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吴毅在《何以叙述:研究方法杂谈》中开篇说道:在近年来的农村研究中,微观个案研究渐呈兴盛之势,究其原因,既有研究者从书斋走向田野,从抽象理论走向经验把握的意识形态转换的背景,更有理论研究之立场、信仰和方法论变化的因素。在这一文本格式的凸显之中,必然要涉及到对一个既古老、又年轻的表述形式(或者说研究之论说形式)的认识问题,那就是如何认识以“叙述”(narrative)来表达学术研究的关怀,论说学术研究的“理论”。

      而对于个案的生命史及个案所存在的群体的叙述,在近些年来的乡村治理研究中尤为的凸显,特别是通过对个案的描述,作为了一种反应整体的“复杂性”的路径,比起以往的研究叙事方式要更为的让大众暗知其中的一二,而所存在的“不足”便是:在没有一个理论背景的情况下,该学术著作即便是好读,但也进入不了研究的语境与实况之中。在此,仅拿两本著作作为比方,其一:《小镇喧嚣》,其二:《“气”与抗争性政治》。前者是吴毅教授的代表作,作者深入武汉某地区进行很长时间的调查之后而写成的一本政治人类学的著作,书中的很多地方都需要一个政治人类学,政治社会学的学科背景,再去研读的时候便能很好的进入;而应星教授的《“气”与抗争性政治》是作者近些年关于“农民上访”的佳作,其最大意义在于本土化的研究视角“气”,一个不同于以往西方世界与我国研究上访问题的视角而突出的一个特殊性的研究路径。而对于问题的理解,就更加的具有说服力与解释力。但是,二书都是基于“个案叙事”的前提下所做的某种努力。在从宏大叙事转向个案研究以反拨群体的存在事实,以此方式需要的就是一个健全的知识背景和对于事件中的“社会—个人”的准确把握。

      不可而语,这样的一种转变如果追溯到本源,笔者认为还是要从福柯的“边缘权力”着手,或者说,我们的研究本身就已经受到了福柯的“事件—叙事”的影响,这样的一种研究方式在很大程度上是不同于以往的“研究方式”,而基于福柯的“边缘权力”的研究在本质上已经偏离了马克思·韦伯的主张“宏大立场”。但是,关于底层叙事的个案研究,笔者认为其能更好的促使我们对于社会问题的反省与自思。殊不知,基于这样的研究,特别是在乡村治理研究中已经逐渐走向成熟。在此,必须交代的是,与以往研究的不同之处在于:对于乡村社会的“呈现”,并未在文本中就提出对策,而是对其进行“描述—评论”而以往的研究却是“问题—对策”,在问题没有落到底层的情况下,对问题总是以理论性的悬置从而推导出一个对策,这并未对解决问题有所帮助,反而可能提出不正确的方案。但在问题意识本身上,无论是以往的“问题—对策”,还是如今的个案叙述都是一致的,或者说,个案叙述中的问题意识要融合于事件本身中,而以往是抽离的研究状态。

      对于这样的一种研究方式,吴毅在文本中继续说道:“事件–过程”的研究策略无疑引起了新生代学人的青睐,虽然受制于已成霸业的实证科学标准的限制,其实践在现行的学术评价体系中尚不易获得太大的立 身空间,但它无疑向人们指出了另一条求知的道路,促使人们去仔细思考过程化因素本身之于事件结果的影响,而更为深层的,则是促使人们去思考叙述之于求知的 认识论和本体论意义,而过去这些东西大概是很少进入中国社会研究的法眼的。并且,如今的研究成果中,以这样的研究方式所出的杰出成果比比皆是,正如吴毅所言,应星的《大河移民的上访故事》就是很好的一部作品。

      在此,笔者将这样的一些对个案的叙事统称为“翻开”,一种对底层社会的描述,甚至是一种“动态的解释”。其内在的逻辑便是“对象—事件—叙事—评论—呈现—思考”,而在逻辑的深处便有问题意识与解释框架的涵括。在此,假如说底层社会的个案与事件是一本书中的黑字与图片,那么我们的研究所需要的不仅仅是对问题进行解释,更需要的是一个“翻开”的过程,一个由“翻开”所导致的思考。呈现于读者面前的是一副生动的画面,由此也难怪一些人认为,这样的学术专著与故事书差不多,其实,在笔者看来,这样的评价本没有错,只是错在这是带着学术视角的故事研究。而没有这样的视角,往往就肤浅的理解为“故事书”。

      其实,“翻开”需要一个努力,更需要一种对故事本身的内容切合,也就是说,在“翻开”的对象上,需要一些详细的文字描述与图表分析,特别是研究对象的一些数据资料与政府部门的详细资料,譬如:财务报表等。然而,获得这样的资料对于叙述而言,更能凸显一种研究的说服力与内容的丰富性与回应性。对于“翻开”的整个逻辑,在此就一目了然,特别是从类如《小镇喧嚣》、《大河移民的上访故事》中去寻得其中的秘密。

      而“翻开”后给予我们的思考是多样的,也是深入的。这样的研究效果,可能比起之前的研究要好得多,如此也就构成了一种集体的转向:个案叙事在今后的研究中可能要越加的受到重视与采纳。无需多言,在如今的学界中,后起之秀的青年学者已经再次对这一方式做了很好的交付。譬如:谭同学的《桥村有道》,黄海的《灰地》等等。

      如果对近三十年来,特别是对乡村治理中的“个案叙事”有需要进一步的了解,那么李德瑞的《学术与时势:1990年以来中国乡村政治研究的再研究》就可以很好的告诉我们:这三十年来,关于乡村治理的政治学与社会学研究,已经进行到了什么样的程度,还有什么需要我们的学界进一步“翻开”。这恰好是我们去完成我们关于乡村治理和基于底层社会的关怀问题的一个富有意义的总结另一个出发点。

      二零一二年六月二十五日

      于武汉·喻家山下

      作者系:兰州大学社会学与人口学研究所硕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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