载于《西北师大学报》2012年第3期
[摘 要]郑杭生所领导的社会运行学派的发展历程表明,“理论自觉”是中国社会学提升理论地位的有效途径,是提升理论内涵的内在要求,也是形成学派的巨大动力。当前,中国社会学要以更加明确的“理论自觉”,把握中国社会转型和社会建设的伟大实践以及当前资本主义新危机的有利机遇,积极发展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反思性梳理中国社会学相关概念、理论与方法,注重社会建设和社会管理理论与政策研究,提升中国社会学在世界社会学格局中的地位和学术话语权。
[关键词]郑杭生;理论自觉;社会运行学派;中国社会学
[作者简介]奂平清(1975-),男,甘肃舟曲人,社会学博士,中国人民大学副教授,主要从事理论社会学、农村社会学研究
在中国社会学恢复重建30周年之际,中国社会学会名誉会长郑杭生在对中国社会学发展历程进行深入总结与反思的基础上,明确提出和阐发了中国社会学“理论自觉”的概念和命题。
郑杭生指出,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增强、国际地位的提高,以及社会建设和社会管理实践和研究的全面展开,中国社会学的学科地位有了极大提高,社会学界的学术自信心也大为增强。不过,中国社会学在如何更好地为社会建设和社会管理服务,如何提升自身的地位等方面,还面临许多挑战。当前,中国社会学要有正确认识自己、正确认识别人、正确处理与欧美社会学关系的“理论自觉”,要自觉致力于创建世界眼光和中国气派兼具的中国社会学,而不是西方社会学某种理论的中国版。中国社会学要充分利用中国社会历史性变迁的巨大舞台和现实性宝贵资源,提炼和创造自己的概念、命题和理论,形成自己的学术话语,为世界社会学增添中国社会学者自己的创造,而不是在西方社会学理论或社会理论的笼子里跳舞,使自己的理论研究或经验研究成为西方社会学理论或社会理论的案例和验证。[1]“理论自觉”是提高中国社会学理论地位的有效途径,是提升中国社会学理论内涵的内在要求,也是形成社会学中国理论学派的巨大动力。[2]“理论自觉”也是中国社会学把握现在、规划将来,更好地为当前和今后我国社会发展、社会建设、社会转型服务,为增进人民福祉服务以及促进中国社会学健康发展的重要保证。[3]
中国社会学“理论自觉”及其实现途径,就是郑杭生所概括和主张的“立足现实、开发传统、借鉴国外、创造特色”,他认为这也是当代中国社会学发展的历史轨迹和鲜明特色。[4]“立足现实”就是要把现实的中国社会作为自己的立足点、出发点和归宿点;“开发传统”就是要注意挖掘和吸取几千年历史上丰富的社会思想,以此来观察现实的中国社会,并对西方传入的社会学给以带有中国特色的解释;“借鉴外国”就是中国社会学界要注意借鉴国外社会学的一些理论和方法;“创造特色”就是在立足现实、开发传统和借鉴外国的基础上,进行自己的创造。这四个方面是统一的整体,不能相互分割,缺少其中之一,都会影响中国社会学的健康发展和成熟。中国社会学界要长期坚持这一做法。[5]在深入探索中国社会建设和社会管理实践的过程中,郑杭生又进一步丰富了这一“理论自觉”的途径,认为探索社会建设和社会管理的重要且正确的研究路径是:立足现实,提炼现实;开发传统,超越传统;借鉴国外,跳出国外;正确总结“中国理念”,科学概括“中国经验”。[6]
郑杭生提出中国社会学“理论自觉”的概念与命题,具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理论自觉”作为一个新的概念性工具和理论视角,有助于对社会学理论或社会理论进行“建设性的反思”,有助于增强中国社会学的主体性、自信心和创造性。这一概念与命题一提出,就得到中国社会学界强烈认同与共鸣,而且也必将对中国社会学在世界学术格局中由边陲走向中心、更好地服务和推进中国社会建设产生持续而重大的影响。
郑杭生近年来提出和论述的中国社会学“理论自觉”概念和命题,是费孝通“文化自觉”概念与理论的继承与发展。[7]不过,郑杭生的社会学“理论自觉”,不仅表现在他提出了“理论自觉”概念和命题,纵观其社会学学术历程就可以发现,郑杭生从转向社会学以来就一直以高度的理论自觉探索中国特色社会学理论,他和他的学术团队已建构了社会运行论、社会转型论、学科本土论、社会互构论和实践结构论等中国特色的社会学理论,成为中国社会学重建以来“最早的一个系统化的社会学理论体系”[8]。这些理论在中国社会学界已经广为人知,其影响也远远超出了社会学界,其核心概念如“社会运行”、“协调发展”、“良性运行”、“社会转型”等已经成为政界、舆论界乃至社会公众的流行语汇。[9]郑杭生所倡导的中国社会学的“社会运行学派”已经具备了作为学派的必备条件,成为费孝通所期盼的“开创中国式的社会学”[10](P213)历程中的硕果。[11]
本文拟从以下几个方面对郑杭生及其学术团队的“理论自觉”与社会运行学派的发展历程加以分析。
郑杭生1956年考入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五年制本科。1961年毕业时,因其“对马列经典著作较为熟悉”等原因,马克思主义哲学家、时任人大哲学研究所所长的肖前力主让他留校任教。[12]在“文化大革命”中,郑杭生受到冲击,并于1969年被下放到江西余江“五七干校”劳动,1972年回京。当时人民大学已被解散,他就随人大哲学系一起到北京师范大学任教。1977年人民大学复校后他又随哲学系回到人民大学,曾讲授“辩证逻辑”、《反杜林论》等哲学课程。在1963年到1980年间,郑杭生在《光明日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等刊物发表了大量哲学论文,在哲学研究方面已取得了显著的成就。
郑杭生在1980年考取国家公派留学资格后,中国人民大学交给他的任务是进修分析哲学,但在接到英国布里斯托大学给他到该大学社会学系工作和进修的邀请后,他毅然选择了社会学,开始参加当时由费孝通主持的社会学“月谈会”,还与他人合作翻译了《现代资产阶级理论社会学批判》一书(1981年出版),并于1981年11月到布里斯托大学进修社会学和分析哲学。
在中国社会学恢复重建初期,社会学研究和教学机构的人员大多是被组织安排从哲学、经济学等学科转向搞社会学的,而郑杭生看清了在经济社会大变迁、大发展的时代社会学将在中国社会发展中的作用,完全是自觉选择转向社会学,在当时有这种觉悟的人并不多。[13]强烈的社会现实关怀、使命感和理论自觉,是郑杭生做出这种选择的主要动力。而且,在转向社会学之初,他就立下了要“对有中国特色的社会学理论有所贡献,对转型中的中国社会的认识有所深化”的学术目标和抱负。
长期以来,社会学与马克思主义之间的关系一直都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在西方社会学史上,把马克思视作经典社会学家之一,“实际上是出于20世纪晚期社会学家的事后回顾”[14](P22),而且也只是将马克思主义社会学视为社会学中的冲突论学派。在相当长的岁月里,马克思、恩格斯和他们继承者的社会学思想或理论,仅仅被僵化地理解为哲学、政治经济学或科学社会主义的附带阐释,或认为历史唯物主义就是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另一方面,社会学也常常被归结为资产阶级的反马克思主义学说或伪科学。[15]对社会主义国家和社会而言,这些错误认识无疑是限制社会学和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发展的主要障碍。社会学在中国一度被取消,也主要是由于这种错误认识所致。
1979年,中国开始意识到“否认社会是一门科学,并且用一种粗暴的方法来禁止这门科学在中国的发展、存在、传授”是“完全错误的”[16],中断了27年之久的中国社会学得以平反和恢复名誉。同年,邓小平也提出政治学、法学、社会学等学科“需要赶快补课”。[17]中国对社会学的发展日益重视,社会学的恢复重建工作全面展开。学界对社会学与历史唯物主义之间的关系等问题也展开了热烈的讨论。费孝通也提出了中国社会学建设的根本方针性的意见,就是要把社会学建成一门“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密切结合中国的实际,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的社会学”[18]。但是,在社会学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等问题上,并没有有说服力的理论解释,二者仍处于“两张皮”的状态。
郑杭生作为一名有深厚马克思主义哲学素养的学者,在转向学习和研究长期被视为与“资产阶级学术”的社会学时,他无疑首先要思考社会学与马克思主义,以及与中国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之间的关系。在英国研修社会学期间,他在这方面做了深入的思考和探索,取得的重要成果之一就是发现了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两种形态,即“革命批判性形态”和“维护建设性形态”。他认识到,从孔德开始的西方社会学,实质上是以维护资本主义制度为目的,即使是其中的批判学派,根本上也是维护资本主义的;而从马克思开始的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对资本主义社会表现为革命批判性,以揭露作为整体的资本主义社会的恶性循环和畸形发展及其根源为根本任务。但革命批判性形态只是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一种过渡性形态,在革命取得胜利、建立起社会主义制度后,维护建设性的形态则是马克思主义社会学更重要的形态,它要以维护、改善社会主义社会为目标,以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良性运行和协调发展的条件和机制为对象。[19]可见,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发展过程中的革命批判性和维护建设性两种形态实际上又是统一的。鉴于西方社会学具有较长的维护和建设的历史和经验,因此我们可以有批判地加以选择和汲取,这也是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开放性的要求。[20]这些理论发现,郑杭生在1985年发表的《论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两种形态》和1986年发表的《社会学对象问题新谈探》两篇论文中作了较为系统的论述。
郑杭生1986年在《社会学研究》创刊号上发表的《社会学对象问题新探》一文,得到在反右时期曾经全面深刻批判过社会学的著名历史学家、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时任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的胡绳同志的好评,胡绳称赞郑杭生关于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两种形态的观点,“解决了社会学多年没有解决的问题”[21]。从胡绳同志在1986年4月中国社会学常务理事会扩大会议上的讲话内容看,郑杭生关于社会学对象问题的主张,关于社会运行状态类型的划分及其对资本主义、社会主义社会运行实践的分析,尤其是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革命批判性和维护建设性两种形态,以及如何看待和利用西方社会学等方面的观点,基本上都为胡绳同志所赞同和借鉴。从胡绳以前对社会学的态度‚和对郑杭生观点的评价也可以看出,郑杭生确实从理论上突破了社会学与马克思主义“两张皮”的状况,解决了社会主义国家在发展社会学和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认识和实践上的困境。这一观点对于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和时代化而言,无疑也是一种很大的突破与贡献。
在继马克思主义社会学两种形态的理论发现之后,郑杭生和他的学术团队一直以高度的理论自觉致力于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和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中国特色社会学理论的建设,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实践原则、辩证思维、实事求是等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始终贯穿于郑杭生及其社会运行学派的社会学相关概念、思想、理论、分析框架和方法中。郑杭生对关乎中国社会学发展全局的一些重大问题,如科学性与价值性、经验性与理论性、建设性与批判性、传统性与现代性、本土性与国际性等问题,作了深入地辩证分析。[22]对于当代中国社会学避免各种幼稚病、从不成熟走向成熟起了极大的推动作用。
针对我国社会科学界,尤其是社会学界有些学者着重批判和摧毁而缺乏建设性的态度与立场,郑杭生提出要坚持“建设性的反思批判精神”,实事求是地肯定该肯定的东西,否定该否定的东西,并提出积极的建设性的改进意见和方案,以增促社会进步,减少社会代价。要全面把握中国社会的正反两面,分清主次,正确引导社会心态和社会思潮,积极参与各层次的制度创新。[23]“建设性反思批判精神”可以说是对马克思主义社会学两种形态思想的进一步深化,即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对资本主义社会要坚持革命批判的立场,对社会主义社会要坚持建设维护和“建设性反思批判”的立场。
在恢复重建初期,中国社会学“正处在一种既热门又充满争议、既有吸引力又没有令人信服的理论根据的状况之中”[24],在社会学对象问题上更是如此。郑杭生在转向社会学研究之初,就选择以社会学对象问题为切入点,对中国社会学诸多元理论问题进行思考与探。郑杭生回顾说,他关于社会学对象问题的主张,初步酝酿于他在英国留学期间,在英国的两年一个月时间中,他主要做了几件事,一是从对新中国建立以来不同时期社会运行状况的分析来思考中国应建立什么样的社会学,二是对我国历史上治乱兴衰的学术传统进行了初步开发,三是从对古典到现代的社会学文献阅读和思考中,对比从马克思开始的马克思主义社会学传统和从孔德开始的西方社会学传统的异同。[25]在这些思考和研究的基础上,他明确提出“社会学是关于社会良性运行和协调发展的条件和机制的综合性具体科学”的主张,并从社会运行的类型、社会学对象问题的理论和实践方面、社会学对象的历史等方面,对这一全新的社会学定义做了全面深入的论证。
美国社会学家英克尔斯认为,对社会学下定义有三种途径,一是历史的途径——“创始人说了什么?”,二是经验主义的途径——“当代社会学家在做什么?”,三是分析的途径——“理性的指示是什么?”[26](P1-3)。郑杭生正是通过对社会学对象问题历史的深入梳理,以及对社会学传入中国后的实践及其困境(尤其是社会学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等问题上的误解)等方面深入分析与思考,并且结合我国历史上丰富的治乱兴衰学术思想传统,提出了以上定义。这一定义精准地把握了社会学学科的性质。在理论方面,这一定义有利于把握社会学与作为哲学科学的历史唯物主义、科学社会主义和其他社会科学的区别与联系,在实践方面,这种界定找到了社会学与社会主义实践之间的结合点,明确了社会学是要从社会的良性运行和协调发展这个角度为社会主义实践服务。[27]郑杭生的社会学定义“对在我国建设、发展社会学提出了积极的建设性看法”,“把社会学对象的研究,甚至把整个社会学的研究推向一个新高度”[28]。在郑杭生关于社会学对象问题探索的基础上,形成了“社会运行论”,为“社会运行学派”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郑杭生关于社会学要研究“社会良性运行和协调发展的条件和机制”,关于中国要发展建设维护性的马克思主义社会学以及社会学要有“建设性反思批判精神”的主张与立场,与韦伯和默顿等社会学理论家的立场相比,其共同之处是都体现出强烈的社会学理论自觉。正如默顿的自我实现预言理论所表明的,社会现象的特殊机制在于“人们不只对情境的客观方面有反应,而且有时重要的是,人们也对情境所具有的意义有反应”,“一旦我们赋予情境某种意义,我们随后的行为及这一行为的某些结果将受所赋予的意义的决定”,某些情境定义,如公众的预言、观念和期望,会变成情境的一部分,影响到后续过程的发展。[29](P286、288)。毫无疑问,社会科学的研究结论本身也会对社会实践的发展产生反作用。韦伯以“欧洲现代文化之子”的自觉意识,对于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之间关系的历史建构,无疑是西方资本主义合理化的重要影响因素之一。[30]郑杭生也认为,理论与实践之间存在着互构关系,不仅实践问题会大量地转变为理论问题,而且理论问题也大量地进入到实践领域之中,通过不同观点的讨论、争辩和反思,给实践以适应时代变化的新的理念、新的思路和出路。[31]社会现象的这些特征,也正是要求社会科学要有“理论自觉”的根本原因。
(四)理论自觉与社会运行学派“五论”的形成
费孝通曾告诫我们说,当今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一个显著特征就是研究社会现象时借用西方的社会理论,但是我们必须要明白的是西方社会理论是西方社会发展的产物,是西方社会科学家在自己的社会现实中,深入调查研究,并对其进行总结概括的结果,而且也需要随变化着的现实社会反复加以修正。中国的人文社会科学,离开它自己的社会实践就很可能会丧失它的生命力。[32]例如,韦伯的社会学研究,就如帕森斯分析的那样,主要是着眼于西方社会的总体制度结构,去解释“现代资本主义”,[33](P81)为西方资本主义的合理化做理论辩护。
对于这一点,郑杭生是有着清醒认识和高度理论自觉的。他对中国社会学的百年发展史的分析指出,中国社会学兴起于中华民族灾难危亡之际,成长于中国社会动荡不安之中,其学术发展和自身建设遭到了无法回避的各种冲击,来不及对一些重大社会问题作出理论概括,所以,引用或借鉴国外现成的社会学理论与方法,经常成为中国社会学界研究中国社会问题的方便形式与快捷途径。但是,西方理论是概括西方社会实际、适合西方社会产生的,因此,我们对西方理论要有分析、识别的能力,不能将其神化为普世理论,防止陷入其陷阱。[34]如果我们缺乏理论自觉,就有可能陷入某种西方的“话语陷阱”而不能自拔,也就谈不上创造自己的理论、自己的概念、自己的术语了。[35]那种对欧美社会学照抄照搬、亦步亦趋还自以为站在学术前沿而对本国社会学及其历史则采取看不起甚至虚无主义的“边陲思维”,会严重阻碍社会学中国化的健康发展。[36]
郑杭生主张,中国社会学要研究中国社会转型的巨大变迁,要在积极回应社会巨变中实现发展,而且,“中国社会学必须植根于转型中的中国社会,才有可能具有中国特色。能否从自己特有的角度如实地反映和理论地再现这个转型过程的主要方面,是中国社会学是否成熟的标志。中国社会学离开转型社会的实际,就会成为无本之木,无源之水。”[37]以郑杭生为代表的社会运行学派,正是以高度的理论自觉,紧紧把握住时代的脉络和中国社会转型的重大机遇,建构了“社会运行论”等“五论”。这些理论的提出和论证,都是站位世界学术视野,立足中国的社会现实、开发中国的传统学术资源、借鉴国外的社会学理论前沿,对自己进行反思、对别人加以审视,从而提炼自己特色的结果,都是“理论自觉”的一个一个的轨迹点和支撑点。[38]
在社会运行学派的“五论”中,“社会运行论”是从社会运行的角度对当代中国社会的巨大变化的概括,致力于发展以研究“社会良性运行和协调发展的条件和机制”为对象的中国社会学;“社会转型论”是从社会转型的角度概括中国社会的巨大变化,认为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是中国的基本国情之一,中国社会的转型是从前现代性到现代性的转变,也经历着从旧式现代性到新型现代性的转变;“学科本土论”强调中国社会学应走“建构本土特色”与“超越本土特色”的道路,要增强主体意识,弱化“边陲思维”,提高中国社会学在“社会学世界格局”中的地位和学术话语权;“社会互构论”则是在前“三论”的基础上,用一种全新的概念范式、理论逻辑和研究方法思路,来对当代中国和全球社会转型中社会与自然、个人与社会的关系所经历的更为深刻的变化进行深入探讨和阐释的社会学理论。[39]在对个人与社会的关系这一社会学基本问题的分析上,“社会互构论”坚持马克思主义的辩证观点,从根本上突破了西方社会学传统理路下形成的二元对立以及形而上学的自我循环。“社会互构论”与“理论自觉”是彼此推动的,“社会互构论”是“理论自觉”的结果,它的发展过程也是社会运行学派理论自觉不断增强的过程,社会互构论也是中国社会学“理论自觉”的标志性理论之一;[40]“实践结构论”则是继社会互构论之后,对当代世界和中国社会实践所发生的结构性巨变所做的理论分析与概括。[41]在“理论自觉”的指引下,实践结构论也正在逐步成型和系统化。
在进入新世纪以来,郑杭生及其学术团队继续以“顶天立地”的精神,在持续探索理论前沿的同时,也更加关注中国社会建设与社会发展实践,积极通过实地调查研究,分析和探索当前中国社会发展面临的困境、挑战及其良性运行和协调发展的途径。近年来,他们比较系统地实地调查和剖析了全国十余个城市在基层、地方和部门层面在社会建设和社会管理中的成功案例,探讨其各自的特点,并加以横向比较,从而探索社会、社区良性运行和协调发展的条件和机制。这种注重研究成功案例的做法,与默顿的“在社会学家的世界实验室中”,要注重那些“成功的实验”的主张[42](P305)是一致的;在方法论上,也是与郑杭生关于社会学要研究“社会良性运行和协调发展的条件和机制”、要坚持“建设性反思批判精神”等主张相一致的。在这些实地调查的基础上,社会运行学派的“理论自觉”也更加明确。对于学界一些学者不顾中国实际盲目套用西方的概念与理论框架的做法,郑杭生结合中国社会建设实践,提出在我国社会建设社会管理方面,要坚持“理论自觉”,要警惕和批判西方理论及其话语中可能对我们带来消极导向和有可能陷入理论困境和现实陷阱的东西。
郑杭生及其领导的社会运行学派的发展历程表明,理论自觉是中国社会学形成学派、提升地位和话语权的必由之路。郑杭生对“理论自觉”概念和命题的明确阐述,表明他和社会运行学派的“理论自觉”意识更明确、更强烈、更主动、更坚实,也标志着中国社会学进入了强调“理论自觉”的新阶段。在“理论自觉”的新起点上,中国社会学也必将立足于提炼自己的概念、命题、理论来回应社会转型中出现的新问题、新现象和新趋势,增强社会学的自主性和创造力,开创中国社会学发展的新局面。
针对当前中国社会学发展所存在的问题和面临的机遇,这里从“理论自觉”的角度对社会运行学派乃至中国社会学的发展作以下方面的瞻望。
社会运行学派的发展充分表明,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理论自觉是形成中国特色社会学理论的根本途径。总体上来看,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理论研究仍是当代中国社会学研究的一个薄弱环节,中国社会学的自我意识不足,未能把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看作中国社会学的重要组成部分。[43]马克思主义社会学至今仍有勃勃生机的根本在于它蕴含着与实证社会学和解释社会学不同的基本立场、理论构架、方法原则和价值取向,但是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丰富内容至今未能得到深入挖掘和系统总结,就连社会学的业内人士对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思想理论和方法原则也缺乏了解,反而有不少偏见和片面理解。现在需要系统、深入地总结和挖掘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丰富内容,澄清对它的偏见和片面理解。[44]
当前中国社会转型和社会建设的伟大实践,为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发展提供了最好的机遇。同时,当前资本主义危机及其所带来的世界困境,也为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理论的发展提供了空前有利的机遇。只有站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上,才能正确把握新时期资本主义危机的本质与内在逻辑,也只有站在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革命批判立场,才能正确揭示资本主义社会矛盾、社会问题及其根源。从马克思主义社会学革命批判立场对资本主义及其当代困境进行深刻分析与揭示,是对社会主义进行建设维护的重要方面,这也是当前中国社会学在世界社会学格局中由边陲走向中心、提升话语权的重要途径和任务。
西学东渐已近两个世纪,但是中国学术界仍是“西话”萦耳,本来在世界一隅的西方产生并得到印证的东西,却被有些人当成了全人类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西方”被神话为“普遍的”“必由之路”加以盲目崇拜。[45]社会科学中的这种思维,既成为我们思想的牢笼,也可能成为影响中国实践的不良因素。在当前中国社会学等相关学科中,这样的例子比比皆是。例如,一些社会学者利用西方的社会资本概念和理论框架来研究中国的“关系”资本运作,就明显缺反思性和理论自觉;有些人以西方公民社会理论为理想蓝图设计中国社会建设社会管理之路,无疑会落入了西方理论的陷阱;在民族问题研究中,许多人将多元文化主义视作多民族社会发展的理想基础,而忽视多元文化主义产生的欧美移民国家的历史与现实,也无视多元文化主义在这些国家的实践并未带来族群间实质性平等、反而造成族群纷争和国家认同危机的事实,更忽视了中华民族历史上的漫长交融过程。
因此,当前中国社会学除了在话语系统上要高扬“理论自觉”的旗帜,还要切切实实以高度的理论自觉,对当前中国社会学中各个层次所使用的概念术语、理论、原则和方法进行全面、深入和系统地反思性梳理,对那些当前流行的、甚至逐步占据主流话语地位但与中国实际(包括历史文化传统和现实经济政治社会背景)不相符或不利于中国社会建设和社会管理实践的概念、理论、原则和方法要进行反思性清理,要立足中国社会建设和社会管理实践的现实,借鉴国外但要跳出国外;对于中国社会学在发展过程中形成的符合当时国情的概念与理论,也要在积极回应社会快速转型中出现的新问题、新现象和新趋势,进行借鉴继承和创新发展。
中国社会转型与社会建设的伟大实践,给中国社会学提供了空前的发展机遇,但社会学中某些僵化的立场、观念和方法,使得中国社会学往往对社会巨大的变迁及其对社会学的需求不敏感,使得社会学自身处于被边缘化和自我边缘化以及话语权缺失的境地,这种状况不利于中国社会学,也不利于中国社会的发展。
当前中国社会的快速转型及其所面临的社会建设和社会管理挑战,迫切需要在制度和政策方面有所创新,因为社会良性运行和协调发展,要靠各项具体的社会制度和政策来落实和实现。我们在走向更加公正、更加安全、更加和谐、更加健康和更加开放的社会进程中,有无数具体社会问题要面对,要解决这些问题,需要根据我国的现实,研究改善民生的具体社会政策,调解各方面的利益。[46]长期以来,中国社会学对社会建设和社会管理相关制度和政策的研究还较为缺乏。实际上,与改善民生相关的社会政策是最能集中体现社会学基本问题——个人与社会关系问题的重要领域,社会学在社会制度和社会政策研究上有着明显的优势。因此,以高度的理论自觉,秉持“增促社会进步、减缩社会代价”的深层理念,深入研究中国社会建设和社会管理中的理论问题以及相关社会政策和社会制度的研究,是当前中国社会学的重要使命和任务。
[注释]
郑杭生在《中国社会学的百年轨迹》(《东南学术》1999年第5期)一文中的表述为“立足现实、弘扬传统、借鉴国外、创造特色”。
‚ 在1957-1958年间,胡绳写了《决不允许资产阶级社会科学复辟》、《西方资产阶级社会学输入中国的意义》、《关于资产阶级社会学的札记》等洋洋数万字的对社会学的批判论文。这些批判文章,虽然与当时取消和批判社会学的极“左”政治背景相关,但许多批判确实是建立深入研究与分析的基础上,言之有物、逻辑严密。这些批评文章可参见胡绳.枣下论丛[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8.201-3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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