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 《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中,薄一波同志对大跃进、人民公社的评析是:大跃进和农村人民公社化两大运动的发动,有着共同的急于求成和夸大主观能动性等 思想根源。前者主要表现在生产力发展方面的盲目冒进,而后者则主要表现在生产关系和社会制度的变革等方面的盲目冒进。
具体到人民公社,薄一波谈到,“从历史的长河看,它由成立到废止不过是存在一瞬之间,然而它带来的灾难是深重的,留下的教训是深刻的”“同‘大跃进’运动比较,导致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的失误,有着更深一层的理论和认识根源”。
在人民公社化运动中,有一句十分响亮的口号——共产主义是天堂,人民公社架桥梁。为何主席将人民公社当做向共产主义社会过渡的工具呢?薄一波认为,“毛主席所以看中这种模式,并不是简单的“眉头一皱,计上心来”,并不是一时之偶兴,而是有着复杂的思想认识根源。”
薄一波同志多次谈到主席发动人民公社化运动有着复杂的思想认识根源。是的,思想决定行动,需从指导思想上探寻大办人民公社的思想认识根源。
一、探寻大办人民公社的思想根源
据《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介绍,青年毛泽东博览群书,深受西方空想社会主义和康有为《大同书》中“虚君共和”思想的影响。1919年春夏,青年毛 泽东与蔡和森等计议在长沙岳麓山建“新村”,同年12月,他在《湖南教育月刊》的《学生之工作》中描绘“新村”的蓝图。如,在“新村”建公共育儿院、公共 学校、公共图书馆、公共银行、公共农场、公共工作厂、公共消费社、公共病院等。其“新村”构想应该是得益于,1913年2月在上海刊物陆续刊登的康有为 《大同书》的启发。
40年后,观察我国的人民公社化运动,“可以依稀找到毛主席早年曾探索过的 “虚君共和”思想的某些印痕,那么,同样可以说,从人民公社的模式中,也可以隐约看到他早年曾考虑过的‘新村’计议的某些轨迹”。下面的例子可以证实薄一波的这一判断。
1958年8月的北戴河会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会议期间,主席给与会同志谈公共食堂,解释“公共食堂,吃饭不要 钱,就是共产主义”,还讲“空想社会主义的一些理想,我们要实行”,主席还赞扬唐朝惠能和尚一切皆空的观点,说“突出了主观能动性,是中国哲学史上的一个 大跃进”。
据1958年11月27日中央农村工作部的报告,到10月底,加入人民公社的农户占全国农户总数的99.1%。据不完全统 计,全国农村有人民公社26576个,公社食堂265万个,托儿所、幼儿园475万个,幸福院10万个,民兵团24525个。也就是说,北戴河会议闭幕两 个月后,我国农村已全面实现了人民公社化。
全国实现人民公社化后,1958年12月10日,主席批印《三国志·魏志》中的《张鲁传》发 给武昌会议代表。主席还写了批语,如:“现在的人民公社运动,是有我国的历史来源的。”《张鲁传》中“所说的群众性医疗运动,有点像我们人民公社免费医疗 的味道”“道路上饭铺里吃饭不要钱,最有意思,开了我们人民公社公共食堂的先河。”
毛主席知识渊博,涉猎广泛,从中国古籍和西方空想社 会主义中吸取了大量理念。大办人民公社的情形,印证了主席的世界观中空想社会主义占有很重要的位置。如上述,主席将公社食堂与心目中的古代美好社会对比 (吃饭不要钱等),或应解释为,主席发动人民公社化运动是将其共产主义理想付诸实践,人民公社应是主席心中的共产主义“新村”。
这样探寻大办人民公社的思想认识根源,答案就清晰起来,那就是,大办人民公社是主席的共产主义理想在全国大规模地实验。
大办人民公社的情况《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中写得很详细,书中各个专题谈人民公社的篇幅加起来有数百页,我用几页纸表述,是非常粗略的勾画。不过,可以大致说明人民公社的来龙去脉,并为探寻大办人民公社的思想根源进行了尝试。
二、人民公社是共产主义理想的体现
追溯人民公社的演进过程,发现新中国成立之前,主席就进行了部署。
早在1949年3月的七届二中全会上,主席就提出引导个体的农业经济向现代化和集体化方向发展。新中国成立后,我国对农业进行了社会主义改造,从互助 组、合作社(低级社)、高级社,到1958年成立人民公社,按部就班地做了近10年的准备,终于实现了主席青年时代的“新村”构想,如,公社办食堂、办托 儿所、办医院、办学校等。不过,这离主席的理想还有很长一段距离,主席理想的共产主义社会,是将人民公社办成工农商学兵五位一体的社会基本单元,由公社管 工业、农业、产品交换、教育、治安等。
然而,人民公社化运动很快就陷入了困境,出现了主席不愿看到的共产风、浮夸风等五风,出现了让人毛骨悚然的大饥荒,主席本想带领农民进入共产主义,却变成了对农民的伤害。这说明即使胸怀造富于民的伟大理想,也会因脱离实际而适得其反。
面对人民公社的困境,主席主持制定了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的“三级所有,队为基础”制度,坚守人民公社“政社合一”的底线。
上述情况表明,主席将自己的理想付诸实践时,思考是严谨的,行动是缜密的。面对人民公社的困境,主席或许认为,是因为我们的物质还不够丰富,人们的思想 水平还不够高,失利于操之过急,因此坚守人民公社“政社合一”的体制,只作战术上的后退,将基本核算单位由人民公社退回到生产队。
主席志存高远、意志坚定、头脑清晰,具有超凡的运筹帷幄能力。但这些都属于品格和能力的范畴,对于政治领袖,不仅要有这些品格和能力,还要看其远大理想是否符合当前的实际,而这需要通过社会实践来检验。
欧文等西方空想社会主义者依靠个体进行的实验,证明空想社会主义是不切实际的空想。在我国,动用行政权力掌握各种资源进行的人民公社(共产主义公社)实验,也被证明是不切实际的空想。为什么东西方的实验都失败了?这需要严肃认真地思考。
三、领袖的性格对治理国家的影响
翻开中国史和世界史,发现一国的重大决策常常与政治领袖的性格相关。同样,事实证明,我国大办人民公社中出现的问题与主席的性格有关。
上篇文章谈到,1959年7月庐山会议,主席原本是纠正左倾,由于彭德怀写的一封信,转而反右倾,致使左倾思潮进一步泛滥,“共产风”和大饥荒进一步蔓延。
关于庐山会议前期反左倾,风云突变为后期反右倾,薄一波谈到,“庐山会议的事实表明,毛主席有错误自己讲可以,别人讲,就听不大进去了,特别是过去有些积怨的同志讲就更听不进去了。”主席有很高的修养,为什么会陷入这种性格扭曲呢?
我想,可用哲学、心理学知识解释。无论是伟人还是普通人,都具有多重性格,具有多面性,有修正错误的一面,也有拒绝修正错误的一面,所构成的一对矛盾, 随环境条件变化相互转化。当年,主席深知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出现的问题源于左倾,急需通过反左倾扭转局势,然而却置国家大局于不顾,让纠正了9个月的 左倾,三天之内就转向了,倾全党之力反右倾,由个人情绪化转为斗争白热化。
庐山会议期间主席批判彭德怀的举动,应验了心理学中情绪变化 受“刺激、生理、认知”的影响,其中,认知这一因素占主导,因为对事件的评估有赖于对过去经验的回忆,有赖于构建于胸的认知体系。这也应验了费孝通先生的 “差序格局”论,说明华夏文明孕育的社会关系模式,即使自认为是追求崇高理想和信仰,实为自我主义使然。
这应了性格决定命运的哲理,说明政治领袖的性格特征,在一定程度上决定着百姓的命运。因此对于政治领袖,不可因功勋卓著就掩盖其过失,功过分明可以帮助人们还原历史的真相,避免重蹈覆辙,以史为鉴,面向未来。
四、探讨历代王朝兴衰的症结所在
我国能够发动如此大规模的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还需从传统文化中找原因。
中国是一个延续了数千年封建专制的国家,无论君王还是百姓,都浸渍在专制文化和等级制度的环境里,故能演绎出专制与奴性共生共存的灿烂的农业文明。然 而,随着工业文明和信息浪潮扑面而来,古老的中华文明面临着严峻地挑战,是抱着儒家文化为代表的中华文化夜郎自大,还是传承并扬弃,考验着华夏子孙。
古往今来,中华大地反复塑造着至高无上的皇权,争做明君的君王励精图治,为实现恩泽于民的理想施展才华。如开元之治的盛唐,国际贸易额首屈一指,GDP 世界第一(现代语),却很快就爆发了安史之乱。柳宗元笔下的“捕蛇者说”,道出唐朝“苛政猛于虎”的真相,道出繁荣外表下隐含着覆灭的内在逻辑。因此,历 史总是给君王们开玩笑,无论秦皇汉武,还是唐宗宋祖,都跳不出王朝兴衰的周期率。
建国前夕,毛主席和黄炎培先生探讨共产党能否跳出历代 王朝兴衰的周期率。这也是主席拷问自己的一个千古难题。现在,我们有中华民族数千年的历史可资借鉴,有建党90年和建国60年的历史可资借鉴,用好这几大 笔财富,就可能找到历代王朝兴衰的症结,找到了症结所在,共产党就能跳出历代王朝兴衰的周期率。
下面,笔者试探讨历代王朝兴衰的症结所在。
历代王朝的兴衰史,可归结为“耕者有其田”与“土地兼并”的轮回史。一个新政权诞生,不同程度地推行“耕者有其田”的土地制度,由此带来经济繁荣,百姓 休养生息,社会趋于稳定。随着时间推移,土地兼并加剧,官场腐败奢靡,苛捐杂税压得百姓喘不过气来,特别是农村愈演愈烈的土地兼并,形成官员、地主、豪强 占有土地,大量农民无立锥之地,当大量农民挣扎在死亡线上,也就面临改朝换代了。
大道至简。看似复杂的社会经济现象,用该国实施的土地 制度去判断,结论就摆在面前:能否跳出历代王朝兴衰的周期率,要看政府实行的土地制度是“耕者有其田”还是“非耕者有其田”。展开来讲,“耕者有其田”的 土地私有制,也可视为农民这一集合体共有土地的公有制,是可持续发展的土地制度;“非耕者有其田”的土地私有制或公有制,都是不可持续的土地制度。
上述判断不仅适用于农业社会,也适用于以农业为基础的工业社会。
五、探讨“耕者有其田”和“非耕者有其田”
上述“非耕者有其田”的土地私有制不可持续很好理解,并已达成共识。“非耕者有其田”的土地公有制不可持续,不但难以达成共识,还犯了大忌,因为这与我 国现行土地制度相冲突。无论肯定或否定主流意识,都是研究问题不可或缺的,这与兼听则明,偏听则暗,应该是一个道理。简言之,思想无禁区,要创新就需要新 思想。
“非耕者有其田”的土地公有制不可持续,是因为它会演变为政府官员所有的土地私有制,这与“非耕者有其田”的土地私有制大同小异。
下面通过对比分析,说明“非耕者有其田”的土地私有制与“非耕者有其田”的土地公有制,是“非耕者有其田”的两种表现形式。
中国古代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通俗地讲,全国的土地都是皇帝的。然而,事实上,皇帝哪里用得了全国的土地,不过是制定一套管理制度和建立一套管理网络(机构),确保皇帝支配全国土地的权利。
分析我国现行的土地公有制,发现与古代的土地私有制有共同点。
现在是,全国的土地归全民所有,然而这个全民是虚置的,这与古代的土地都是皇帝的契合。往下延伸,现在的土地为各级政府(官员)支配,与皇帝将土地分封 给地方官吏,让地方官吏拥有土地所有权和支配权契合(免职则失去土地)。再向下延伸,现在农民拥有土地经营权,与古代佃农拥有土地租佃权契合,并且,现在 农民与古代佃农都会因土地所有者收回土地而失去经营权或租佃权。
除了上述共同点,也有不同点:古代官吏拥有土地所有权,现在政府官员通过行政机构拥有土地支配权,这使得现在用土地搞腐败胜过古代,因为现在的官员没有名正言顺的土地所有权,只能利用自己的土地支配权私下里搞腐败,搞权钱交易。
此外还有一个不同点:现在没有古代的地主、自耕农阶层。不过,现在搞集约化经营等风起云涌,正在产生新地主(资本家+地主),随着时间推移,农民手中的 虚拟的那张纸——土地入股证,说吹就会一风吹,下达红头文件不许一风吹也没有用(新地主说经营土地亏损不分红,农民无可奈何,土地入股证就成了一张废 纸)。最现实的例子是,中央三令五申,下几次红头文件严格清理闲置土地,至今仍是干打雷,不下雨,当然,清理几幅闲置土地做样板是可以做到的。
综合上述,说明现在的土地公有制与古代的土地私有制有一个共同点:非耕者(地主、官员)拥有土地所有权、支配权。显然,这种土地制度亟待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