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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赵昊鲁:中国“传统—现代”二元经济模式的经济史分析
  •  2012-09-22 21:49:05   作者:赵昊鲁   来源:学术中国   点击:0   评论: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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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中国“传统—现代”二元经济模式的经济史分析


      何为中国的“二元经济”
      二元经济这个名称来源于发展经济学。正式提出二元经济理论的是阿瑟?刘易斯。他在1954年提出,发展中国家并存着二元经济结构:一个是以传统生产方法进行生产的、劳动生产率极低的非资本主义部门,以农村或农业部门为代表,是“维持生计”的产业。或称之为传统经济;另一个是以现代方法进行生产的、劳动生产率和工资水平相对高的资本主义部门,以城市或工业部门为代表。或称之为现代经济。 此后费景汉、拉尼斯修正了刘易斯模型中的假设,把二元经济定义为农业与工业两大部门并存。在考虑工农业两个部门平衡增长的基础上,完善了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的二元经济发展思想。这是二元经济在发展经济学中的支柱理论之一,也是经济学教科书当中的一般定义,为学界和一般论者所广泛接受。但是,也有人认识到中国二元经济比较复杂,并非简单的工农业二元模型可以说清,所以对中国的二元化内容有所扩充,提出“转型二元化”的说法 。有学者则提出对中国近代以来的状况不符合刘易斯的二元经济论,更提出了“三元经济”理论。 那么,中国的二元经济到底是什么呢?
      在对二元经济的修正理论当中,日本经济学家石川滋采取希克斯《经济史理论》中由习俗经济、命令经济到商人经济的观点,把市场经济与传统经济并存作为二元经济。 杨晓凯的研究将中国近代的二元经济描述为:“沿海和大城市与国际市场相联,有较高的分工水平,很多新的职业和产业在这些地区出现,而广大农村和内地基本是个自给自足的社会,只有占收入比重很低的产品在大约70,000个地方性集市中交易” 。吴承明先生根据中国经济史实,将“二元经济”的定义修正为“传统经济与现代化产业并存的格局,是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过渡中常见的现象。” 这样,不但将二元经济仅看做两个产业或者两个部门的比较,更加入了制度的意味,大大扩展了比较的视野。本文认同吴承明先生的说法,并进一步认为中国的二元经济其实是两个各自独立的经济体系,即传统经济与现代经济并存、融合、发展的现象。为什么这样说呢?让我们据史分析。

      “传统—现代”二元模式分析
      中国有自己悠久的经济发展史。然而近代以来,西方资本主义的兴起和发展,以及随之而来的殖民地时代,给中国经济史的自然演进带来了极大的挑战。中国突然面临一个比自己发达很多的工业经济,一切都要急切地去适应这个外部条件的改变。两次鸦片战争使现代资本主义的成果开始进入中国,工业化、市场化、城市化、私有化、民主政治等等一切都与中国经济传统完全不同。现代化,成为中国经济努力的一个目标。传统——现代的对立也就在中国打下深深的烙印。
      与西方二元经济理论描述的“传统”即代表农业不同,中国传统经济在与西方资本主义经济接触以前就已经是一个完整的经济体系。它的农业、手工业、商业、金融业都在以一种不同于现代经济的模式运行着。因此传统经济并非只有一个农业部门,应该是一个以小农生产为基础的,涵盖中国所有传统经济关系、制度和实绩的整体。它具有这样几个不同于现代经济的特点:
      第一,小农经济与手工业、商品经济紧密结合。中国的小农经济一个很重要的特征就是,以家庭为单位的小农经济并非一般意义上的自给自足的封闭体,而是所谓“男耕女织”的自给性农业与商品性手工业结合的形式。 这在农业发达的江南地区最为突出。 并且配合区域市场和长距离的贩运。明清时期,以区域分工为基础的全国市场已经初具雏形。 对于这种形态,黄宗智称之为“过密化”农业。 李伯重则称之为斯密型增长。 无论如何评价,这种生产模式在中国的传统社会中有非常强的生命力。虽然现代工业在中国不断成长,但是这种独特的小农生产一直在中国广大农村中延续,一直到近二十年的乡镇企业、农民工问题都可以找到这种传统的影子。这种特点与中国传统产权,特别是土地产权模糊不清有很大关系。地主一不留神“田面权”都会被夺走,何况农民。传统的农民必须有很大部分精力维持乡土关系,以抓住属于自己的土地产权份额,所以产生“离土不离乡”的经济形式不可避免。
      第二,工商业的家族性、行帮性以及垄断性。中国的传统工业和商业都是以家族企业的面目出现,而且工商业组织严密。几乎任何有利润的行业都按照地域、宗族、行业等关系组成行帮。 最著名的如徽商、晋商等等。商人的会馆也修得气势辉煌。翻阅古代商业史料的时候,各种帮会不绝于目。甚至贩夫走卒的小买卖也会有各种名目的帮会。传统的工商业并非一个自由竞争的市场,而是一个充满封建垄断性的市场。所有的进销以及势力范围都是行帮划定的。很多明显阻碍同行自由买卖的规矩,几乎在所有同业商人组织中都存在,也是当时商界中的正常现象。正因为存在这种同行商人的势力,所以一些地方的某一种商品经营,就出现被商人组织的垄断。那些以地域为纽带的商人组织,具有极强烈的排他性和割据性。山西帮和徽商帮,几乎分割占据了全国大部分地区的商品经营。传统商业垄断性的另一面是政府出面支持商人的公开垄断,而且政府认为垄断是有利于贸易稳定的。比如盐茶两项,自古就有榷茶、榷盐的机构。到清代,盐运的专商引岸制度几乎垄断了全国最重要的盐销 。由于中国传统工商业是小农经济的外延,它们必然带有小农的影子,也呈现出分散的、零细的、短期的、人身依附等等特征。整个社会缺乏私有财产的保障,交易费用过高,风险过大。所以以家庭为单位的经营,辅以行帮组织和市场垄断,才能规避商业风险,保证一定的商业利润。这种传统的工商业特征在二元化以后仍旧在延续。直到当今,在乡镇企业、私营企业、民营产业集群、小商品批发市场集中的江浙、珠三角、胶东半岛等地仍能感受到传统工商业的种种气息。这仍旧与农村的生产方式分不开。
      第三,集权政府对经济不断干预。传统的中国经济中,政府行为是一个很重要的部分。小农生产与工商业的分散化和全国统一市场之间的矛盾需要协调,国家恰好是有力的协调工具。国家协调的基础是什么呢?“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它所依靠的自然是对全国土地的最高控制权。古代中国政府对传统市场的干预较西方广泛和深刻,表现在政府不仅为市场正常运作制定了一套较严密的规则,而且以多种方式直接参与市场贸易。 古代世界当中极少有如中国这样特别关注经济的的政府。与一般古代国家不同,古代中国的国家边界已经达到可能达到的尽头,对内统治秩序大部分时期也是有效的,并非是一个急于扩张掠夺或者疲于平乱的“帝国”。所以中国长期以来强调文治。文治的一个很重要的内容就是进行经济调控,政府根据需要时而“抑商”时而“恤商”。这种既是裁判员又是运动员的局面真是由来已久。
      中国传统经济的特点大略如此,每一个特点都与中国传统的工农业生产方式息息相关。那么现代经济有什么特点呢?
      讲到现代经济,人们的第一个印象就是资本主义。这点并不错,资本主义是现代经济的第一个形式。中国接触到的现代经济最早也是资本主义的。但是后来的事实证明现代经济并非一定是资本主义,比如现今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以及其他国家的一些现代经济形式都非资本主义一词所能概括。因为本研究是从经济史的角度看问题,所以只从当时中国传统经济考虑这个现代经济的特点,不再深究社会形态的问题。
      大概说,现代经济是以工业化为其主要标志的。马克思主义认为资本主义的基础是广泛分工的机器大工业和不断扩张的资本。这是现代经济给中国的最明显的一个刺激。如现代化史家虞和平先生就赞同此观点,认为 “工业化才是现代化的本身内容” 。但工业化是否即现代化本身呢?工业化并非凭空而来的。西方学者一般是在西方历史进程上考察现代经济,在他们看来工业化好像一种自然演化的必然物,不会面对我们所面对的如此剧烈的“传统—现代”矛盾。但他们也发现现代化并非“工业化”那么简单。以库兹涅茨等为代表的西方经济学家在论述现代经济的时候,就认为虽然现代经济的主体是工业化与城市化,但如何经济持续增长则是实现现代化的关键 。诺斯认为西欧的工业化产生自能对私人财产保障安全的有效率的经济组织,“这种组织把个人的经济努力不断引向一种社会性的活动,是个认得收益率不断接近社会收益率” ,这样才刺激了现代经济的发展。什么组织有效率呢?诺斯认为必须是能够为无所不在的财产交换和所有者提供一个更为有效的财产所有权,也就是私有产权的保护组织是最有效率的。这里暗含一个前提,那就是人身依附关系的解除和政治等级制度的消亡。人的不平等变成纯粹的财产的不平等。私有产权激励了交换,交换扩大产生了市场经济。促成了广泛的劳动分工。这时候,才催生了英国的工业革命和能源革命。希克斯也认为“世界经济发展趋势是命令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变” 。这就是在生产关系层面上为工业化找到了可持续发展的起点,将现代化从“工业化”的描述性定义中向前推进一步,从经济制度上揭示了工业化的先因。因为,从世界经济史来看,工业化从开始就与市场经济相伴发展。直到今天,最先进的工业化国家仍然是市场经济国家。可见市场经济是现代经济的重要部分。但是西方经济学家也注意到这个世界充满了投机和暴力,必须有一个合适的政治形式来保证前面所说的经济系统运行有效。这种政治形式就是建立在私人财产权上的所谓“民主政治”。有人以为西方的民主政治是人权的产物,实则误会。以现在生产力的水平实在是达不到“自由人”民主的程度,西方那种民主本质是为了维护私有财产和市场经济的经济效率而存在的东西。其他的看似脉脉温情的种种不过是附属功能而已,产权不平等的本质并没有改变。
      所以现代经济运行的特点其内核有三个:私有产权 、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三者相互依存,缺一不可。它的主要表现就是工业化、市场化(资本化)、城市化以及人与人的平等关系 。
      我们来审视一下现代经济,这个出现在中国传统经济面前的奇怪经济模式,我们会发现它与传统经济有很大的差异。当现代经济进入中国并逐渐发展以后,两者呈现明显的分野。无怪很多人认为二者决不可相容。为了清晰比较我们可以参照下表:
      传统经济 现代经济
      产权基础 混和模糊产权 私有产权
      资源配置 半自给商品经济 市场经济
      政治形式 集权政治 民主政治
      生产方式 小农生产、手工业生产 机器大工业生产
      市场交换 区域分工的垄断市场 资本化市场
      居住形态 乡村居住 城市化居住
      人身关系 宗法政治、等级依附 人身自由平等
      但是如果仔细分析,我们会发现其实并非真如水火。到前近代的时候,中国社会已经在悄悄发生改变,而这些改变与现代经济是可以相融合的。比如中国传统的产权虽然是模糊的,但是明清以来国家控制权正在消减,地主占有权和农民耕者有其田的私有化已经相当明显;中国的市场虽然是垄断分割的,但是毕竟开始形成一个全国市场,专业商人和商业文化也已形成。这是可以与现代经济沟通的基础;家庭手工业生产很容易形成产业集群,加入机械化和市场的因素完全可以在轻工业国际分工中获得一席之地。至于集权政治和人身依附,在技术和经济进步到一定的程度,也可以通过政治改革实现。因此近代以后,两者虽然冲突尖锐,但中国的传统经济也在向现代经济转变,不过这个转变是在冲突、对立过程中逐渐实现的。然而,这个过程的具体情形是怎样的呢?这就要从中国二元经济的演进历史说起。

      中国二元经济的产生与发展
      关于中国二元经济的起点,也就是中国从何时起由传统经济向现代经济转变的问题。以往的有关研究已有两种说法:一是从西方资本主义先进文明的进人中国及其所造成的资本主义影响出发,把1840年的第一次鸦片战争作为中国走向现代经济的开端 ;二是以机器工业的产生为标志,把19世纪60年代洋务运动的兴起作为中国现代经济的开端。吴承明先生就认为二元经济在中国始于19世纪后期 。但是根据我们前面认定的传统经济与现代经济的特点,我们认为历史叙述还是应该从鸦片战争开始较为妥当。

      1.近代现代经济在中国的发展
      鸦片战争以前,清政府采取闭关政策。中国与西方世界的经济接触很小。1830年~1833年,西方国家每年输入中国的货物,平均不过919万两。中国平均出口1344万两。 但是第一次鸦片战争后,中国传统经济开始与西方现代经济大规模正面接触。但是现代经济的贸易输出并没有取得预期的效果。1842年至1846年,英商对华制造品亏损约35%~40%。 一般认为这是中国自然经济牢固的结果,“农业和手工制造业的直接结合而造成的巨大的节约和时间的节省”,可以对工业品进行“最顽强的抵抗”。 除此之外,中国的市场状况也阻碍着交易:内敛的全国市场和分割垄断的区域市场抗拒着新产品的进入,无完全产权保障的商人对交易的保守态度以及两种经济之间的互不信任等等。这些因素都极大提高了现代经济与传统经济的交易成本。意识到这些后,西方人发动了第二次鸦片战争。他们希望通过开放内地,直接进入中国市场的中心。直到甲午战争以前,中国与西方经济的接触还一直是以贸易为主要形式。但是这个时期,中国的经济已经开始发生变化,首先是西方的现代银行业、航运业和一部分机器工厂开始在中国设立。其次是中国的官办和民营工业开始出现。并且在通商口岸的租界内,现代经济规则正逐渐加大影响。甲午战争以后,西方经济大规模投资矿业、铁路等等,并对中国政府大规模借款。1893年到1913年在华洋行总数从580家上升到3805家。 这都说明了西方经济在中国份额的扩大。而中国本土的现代经济也在发展,如各种官商性质的新式工业和公共事业等等。甲午战争至辛亥革命期间,是民间资本即通称民族资本历史上发展最快的时期,平均年增长率达15.1%。正是这种增长,成为辛亥革命的经济上的动力。 刘佛丁认为,两次鸦片战争以后,中国经济已经纳入了世界资本主义市场体系,受其盛衰影响,从19世纪60年代开始已经呈现商业周期波动的现象。
      辛亥革命以后,特别是一战时期,中国的民族机器工业有了快速的发展。以棉纺织和面粉加工工业最为突出。以上海为中心的新式商业也在快速崛起。各种商品交易所,乃至证券交易所都先后出现。现代银行取代传统的票号和钱庄。以通商口岸为主体的现代经济城市已经慢慢脱离古老的中国传统经济模式。也被称为大口岸经济 。但当时,凡涉及现代经济的部门,如海关、金融、通讯、重工、贸易、科技等等皆操于外人之手。据统计,1926年中国现代经济中外国份额占航运的80%,煤产量的78%,铁矿石的99%,生铁的95% 。到南京国民政府时期,政府通过一系列经济措施,在1927~1937年间,基本上构建了一个现代经济的管理体制。主要表现在铁路、公路、轮运、航空、邮电和基础工业的逐步发展。财政、金融的统一,交通通讯的建设使中国原有的国内市场得到恢复并进一步扩大,刺激了工商业的发展。根据农商部公司注册统计,1929年至1935年6月注册工业公司1966家,资本额56039.4万元 。有人甚至估计,在1928~1936年间,包括东北在内,中国的现代工业的平均增长率为8.4% 。各种私营工厂纷纷建立,中间虽然在31~35年受世界经济危机和日本侵略的影响举步维艰,但是所涉行业范围之广泛前所未有,遍及现代经济的各个部门。这样,从而使中国的工业和社会面貌有了很大改观,基本具备了现代经济的各种元素。

      2.近代传统经济的变化
      此时的传统经济在发生什么变化呢?一般认为现代经济的发展是建立在传统的自然经济的破坏基础之上的。实际上却并非一定如此。近年的研究表明,传统的小农经济与现代机器工业也有相融合的地方。如长三角地区近代棉纺织工业其实是适应乃至服务于小农发展手织业需要的产物,农民家庭手工业也同时得到改进与更新。 中国传统工业技术也发生了一些变革,主要体现为手工工具的改良和"石磨+蒸汽机"的技术模式。这促进了乡村手工业经济区的兴起,同时在某些方面为民族机器工业的发展提供了市场条件。 还有人发现,近代中国农村中不仅有农民的家庭手工业,而且有了形形色色的家庭式作坊、作坊手工业和手工工场,有些家庭和工场中开始使用以人力为动力的机器,在一些乡镇甚至村庄中,还出现了使用动力机械的小工厂。近代中国的农村工业在农民家庭经济中起着日益重要的作用,在一些新兴手工业区中,逐渐取代农业成为农民家庭的主业,并由此使农民收入大幅度的提高。 这可以看做传统经济对现代经济的吸收与融合进步。传统的商业模式和商业组织也一直活跃在内地和农村,一直贯穿整个民国史。在西方资本进入中国内地的早期,中国传统商人和组织仍旧有比较强大的力量。甚至很多当时内地“洋行”的后台老板竟都是中国商人。 而西方现代经济若同中国传统经济打交道由于商业模式的巨大差异,不得不采取买办制度来降低高额的交易费用。但是在买办大发横财的同时,中西经济巨大的互补性仍旧能够给交易各方带来可观的利润。随着中国本土商人的不断转型,旧式的商业和市场逐渐趋于消解。比较典型的例证是近代中国票号、钱庄的衰落。最初在洋行刚进入中国时,它为了开拓中国市场,由于票号、钱庄自身所具有的种种特性,洋行曾极力拉拢二者,使得近代票号钱庄在十九世纪末期一度兴盛。但在洋行不断发展壮大后,两者的矛盾不断加深。 在本土近代银行兴起后,传统式钱庄逐渐依附于西方银行,而传统票号则最终消亡。这充分显示了中国本土经济转型的内在过程。
      我们在看到传统经济转型的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整个二元化时期,作为传统经济基础的农业的情况并没有好转。农村的小农生产方式和生产技术并没有明显的变化。地权关系仍旧是以自耕农和租佃制两种关系为主。而随着经济、政治状况的不稳定,自耕农破产增加,地权趋于集中。而由于新兴的现代经济的存在,农民处于一个市场谈判地位极端不均等的地位上。为了取得更好的收入,农民希望参与新的经济体系分工。但是,小农生产和机器工业之间效率的巨大差异、极端的制度不平等和严重的信息不对称导致小农在二元经济面前只能充当一个市场的弱者。大量的农业剩余被二元化的经济结构剥夺,流入现代经济或者外流。三十年代的南京政府虽然做出过一些努力,但一系列农村改革政策几乎丝毫无法改变农村在现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压力下的破产、兼并、高利贷剥削和劳动力散失等日益困苦的现状 。正是这种状况导致工业资本积累不足,劳动力大量相对过剩。破产农民不能进城,造成农村的社会矛盾日益尖锐。南京政府的现代化努力使得广大农民既难以真正参与现代经济,也难以在经济发展中获得好处。于是其越是努力现代化,就越是造成两者间的裂痕的加深。依赖现代经济的南京政府根本无法在农村有所作为,只能倒向所谓的“现代经济” 。中国农村问题在三十年代及抗战后愈发不可收拾。

      3.建国后二元经济的变化
      以农村为代表的传统经济与以城市为代表的现代经济之间的二元经济矛盾的不断加深,乃至激化,是中国近代新民主主义革命爆发的重要原因之一。
      1949年之后,很大程度上恢复了传统经济模式的强势地位。这是对近代以来现代经济一直处于强势地位的否定。社会主义给了现代经济在资本主义之外的另一个解释,中国很快力图走向社会主义的现代经济当中。然而,社会主义现代经济的道路具体怎么走,在当时并不清晰。即便如此,在社会主义改造以后,中国传统经济模式仍然依稀可见。上个世纪50年代,机器大工业的投资要求和技术条件(交通、通讯)的改善,使得经济单位不必封闭在一家一户的小农范围之内。而是将小农生产的范围不断扩大,最后建立以人民公社为单位的封闭生产,这仍旧是传统经济的影子。城市工业割断了早期产生时期与世界现代经济体系的联系,变为依靠农业剩余投资的计划经济工业。这时的工业并非国家经济的主导,反而依赖农业的给予。如吴承明先生描述的,“据五十年代的经验,一年丰收,次年工业即有发展;一年歉收,次年工业发展即受阻”。 这类似小农经济与家庭手工业结合模式的无限扩大,这就是工农二元化。而商品交换的市场垄断也被无限扩大,变成纯粹的指令经济。国家经济更像一个用机器工业武装起来的社会主义与传统经济的混合体。此时,现代经济的种种特点除了工业化之外,几乎不复存在。但是,在农业生产和工业生产的技术条件都并没有发生本质变化的情况下,农业的分散生产趋势和工业的市场化生产趋势是必然的。也就意味着,两者之间必须有一个人为的隔离墙:城乡隔离。所以中国实际上是实行的工农捆绑,城乡隔离的“隔离+捆绑”政策。这就是一般认为的城乡二元经济。究其本源,应该还是“传统—现代”二元经济的结果。

      结语
      我们可以看到,整个近代史当中,中国的二元化问题不是简单可以用“城乡”、“工农”等名词概括的。更多的是显示了中国有数千年演化过程的传统经济与崛起于西方的现代经济之间矛盾冲突。因此,“传统——现代”的二元化才真正是中国二元经济的本质核心。
      当今城市经济逐渐向市场经济转变,农村也向分散的家庭生产转变,并逐渐开始融合到现代经济中去。两者的隔阂可以说比近代要小得多。城市经济转变是异常迅速的。而农村经济的许多关键点,比如户籍问题、土地问题并没有最终解决,因此转变很慢。所以仍旧显现出二元经济的态势。如果城市的现代经济发展迅速,农村状态不能有所改善,两者的距离还会再次拉大。

     

  • 责任编辑:zhujingta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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