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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沈阳:地方改革与宏观调控的区域性变迁
  •  2012-09-13 18:39:19   作者:沈阳   来源:共识网   点击:0   评论: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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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1世纪地产》20127月号】

    理解中央的宏观调控是解读中国经济的重中之重。改革必须正视现有的政治社会结构。要思考“中国向何处去”,就必须结合中国的单一制、中央集权制模式,结合最近几年的中国区域性竞争、探索与改革现状,进而分析中国中央和地方政府的行为模式和制度倾向。

    需要指出,不是所有的探索都是改革,有些探索是打着“改革”名义的另类行为。县域竞争加速中国地方治理特点的形成。学界普遍以地域命名,并赋予地方发展以模式性解读。搁置其合理性,理解中国区域特点,理性思考房地产业的投资环境,同样具有基础性意义。

    第一个样本是“广东模式”。焦点在于,广东在区域经济与社会管理创新方面的作为究竟有多少意义,其种种作为究竟是体现出了治理智慧,还是呈现出某种形式的“兴之所至”。

    过去几年,广东最为引人注目的改革是汪洋领导的、朱明国常常出现在第一线的社会管理创新实践。这里的社会管理创新,与另外一些省份动辄对公民“网格化”管理有所区别的是,主要立足于社会组织建设。我认为这是抓住了社会管理创新的应有重点。我看好这样的创新,乃是因为这种创新能够为未来的政治改革和经济制度的根本性变革预留空间。

    广东制度变迁的另一个代表是顺德等地的行政制度改革。较之社会管理创新,由于缺乏具体的群体性事件性的新闻支撑,媒体关注度日益减少。至于效果如何,可在未来持续观察。

    当然,广东的改革明显有其地方性立法者无法改变的困境。2012年全国“两会”期间,广东的全国人大代表不断批评国家部委对真正改革的阻碍。也因为这种制度性阻碍,无论是在社会组织建设方面,还是在经济的地方性调控方面,广东都难以有更大的作为。

    有人认为“腾笼换鸟”是以行政手段干预市场经济。对发展中国家来说,政府主导进行经济发展的产业升级,其实司空见惯。如果结合社会管理创新这种立足于以“创稳”来“维稳”的方式,结合最近几年基层治理的状况来看,“腾笼换鸟”实在有其远见卓识。

    之所以如此,在于广东特殊的产业模式。由于濒临香港,珠三角长期形成了以外来低端产业为代表的劳动密集型发展模式。例如著名的“富士康”。年轻劳动力是珠三角的发展动力。年纪大了怎么办?他们的下一代怎么办?这就带来的巨大的隐患:以新农民工为代表的底层与劳动密集型企业之间的劳资矛盾。由于“稳定压倒一切”,地方政府很容易两头受气。

    对中央来说,关键不是“调结构”,而是“保增长”。这样,广东与中央之间,似乎有了大方向上的某种不一致性。尤其是涉及到既得利益集团,广东的此次决策可谓是壮士断腕。

    第二个特别值得分析的样本是以温州为代表的“浙江模式”,这里曾经被赋予中国市场化改革的希望之星的身份。浙江最近几年的发展,明显折射出了这种改革的日益遭遇瓶颈。

    在中央的“保增长”之中,能够轻而易举分到中央的投资并捞到好处的,当然是央企。我们不难理解为何在经历了四万亿的疯狂投资之后,在2012年还会有应对经济放缓趋势的2万亿的新投资。有关部门信誓旦旦地说,不会如20084万亿的刺激经济计划了了。当然不一定会,可以换个方式。例如“2万亿”加“1万亿”再加“1万亿”,不断加下去。

    地方改革者,悲壮之情溢于言表。温州的立法者们痛心疾首地说,好不容易争取到的金融综合改革方案是中央几个部委“施舍”下来的。每当我作为新闻工作者发布温州的有关负面新闻之后,他们就会问:中央也关注这起事件了?我的回答更令人他们失望:中央未必有时间关注你们的新闻。很快,他们又恢复了那种理智,意识到温州的确不太可能成为中央领导层的核心关注。接着,他们又忧伤地说,“可是,民营经济是我们的命根子啊”。

    由于缺乏明确的、坚定的、超前的、整体性的中央性授权,温州目前的金融综合改革,进入到一种尴尬状态。改革本来应有的发展民间正规银行、利率市场化等环节,几乎没有任何进展。这样,“改革”就异化为增加一些贷款公司这样的几乎与真正改革毫无关系的状态。

    真正意义上的改革,在温州早就成熟了。中产阶级的发展,尤其是近年来的金融危机所带来的思考,事实上温州已经进行了一场洗心革面的思想大解放运动。由于温州缺乏广东这样的“南方系”市场化媒体能提供的这种思想讨论空间,其思想解放来自于街头巷尾和饭桌茶坊。但这种局限性,恰恰说明了中国改革在温州所具有的深刻的民间底蕴。

    温州市决策咨询委员会的工作人员对我说,即便温州发生了那样大的金融风波,温州人没有出现大规模的进京上访现象。这个城市,由于地居中央集权制的边缘地带,在给中国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作出巨大贡献的同时,却因为某种形式的“低调”和温文尔雅而不被重视。

    可是,如果我们承认社会组织的发育对信任关系的维系进而减少交易成本具有基础作用,却能发现,温州社会事实上已经形成的,也是广东社会管理创新所力图实现的。无论这几年温州的经济发展是否较之苏南模式,表现出了某种发展的滞后性。

    当然,浙江不能仅仅说只有温州。可是,透过温州模式,我们能看到浙江的整体性展现:县域发展模式。这里的特点,用一句话来总结就是:每个县都有自己的核心产业,每个县都不是一两家大企业说了算,如果有机会,这里将是中国最为民主、最为自由的地方;这里有多中心秩序的经济结构基础,也因此,这里将是未来中国社会最为稳定的地区之一。

    第三个样本是以苏南为代表的“大政府模式”,其特点集中体现在经营城市、培育大工业区的产业发展模式。其先进性就是其落后性,其落后性就是其先进性。在中国的“招商引资”地方发展特点中,这种模式正在逐步地复制到全国,为未来可能的动荡创造基础。

    当上海的老国有企业正在实现转型的时候,温州人似乎正在大量生产假皮鞋和各种伪劣产品;当90年代浦东新区的开发建设被中央提上关键性的议事日程的时候,苏南政府却在和新加坡建设苏州工业园区,上海的发展似乎与更加关注“义乌模式”的浙江没有太多关系。

    苏南模式发展的巅峰之作应该是苏州工业园区的建设。进入园区某展览馆,映入眼帘的就是邓小平在1992年的“南方谈话”:“新加坡的社会秩序算是好的,他们管得严,我们应当借鉴他们的经验,而且比他们管得更好”。这就鲜明地体现了园区发展的政府主导型特点。

    苏州工业园区由于濒临上海,加之其中新合作的制度性优势,无疑是非常成功的。但是在此之后的苏州新区,无论在招商引资、城市规划方面,还是在与社会管理创新相关的社会稳定方面,都明显缺乏了这种优势。2010年围绕着拆迁产生的通安群体性事件就是代表。

    再往西部走,其弱点更为显然。网传一份无锡太湖城管理委员会和滨湖区华庄街道办事处联名发布的《致全体机关人员的一封公开信》据称由于“艰巨而繁重的拆迁建设任务”,面临着“巨大的资金压力”,决定从6月开始所有机关人员只发放生活费。虽然很快被“辟谣”,事实上,无锡太湖城的财政负担严重的现象明确地反应了地方经营城市模式的巨大风险。

    这种已经明显被大规模复制到中西部地区的模式,在一个启蒙运动已经倒逼中国改革的时代,有其明显的治理盲点。由于工业园的赶超型模式,其治理思路就显得更为粗放:民众大量被集中安置于某地,个别小区居民甚至动辄达到上万。贫富差距的进一步扩大,如果不是外来民工和原住民抗议的合流引发抗议,就是外来民工与原住民之间发生族群冲突。

    关键是城乡二元结构制度和作为其保障的户籍制度在短期内不可能得到根本性的改变,新型工业园区(例如西安、成都、武汉、郑州等大城市)周边的贫富差距,几乎是个依赖地方政府的作为注定无法改变的现象。对这些地区的持续观察,可谓是日后投资的重要依据。

    第四个样本是所谓的“重庆模式”。这个模式的特点是领导人意志覆盖了整个党政官僚体系的一般制度性倾向,呈现出比基层矛盾更为难以处理的来自中国传统的结构性危机。

    然而,不管如何在细节上予以区分,无论是广东模式,还是浙江模式,或者是苏南模式,还是其他模式,都只是中国模式的地方性变种而已。由于以中央为中心的同心圆结构,不同的地方依据其距离中央的半径大小,形成了一个具有明确“自相似性”的地方治理的多样性体系。忽视这一点,既可能对中国变革过分乐观,又可能伤害到具体的投资理性。

    不过,即便如此,某些治理样式,仍然带有某种值得我们珍惜之处。以县域为单位的浙江发展模式,特别具有制度文明意义。主要在于县域在人群管理学中的特殊空间地位。

    今天还有一些资源枯竭型城市、资源即将枯竭型和毫无资源的城市。资源枯竭型城市,是指“资源枯竭型城市是指矿产资源开发进入后期、晚期或末期阶段,其累计采出储量已达到可采储量的70%以上的城市”。根据200712月《国务院关于促进资源型城市可持续发展的若干意见》,中央曾于2008年、2009年先后分两批确立了44座资源枯竭型城市。此后国家没有“增设”资源枯竭型城市。若非立足于民企,这些地方只能依靠中央财政转移支付。

    当前国家宏观调控,越来越偏向各类国企。可是,这些资源枯竭型城市准资源枯竭型城市,以及诸如贵州一些山区城市那些无资源城市,当国企们将其资源开发殆尽,除了银行、通讯和燃油等极个别产业,国企门将不再参与促进其经济发展。这也意味着,这些地区一旦失去独立自主的经济发展能力,当前房地产宏观调控中出现的三四线城市的房地产发展将失去基本的消费对象。于是,也意味着当前的房地产的发展,很有可能是樯橹之末。

    2007年通过的《反垄断法》第七条规定,“国有经济占控制地位的关系国民经济命脉和国家安全的行业以及依法实行专营专卖的行业,国家对其经营者的合法经营活动予以保护……”。正是这种保护国企的政策精神,614日颁布《黑龙江省气候资源探测与保护条例》规定风能及太阳能资源资源属国家所有。这种令人哭笑不得的规定,就是剥夺民企的发展空间。事实上也是在资源逐步枯竭的时代,客观上为企垄断新能源提供法律保证。

    谈及宏观调控政策的诸多危害和地方性改革的种种无奈,我们应该正视“顶层设计”思维的危害。如果承认社会发展的基础动力在于民间设计和底层设计,承认“顶层设计”的计划模式在信息处理和公平正义落实方面有其明显的局限性,我们就会承认,大到国家整体经济运行,小到房地产业的健康发展,让中国的县域实体自治起来,显得无比重要。

    然而,自治需要国家在纵向层面的分权制衡。如果缺乏明确的制度保障,类似温州这样的城市,地方政府只能看着房价的非理性上涨和报复性降价毫无办法,任凭大量游资在市场的集体无意识中兴风作浪并自毁长城。另外一些城市,由于中国特殊的政治文化,却可以因为地方领导人的个性风格而难受制度规范、并陷入某种比底层失控更为尴尬的结构性危机。

  • 责任编辑:dujia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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