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政解读:农民合作
一
在豫东调查,刚进入后村,就被一排排的两层小楼所吸引。可低头走不久,便发现了许多问题。村庄里到处都是垃圾,很多家门口和路边都长满了野草,一些被压坏盖板的下水道被垃圾污泥淤积,散发着阵阵臭气。
村庄北头有块空地,空地上堆满了垃圾,苍蝇肆意飞舞。而空地正对面是一家小卖部,每天都有不少中老年人在傍晚时分聚集在这周围“喷火”(聊天的意思),他们谈笑风生,似乎对旁边的垃圾堆全然不知。我们问村民,村民说“无所谓,到处都一样嘛”,再问“为什么把垃圾扔这里呢?”,村民很干脆地回答“这是公家地,没人管嘛”。
我们看到,村民自己家里的院里,打扫得都很干净,有的村民家里和城里一样,装饰豪华,院子里也种上了花草树木,一派生机。而门外的面貌,却大不同。我们问村民,大家能不能一起把村里的环境卫生弄一下?村民说,“上面要是来检查了,主任书记叫大家都搞一下还可以。一般没人搞。”有的村民回答更经典:“这都是主任的事儿。”事实上,村庄中像这样一些关系到每个村民生活环境和卫生的事,现在都成了主任的事。村民自己的事只限定在自家的范围之内,其他涉及公共性的事务,都与己无关。
二
我们再来看看后村的抗旱与排涝。在抗旱方面,村民都在自家地里打了小井,花钱也不多,就可以满足灌溉和生活用水的需求。而当面对大旱时,有国家出资挖的
村庄里的排涝问题更有意思。后村农历六七月都会有暴雨来袭,因为是平原地形,这时候庄里的积水可以很快涨起来,从而灌到地基较低的农户家里。面对这种情况,村民并不是想办法疏通村里的排水管道,将水引导到深沟和大坑里去,而是想办法抬高自己家里的地基。村民都知道,疏通排水管道可以很好地解决庄里内涝的问题,并且花费也不是很多,只需要各家出劳动力即可。但即使这么简单,却总是没有做起来。村干部带头,也很难组织起村民,原因是总是有的家里不出人来参加,只要一家不出力,大家都觉得不公平,也就都不出力了。
村里面修路的问题同样让人感慨。村干部说,现在没有办法集资修路,要是修一条东边地路,西边的人说自己不走就不集资;修西边的路东边的人不交钱,即使这是一个村庄内的路,还是会出现这种情况。最后,只好等上面拨款和通过集体地出租获得的租金来修路,但这又成了“主任的事儿”。
三
我们将以上行为分类来看。从是避免损失还是获取利益上,我们看到涝灾、旱灾、清除垃圾都是为了避免损失——金钱的和健康的;而修路则是为方便生活,获得便利。从时间上来看,涝灾时间很短,很快过去,即使受损失(如菜地)也很难短时间内采取有效措施应对,而较长时间的旱灾需要更大量的投入以减少灾害。保护卫生和修路,也需要长时间的维护。在避免损失还是获取利益的问题上,人们并不认为修路对自己有直接的利益,因而不去交钱,村里的路也修不起来,这表明在关系到自身利益的时候,村民的出发点不是村庄和作为村庄的人,而是自己和自己的家庭,若对此没有直接利益就不去追求;而在涝灾、旱灾以及环境污染问题上,村民并不认为这已经严重威胁到了自己的利益,即使对自己的利益有损害,可以通过个人的努力和国家的无偿帮助来抗拒灾害,他们不需要和别人合作,更不需要管别人的状况。在时间性上,长时段的事情,需要不断地合作才能达到效果,而这需要相当大的组织成本和维持合作的力量,但村庄中缺乏这种组织人也缺乏维系的力量。无论是村干部还是一般村民都不想去干这种吃力不讨好的事。而短时段的事情,如涝灾,很快就过去了,即使受损失也没办法。
丧失集体感而又在市场的促进下不断理性化的农民,更关心的不是集体的利益,而是自己能否直接快速地获得实在的利益,否则很难让他们行动起来。而那些避免损失的行为,农民也很难合作起来,一方面是因为这些损失要么不大,要么是无法通过迅速组织起来以抗拒的损害,如内涝对村庄和田地造成的损害;另一方面,这种灾害是较为长期性的,比如旱灾,但是在旱灾的时候,农民有技术进步带来的便利和国家的无偿帮助,不与别人合作也能将损失减到最小。而对于环境污染这样的问题,农民并不认为这是一项紧迫得需要大家立即行动起来的问题,即使是个问题,也是公家的问题,是需要集体出面来组织,大家平均承担责任的事情。
我们可以总结三点:(一)在“公”的层面的平均主义心态,即无论是争取公共利益还是防止损失,都是需要平均的,否则农民便会因为别人少出力等各种原因而不合作。(二)在“私”的层面的个人主义心态,对于各种可能使自己的利益遭受损失的情况中,农民更多的是以个体化的行动抗拒损害,而不是通过集体的行动共同来抗拒。这一方面是农民个体化,另一方面是技术的进步和国家的帮助提供了基础。(三)直接利益大于抽象利益。也就是说,在农民眼中,现实的直接给予他们的利益才是有效的,而那种“为了集体”“为了大家”等抽象的表达并不能激起农民的兴趣,即使从长远的角度更有益于农民自己,但是短期的直接的利益更能激起农民的行动。
除此之外,我们还看到,村级组织无法组织农民合作,更不能有效约束不合作的农民,导致合作无法形成。在税费改革之后,村级组织已经逐渐丧失了自主权,也缺乏治理资源和权力,无法有效地对村庄进行治理。而在“服务型”
政府理念的支持下,基层政府更多地是以“做好事儿”的角色进入村庄,而不是对农民进行引导、组织。这种“做好事儿”实际上加剧了农民“散”的程度。更重要的是,在当下,“做好事儿”也是件困难的事,一旦做不好,不仅不能获得农民的支持和感激,还可能引发干群关系和村庄内部的矛盾,以致事与愿违。
目前农村社会有渐成一盘散沙的趋势,与此同时,基层组织逐渐弱化,治理能力下降,基层政府逐渐事务化,无法有效担负起组织和管理农村社会的职能。在这样的情况下,如何面对农村社会的问题,促进农村经济发展,是一个重要而又紧迫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