,至今仍是我们应当付出更大努力的课题。但是,林彪、江青一伙却提出什么“三突出”的原则,即在各种人物中要突出正面人物,在正面人物中要突出英雄人物,在英雄人物中要突出主要英雄人物。所谓的“主要英雄人物”指挥一切,调动一切,只有优点,没有缺点,不食人间烟火,没有七情六欲,这就把文艺创作引向了绝境。列宁曾经指出:“使一种新的政治思想(不仅是政治思想)声誉扫地,受到损害,最有效的方法就是以维护为名,把它弄到荒谬绝伦的地步。这是因为任何真理,如果把它说得‘过火’(如老狄慈根所说的那样),加以夸大,把它运用到实际适用的范围之外,便可以弄到荒谬绝伦的地步,而且在这种情形下,甚至必然会变成荒谬绝伦的东西。”①毛泽东文艺思想被歪曲的情况正是这样。当然,对真理的误解、曲解并不能毁灭真理本身。
        三是把毛泽东文艺思想同毛泽东晚年的错误加以区别。毋庸讳言,毛泽东晚年关于文艺问题的不少言论是不正确的,例如,1963年和1964年的两个批示根本不符合文艺界的实际情况;对所谓“样板戏”的指示大抵是一些“馊主意”;经他亲笔修改并加以肯定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更是完全错误的,造成了极为严重的后果。但是,我们要把它们同毛泽东文艺思想区别开来,因为它们首先违背了《讲话》,违背了毛泽东文艺思想。

        《讲话》的人民性

        古往今来,我国文学史上曾经产生过许多艺术精品,它们至今仍是宝贵的精神财富,给我们以智的启迪和美的享受。但是,在这些作品中,人民群众很少表现为改造世界的主导力量,至多只是被当作怜悯和同情的对象。我们通常所说的古典文学作品中的“人民性”大抵是指这种情形。这毫不奇怪,因为文学作品不可能不受到当时的现实生活和作家的世界观的限制。只有马克思主义才第一次把人民群众的解放斗争引导到胜利的彼岸。这样可歌可泣的斗争和翻天覆地的变化必然使作为社会生活的审美反映的文学艺术产生新的特点。以高尔基的《母亲》等作品为代表的苏联文学就体现了这样的特点,我们因而称之为社会主义文学。毛泽东的《讲话》在中国这块土地上高擎起这种新文学的大纛,从而在很短的时间内就呈现出新人佳作迭出、令人耳目一新的兴旺景象。
        在这些作品中,来自生活底层的人民群众站在历史潮流的前面。他们叱咤时代风云,主宰大地沉浮,用自己忘我的劳动和斗争改造着周围的客观世界,同时也改造着自己的主观世界,改造着主观世界与客观世界的关系。在他们身上,再也看不到过去那种逆来顺受、听天由命、自惭形秽、低人一等的奴隶相,取而代之的是历史的主动性和创造性,是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人性美。
        在这些作品中,描绘了艰苦卓绝的民族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的壮丽画卷。从《吕梁英雄传》、《新儿女英雄传》、《李勇大摆地雷阵》、《荷花淀》、《边区自卫军》等作品里,我们看到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军民是全民族抗战的中流砥柱,懂得了为什么抗日战争是中华民族由危亡走向胜利的历史转折点。从《小二黑结婚》、《我的两家房东》等作品里,我们看到了革命斗争给社会生活各方面带来的深刻变化,目睹了在解放区农村中封建思想的节节败退和新的社会关系、家庭关系的初步确立。从《白毛女》等作品里,我们看到了“旧社会把人变成鬼,新社会把鬼变成人”的翻天覆地的变化,认识了中国革命的必然性和正义性。从《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暴风骤雨》里,我们看到了解放战争时期土地改革这场铲除封建制度的根基的伟大变革的复杂性和艰巨性,领略了农村各阶级、各阶层的人们在这场变革中的立场、态度和表现。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在《讲话》感召下出现的一批成功的文艺作品,是中国民族民主革命的史诗。
        在这些作品中,呈现出为人民群众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五四”以来的现代文学作品在民族化和群众化上作了许多努力,但是总的说来,欧化的倾向和学生腔的语言并没有从根本上得到改变。毛泽东的《讲话》以后,解放区的作家除学习古人和外国人语言中有生命力的东西外,着重向人民群众学习语言。人民的语汇是很丰富的,生动活泼的,反映实际生活的。这种极富表现力的语言,使作品的面貌为之一新。文学的民族化和群众化还体现在情节、结构、题材等各个方面。我们还要看到,共性寓于个性之中,民族化和群众化是《讲话》指引下有出息的作家及其作品的共性,但每个作家和作品体现这种共性却并非千人一面、千部一腔,而是各具个性、丰富多彩的。拿小说来说,赵树理、丁玲、周立波、孙犁等人的作品个性鲜明,绝不会使人把他们相互混淆,但他们又都共同阔步前进在民族化、群众化的康庄大道上。这就是《讲话》指引下的人民性。

        《讲话》的实践性

        《讲话》之所以对中国的文艺事业产生这样广泛而深远的影响,最根本的是,它并没有停留在口头上和书本中,而是化作了中国几代有出息的作家、艺术家的行动。许多文艺工作者按照《讲话》指引的方向,深入到群众中去,长期地无条件地全心全意地到工农兵群众中去,不仅获得了无比丰富的创作素材,而且在思想感情上同群众打成了一片。文学作品“贵在有我”,由于作家的思想感情同工农兵打成了一片,作品中的“我”就不仅是作家自己,而且是人民的感情、愿望和理想的代言人。这是新的人民的文学艺术的最重要的特色。那些脍炙人口的佳作,如《谁是最可爱的人》、《李双双小传》、《创业史》、《红旗谱》、《林海雪原》、《青春之歌》、《红日》、《红岩》、《李自成》第一卷、《致青年公民》、《放声歌唱》等无不如此。我国进入社会主义建设新时期以来,凡是在人民群众中产生广泛而深远的影响的作品也莫不如此。已故的老作家魏巍为了创作以红军长征为题材的长篇小说《地球的红飘带》,曾于1983年和1984年两次寻访长征路,接触了无数感人的革命事迹,领略了翻越雪山、横渡金沙江等壮举的艰险和伟岸。他之所以能够创作以抗美援朝为题材的长篇小说《东方》,更是同他曾经两次赴朝,深入前线,并先后走访了志愿军总部、兵站、医院、炮兵、工兵、高炮阵地等,甚至睡在距美国侵略军不过400米的地方这样的亲身经历分不开的。新时期以来问世的其他优秀作品,诸如《周总理,你在哪里?》、《于无声处》、《班主任》、《乔厂长上任记》、《天云山传奇》、《寻找回来的世界》、《高山下的花环》等,也都是作者深入实际、深入群众的宝贵收获,是文艺工作者学习马克思主义、学习社会的完美答卷。如今,我们要继续拿出令人民满意的答卷,就必须循着这条道路走下去,义无反顾,舍此别无他途。
        毛泽东在《讲话》中说:“文艺界的主要的斗争方法之一,是文艺批评。”回顾我们的新文学发展史,文艺批评确实对文艺的健康发展,对优秀的精神产品的诞生,起过重要的、有益的作用;但毋庸讳言,在具体的实践中,我们的文艺批评也曾经出现过简单粗暴的倾向,在“文化大革命”中,更是压根儿没有文艺批评,因为它完全成了整人的代名词。如今,经过拨乱反正,我们总结以往的经验,既要反对简单粗暴,又要防止庸俗捧场。纵观文艺界的实际状况,防止庸俗捧场尤为迫切。近日报载:“作为唯一华语片代表片角逐‘金熊奖’,柏林影展对《白鹿原》寄望甚殷”。②《白鹿原》是根据陈忠实的长篇小说改编的,我们如今尚无缘一睹影片芳颜,但从小说本身看,如果尊重历史、尊重文坛实际的话,这绝不是一部正确反映历史的艺术作品。在作者的笔下,白鹿原本是个耕读传家,友好和谐的“天赋人权”的乐园,这里东家与长工亲如一家,看不到任何阶级压迫和阶级剥削,一切都是那么合乎人性、人道,然而一连串没有因果关系的莫名其妙的事变发生了,这里有看不到丝毫必然性的推翻帝制的辛亥革命,有一伙人毫无根据地、完全人为地挑动起来的农民运动,有国民党对共产党的反目与清剿,有共产党推翻国民党的斗争……按照作者的描写,这些都属于鏊子(铁制的烙饼器具——引者)上的翻烧饼,它们是不合乎人性、人道的。“天作孽,犹可违;人作孽,不可活”,“折腾到何日为止”——这些从一座坟墓的墓室中发现的神秘的、离奇的谶语,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作者观察和表现历史所得出的结论。作者在性描写方面更是投入了过分的热忱,赋予了过多的篇幅。如白嘉轩先后娶了七个老婆,每一次的夫妻生活,作者都不厌其烦地加以描绘。田小娥先后与几个男人发生性关系,其间对于性器官、性饥渴、性行为、性无能等的刻画可谓细致入微。更加离奇的是,作者竟然津津有味地描写起黑驴和红马的交配来,对动物的性器官、性行为也毫不吝啬笔墨。这样的作品竟然受到罕见的追捧,实在匪夷所思。据我了解,在多年前那次评选茅盾文学奖时,对这部作品曾有争议。于是产生这样的决定:先评定奖项,然后由作者修改。但此后据说只作了皮毛的修改,便匆忙颁奖了。如今则要走上国际领奖台了,鸣呼!由此可见,正确的文艺批评(包括批评和反批评)实在是促使文艺健康发展的必要条件,千万马虎和省略不得!
        注释:
        ①《列宁选集》中文版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72页。
        ②香港《明报》2月1日:《白鹿原》。
        (《环球视野globalview.cn》第470期,摘自2012年5月上《中华魂》)
  • 责任编辑:wh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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