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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郑在浩:韩国的当代中国政治研究
  •  2012-08-20 12:00:12   作者:郑在浩   来源:   点击:0   评论: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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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到目前为止,韩国的中国政治研究状况没有得到任何评估。韩国的当代中国政治研究应该得到关注,这至少有三个理由。第一,韩中关系最近10多年的发展步伐相当惊人。2005年,韩国成为中国的第四大贸易伙伴和第三大投资目的地,而中国则是韩国的最大贸易伙伴和第一大投资目的地。第二,在中国的韩国留学生是在华外国留学生中人数最多的,2005年占到外国留学生总数的46%,占到中国大学外国留学生总数的38%。第三,尽管处于起步阶段,但是韩国学者在主流的英文当代中国研究杂志——例如《中国季刊》和《中国杂志》——上发表的论文日益增多。

    然而,首先必须要界定哪些属于和哪些不属于韩国的当代中国政治研究。在本文中,“韩国人”是指那些在韩国或其他国家作为当代中国政治专家进行研究的韩国国民。按照这种定义,金淳基(Samuel S. Kim)、李采珍(Chae-Jin Lee)和李鸿永(Hong Yung Lee)等知名学者并不包括在内,因为他们是美国公民,并且在非韩语的环境中工作。与香港、新加坡乃至日本不同,即使有华裔或西方学者在韩国长期进行中国政治教学或研究,但这类学者的人数实在是少之又少,因此,移民学者也可以排除在外。“研究”一词是指关于1949年后中国政治的、具有学术价值的学术出版物。政策报告和智库的出版物通常具有学术价值,但是它们大多都要另外归类研究。因此,本文所研究的是三类学术出版物:博士论文、个人专著和论文集、韩国三份最知名杂志上的专题论文。必须记住的是,学术评价应该限制在一定范围内,但是也必须尽可能减少偏见。

    一、韩国的当代中国政治研究界

    1. 当代中国政治研究学者的代际演变

    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是韩国当代中国政治研究的荒漠期。作出这种负面评价的原因有许多,其中最重要的原因是政治。冷战的对抗和在意识形态上对麦卡锡主义的普遍恐惧使共产主义和与之相关的“敏感”问题成为韩国研究的禁区。“客观的”分析可能与韩国军政府的反共主义学说相冲突,因而几乎不可能得到允许,更不用说得到提倡了。

    韩国学者无法进入中国大陆,也得不到中国的正式出版物(连《人民日报》也得不到),这些条件即使没有让学术研究变得不可能,也使之变得极端困难。与西方学者不同,韩国的学者得不到任何支持,也没有作出努力利用香港作为关键学术研究的前哨。此外,在这一时期,尽管大量的学者从事传统的汉学研究,韩国的中国研究领域实际上并没有受过适当社会科学训练的学者。总而言之,在这20年里,韩国的中国政治研究乏善可陈。

    20世纪70年代,韩国的中国政治研究出现了新的变化和未知的机会。由于20世纪70年代初国际环境的戏剧性变化,中国分别同美国和日本重新建立了关系,韩国政府终于断定,改善同中国的关系将有助于缓和朝鲜半岛的紧张局势和维护当地的和平。按照1972年韩国政府的内部立场,韩国不可能对共产主义中国采取对抗的立场,除非中国先选择采取这样的立场。同年,韩国修改了对外贸易法第二款,允许同共产主义国家进行贸易。韩国的媒体也在营造推动韩国同中国大陆建立外交关系的氛围。

    20世纪70年代,在一连串的急剧的国际环境变化中,韩国新的当代中国政治研究播下了关键的种子。汉阳大学成立了中国问题研究所,并从1974年起开始出版一份季刊杂志《中苏研究》(Sino-Soviet Affairs)。其他的一些大学效仿汉阳大学,成立了同当代中国研究相关的机构。19796月,韩国共产主义研究会在教育部的主持下成立,到20世纪90年代初期总共提供了2亿韩元的财政资助。当代中国研究属于协会的研究领域之一,但却没有获得应得的资助。

    20世纪70年代,随着19名在韩国大学中主修中国政治的学生获得博士学位,韩国的中国政治研究开始形成。第一代学者中的一些人曾经在20世纪60年代末前往海外留学,主要是美国或台湾,获得博士学位后回国担任教职和进行研究。这一时期也出版了许多重要的著作,包括金相浃的《毛泽东思想》(1974)、崔明的《近代中国政治》(1974)和郑崇旭的《毛主义与发展》(1981)。即便如此,韩国的当代中国政治研究从总体上来看依然荒凉如故,缺乏关键的研究基础,尤其是缺少资金和图书资料的支持,而且政治和意识形态的约束仍然过大,不利于深入地研究当代中国政治。

    20世纪80年代,韩国的当代中国研究获得了一种重要的推动力。1983年的劫机事件、1985年的鱼雷艇事件和1988年的汉城奥运会(中国派遣了一个庞大的代表团参加)成了汉城和北京发展官方关系的重要催化剂,也成了韩国关于共产党中国的研究的重要催化剂。随着反共产主义氛围的逐渐缓和与经济纽带的快速扩大,对中国大陆的直接了解变成了迫切的需要。智库和法人研究机构出版了关于中国现状的政策简报,为企业和学术团体提供信息。

    然而,这一时期并不必然是整个学术界的成果丰硕期。一般而言,韩国的许多第一代中国政治研究专家——大多于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在美国和台湾接受训练——“被迫”从事中国之外的其他研究,因为当时的政治和学术环境仍然不利于严肃、客观的研究。相反,他们选择了东北亚国际关系和朝韩关系等可以获得更多研究资助的宽泛主题。这样的“超脱”使许多第一代学者无法积极地培养他们的学术继承人,使第二代学者变成了断档。从20世纪90年代初期起,第三代学者发挥了关键作用。

    20世纪90年代,韩国的中国政治研究发生了巨大变化。至少有4个原因可以解释这一变化。第一,19928月中韩关系的正常化消除了制约学术研究的所有障碍。因此,韩国学者可以自由前往中国进行田野调查和短期访谈。1993年后,韩国的学生开始涌入北京和其他城市学习汉语。

    第二,自从中韩外交关系正常化后,中国市场对韩国来说变得越来越重要,因此,韩国许多大学和学院设立了新的院系和研究项目,专门研究包括政治在内的当代中国。值得注意的是中国研究院系的迅速崛起和国际研究院中国项目的增多。中国研究项目的增多反过来需要增加相关学科的研究人员,因而加速了中国相关学术领域的发展。

    第三,20世纪90年代,当代中国研究所需要的广泛基础设施已经建立。韩国教育部制定了具体的资助计划,专门用来推动地区研究。这些资助计划最初由首尔国立大学国家综合地区研究中心负责,后来由韩国研究基金会负责。进一步来说,为了使许多人受益,韩国研究基金会已经把对地区研究领域博士博士后研究的资助制度化。

    第四,数批第三代和第四代中国政治研究学者从海外留学回国,最初是20世纪90年代上半期留学美国的学者回国,90年代末和21世纪初主要是留学中国的学者回国。从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在韩国大学中获得中国政治研究博士学位的学者的数量也从17人迅速增至40人。这些学者精通汉语的口语和书面语,因为他们大都在中国进行过田野研究。研究人员数量的急剧增加带来了协作融合,因为他们为中国研究引入了新的理论和概念,使方法论问题变得更加敏感,出版了相关主题的专著,创办了新的杂志,并成立了学术网络和学术协会。

    2.韩国当代中国政治研究学者的现状

    在韩国,学者的法定退休年龄是65岁,因此,那些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就已经开始任教的第一代学者几乎已经退出了中国政治研究领域。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执教的一些第二代学者仍然相对活跃,但第三代和第四代学者已经成为当代中国政治研究的学术顶梁柱,他们是在20世纪90年代或更晚一些时候开始教学和研究生涯。由于每一位学者的完整数据难以获得,因此,我们从韩国研究基金会的数据库中构建了一个补充指标。每一位活跃的学者都必须在韩国研究基金会进行注册才有资格获得资助。

    截至2006130,在韩国研究基金会注册并获得政治科学博士学位的中国政治“专家”人数为113名。从年龄上来看,50多岁和60多岁的学者分别占到总数的15%和6.2%,两者合计超过五分之一强(21.2%)。正如所预料的那样,40多岁的学者成为了主力军,占到总数的58.5%,而30多岁的学者则占到20%。一半以上的学者在20世纪90年代获得博士学位,因而证实了先前的看法,即20世纪90年代确实是快速发展期。那些在2000年以来获得博士学位的学者的数量(34%)也值得注意,因为数据仅仅是近5年来的数据。

    从教育背景即在哪个国家进行研究生学习来看,多样性似乎是主要的特点。在国内大学进行研究生学习的人数最多(29.2%),其后依次是中国(27.4%)、台湾(15.9%)、美国(15%)、欧洲(10.6%)和其他国家(1.8%)。由于1993年后韩国国民才被官方允许前往中国接受正式教育,因此,在中国进行研究生学习的学者人数尤其突出。

    我们可以提出一个合理的问题,即韩国研究会的名单是否反映了实际情况。对这份名单更详尽的考察表明,它包括了许多主要研究领域并不是中国政治的学者。此外,一些并不活跃的学者也名列其中。为了把错误减少到最低限度,本文将更全面地关注那些活跃于当代中国政治研究领域的学者,因此把韩国中国政治研究会(Korean Association for Chinese Political StudiesKACPoS)作为个案进行研究。

    韩国中国政治研究会成立于2001年秋,是惟一一家完全由专门研究当代中国政治的政治科学家组成的学术组织。只有那些博士论文是研究1949年后中国政治(包括台湾和香港)的学者才有资格加入,并且大多数活跃的学者目前都是协会的会员,截至2006初,会员人数已经增至52名。就此而言,它更准确地代表了相关的学术研究界。

    我们可以依据韩国中国政治研究会会员的信息评述韩国的当代政治研究界。韩国中国政治研究会52名会员的平均年龄是41.1岁,其中8名(15%)会员于20世纪90年上半期获得博士学位,15名(29%)于90年代下半期获得博士学位,其余的会员(56%)在20002005年获得博士学位。正如上文所指出的,由于“第二代学者”数量稀少,因此,主要由第三代和第四代学者构成的韩国当代中国政治研究界相当年轻。

    从教育背景即从哪个国家获得博士学位来看,韩国中国政治研究会的会员明显不同于韩国研究基金会的会员。根基韩国中国政治研究会会员的信息,从中国获得博士学位的人数名列第一,其后依次是韩国、美国、台湾和英国。就19901995年而言,那些在韩国和美国获得博士学位的学者大约占到38%(分别是3名)。就19962000年而言,那些在中国获得博士学位的学者占到53%。在20002005年,29名学者中的66%属于这种情况。中国在韩国新的当代中国研究学术中的“崛起”是显而易见的。

    韩国中国政治研究会会员的研究领域似乎更多样。按照该协会的名单,截至20057月,除了许多标明主要研究领域是韩中关系的学者外,还可以辨别出12个研究主题。把中国的对外关系和外交列为自己主要研究领域的学者最多(14名)。如果加上中朝关系和台海关系的话,那么共有20名会员专门研究同中国对外关系有关的主题。就中国的国内研究主题来说,研究中央-地方关系和地方政治的学者最多(7名),其后依次是政治经济(6名)、国家-社会关系(6名)、政治思想(5名)和政治过程(5名)。

    二、韩国当代中国政治研究评析

    1.博士论文

    19742005年间,23所韩国大学产生了总共98篇研究1949年后中国政治的博士论文。建国大学的数量最多(16篇),其后依次是韩国外国语大学(13篇)、高丽大学(12篇)、庆熙大学(7篇)和首尔国立大学(6篇)。在这98篇博士论文中,39篇研究中国的国内政治(包括政治史和意识形态),45篇研究中国的外交政策和台海关系,剩下的博士论文则研究军事、少数民族、环境和能源等广泛的主题。

    在研究中国国内政治的博士论文中,五分之二(41%)是研究政治史和意识形态等传统的主题,仅有3篇论文关注中央-地方关系和决策变化等经验研究的主题;11篇论文(11%)研究中国人民解放军及其战略和能力;除了意识形态外,关注最多的是中国的国家-社会关系。在研究中国对外关系的45篇博士论文中,研究中国外交史和评述中国对外战略的博士论文最多(14篇),其后依次是中国的朝鲜半岛政策(9篇)和对外决策变化(7篇);还有一些博士论文研究中苏/俄关系(5篇)和中美关系(4篇)。相当多的博士论文实质上是综述性的,缺乏明晰的理论方法或具体的经验研究。

    2.个人专著和论文集

    随着中韩外交关系的正常化和中国的“崛起”,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关于中国各个方面的书籍开始风靡韩国。然而,这些书籍基本上都不是学术性著作,而是游记、散文、投资指南、未来规划等等。与非学术性的书籍相比,关于中国政治的学术专著和论文集数量非常少。专业书籍的缺乏不单是中国政治研究领域的状况。与西方的学者相比,在评价韩国专业学者的学术成就时,书籍不一定比杂志上的论文得分更高,因此个人专著并不是同样受到欢迎。此外,就像在美国一样,在韩国通过大学出版社和商业出版社出版著作没有什么差别。因此,教职研究人员一般更愿意写作杂志论文和教科书,而不是销量可能欠佳的个人专著。

    20世纪90年代初以来出版的个人专著中,下列著作对当代中国政治研究领域作出了贡献。研究中国政治具体方面和部门的专著包括郑在浩的《中国的中央-地方关系》(1999年)、赵英男(Young Nam Cho)的《中国的政治改革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2000年)、李敏爱(Min Ja Lee)的《中国农民工与国家-社会关系》(2001年)、金在澈(Jae-Cheol Kim)的《毛泽东时代后的中国政治改革》(2002年)、李熙玉(Heeok Lee)研究意识形态的《寻找新社会主义的中国》(2004年)和赵英男研究地方人大的《中国人大政治的发展》(2006年)。

    在中国对外关系方面,值得注意的是文兴镐(Heung-ho Moon)研究台海关系的《13亿人口的未来》(1996年)和玄德化研究韩国同大陆和台湾关系的《这个中国,那个中国》(1997年)。更广泛地来看,还应该提到的是朴炳锡的《中华帝国的重建和毁灭》(1999年)和徐真英(Jin-Young Suh)的《21世纪中国的外交政策》(2006年)。

    许多论文集也包括创新的思想和全面的研究。2001年,郑在浩编辑出版了《论中国政治研究》(On Studying Chinese Politics)。该书共有17章,讨论了当代中国政治研究的主要问题领域、争论焦点、研究方法和交流。3本讨论中国最近20年来改革开放的各个方面的论文集是郑在浩的《19802000年中国改革开放的政治经济》(2000年)、全圣兴(Sung-heung Chun)的《中国社会的转型》(两卷本,2004年)以及金都姬(Do Hee Kim)和金在澈的《寻找新的中国》(两卷本,2005年)。郑在浩所编的另一本书《中国的大国之路》(2006年)比较了中国同历史上的欧洲大国、美国、日本和苏联的大国崛起道路,并探讨了中国“崛起”的影响。

    最后,一些译著值得注意,因为它们常常被大学当作教科书。此类著作包括李鸿永(Hong Yung Lee)的《从革命干部到技术官僚》(1997年)、詹姆斯·王(James Wang)的《当代中国政治》(1999年)、黄秉沫(Byong-Moo Hwang) 和梅尔文·格托夫(Melvin Gurtov)的《中国的安全》(2000年)、赵全胜(Quansheng Zhao)的《中国外交政策解释》(2001年)、马克·布莱彻(Marc Blecher)的《逆流而上的中国》(2001)与陈桂棣和春桃的《中国农民调查》(即出)。

    韩国的中国政治研究界有望能够发表更多关于微观经验研究和中国政治具体主题的个人专著和论文集。但是,关于“大跃进”、国务院、中美关系、科学技术等方面的著作仍然缺乏。尽管韩国的商业出版社通常不愿出版它们认为会赔钱的学术书籍,但是政府和研究基金会仍会联合支持专门研究中国政治和外交政策的学术著作。

    3.学术杂志上的论文

    尽管少数韩国学者努力在主流英文杂志上发表论文,但是他们似乎更像是例外,而不是常态。在韩国所有的中国政治专家中,目前只有3位分别在《中国季刊》和《中国杂志》上发表了8篇和2篇论文。更多的学者在《亚洲研究》(Asia Survey)、《问题与研究》(Issues and Studies)和《太平洋事务》(Pacific Affairs)等杂志上发表论文。由于更年轻的第四代和第五代学者渴望在知名的英文杂志上发表论文,因此他们对中国政治研究领域的贡献有望快速增加。

    这里考虑到了所提到的韩国杂志:《中苏研究》、《韩国政治学会报》和《国际关系论总》。作为一份专门研究当代中国问题的韩国杂志,《中苏研究》的历史最悠久。从创刊号到2005年冬季号,《中苏研究》发表了450篇研究中国的论文,其中242篇是韩国政治学家研究1949年后中国的论文。《中苏研究》发表研究1949年后中国政治的论文数量稳步增长,19751979年是30篇,80年代是67篇,90年代是89篇,20002005年是56篇。

    下面开始对《中苏研究》上的论文进行评价。在中国国内政治相关的主题上,关于政治史和政治思想等传统主题的论文数量处于下降趋势,而关于方法论、精英政治、国家-社会关系和少数民族的论文数量近年来则处于上升趋势。对部门改革和地方政治变化(需要更多的微观研究)等主题的持续兴趣值得注意。

    在外交政策相关的主题上,评述性论文的数量仍然占据主导地位,但是少数论文讨论了中国国内在诸如“多极化”等外交政策战略上的争论。正如所预料的那样,许多(20篇)论文考察了中国的朝鲜半岛政策。尽管各有17篇论文讨论台湾和中苏/俄关系,但是关于中俄关系的论文或许是因为中国和俄罗斯是杂志关注的两个焦点而发表得过多。相比之下,从中美双边关系日益增加的重要性来看,关于中美关系的论文似乎很少。当关注决策变化、对外经济关系和多边主义的论文数量日益增多的时候,更多的主题分类和深入研究似乎是必要的。

    从方法论上来说,仍有大量的改进空间。在242篇论文中,仅有10篇(4.1%)运用了比较框架,其中8篇运用了国家间比较框架,2篇运用了地方比较框架;与此同时,只有9篇(3.7%)论文把省、地区和市作为明确的地方个案。从西方的标准来看(即与《中国季刊》相比),《中苏研究》所发表的论文在运用地方个案研究、田野调查和研究访谈方面仍然存在进一步改进的空间。然而,从20世纪70年代到2000年代,那些完全不利用中文资料的文章的比例从37%下降到18%。

    现在我们开始讨论两份跨学科杂志。《韩国政治学会报》是一份季刊,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一直由韩国政治学会出版。《韩国政治学会报》关于1949年后中国政治的论文数量不断增加,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分别是1篇和3篇,90年代增至16篇,到20002005年则增至18篇。由于这份杂志一般关注中国国内的政治,因此关于中国外交政策的论文较少:11篇(28%)。就关于中国国内政治的论文来说,关于国家-社会关系和地方变化的论文数量显著增加。与《中苏研究》相比,《韩国政治学会报》几乎不关注部门改革和精英政治。在方法论上,我们可以得出两点结论:1)就像《中苏研究》一样,《韩国政治学会报》也只有3篇论文(7.7%)运用了比较分析框架;282%的论文利用了中文来源的资料。

    另一份跨学科杂志《国际关系论总》是一份由韩国国际研究学会出版的季刊。就像《韩国政治学会报》一样,《国际关系论总》上关于中国的论文数量也一直在增加,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分别是5篇和13篇,90年代是18篇,20002005年间是38篇。由于更倾向于国际关系,因此《国际关系论总》上关于外交政策的论文数量占49%,远远高于《韩国政治学会报》。

    就关于中国国内政治的论文来说,像《韩国政治学会报》一样,《国际关系论总》上关于国家-社会关系、地方变化和少数民族的论文数量显著增长。与《中苏研究》相比,《国际关系论总》上关于部门改革的论文数量非常少,只有2篇。就关于外交政策的论文而言,关于多边主义的论文最多,达到7篇,其后依次是关于韩中关系和外交的论文。

    总体上来看,对各类主题的关注相当均衡。尤其是在20002005年间,有7篇论文研究了新的和更为具体的主题,例如裁军、环境合作、中国同东盟地区论坛的关系和上海合作组织。从方法论上来说,就像《中苏研究》和《韩国政治学会报》一样,《国际关系论总》上也仅有3篇论文(4%)运用了比较分析框架,并且也只有4篇论文(5.4%)是明确的地方个案研究。利用中文来源资料的论文比例是69%,低于《韩国政治学会报》(82%)。

    三、结语

    上文对韩国当代中国政治研究的评价仅仅初步考察了最明显和最突出的成果。尽管过去40年里培养了四代学者,但是真正的支柱是第三代和第四代学者。由于他们自中韩外交关系正常化以来大大改善了研究环境,因此,是他们真正扩大了学术研究的质量和数量。总体的概论仍然在出现,并且重复性的研究——没有意识到海外可以获得的常见著作——时有发生,但是,迄今为止尚未触及的对中国政治的具体方面和时代的深入经验研究已经展开。

    韩国中国政治研究的“黄金时代”有望持续下去,至少在未来几年里如此。大学和研究机构的前景仍然相当美好。换句话说,与俄罗斯和日本政治研究相比,中国政治研究专家的地位提高得更快。韩中两国“全面伙伴关系”的不断发展为中国政治研究提供了进一步发展的动力。事实上,韩国社会中快速增长的了解中国的需要使韩国学术界能够以一种前所未有的地位发展自身。

    有三个因素为韩国的中国政治研究发展提供了额外的有利条件。第一,在韩国,学科方法与地区研究之间的常见摩擦——在美国学术界中已经臭名昭著——并不是一个严重的问题,尽管就较低的理论化水平来说这可能并不完全是一种上天的恩赐。第二,中国的“崛起”似乎尚未成为韩国知识论界成员之间的一个意识形态楔子,因为这并不等于美国的“蓝队”(blue-team)争论。就韩国的中国政治研究界来说,政治化的水平仍然相当低。第三,韩国学术界长期怀有的信念,即它应当超越简单地移植西方的知识体系,即使不会推动韩国当代中国政治研究的本土化,也会推动它的改进。

    根据上文的评论来看,我们可以对韩国当代中国政治研究的未来作出相当积极的评价。可是,有两点应当注意。第一,有利的和改善的环境必然会带来优秀的研究成果吗?充足的经费和良好的外部条件并不必然是优秀学术成果的先决条件。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过多的经费常常会宠坏学者。第二,韩国的知识界——尤其是新晋的第五代——将不得不积极接触海外的学术界,在主流英文杂志上发表论文,通过知名大学出版社出版著作,追求更高水平的国际化。没有跨国的交流和建设性的监督,结果很可能是学术上的“近亲繁殖”、剽窃和贫乏的本土化。因此,就像本文所做的那样,不时地反思当代中国政治研究领域是一件必须要做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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