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公共政策是基于社会现实公共问题的解决之道,近10多年的每年“中央1号文件”就表明中国农村问题是必须解决的重大现实问题。任何一项政策的出台与实施都伴随着相应的调查研究,没有经过充分调研而出台的政策无异于空中楼阁,在实施的过程中多半会“水土不服”。根据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评价中心《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SSCI)2001—2009年中国农村问题研究论文的有关数据,结合改革开放特别是进入新世纪以来中央农村政策的发展与变化,对中国农村政策的发展、变化与农村问题研究的发展、变化的相关性及其程度进行的考察表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村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农村政策也不断的丰富与完善,越来越多的学者投入农村研究。政府部门越来越借助学者的智力资源完善农村政策,学者也将自己的研究成果递交给政府部门作为政策实施绩效的参考,政府部门与学术机构的合作越来越紧密,而且是从起点就开始合作并贯穿整个政策实施过程。因此,农村政策的架构和学术研究的重点都呈现出一定的特点。当然,两张皮的状况也并非个别现象。
[关键词]中国农村政策;农村研究;CSSCI;学术影响力
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农村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农村的物质和精神生活都得到了极大的丰富,但同时也必须看到我国农村在取得巨大发展成就的同时,农村社会发展中也不断出现一系列问题,特别是城乡差距日益拉大以及由此可能导致的农村“被边缘化”等突出问题。就在党和政府对农村实施各种倾斜政策来解决农村社会发展中不断出现的问题时,越来越多的学者与科研机构投入农村研究,使得农村研究日益成为显学。然而,越是农村研究的“热”,我们越要保持冷静的头脑,农村研究一路走来至今对其自身的回顾与反思显得尤为必要与迫切,改革开放至今的农村政策又是怎样的发展与变化很值得我们进行系统梳理。农村工作始终是党和政府工作的重中之重,农村研究是“热中之热”,两者看起来似乎是一对“因果”,实际上是怎样的一种关系?本文依据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评价中心《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SSCI)收录的2001—2009年中国农村问题研究论文及引文的原始数据①,对改革开放特别是进入新世纪以来中国农村政策的发展与变化进行梳理,对中国农村政策的发展、变化与农村问题研究的发展、变化及其可能的关系进行回顾、反思与研判。
一、中国农村政策:中央会议与“中央1号文件”的启示
农村工作历来是党和政府工作的重中之重,这种“重中之重”主要通过中央对农村的“政策倾斜、财力倾斜、人力倾斜”予以体现,这种政策倾斜又主要通过中央会议及重要文件予以展现、告知。①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历次党代会涉农政策概要②:
中共“十二大”(1982年9月):最重要的是要解决好农业问题,农业是我国国民经济的基础,只要农业上去了,其他事情就比较好办了。加强农业基本建设,改善农业生产条件,实行科学种田,在有限的耕地上生产出更多的粮食和经济作物,并且全面发展林、牧、副、渔各业,以满足工业发展和人民生活提高的需要。
中共“十三大”(1987年10月):坚持把农业放在十分重要的战略地位,全面发展农村经济;农业的稳定增长和农村产业结构的改善,是整个国民经济长期稳定发展的基础。必须继续合理调整城乡经济布局和农村产业结构,积极发展多种经营和乡镇企业,并且把它同支持和促进粮食生产很好地结合起来,保持农村经济的全面发展和农民收入的持续增长。要巩固和完善以家庭经营为主的多种形式的联产承包责任制,积极鼓励兼业经营,建立社会化服务体系。积极加强土地管理,努力抑制耕地大面积减少的现象。
中共“十四大”(1992年10月):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必须坚持把加强农业放在首位,全面振兴农村经济。树立大农业观念,保持粮食、棉花稳定增产,继续调整农业内部结构,积极发展农、林、牧、副、渔各业,努力开发高产优质高效农业。深化农村经济体制和经营机制的改革,要把家庭联产承包为主的责任制,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作为一项基本制度长期稳定下来,并不断充实完善。积极发展多种形式的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
中共“十五大”(1997年9月):坚持把农业放在经济工作的首位,稳定党在农村的基本政策,深化农村改革,确保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农民收入增加。长期稳定以家庭联产承包为主的责任制,完善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逐步壮大集体经济实力。建立健全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农产品市场体系和国家对农业的支持、保护体系。要尊重农民的生产经营自主权,保护农民的合法权益,切实减轻农民负担,使广大农民从党在农村的各项政策和工作中得到实惠。
中共“十六大”(2002年11月):全面繁荣农村经济,加快城镇化进程。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建设现代农业,发展农村经济,增加农民收入。加强农业基础地位,推进农业和农村经济结构调整,积极推进农业产业化经营,消除不利于城镇化发展的体制和政策障碍,引导农村劳动力合理有序流动。坚持党在农村的基本政策,长期稳定并不断完善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有条件的地方可按照依法、自愿、有偿的原则进行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逐步发展规模经营。尊重农户的市场主体地位,推动农村经营体制创新。建立健全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改善农村金融服务。继续推进农村税费改革,减轻农民负担,保护农民利益。有条件的地方,探索建立农村养老、医疗保险和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着力改善农村医疗卫生状况,加大对教育的投入和对农村教育的支持。
中共“十七大”(2007年10月):统筹城乡发展,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解决好农业、农村、农民问题,事关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大局,必须始终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要加强农业基础地位,建立以工促农、以城带乡长效机制,形成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新格局。坚持把发展现代农业、繁荣农村经济作为首要任务,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健全农村市场和农业服务体系。严格保护耕地,确保国家粮食安全。以促进农民增收为核心,发展乡镇企业,壮大县域经济,多渠道转移农民就业。深化农村综合改革,推进农村金融体制改革和创新,改革集体林权制度。坚持农村基本经营制度,稳定和完善土地承包关系,按照依法自愿有偿原则,健全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市场,探索集体经济有效实现形式,发展农民专业合作组织。培育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的新型农民,发挥亿万农民建设新农村的主体作用。着力丰富农村精神文化生活。促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重点提高农村教师素质。探索建立农村养老保险制度。全面推进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建设。加强农村三级卫生服务网络建设。
比较“十二大”报告以来直到“十七大”报告的农村政策可以看出,中央农村政策根本方针没有明显变化,都强调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基础地位与战略意义,而且从“十三大”报告开始,历次党代会报告反复强调始终坚持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不得动摇。在此过程中,中央的农村土地政策发生了变化,“十五大”及之前的政治报告对农村土地政策主要是加强土地管理,“十六大”政治报告在强调农村基本经营制度的同时,首次提出“有条件的地方可按照依法、自愿、有偿的原则进行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十七大”发展为“严格保护耕地”,“稳定和完善土地承包关系,按照依法自愿有偿原则,健全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市场”。这一政策变化与农民增收缓慢、大量农民进城务工增收创收而造成农村土地的抛荒等因素有着紧密的联系。农村政策始终是一个系统工程,“牵一发而动全身”,而且千方百计地增加农民收入是中央农村政策的核心,这就有了随着经济与社会的发展,特别是开始重视社会发展以来,中央农村政策中涉及农村社会与农民的表述开始出现。从“十五大”报告中开始出现有关农民的表述,“尊重农民的生产经营自主权,保护农民的合法权益,切实减轻农民负担”,“十六大”报告中继续强调“尊重农户的市场主体地位”,“减轻农民负担,保护农民利益”,“探索建立农村养老、医疗保险和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着力改善农村医疗卫生状况,加大对教育的投入和对农村教育的支持”,农村社会公共事业的发展开始纳入中央农村政策视线。“十七大”报告体现出“三农”工作在中央工作路线中的战略地位,因为这一时期的城乡差距已是制约中国经济与社会科学发展与可持续发展的“核心瓶颈”,“三农”是关乎整个中国社会乃至政权的大事,“三农”问题无小事。
2004年以来连续8年的“中央1号文件”都聚焦“三农”,其影响力仅次于中国共产党党代会政治报告中的“三农”部署,体现了党和政府对民生的高度关注。这8份“中央1号文件”分别是:2004年的《关于促进农民增加收入若干政策的意见》、2005年的《关于进一步加强农村工作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若干政策的意见》、2006年的《关于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若干意见》、2007年的《关于积极发展现代农业扎实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若干意见》、2008年的《关于切实加强农业基础建设进一步促进农业发展农民增收的若干意见》、2009年的《关于2009年促进农业稳定发展农民持续增收的若干意见》、2010年的《关于加大统筹城乡发展力度进一步夯实农业农村发展基础的若干意见》、2011年的《关于加快水利改革发展的决定》,其中有3份的核心议题为促进农民增收,而且用词从“促进”到“进一步促进”再到“持续”,让农民增收的紧迫性与持续性以及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必要性与紧迫性从文件的表述中可以很清晰地看出,农民的“钱袋子”鼓不起来,任何农村政策都是失败的。纵观新世纪以来连续8年的“中央1号文件”,最根本的目的还是要让农民收入持续增长,稳固农业作为国民经济基础地位,努力扭转农业“靠天吃饭”的被动局面,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与统筹城乡发展的提出与强调则是要将“农”的发展更具全面性、更具系统性、更具科学性、更具可持续性。
二、中国农村研究:CSSCI面板数据分析
对某一领域研究的考察,主要是通过这一学术行为的结果呈现。本文依据的数据主要是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评价中心《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SSCI)的相关原始数据,主要从农村研究的发文概况、研究主题与特色、受资助情况及研究成果等四个方面进行考察,这些原始数据
较为宏观,具有全面性与权威性。
1.发文概况
从表1可以看出,2001—2009年CSSCI收录的农村问题研究论文篇数、发文作者数、发文机构数均呈现较快增长态势,9年间上述3项指标分别增长了1.93倍、2.39倍和0.92倍,而且表中各省市的发文量中北京市9年来一直位列首位,并与第2位的湖北省始终有着较大的差距。但总体上看,表中4省市9年来的农村研究发文篇数均有明显的增长,其9年来农村研究发文数分别增长了1.49倍、2.81倍、1.34倍与1.41倍。2006年与2005年相比,在发文量、作者数量以及研究机构数量等方面都有较大增长,虽在表中前4名省市中没有明显变化,但可以说明其他省市在农村研究方面的重视与跟进,建立了不少涉农研究机构,不少学者开始农村研究并产生了不少成果,而且在后面的几年保持比较平稳的状态。
的。
2.研究主题与特色
表2反映出来的信息最直观的感觉就是农村经济研究所占的比例用“一支独大”来形容一点也不夸张,之所以出现这样的情况,原因很简单,上文提到的“中央1号文件”都是以持续快速增加农民收入为核心目标,而农村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自然就成为促进农民增收的最主要途径,那么学界给予农村经济研究最高程度的关注也就顺理成章了。而也正是因为农村经济研究所占比例超过一半,相比之下,使得对其他领域的关注及研究在数量上就显得偏低了。除了农村经济研究外,其他研究关注点比较集中的有农村社会研究、农村教育研究、农村政治研究以及农村管理研究。由于农村经济的巨大发展而带来的农村社会的变迁、国家政权对农村基层的触及及介入以及由此而产生的农村管理体制的变迁与改革,自然需要学者研究的及时跟进,而且通过教育改变命运是历代基层民众永恒不变的理念,那么伴随着经济的发展,农村教育的现状能否延续这一理念也就为学者们高度关注。当然农村发展中涉及的领域远不止上述几个方面,特别是现实发展进程中的农村法治问题、农村民族宗族问题以及农村历史进程给当前农村发展会带来哪些可吸取的经验和教训,也逐渐为学者所关注和重视。由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提出而摆在众多学者面前一个老却迫切需要解决的现实课题———究竟什么是社会主义农村这一本质性的理论问题,开始走进学者的视野,而且对这一根本理论问题的研究从表2中的数据可以感受到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3.研究受资助概况
表3通过翔实的数据展现了2001—2009年农村问题论文受基金资助情况,之所以要选择从基金资助农村研究的角度考察中国农村研究的发展概况,最主要的考虑就是“基金资助的项目都是经过反复论证、多级评审筛选后确定的。因此,它们的研究成果及学术论文较一般的学术论文具有更高的学术价值和学术影响”[1]。从整体上看并结合上文中的表1可以得出,不仅受各种基金资助的篇数绝对规模逐年扩大,9年增长了20多倍,而且相对规模———受资助篇数占农村问题论文总量———也由8.6%升至61.8%,这两组数据也印证了上面那句话,即农村研究的学术价值与学术影响日益凸显。从各基金名称上看,都是一些当前耳熟能详的基金,如国家社科基金、国家自科基金、教育部基金等,而其他基金的比例也不在少数。从各类基金构成比例看,国家社科基金从2003年起就成为国家级基金中所占比例最高的,紧随其后的就是国家自科基金,而中央部委的各类基金中,教育部基金的资助所占比例最高;各省(市)基金资助比例变化不大,但基本上保持在20%左右,然而这一比例与31个省(区、市)这样的规模相比就显得比较偏低了。而社科院与中科院基金资助的论文相比而言,显得非常单薄。上述基金类型可以说都是有着浓厚的政府背景,或者说就是以政府的财政拨款作为基金,而其他基金也不排除有政府背景,而且其他基金资助的比例9年来基本保持在20%—30%。由此可以看出,农村问题研究已经产生了很大程度的学术影响力,无论是政府、社会还是该领域研究本身,都高度关注研究的进展与成果。
研究成果作为学术行为的结果体现着某领域学术研究的水平,可以是发表的论文、出版的著作、向政府部门提交的咨询报告,而本文对农村研究成果的考察将不以上述成果形式展现,而是以被引文献的形式考察,原因很明显:对已有成果的引用无疑是对成果价值的认同,从学术研究的角度看,这样的认同比政府评奖更有意义。由于本文是对国内学界对中国农村研究的考察,故暂不列出外文文献,并参考了相关领域的通用做法,删除了对现当代中外各国和地区领导人著作以及文(选)集、经典作家的经典著作、统计年鉴与历史文献汇编等资料性著作的引用统计。①
2001—2009年9年间农村问题研究论文被引用超过20次的中文论文有12篇,超过30次的中文著作有15部。②在这些被引次数最多的12篇论文与15种著作中,分别有6篇论文与8种著作是有关经济主题的,虽然有论文与著作涉及政治③、社会④、历史⑤等主题,但有关这些主题的论文与著作在被引次数上远低于有关经济主题的论文与著作,由此可以看出农村问题研究领域中农村经济研究的重要与主导地位。
在此要特别说明的是,虽然这些著作不是CSSCI收录的论文,但是可以说没有这些著作,中国农村研究可能会是另外的一种发展境况,上述成果的问世一定程度上推动着中国农村研究水平的提升以及研究领域的深入拓展。
三、中国农村政策与农村研究:相互影响力
以上分析表明,农村政策日益涵盖“三农”的方方面面:以促进农民增收为核心,以巩固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基础地位为首位,始终坚持农村基本经营制度,促进城乡一体化发展,加快发展农村公共事业等;在农村研究领域,农村经济领域的研究始终占据着农村研究的第一位,近年来农村社会领域的研究日益增多,与农村经济研究已构成农村研究中的“两大巨头”,同时,农村政治、农村法律、农村历史、农村公共服务、农村民族与宗教等诸领域的研究共同推动着农村研究的不断拓展与深入。那么,农村政策与农村研究实际上是否有联系?如果有联系又体现在多大程度?本文试图从以下几方面予以分析:
1.农村政策发展的动力
上文列出的2004年以来连续8年的“中央1号文件”,虽然只有3份的标题写有促进农民增收,但8份“中央1号文件”通篇的核心无一不是为了增加农民收入。正如前文所言,其用词从“促进”到“进一步促进”再到“持续”,让农民增收的紧迫性与持续性以及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必要性与紧迫性从文件表述中可以很清晰地看出。让农民持续增收这一农村工作的核心,在本文看来则是农村政策发展的最大动力。
进入新世纪以来的前3年,农民人均纯收入增速始终徘徊在4%—5%,而从2004年开始每年因“中央1号文件”的影响,其增速连续5年在10%以上,有些年份增速超过15%或超过同期城镇居民人均收入。2009年由于国际金融危机的大背景,农民人均纯收入的增速又回落至10%以内。然而更主要的问题是,城乡居民人均收入都在增长的同时,两者的差距更是在拉大,2009年仅是差额就是当年农民人均纯收入的2倍有余,这就不只是如何让农民持续增收的问题了,更要实实在在地缩小城乡居民人均收入差距了,这也就有了2010年首次突出强调城乡统筹发展的“中央1号文件”。同时,本文认为今后的“中央1号文件”应更加突出强调“在统筹中缩小城乡差距特别是城乡居民收入差距”。
没有农民的持续增收,而且城乡居民收入的差距如果持续扩展下去,会严重影响到社会的稳定以及整个国家的发展甚至政权的稳固。因此为了农民增收,农村政策的日益完善是好事,但要将农民的增收落到实处:不仅是绝对数的增长,更是相对差距的缩小。夸张点说,没有农民的增收,农村经济的繁荣、农村政治的稳定以及农村公共事业的发展只会是奢望。农民增收作为农村政策中的核心议题,而且又是推动农村政策发展的最大动力,学界对农民增收的关注自然会在某种程度上呈现出来。
学界对农民收入的研究整体上呈下降的趋势。或许研究农民收入的论文不多,可能是“由于保障农民增收要应该有不同的渠道和方式,对这些领域的研究本身也就是在研究农民增收”[2]而都分散到其他相关领域的研究中去了。但无论如何,如果现实中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继续拉大,而研究中关于农民收入的论著再多、农民人均纯收入再怎么所谓的持续增长,农村政策更加“丰满”地强调农民增收,其价值也是非常有限的。如果农村政策与农村研究是这样的发展趋势的话,农村研究从“智库”的定位也好、从“回应”的定位也好,也就失去了其存在的意义。
2.农村研究发展的推力
作为一种学术行为,学术研究的“独立性”是毋庸置疑的,推动已有研究的拓展与深入、探索学术未知领域、创新、交叉与综合研究等,都是独立的学术研究不可缺少的,更是学术研究的最主要推力之一,当然作为学术行为的农村研究也不例外。
然而问题就在于中国的农村研究如果作为独立的学术研究行为能达到怎样的程度?前文分析到,农村政策经历了经济、政治、社会等几近面面俱到的发展过程,而农村研究也经历着经济、政治、社会等“三农”诸领域的研究,而无论是政策的变化还是研究的发展,都不容回避的是“三农”问题的出现、凸显、被重视、分步分领域逐渐解决的这一现实过程。我们可以毫无疑问地说,农村政策的发展就是要解决现实“三农”中出现的问题。通过上文对改革开放以来农村政策的回顾与梳理可以发现,几乎没有“未雨绸缪”式的战略发展政策,而全是为解决问题的时效决策,2011年的“中央1号文件”就是最典型的:2010年上半年西南诸省区持续大面积干旱让中央痛定思痛,加快农村水利的“还账”式建设。“政策倾斜、财力倾斜、人力倾斜”更多地是为了还账,欠“三农”的太多了,城市已经是增量式增长了,农村还在积累存量。政策的发展是为了回应现实中的问题,而研究的发展如果是关注政策未涉及到的问题进而开展前期基础性研究,也算是未雨绸缪甚或独立研究,研究的推力可以看做是问题意识;如果研究只是“尾随”政策,检视政策的执行情况,那么研究的推力也许就是为了证明它的存在而已。
当前的农村研究其实还有来自另两个方面的推力:首先就是政府通过科研基金项目的立项引导,再就是学者“为了生存”的需要。
政府通过科研基金项目的立项引导有一个逐渐成形的过程。改革开放后最开始的涉农政策就是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改革,当时的中央决策目的就是为了解放和发展农村生产力,可以想象那个年代学术研究影响这一决策的可能性为零,完全是当时中央领导人改革的决心与魄力。而这一改革“最直接的后果之一是促成人民公社体系的崩塌和解体,并由此引发了乡村组织体系的重构和重建”[3]。1980年2月,广西壮族自治区宜山县出现第一个由农民自发选举产生的村委会,组织农民自我管理、自我教育和自我服务。这一创举迅速得到党和国家的重视和支持[4]87:1982年宪法确立了村民委员会作为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的宪法地位,以及1983年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实行政社分开、建立乡政府的通知》,它们先后从制度上废除了人民公社管理体制,全国普遍建立乡、镇政府和村委会,在广大农村地区解决了基层管理体制上的重大问题,为日后全面推行村民自治扫清了体制障碍。从村民自治开始,就有学者主动介入、关注、研究,而且随着村民自治经民政部门的推广以及各种问题的出现,学者及其所在机构与政府部门间的合作也开始出现。随后,学者以此为例,开始自觉寻找问题,无论是政策涉及的还是政策没涉及的。再往后就是国家通过设立基金项目引导学者开展相关研究,学者的申请一旦获批立项,不仅有物质上的收获,更有精神上的收获:能主持一项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不仅仅是给了学者生存的物质基础,更主要的是在学界“继续生存”下去的资本。这也就有了上面提到的另一种研究的推力。
既然国家设立了科研基金项目,它就为相关科研机构评价其研究者找到了标准。在此以中部某高校[5]为例,从其人事处网站上《XX大学教师职务评聘工作的意见》中可以看到,申报科研为主型的文科副教授,作为“五选二”的条件之一是“主持省、部级及以上科研项目1项或参加国家级项目1项(前4位)或省部级项目2项(前3位)或主持总经费达4万元以上的横向研究项目”。而申报科研为主型的文科教授,作为“五选三”的条件之一则是“主持国家级科研项目1项或主持省、部级科研项目2项或主持总经费达15万元以上的横向研究项目”。即使是申报教学为主型的(副)教授也同样有主要或参加过不同级别的科研项目作为可选条件。虽然只是可选条件,但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没有主持过省级以上社科项目的从事农村研究的高校教师,无论其职称还是学术生涯,既走得不高也不会走得更远。由此可见,有这样评价标准的存在,想不推动农村研究都难,当然主要还是客观上的。
农村政策的发展是一个不断回应“三农”现实问题的过程,几乎没有战略发展的政策,即使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这一模式,那一样板,从一定程度上讲,模式过多反而没有模式,需要进行政策反思。碰上问题当然需要解决,但一味地让问题牵着鼻子走,老问题还没解决新问题层出不穷,新老问题交错,一个“导火索”很容易引发社会矛盾的爆发。
3.基于农村研究定位的反思
要讨论农村政策与农村研究间的关系问题,首先要探讨的就是农村研究的定位问题。
(1)学术研究的独立性。这是学术行为首先要具备的。学术研究的“独立性”是一个学科发展的起码要求,基础理论的创新与突破全仰仗学术研究的“独立性”。而且这一定位,还有一个方面的内容,即要求从事相关研究的学者淡泊名利,耐得住寂寞,潜心从事基础理论研究,这既是对学者“学术良心、学术品行”的考验,更是学科未来能否健康发展的关键环节。同时也为学科今后关注现实提供了坚实的理论支撑。
(2)学术研究的“智库”性质。现代政府决策要求之一即为科学决策,而科学决策的根本保证就是广泛征集相关专家学者的意见和建议,而这些意见和建议当然都以相关学科研究得出的科学结论为依据。高校系统、社科院与党校系统、党政机关“政研”系统①等,日益成为中国特色的政府“智库”部门。
(3)学术研究的“反应”式行为。以上两种方式都可以归为“学术自觉行为或主动式学术研究”,而这一点定位则完全是一种被动式的学术研究。某一项农村政策出台后,学者通读政策后,开始了研究:先做综述,看哪些人研究过,研究到了什么程度,然后选若干个点去调研———访谈问卷调查等———从中发现问题,再结合政策中的相关内容给出所谓的建议,一篇学术论文就出来了,有些做得更像学术论文的则在文章一开始“安装”上一些所谓的理论分析工具。这是典型的“反应”式学术研究,这种学术行为有一个非常明显的特征,即基本上全是个案研究,绝对的“按套路出牌”。要特别关注的是其在当前学界已形成“流水作业与批量生产的气候与规模”。
从以上三种农村研究的定位看,学术研究的“独立性”在创造属于本学科自己的概念与思想,属于“生产者”;学术研究的“智库”性质与“反应”式研究严格来讲都属于“消费者”,运用概念和思想来解决问题,但至少前者走在了政策制定的前列。如果以本文掌握的原始数据为基础,结合以上三种研究定位,关于农村政策与农村研究间的关系问题本文可得出如下结论:
第一,单就学术研究的“独立性”而言,量与质相比较,量上的发展还是非常明显的,研究成果特别是有影响的本土成果越来越多,研究领域也越来越广,研究领域的广泛与农村政策关注的领域越来越广有直接的关系。
第二,学术研究的“智库”性质在本文掌握的数据中还是有所体现的。国务院研究室课题组做的《中国农民工调研报告》,“是近年来全面、系统、深入研究中国农民工问题的权威成果,受到了国务院领导同志和各方面的高度评价,更重要的是为起草《国务院关于解决农民工问题的若干意见》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第三,至于“反应”式的学术研究,从本文之前的回顾与梳理及分析中可以发现,农村政策的发展演变与农村研究的发展变化不仅分别与“三农”现实问题的发展经历在时间段上有高度的吻合特征,而且前两者之间在时间段上也具有高度的吻合特征,虽然没有更为过硬的“证据”支撑,但对农村政策“反应”式的农村研究这一学术行为是排除不了的,而且当前学界这样的学术行为可能不在少数,值得高度关注与重视。
其实每一领域的研究既有其与相关学科自身发展需要的“独立性”研究,又需要体现现实关怀,这不仅仅是理论与实践相互关系的问题。某一研究不管其“独立性”研究的程度有多深,总是离不开现实关怀的,只是关怀程度深浅的问题。没有学科(概念、思想)支撑的政策式研究如“空中花园”,现实的发展必会让其“回去补课”;同样,“不食人间烟火”的过于“独立”的学术研究同样会被社会与现实发展束之高阁。这也就有了对未来中国农村研究发展的如下建议,即首先是要加强学理性研究,实地调查的研究方法非常重要,但由此获取的“第一手”资料更是为了学理性研究,要首先做“生产型”学者;再就是研究者与研究机构要有“未雨绸缪”的研究理念,学术研究不能说必须但要时刻有走在相关政策出台的前面甚至超前的“智库”定位,以不至于某些研究甚至被认为是“被动式”研究。
[作者简介]王敬尧,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研究院教授,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博士后流动站研究人员;宋哲,华中师范大学政治学研究院博士研究生。
[参考文献]
[1]邓三鸿:《中国政治学期刊学术规范评价指标统计分析———基于2004—2006年数据》,《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08年7期。
[2]王敬尧、宋哲:《中国农村研究的特色与趋势———基于2001—2009年CSSCI关键词的统计分析》,《江汉论坛》,2011年6期。
[3]项继权:《20世纪晚期中国乡村治理的改革与变迁》,《浙江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年5期。
[4]李学举主编:《民政30年》,北京:中国社会出版社,2008年。
[5]王敬尧、邓三鸿:《中国农村研究现状与学术影响力评估———基于2001—2009年CSSCI论文数据》,《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1年3期。
[6]国务院研究室课题组:《中国农民工调研报告》,北京:中国言实出版社,2006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