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中国最近几年农民工工资不断飞涨以及各地频繁爆发的用工荒,尤其是在2010年中国农民工短缺问题变得突出。据瑞士信贷集团亚洲区经济学家估计,2010年低端工人工资上涨近四成。而且在今后三四年将继续以每年20%-30%的速度上涨。曹建海说,预计中国的劳动力市场于2014年前后进入实质性短缺状况。到2017年,就业市场净短缺将达1700多万人,开始有学者认为中国的刘易斯拐点到来了。
刘易斯拐点”最本源的定义是关于城乡二元结构和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转移的概念。我看过不少学者的研究报告,大多认为现在农村中还能够转出的劳动力已经不多,有的估计剩余4600万人,也有的估算剩余7600万人。
“刘易斯拐点”,事实上隐含了这样一个默认的逻辑,当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已基本结束,但工业部门新增的劳动力需求还要依靠从农业部门转移来满足,如此必然的推论是“不变工资制”会被打破。而这个经济逻辑是通过两个部门的劳动生产率的竞争来实现的——由于劳动力持续不断从传统部门向现代部门转移,推高了传统部门的劳动生产率以及对现代部门的产品比价,最终传统部门劳动生产率接近或等同现代部门,现代部门无法继续以较低价格吸收劳动力,因而劳动力市场的工资弹性变大。
目前学界支持刘易斯拐点来临的人多是从劳动力转移的角度来看的,即用工荒和农民工工资上涨。从现实的情况和数据看也是如此的。据记者调查,今年珠三角地区缺工可能达到500万人。上海用工缺口约20%,部分行业缺工呈常态,如餐饮行业缺工20%以上,电子、制衣、玩具等劳动密集型企业也缺工。上海一些企业已连续几年组团到安徽、江西等地上门招工。不仅东部劳动力输入地出现招工难,中西部劳动力输出地也出现缺工现象。安徽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的统计显示,截至2010年底,安徽全省缺工超过50人的企业达2300余家,缺工总数达到25万人。湖北省劳动就业管理局披露,今年湖北省劳务输出人数预计将收缩10%—15%,至少“缩水”100万,湖北省内的用工缺口就达60万人。重庆共有430万农村富余劳动力在其他地区就业,而今年重庆市内的企业对劳动力需求将增加55万,这意味着要挽留几十万返乡农民工,为此春节过后就在火车站组织大规模招工活动。
而目前学界也有很多人不同意刘易斯拐点已经到来,他们多是从农业和非农业的劳动生产率差距较大、农民收入低来判断刘易斯拐点没有来临的。从我们在农村的调查及经济数据来看,确实也是如此农民在农村的收入还远低于在城市工的收入,农业的生产效率还很低,农村中还存在着劳动力过剩的局面。人均耕地还很低,农业收入还和打工收入还相差较远,农民还处于半失业状态。但也由于土地分配不平衡而有部分小农生产单位出现劳动力相对不足。
一般正常情况应该是,城市出现长期的明显的显著的用工荒、工资上涨,就说明农村中的劳动力也处于稀缺状态。而且农产价格会随着农民工工资一起增长,因为农村出现劳动力相对稀缺那么农产品也因劳动力价格上涨而上涨。但从中国的情况来看,农产品价格上涨明显滞后于用工荒和低端动力价格上涨,劳动力价格上涨是从2004年开始的,而农产价格上涨只是从2007年才开始。并且最近这两年农产品价格的飞涨,还要归功于中国投资过度带来的通货膨胀。
根据农村调研的经验,我将试图解释以上矛盾现象。同时也想指出,中国独特的刘易斯拐点,以及用工荒的提前到来都根源于中国独特的小农经济的土地制度。
原因一,小农经济的土地制度。小农经济的地块分散在小农手里,不同于私有的大土地所有制,由于土地分散在每一个农户手中而且每个农户的地块都很分散,所以土地集中的成本会很大(比较同一地方同样面积、同样质量的分散和集中的两种土地的流转价格就可以判断这种成本),形成规模不经济的独特农业经济现象,难以集中进行高劳动生产率的农业生产,所以农业劳动生产率会在较长时间内低于非农劳动生产率。这同时也解释为何农村土地难以自发流转。与此同时,因为小农经济的原因,农民在农村的生活成本又很低,拥有所用土地的归属感,这更加剧了剩余劳动力转移的难度。以上两点造成农民所以在农业劳动生产率还没有达到工业劳动生产率之前劳动力转移就已经达到拐点。
所以在中国农业里,总体上劳动力是剩余的,但是在小农家庭内部的小土地上看它又是相对稀缺的。有两个原因,第一,因为土地分配和劳动力分配是不平均的,大地块劳动力少的家庭劳动力就稀缺,就要通过投资来提高劳动生产率,而土地较少的农户就会产生劳动力剩余。正是因为这种小农所有的不平均土地分配导致中国农业劳动力总体剩余,而从部分家庭内部看的话又有劳动力不足。第二,劳动力的稀缺与否是和所运用的劳动工具相对的,在中国农村使用农业生产具可以分为三个层次,即传统农业劳动工具(包括耕牛),小农劳动机械(机耕船、旋耕机、脱谷机、小型运输车),大型劳动机械(如华北、东北平原使用的大型收割机等)。由于中国农业所有制、地形等原因,很多家庭即使在劳动力稀缺的情况下,也不会购买小型农业机械,因为“机器进不了农田,旁边都是别人的地,别人家和你家的地种的东西不一样,收割时间不一样,机器会把别人的庄稼压坏的”,所以在农村也许只有30亩地,农民就会忙不过来了。又因为同样的所有制和地形原因,农村更难以使用大型农业机械。所以在目前小农经济不变的模式下,中国将长期保持农业劳动生产率低于非农劳动生产率,也即总体上农业劳动力相对过剩,但是在农业生产单位内部看农业劳动,劳动力却是稀缺的。
原因二,中国的农业经济的特点(这也和中国的以家庭为主的小农经济有关)是中老年农业,学界计算中国农村还有4700万到7000万的剩余劳动力没有转移出来,但这些劳动力大多是中老年人,学界称这种过剩为结构性过剩。这些中老年人转移到城市务工是比较难的,但留在在农村务农却很有优势和经济学所说的非经济因素的个人偏好,因为留在农村除了经济原因外还有生活家庭等非经济原因(瞻仰父母、子女上学、舒适低成本的村庄生活)。
原因三,中国的惠农政策,取消农业税、粮食补贴、倾斜性农业投资,使得本来会转移出来的人因为政府的激励而留在了农村。
以上三点使中国农业劳动生产率长期中不能跟上非农劳动生产率,农村总体上剩余、生产单位内部看却不剩余的劳动力也不愿意转移到城市进行非农就业。因为,在经济生活中人们是依据自己的小家庭内部的情况进行理性的经济抉择的,而不是依据经济学家所使用的宏观数据进行抉择的。所以了解中国农村的经济问题不只是要掌握宏观数据还要深入农业经济的生产生活单位——农户内部去了解。
原因四,以国有企业为主,以投资为主的、房地产和基础建设为主的经济模式导致中国的通货膨胀,进而通过生活费用上涨来推高农民工工资。并且阻碍部分农民因为生活成本的原因而选择回到农村生活。
原因五,大学扩招导致结构性劳动力不足和结构性失业。农民和农民工的就业市场是相同的,但大学生和农民工的就业市场却是不同的。面对大学生的高端就业市场即使饱和也很少影响到农民和农民工的低端市场。这一点解释了为何在存在转移出去的劳动力就业不足的情况下,低端劳动力市场还会出现用工荒,工资大幅度上涨的情况。
原因六,城市的户籍制度的制度性障碍导致农村剩余劳动力不转移,这种歧视农民工的制度实质就是激励农民工不要进城务工。和惠农政策激励农民留在农村是一个激励方向的——鼓励农民留在农村,不到城市。
以上种种原因也许会使得中国出现农民工和农民收入还不是很高、农业生产率还比较低的时候就出现民工荒,进而导致中国是在内需不足,工人素质和产业升级条件不成熟的情况下提前进入刘易斯拐点。倒逼劳动密集型企业升级,这种倒逼可能会使私企大量倒闭,而不是升级换代。
根据中国刘易斯拐点的特性,当前应克服的问题是:
1、农业劳动生产率增长滞后于城市农民工工资上涨。
2、低收入、低内需、低人力资本(农民的收入水平会影响人力资本投资)的情况下进入非农劳动力短缺时代。
对策:
1、减少劳动力转移的制度性障碍,提高农民工城市生活的质量,以减少因制度性障碍而不转移的剩余劳动力;提高农民工劳动技能和劳动生产率,同时增加劳动收入。
2、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鼓励农民内部的自发流转,使农业生产率的提高收益留在农民内部,并且为土地适当规模经营建设基础设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