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的历史上的每一次农村变革,都是建立在文化层面上的,这与工业化或互联网为代表的信息化对于中国的意义完全不一样。亚细亚生产方式是集权政治的底层架构,上个世纪中国的农村哲学实践共有三次:第一次是农村公社制度,那是共产主义发展的尝试;第二次是20世纪80年代的包产到户制,对上一次实践的修改;第三次是WTO语法体系下的农村改革,放在全球语境下的开放体系,     仅就开放性而论,它走在亚洲强国日本与韩国的前面。

    从国际经济实践看,每一个10年都有一项全球贸易议程,它是越来越紧密的全球化产生的一个十年级产品:90年代的“乌拉圭回合”,解决了关税谈判问题,是一个纯贸易问题,基本成功;始于2000年的最大的一项工作是“多哈回合”谈判,企图要解决农业问题,基本失败;2010年一开局的就是“哥本哈根峰会”,是环境谈判,半成功。这三个议程,谈判过程看似悲观和反反复复,实际上,它恰好反证了全球化的坚定方向。这其中,中国是一个初入局的参与者,并以青年般的开放心态全程参与了上述三项重大全球化议程。

    “多哈回合”2008729日失败,作为农业全球化领域的一项世界性的制度安排,虽然8年未果,甚至后来出现了除中国以外的粮食危机,但这次失败反而吹响了农业全球化的先声。相比于欧美与日韩,中国在农业全球化的问题上算一个开明主义者。在一个大国崛起的年代,开明是最典型的特征,很多年后往往成为最珍贵的历史怀念品质。无论是江泽民提出的小康社会还是胡锦涛提出的社会主义新农村,都是以“三农”面向世界的开放为中心句的。这使得中国“三农”实践成为一次农业政治哲学的大改造。全球化制度安排改造中国“三农”,是中国这个10年中最重大的理论收获。

    1.一名全球化小农

    如果中国民众在2008时觉得“多哈回合”谈判(农业市场开放谈判)是一件非常遥远且与我们无关的事情,这种心态恰好是一个证据。它告诉人们,这个国家关于农业全球化意识的禾苗,仍然没有找到它生长的最好土壤。大部分人坚信,中国是一个民以食为天的国家,农业的哲学观是自祖宗传播下来,不会轻易改变的。

    寻找大国报纸的社论是评价“多哈回合”的第二个样本。在多哈回合最热闹的时候,我们收集一下欧美主流的舆论,看看有什么东西。确实,我们能找到很多有分量的社论与专栏作家文章。

    从已经发表的主流舆论看:对于很多第三世界国家来说,多哈回合仍然是农业全球化的启蒙;但对于像法国与美国这样农业力量影响国内政治的地方来说,“多哈回合”就像中美纺织品贸易谈判一样是政治大事件。20104月,当法国农民把几千台拖拉机开到政府的门口示威时,表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农业问题是票选政治难以绕开的政治议程。但开到门口的拖拉机也告诉人们:这不是法国国内的农业问题,法国的“三农”问题也需要在全球化框架下来解决。

    韩国农民在香港的世贸会议上的时尚而新鲜的游行和法国的拖拉机手示威,是中国学习“多哈回合”的好教材。虽然“多哈谈判”失败,但它恰恰表明农业全球化无论对于美国还是中国,无论是日本、韩国还是印度,无论是法国还是非洲国家来说,都已经是一个走到门槛边的大问题了。

    挟小农群体而防守农业全球化的政治思想,本身最大的论辩困境是自身的小农意识与小农政治哲学观。小农不是全球化要灭绝的物种,相反,它是无数农业经济单元的缓冲器,这就像江浙无数的家庭作坊与小企业组成了中国工业的缓冲器一样。无数的小农与他们的田园耕作在全球化语境下,是组装成一个农业大机器的艺术化构想,这样的构想在试点区域已成功转化为现实。

    小农作为一个农产品生产者,与一个家庭企业一样,都是独立的私有化经济单元,它们有独立的产权意识、交换意识、信息搜集意识、调整生产的意识。在经济学认识了这一点后,把“小农”与“小企业”并排放在一起来谈论全球化才是一个面向未来的话题。除去21世纪头一个10年的“楼吃人”,过去几十年,中国农村的伟大小农实践早已跑在了学者们的思考前面。一个没有农会与工会的国家,在特定的历史时期,可以轻装上阵,追赶全球先进的竞争者。中国在21世纪的第一个10年,按WTO的游戏规则,成功创造了这样的小农生产奇迹。尤其是在2004年后的中国话语中,连续7年的中央1号文件都是投票给“三农”问题的。

    在一个不断开放的市场中,小农生产的艺术化方向是对冲那些来自于加拿大和美国农业大生产产品的有力武器。这样的比较优势交换理论,十几年前在中国沿海的伟大制造业实践中已经被证明是正确的。现实中的情形还没有坏到一名中国陕西的农民完全与一名加拿大农民的农产品现场对决。相反,农业的全球化首先始自一个开放的国内农业市场。

    当然,农业问题的讨论,总是不由自主地要联系到地缘政治与经济分析。比如,欧洲的国家疆域基本上像中国的几十个省;中国的统一自由大农业市场就像一个初步一体化的欧洲市场。同理,国内市场的成熟实践,也适应于中国参与北美、东南亚的农业全球化的实践。

    2008年的那次虚惊一场的粮食危机一度破坏了人们对于全球化的信心,并进而破坏了已有的农业制度经济学理论影响力。全球化已经被妖魔化为一个像索罗斯一样破坏他国经济的可恶家伙。这对于中国政策与理论界的惊吓效果也是一样的。

    信息的实时传播会放大社会情绪,也会放大商品的价格波动幅度与频率。在常识没有被破坏的情况下,越南、柬埔寨的大米本来就吃不完,足够出口菲律宾;“菲佣”从发达国家赚回的美元也足够补助越南与柬埔寨的农民,这样的比较优势循环正是过去十几年来全球化给东南亚的福音,就像荷兰人在低地种植郁金香空运到北美,买回上好的加拿大玉米一样。在技术层面上,农业全球化的坚强事实早已发生,但在以国家为单元的商谈中,他们仍然没有就这一行为达成坚强的共识。2008年下半年,东南亚国家手忙脚乱地限制粮食出口,出现人人自保与人人自危的局面,正是反全球化的一次教训。这样的教训一旦成为政治共识,往往需要很多年才能找回失去的社会成本与生产效率。

    粮食危机使“重农主义”思想在中国与欧洲的特定时段内找到了一些合法性,不过,用这样的哲学基础去思考粮食问题时,却没有考虑到全球化、全球商品市场、全球能源市场这些因素之间的关联。“手里有粮,心中不慌”的传统哲学,总是以社会大动荡为前提来获取心理安慰的。长期坚持这样的治国思想,一个国家的农业发展将会停止不前。

    亚洲的“粮食危机”实际上是高油价扭曲下的一个恐慌的演练,它一度使决策者想重新回到土地,因为每一个国家都有自给粮食的借口。但是,人类历史上治理饥荒的最好的办法是自由流动的农产品交易、一定的粮食储备和在国际农产品期货市场的套期保值。不论怎么说,“多哈回合”都是建立一个粮食全球化的合法话语基础的必经之路。这是没有受到粮食危机的中国决策者要认真思考的一件事情。

    近现代重农主义的理论源流表明,特定时期的重农主义在大陆国家的盛行机率远远高于海洋国家,在集中权力国家的盛行率高于于民主权力结构的国家。例如,法国总统萨科齐在“多哈回合”中对于曼德尔森的批评,在法国的农民中和持有重农主义思想的法国学界得到了加分。但萨科奇的举动又能说明什么?法国人的自耕农思想是波尔多、勃艮第、罗纳河谷地区的岩砾地种葡萄者的心理,但是,这种神仙般的自耕农理想难道不是伦敦的葡萄酒交易所制造的吗?没有伦敦的期货交易,怎有波尔多的艺术化生产?

    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专门写了一章叫《论奖金》,评论一个国家对于出口农产品与工业品的补助。用斯密的观点来论证萨科奇在“多哈回合”后的谈话很合适,这一切正是“多哈回合”谈判失败的根源。亚当·斯密说:“理论与实践证明,在大国的各省之间自由贸易,不仅是缓解粮食短缺的好办法,也是防止饥荒的最好办法;大陆内各国之间的自由进出口贸易,也是缓解粮食短缺和防止饥荒的最好方法 ”他还说:“许多国家限制农作物出口的荒谬法律,常常加重了不可避免的粮食短缺的不幸,最终发展成可怕的饥荒。”斯密在随后的重农主义的一章中,批评了那些保守农业观意识形态的法国人。斯密去世一百多年后的2008年,历史好像又一次在多哈重新上演。

    在中国加入WTO时朱镕基政府对农业有一次质的开放,这种在当时有一定政府压力的举动,今天回头来看,这样的开放胸怀虽然会受到保守主义的长期诟病,但从长远来说有助于这个国家建立统一开放的国内农业市场,并勇敢而没有思想包袱地面向了全球农产品市场。21世纪第一个10年结束时,欧洲与美国的舆论在总结历史时都佩服中国的开放使这个国家成为全球化的最大受益者。

    21世纪的第一个10年是中国经济的黄金十年,也是中国农业开始步入结构性转型的年代。农业的全球化对于中国东南西北的农民来说,是在一个更合理的范围内给他们的生产与劳动力重新定价,就像20世纪80年代的沿海出口企业给中国农民的劳动力第一次定价一样。作为小生产者,他们以村落为信息传播单位,以原产地的农产品特点为生产指向,机动快速地调整每一年的生产品种,尽最大可能地去获利。一个国家的几亿农民以这样智慧灵活的方式,学习商品定价和流通知识,这是全球化的第一课。做这样一个全球化的小农,对中国不但是一个好的商业理想,更是一个好的文化理想。

    2.一个农业大国盼望的艺术风景

    多哈失败与粮食危机,都是中国“三农”问题在21世纪初的演出大背景。这一演出,如果上溯历史的话,还要提一下的是一名英国画家。这两者有什么关系吗?

    19世纪,英国伟大的画家康斯坦布尔的乡村风景画,现在已成为工业革命前英国农业社会最后风景。虽然今天的英格兰依久是青青草地,但康氏的艺术怀旧情怀早已成为绝唱。

    英格兰传统小农经济绝唱是因为全球化运动之火首先在这里点燃。这样的运动其实在中国自洋务运动后不断在推进,只是时进时退。过去的一百年,无论是工业的全球化、金融的全球化、信息的全球化,都已经是不需要讨论的问题了,但农业全球化却是21世纪上半叶里中国经济的重大议程。用不了多少年,康斯坦布尔画笔下的乡村社会在中国也将会成为艺术怀旧的对象,并且因为艺术化生产而重新成为工业与信息文明下的“新乡村”。

    农业全球化这一主题被放大,是因为2004年后的全球油价上涨引发的一轮全球关注农业的政治与经济学思潮。可以预见的是,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农业全球化将给中国的农村改革重新带来一次巨大的外部历史机遇。在“多哈回合”谈判破裂后,这样的路径已经清晰了。

    当谈判者失望地离开一个风景宜人的阿拉伯城市时,他们可曾想到,农业的全球化正在紧紧逼宫欧盟、美国、印度、中国、巴西、日本、澳大利亚等每一个成员政治结构的深层。小农主义的全球化困境,不是一个文化关怀的话题,而是一个紧迫的国际政治问题。

    农业问题一叶而知秋。技术上没有达成的细节并不重要,谈判中国际政治的微妙算盘已经从“一叶”中显现:美国把农业补贴的上限从480亿美元降至150亿美元;法国总统萨科齐反对欧盟做出的减税让步;敏感的日本政治家对于死守多年的农产品市场表现出焦虑和不安;印度面对庞大的农民力量做出了坚决的底线值守;而中国21世纪初的工业黄金增长期则为农业问题的解决留出了更大的回旋余地。

    冷战结束后,持“历史终结”论者已经看到,自由市场主义与自由民主主义这两个声音加起来还没有一个全球化的声音大。当英格兰的航船不再从东印度一船一船地运送茶叶,当日本的家电没有从西太平洋一船一船地向美国行走时,工业全球化已经扫清了绝大部分障碍。但是,如果可以把世界工厂放在中国和印度,那么“世界农场”放在什么地方好呢?是美国与澳大利亚的机械大农业区、欧洲的艺术化农业生产区、中国与印度的劳动密集型农业区还是非洲与南美的原始手工生产区?

    有趣的是,在回答上述农业全球化的问题时,注定要加入一个审美的概念。我们做这样的讨论不是在开玩笑。

    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的农业可以看做是工业化的另一种延伸:机械化规模生产、转基因技术推动力以及强大的政治推销与补贴,这是农业全球化的获益者已经尝到甜头的一套背后逻辑。中国的农业也正在学习这样的工具论。

    以法国南部的普罗旺斯地区为代表的欧洲农业,难道不是艺术化农业生产的地区吗?

    这里是全世界艺术家与富翁的度假地,也是因为艺术而获得了高附加值生产的农业区。萨科齐反对曼德尔森在多哈作出的让步不只是因为经济利益,正如前文所写道的,农业与农民是法国在欧洲大陆政治结构中的一个独特的政治符号。今天的西方经济学史专门还有一章会讲到“重农主义”,这样的思想源自法国恐怕已经不是一个政治动机,每一个法国文人都有一个自耕农的梦想,就像每一个中国文人都有一个田园归隐的文化梦想一样。欧洲的农业确实因为艺术化生产方式而获得额外的附加值。

    今天,对于中国的农业政策制定者来说,有一个背景是需要时时想起的:美国的工业化大豆与法国的艺术化葡萄酒生产,都是在华尔街指挥下完成的。但这两种生产方式,又是全球化农业发展中高级别的方式。

    对于中国与欧洲这样有重农传统的地区来说,艺术生产的高附加值农业将是小农主义者全球风景中最坚强的存活者。

    农业的全球化并不是一个政治禁区。改变命运最深的是劳动力最便宜的边缘经济体,尤其是对于非洲的国家来说,农业全球化是给他们最便宜的劳动力,原产地农业产品、原生态生产方式重新寻找到了合理定价的好时机。全球农业的地域性生产是上天对穷国的眷顾,在对冲美国和加拿大在工业式农产品生产潮时,这是一个有力的武器;就像互联网出现,使部落与亚文化群反而获得了合法而安全的生存语境一样。

    在电子商务织就的新世界里,部落式或艺术化生产的农业产品,都重新获得了一个全球渠道与定价权。

    多哈谈判的失败,并不是永久的梦魇,而只是一段小小的不安期,退缩的反而是最初推动全球化的发达国家。中国商务部部长陈德铭2008年在接受国内媒体采访时,对于多哈谈判失败用悲壮一词来形容,他重新演绎了“悲”的失败与“壮”的希望,后者正是农业全球化不可阻挡的力量。

    3.华尔街的春风吹过江南的油菜花

    2008年春节,那场一度席卷南中国的雪灾慢慢走出了人们的记忆,江南的春天仍然像往常一样来临。春天只是自然天象吗?这对无论是华南的农民还是华中的农民来说,这都是一个让人怀疑的问题。

    那场雪灾将使中国成千上万的农民工,首次留在华南的世界工厂里过旧历的中国新年。雪灾中,即使在“次级贷危机”中的美国,也在西海岸的港口盼着来自中国的一船又一船的便宜货物。

    按照标准的欧美思维,全球化再加上一场无情大雪,绞碎了中国农民对于春天的向往。全球化是一个残酷的工业现实吗?这样说话时的语境让人容易联想起英国大曼彻斯特地区100年前的工业化和日本东部在20世纪70年代时的工业城市带。100年过去了,英格兰最美好的依然是田野,日本关东城市带也依然可见樱花落下时对酒当歌式的天人合一的生活。

    自由资本主义哲学观的坚守者引以为荣的是:华尔街可以制造全球化,也可以帮助人们重新寻找失去的乡愁。

    从亚洲金融危机到全球金融危机间的黄金十年中,对那些在华南的世界工厂里打工的农民工来说,在隆隆的生产线前,用他们便宜的劳动力,源源不断地为全世界生产。难道他们忘却了故乡油菜花盛开的季节吗?没有。经济学者给出的农村劳动力转出预测并没有消弭春天在人们心中的美丽乡愁与经济收益的双重梦想。

    全球农产品的那轮牛市像春风一样吹过中国的田野。华尔街几乎是一个神奇的魔法师,在一个被工业化切割得七零八落的农村世界中复原陈旧,追回人们失去的乡愁。粮价的上涨使农民重新回到土地上种植边际收益率更高的农作物和经济作物。粮食价格的上扬的确会将低劣的工业生产从他们的土地上赶走。

    这不是历史的倒退。土地的收益一旦超过初级工业品,中国江南的青青田野就会按照价值规律,重新输送它带给人的浪漫梦想与久违的炊烟,当然,还有参与全球大市场交换的农产品。

    感谢上天,让资本市场在21世纪第一个10年迎来一轮农产品牛市。在这段时间里,一个海底电缆联结的全球期货交易系统中,屏幕上的农产品价格上扬的曲线,就像春风一样,吹过中国东北起伏的玉米地,还有广西的漫山遍野的甘蔗林。农产品股票在中国A股得到重新估值,他们的2008年策略报告中,关于农产品股票的预期之乐观就像2007年的有色与金属类股票一样。

    农产品价格的上涨吊起了农民的心理预期,金黄的玉米在北方的艳阳天下等待从市场传来的好消息,通货膨胀的心理预期使他们将农民工从山西的小煤矿喊回来,大家重新回头看土地。

    在这个新世纪,一名中国农民的生存,只是农产品市场下的一个样本。中国的春风和全球的流动性过剩,都是像大自然一样神奇的力量,已经使印度、中国、东南亚的农民们一起分享全球化的能量。

    4.实践论:粮食并不出自土地

    全球化、商品市场、农业制度安排,这三个要素是研究中国农业问题的框架。尤其是第三个要素,在2008年的粮食危机下也没有改变它的哲学基础。

    200851日的黄昏,我从北京复兴门打车回家。收音机里播放着一条重要新闻:东南亚几个大米生产国在考虑一个动议,是否可以做一个类似于欧佩克(石油输出国组织)那样的粮食组织,掌握全球大米价格的话语权。

    这一天的北京,长安街上春意盎然,游人如织,即使在中国最大的这条街道上,也不断能够看到高高立起的塔吊和脚手架。北京和这个国家青春期一般的成长,使人们在总结经验时无法忘记“开放”这样一个名词的宝贵价值。开放是中国经济狂飙的最重要动力,换一个名词可以把它理解得更为明白:走向全球化。

    “全球化”的合法性似乎只是在工业、金融、贸易上。对于粮食问题它有一点底气不足。是的,全球的粮食上涨,在一些贫穷的国家造成了人道主义危机后,它已经由一个经济问题变为政治问题。封闭与保守论不断卷土重来。

    慌忙关起粮食的国门,是包括东南亚在内的全球粮食主要生产国的保守做法。这样的做法让粮食政策的保守主义者欢呼不已,他们主动唱衰,认为自由主义经济学在粮食问题上已经失败。这就是“大米输出国组织”设想能够被提出的原因所在。

    “米佩克”出现不久后,2009年,欧洲的“气佩克”也出马了。一个是工业品,一个是农产品,保守与封闭的哲学如出一辙,不过,当这本书2012年写作完毕的时候,这两个组织已经无声无息了。

    大米输出国组织是一种政治力量对抗粮食期货资本的非常疯狂的想法。这样一种保守主义的思想,对于农业的全球化伤害,就像欧美的工会组织在反对“中国制造”时对于工业全球化的害处一样。在一个抹平的世界里,无论是资本流动还是工业与服务外包,都是国家分工与竞争理论的自然应用。但这样的原理受到了挑战,在粮食危机出现后,反全球化的声音似乎越来越高涨。

    粮食问题的政治恐惧引发出对于生产力的倒退性阻止。如果有人反问我说:一个低价佣人出口国(如菲律宾)和一个盛产但现在限制大米的出口国相比,谁会在这一轮的全球粮食危机上获得更好的发展?我的观点依然是:出口佣工的国家。要知道,在2008年粮食危机的时候回答这个问题,很多人底气并不充足。

    推理一下:在一个全球的市场中,佣人是A国的比较优势,它是这一产品或服务的区域性生产效率最高的国家。同样,大米生产与出口的B国也是一样的竞争地位。当这两个国家在做农业贸易时,比较优势理论仍然不会失灵。十几年前,中国出口大米换回小麦,一个奇怪的做法是由于我们把便宜的劳动力放在大米生产这样一个劳动密集型的产业上,而这也恰恰发挥了我们的比较优势。

    粮价上涨是一个市场问题,控制粮食流通是一个政治问题。如果不能很好地掌握平衡,后者对于生产力的伤害往往会超过前者。在经济学教科书上,关于“谷贱伤农”有一个特别的解释,2008年的石油极度过热后,全球粮食价格高涨,似乎是全世界的期货与能源炒作资金给农民的一个意外的礼物。

    我们承认,全球粮食问题完全是能源期货炒作引发的。在粮食作为它本质意义上农产品全球流通时,中国江西的农民可以用广东成衣厂的打工收入买进大米后,仍然有赚。但当粮食被石油挟持后,粮食用作为能源加工原料后,农业问题立即变成了能源问题,这使得价格控制与产品控制具备了完全的合法性。难怪大米输出国组织这样的想法会成为政治家脑子里的东西。

    石油高价能够持续几年,粮食问题也会因此而延长;如果消费大量能源的国家经济上突然放慢,就会使前期支持粮食控制理论的全体权威人士缄默。作为农业产品,除非它转入像荷兰鲜花、法国葡萄酒这样高附加值的艺术化生产阶段,否则,在竞争的食物链上仍然是最后一个链条。

    剥离这样一个前提后,我们再来讨论自由主义市场观在农业上是否有意义上时,将变得十分清晰。当一名西北的农民销售干净了他们在2007年生产的几万公斤玉米后,享受了一个很好的价格的同时,他们自己也反问:这样的产量在改革开放前能顶上几十个家庭一年的劳动。

    难道土地会变魔术吗?是市场先生给了同一片西北的土地改良的理由和高产的理由。农产品的无障碍流通,市场先生给出的价格,使中国农民放弃了他们几十年来坚持的农业思想与哲学。认识了朴素的价格理论,这是农业改革的最伟大收获。

    市场先生是中国农业在过去几十年里大变化的核心力量。批判者会说,农民都进城打工去了,土地都摞荒了,中国将来粮食怎么办?答案是:粮食的生产周期很短,在北方大陆是一年,在南方是半年甚至一个半季度,产品就会源源不断地出来。如果华尔街不是过于疯狂的话,它给出的粮价曲线图会让那些荒芜的土地重新长出青苗。

    2008年,《21世纪经济报道》曾刊发过一篇文章叫《身价3亿的偷渡者》,讲一个津巴布韦的男青年如何冒着被鳄鱼咬死的危险偷渡到对面的南非去。津国曾是非洲粮仓,盛产白玉米。粮食危机出现后,它的经济迅速恶化,通货膨胀高达60000%20041 000万当地货币可以买一栋别墅,2008年只够买1/4瓶可乐。更多年前,这个粮仓国家没收了白人的农场,发展民族经济,心理上一时的欢呼并没带来生产力的一世的提高,同样还是那片土地,却使粮食问题真正成为一个要命问题。

    让我们重新回到2008年那个“五一”前,我在听到东南亚国家的“米佩克”新闻时,也听到了瑞士的全球粮食峰会的新闻。一个最好的消息是,那次粮食危机可能使多哈农业谈判重新找到希望。如果按全球化生产力布局,“世界粮仓”与“世界工厂”一样都可能同时出现在亚洲,也都能在一个开放与自由的世界里出现。

    5.粮食元意义哲学

    2007年,我吃到了一种快要绝迹的西北旱田小麦面粉。那是我父亲珍藏的1987年产的小麦,在西北干燥的空气里它已经悄悄地保存了20年。这样的小麦是手工状态下生产的低产量品种,今天,它早已成为古老农业的绝响。

    我父亲珍藏这批小麦时,纯属一个中国农民对于粮食的热爱和对于政治反复无常的担心。1990年苏东剧变,俄国的粮食比机械设备还要珍贵时,农业的元意义出现了。20年后,父亲在珍惜地享受这样的一批政治粮食时,也改变了他的农业哲学观。他的现代农业生产已经可以做到一年有近10万斤商品。玉米这样的粮食在他眼里只是销售的商品,并不是粮食。是的,小麦变成食品的时候,玉米只是商品。

    当全世界的石油价格飞涨将玉米变成了工业品后,它已经是乙醇汽油的好原料了。因为玉米,中国北方的农民与全球化不可分离;也因为玉米,这些农民与全球化遥不可及。这样有趣的故事不仅在西北,也开始发生在泰国、越南、埃及、菲律宾等全球大米生产国。当玉米获得了工业品的身份后,芝加哥粮食期货所的小麦与大米价格便一路飞涨。进入2008年,全球性的通货膨胀激发了人们对于粮食本能式的恐惧。一个全球化互补的动态市场,一瞬间就成为了各自为阵的封闭市场。

    作为全球最大小麦进口国,埃及的阿拉伯大饼一路上涨,恐惧心理的博弈一度使这个国家已经封锁了大米的出口。一样命运的是菲律宾,作为全世界最大的佣人出口国,也成为全球最大的大米进口国,这个国家每年需要约50万吨大米。

    虽然关于农业话题的世贸谈判“多哈回合”无果而终,但在过去十几年的农业全球化的浪潮中,菲律宾这样的国家一直高枕无忧。它输出的佣人,可以从越南和泰国换回优质大米。国家间的经济分工,是一个全球性的亚当·斯密式分工论题,但在全球金融危机前,石油价格的飞涨一度将这样的游戏规则击碎。

    高油价将玉米变成工业原料后,农产品突然成为稀缺的东西。在一个动态的全球供应链上,并不需要很多农产品的战略储备,因此,小麦也好,玉米也好,大米也好,其储备都处于20世纪70年代以来的较低水平上。这就像一条马路上汽车的速度越快,它的汽车容量也大一样,可是一旦停下来,容量就会急剧减少。

    农业全球化的游戏规则在这个世纪的头十年正面临着这样的痛苦。当全球化突然放慢时,农产品的需求就空前强烈。就像菲律宾急需大米的时候,越南和泰国突然开始控制大米的出口,以备自己国民之需。这样的国家间的心理博弈十分像纳什博弈论中的著名案例 “囚徒的困境”

    民以食为天。对于全球化中短暂的人人自危,农业贸易突然回到了古老的警惕状态。一种非常有趣的现象出现了:在芝加哥、郑州的期货所里,因为这种农业全球化的危机而使期货的远期合约不断上涨;而在现实生活中,因为期货合约的不断上涨,现货的交换开始抛弃原来规则变得保守而封闭。在虚拟的符号交易市场上,金融的全球化使期货市场中获益的人获得了越来越多的利益;在现实的交易中,因为这种虚拟符号的恐慌,现货的供求却出现了反全球化的思维。

    这是以美国为首的欧美商业力量过去十几年力主全球化中还没有遇到过的特别案例。在回到全球交易的元意义时,如果大家都不遵守游戏规则,全球化的商业伦理就完全不合法,那时,人类几十年来积累起来的商业进步便一朝退回到几十年前。

    民以食为天,在回到农业的元意义时,难道全球化就失效了吗?

    不。农业全球化失效的暂时性在于这一全球化的过程本来还没有准备好,或者说因为石油这一变量而使它没有准备好。在没有出现意识形态的恐慌时,只要有飞机上天,只要有互联网沟通信息,只要有市场权威,全球化就不会失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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