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当前位置:文章首页 >> 三农之外 >> 社会热点 >>
  • 刘雪婷:恐慌文化及贫困感的兴起与克服
  •  2012-09-15 11:41:44   作者:刘雪婷   来源:凤凰网   点击:0   评论:0
  •  【字号:
  • 1996年,老牌左翼知识分子、语言学家诺姆·乔姆斯基形容哥伦比亚与危地马拉这两个拉丁美洲国家的政治文化时,使用了“恐惧的文化”一词。2001年“9·11”事件以来,“恐惧的文化”这个短语在英语世界更常见诸报端,其含义若直译入汉语,更类似“恐慌的文化”。学者和传媒人用它形容社会上弥漫的恐慌感,从美国流行的对犯罪率和儿童安全的恐慌,到欧洲对阿拉伯地区移民的恐惧,最集中地表现于大众对恐怖主义的极端惧怕。

    也有学者把恐慌的兴起追溯到上世纪90年代。社会学家格拉斯纳就写过一本《恐慌文化:为什么美国人害怕不该害怕的事?》。他发现,虽然美国犯罪率在1990年代大幅下降,但持“犯罪问题令人绝望,难以改善”态度的美国人,反而是1980年代时的两倍。在这本2000年出版的畅销作品中,他说:“真正增加了的不是实际上的危险程度,而是我们对危险的感觉。”

    把恐慌称作一种文化,是因为它具有跨越阶级、性别、年龄沟壑的普遍性,同时往往不计证据,迅速传播。换言之,这种恐慌通常是非理性的,一旦人们认为一个结论符合自己已有的文化假设,便会信之不疑,把对某样事物的恐惧像传染病一样迅速传播。

    反对新自由主义和保守主义政治的欧美学者认为,这种“恐慌的文化”由政府借传媒植入大众心理,或至少由政府推波助澜,甚至刻意操纵和利用。右翼政府竭力制造大众恐慌,令人们将危险当成自身存在的基本给定条件,把对生存的恐惧感投射于外来移民和少数族裔,乃至想象中的恐怖分子和罪犯,再到臭氧层空洞和食品添加剂等。政府可以把大众恐慌当成战争和资本的推动机,蓄意扩大军备和国防投资,给予大资本特权,政治人物和政党也可以利用人们对安全的需求操纵大众,实现连任。

    如果说乔姆斯基批判的拉美右翼政府利用人们对惩罚的恐惧,逼迫人们沉默消音,那么,在“恐慌的文化”下,欧美右翼政治与媒体联手,则让人们发出虚假的叫喊。由恐惧操纵的人们表面上享有充分话语权,但其发声不过是为政治力量和资本的诉求加上一层混响。人们投票给发起战争或厉手打击犯罪的政治人物,或投资于本无必要存在的项目。

    过去十年来,中国社会也出现了类似的恐慌文化。关于食品安全、医疗和儿童安全,人们的恐慌感尤其强烈。但这并不意味着害怕是彻底非理性的,以食品安全为例,我们须区分两点,一点是事实上生产销售有毒食品的原因和有毒食品的具体流行程度,而另一点是人们对有毒食品广泛深刻的恐惧,和相关传言的惊人扩散能力。正如在美国社会,“9·11”是个事实性的引子,若此后对恐怖分子的恐惧引起排外歧视,那么恐惧文化的社会机制就必须得到思考。

    与欧美国家颇有差别的是,中国的恐慌文化中,对经济安全的恐慌尤其强烈。在经济保持快速增长的过去十年,生活在大城市的部分居民反而产生强烈的不足感。财富积累下,人们反倒更渴求金钱,也更害怕丧失财富。“钱不够花,越赚越不够花”,“这点钱才哪儿到哪儿啊”是常能听到的抱怨。

    这种看似悖论的状态,需要引入“贫困感”来解释。贫困感是自我认知为贫困的感受,它可能产生于收入与消费欲望之间的鸿沟,或是个人收入与他人收入或消费的比较。

    而贫穷感并不简单等同于和社会网络中他人作比较时感到的相对贫困。构成贫困感的要素中,时间性,即现实与未来的比较尤为重要:贫困感可能来源于将自己的现实收入与“即将获得的收入”作比,或现实收入与“本可能获得的收入”相比。因此,当个人对未来收入有更高预期时,即使个人银行户头明明比以前更富裕,个人也比社会网络中的他人相对富裕,但一个人的贫困感反而可能比生活水平低时更强。

    在经济快速增长的社会,如果一个人选择拿目前收入和消费与过去相比,他或许会感到满意;而拿目前的生活水平与未来相比,他反而会倍感不足。令人们选择未来指向式的生活的,往往恰是特定制度和政策影响下的文化。鼓励下岗工人朝前看的歌曲《从头再来》大概是未来指向文化的一个缩影:“昨天所有的荣誉,已变成遥远的回忆;看成败人生豪迈,只不过是从头再来。”在这里,人生的意义在于痛快扔掉过去,迅速重新开始,以后半生论成败。

    如果一个社会长期高唱“明天会更好”鼓舞劳动者,鼓励人们扔掉历史包袱,那么,这种宣传树起的是一把双刃剑,这种以未来为标的的思维模式虽然让人们受经济高增长指标和美好未来的感召,但也容易令贫困感盛行。

    或许有人说,倘若贫困感能激励人们努力工作,获得更高收入,何尝不是好事?可惜,金钱饥渴下的“希望更富”,与“持续性地感到贫穷”是两回事。贫困感事实上是一种相对剥夺感,它令人们即使生活条件变好,也对自身和社会更不满意。同时,通货膨胀,房价和政策变动等因素带来的经济不可预期性也会加深贫困感,社会阶层的剧烈变动、社会不平等,会使这种感受加剧。

    恐慌的文化下,人们着眼于安全和财富的暂时性,担忧财富的丧失。在贫困感下,人们强调自己“本应得到的”或“即将得到的”财富,强烈的不公平感与消费主义盛行奇妙地结合。

    在今年2月的一份世行报告中,现任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贫困问题专家马丁·拉瓦雷提出,衡量贫困指数不应只依据收入等客观数据,而应纳入个体对贫困程度的主观感受。拉瓦雷认为,虽然个体主观感受不应成为是否给予社会福利和优惠政策的指标,但可以依据它划出“社会主观贫困线”,收入在此贫困线下的人倾向于认为自己贫困,而收入高于此线者倾向于认为自己不贫困。

    只有考虑产生对收入和财产恐慌的社会原因,把贫困感纳入社会调查范围,并基于对贫困感的关注重新思考改革以来有强烈未来指向的文化和政策,经济政策才能真正与社会政策结合,使经济增长化为社会满意度,而不是相对剥夺感下的大众恐慌。

  • 责任编辑:cxy
  • 相关文章
  • 发表评论
  • 评分: 1 2 3 4 5

        
  • ·请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其他各项有关法律法规。
  • ·用户需对自己在使用本站服务过程中的行为承担法律责任(直接或间接导致的)。
  • ·本站管理员有权保留或删除评论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