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社会转型形式上是社会形态的变迁,本质上是一种整体性结构转换,是一种结构的重组。在经济、政治、文化转型过程中,社会结构本身所蕴含的固有矛盾与根本冲突使得社会风险的爆发不可避免,从而导致风险社会的形成。
关键词: 结构转型; 风险社会; 根源
社会转型是指从传统社会结构向现代社会结构的整体性转换,转换的过程本身是一个解构与建构、破坏与再造的辩证运动,蕴含着复杂多样的社会风险,成为风险社会产生的重要源泉。
一 风险社会形成的结构性根源
从结构转型层面解析风险社会的形成根源,立论前提是将社会发展形态区别为传统与现代的二元并立模式。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 1857—1858年手稿) 》中提出了“社会三形态”理论: “人的依赖关系( 起初完全是自然发生的),是最初的社会形式,在这种形式下,人的生产能力只是在狭小的范围内和孤立的地点上发展着。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是第二大形式,在这种形式下,才形成普遍的社会物质变换、全面的关系、多方面的需要以及全面的能力的体系。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的生产能力成为从属于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是第三个阶段。第二个阶段为第三个阶段创造条件。”[1]52 人类社会三种形态的转换,就是传统社会(即“最初的社会形式”) 向现代社会(即“第二大形式”和“第三个阶段”) 转变的过程,本质上是一种包括生产方式、上层建筑、意识形态等方面转变在内的整体性结构转换,是一种结构的重组。马克思以农业公社为例深入分析了这种“结构转型”。他指出,农业公社“依次进化的各个阶段”取决于“结构类型”。“并不是所有的原始公社都是按着同一形式建立起来的。相反,它们有好多种社会结构,这些结构的类型、存在时间的长短彼此都不相同,标志着依次进化的各个阶段。”[2]448 在他看来,农业公社发展演化的内在动力就是其“固有的二重性”,它是公社“巨大生命力的源泉”,同时,“也可能逐渐成为公社解体的萌芽”。马克思还分析了农业公社由于特殊的内部结构而具有的基本发展前景。“农业公社天生的二重性使得它只可能是下面两种情况之一: 或者是私有原则在公社中战胜集体原则,或者是后者战胜前者。一切都取决于它所处的历史环境。”[2]450-451公社的存在,在“外来的各种破坏性影响”下,是自行变形,维持自身的生存,还是完全遭到破坏,从而在历史上消失,这取决于外来因素的性质和其作用的力度。马克思对农业公社结构转型的分析表明,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是人类历史必经的发展过程,其中,转型的形式既可能是西方国家原发、内源型社会转型,也可能是后发、外源型社会转型,或者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社会的社会转型。但任何一种转型都会导致社会生活各个层面的动荡、危机甚至是解体。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 “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运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这只是生产关系的法律用语) 发生矛盾。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那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到来了。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慢或快地发生变革。”[3]32-33 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导致社会结构的各组成部分之间发生矛盾运动,矛盾的激化表现为各种社会风险与危机,最大的风险就是社会革命的到来。因此,尽管马克思坚持社会结构具有内在的自我定向性调节功能( 如资本主义社会制度还能在生产力所能容纳的限度内进行自我调节) ,但社会结构中所蕴含的固有矛盾与根本冲突使得社会风险的爆发不可避免,因而转型期社会往往是一个高风险的社会。
二 结构转型激发的社会风险
社会结构转型是一个具体的历史性过程,发端于具体的器物层面,然后扩展到制度与体制领域,而思想文化领域的转型则标志着转型的真正完成。因此,结构转型也是一个相对较长而影响广泛的过程,它给社会生活领域带来巨大的冲击和变化,是形成和积聚风险的重要源泉。一般而言,结构转型至少带来如下三个方面的变化与风险:
一是经济转型即生产力类型、经济交往形式、资源配置方式三个主要层面的转变。所谓生产力类型,就是生产力诸要素即直接间接参与社会生产活动的人、物等的结合方式。从历史上看,人类社会的生产力类型曾经经历过从狩猎采集业为主导到农业为主导的经济革命, 18 世纪中叶以来开始了从以农业为主导的生产力类型向以工业为主导的生产力类型的转变。这种转变一方面使人类社会的生产力水平得到大幅度的提升,另一方面也直接导致自然资源面临枯竭的风险,正是生态恶化、环境污染和能源危机等风险导致在现代性内部催生了由工业经济向知识经济的转型,人们开始大力倡导绿色GDP 和可持续发展。所谓经济交往形式,就是人们之间在一定生产力类型基础上形成的相互关系的历史类型。从马克思的“三形态理论”视角来看,经济交往形式的转变主要是农业主导型生产力类型基础上的“人的依赖”这种交往形式向现代工业型生产力类型基础上的“物的依赖”这种交往形式的转变。这种转变一方面高扬了人类理性,充分展示了人的自主创造能力,极大地拓展了人们的交往范围,另一方面也直接导致人全面物化、商品化,人自毁赖以生存的生态家园和寻求精神依托的文化家园。正如海德格尔所言: “无家可归已变成一种世界命运。”[4]400 所谓资源配置方式,就是把有限的生产要素配置到社会迫切需要的众多领域的产品和劳务的生产上去,以实现最佳的资源使用效率的方法与手段。从人类历史过程来考察,随着工业为主导的生产力类型的扩张,与自然经济相适应的“习惯”和“命令”两种资源配置方式在现代经济活动中已经基本消失,“市场”和“计划”成为最主要的资源配置方式,两者各有自己的长处和不足。用“市场”配置资源,比之“计划”配置来,它和工业化大生产的现实条件更为接近,所以可以体现出更多的优势。比如: 将决策者的决策风险与决策利益联系起来,提高了决策效率,降低了决策成本,使决策能更快地反映市场供需变化,保持供需平衡; 增强了企业的风险意识和竞争压力,提高了企业的活力,促进了生产的发展等等。所以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市场配置资源的功能不断得以延伸和扩张,成为现代社会经济转型的一种潮流化选择。但不可否认的是,市场配置资源的基本杠杆是参与市场经济活动的个人或团体的经济利益。而在相对确定的历史条件下,用于获取经济利益的经济资源本身是有限的。为了尽量扩大自己在经济资源分配中的份额,人们必然要展开竞争,从这个意义上讲,市场经济就是竞争经济。竞争最大限度地调动了各种经济主体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极大地促进了经济的发展,但也造成了外部负效应、收入与财富分配不公、公共资源的过度使用、公共产品供给不足、市场垄断的形成、就业不充分等消极后果,最终导致社会经济生活中人与人之间的高度紧张对立。在资本主义私有制条件下,这种对立表现为严重的贫富两极分化、劳动者生活和工作条件的极端恶劣等,它激发了历史上范围十分广泛、程度空前激烈的阶级斗争。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蕴含的这种内在风险,马克思从根本上作了分析。他指出: “资本的限制就在于: 这一切发展都是对立地进行的,生产力,一般财富等等,知识等等的创造,表现为从事劳动的个人本身的外化; 他不是把他自己创造出来的东西当作他自己的财富的条件,而是当作他人财富和自己贫穷的条件。”[1]171 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不可避免地产生劳动异化、人的本质的异化以及人和人之间关系的异化的风险。此外,马克思还指出,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具有很强的扩张性,资本追求无限增殖的本质决定了“资本一方面要力求摧毁交往即交换的一切地方限制,征服整个地球作为它的市场,另一方面,它又力求用时间去消灭空间,就是说,把商品从一个地方转移到另一个地方所花费的时间缩减到最低限度。资本越发展,从而资本借以流通的市场,构成资本流通空间道路的市场越扩大,资本同时也就越是力求在空间上更加扩大市场,力求用时间更多地消灭空间。”[1]169这就必然使资本主义社会的有矛盾转化为全球性矛盾和问题,从而使局限在民族——国家范围内的局部性、个体性风险转化为全球性、总体性风险。2008 年源于美国华尔街的金融危机带给世界的不仅是经济的衰退,还是社会内部酝酿动乱的潜在风险源。这在发展中国家表现为西亚北非的社会大动乱,在发达国家就是爆发于美国的“占领华尔街”运动,后者是次贷危机以社会危机形式在新时期的继续。因此,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资源配置方式来看,当代全球性风险是资本主义在全球范围内无限追求资本增殖和无节制追逐利润最大化的否定性后果。
二是政治转型即政权性质的改变、政治的民主化。研究社会转型的某些西方理论家常常忽略或有意漠视政权性质的变化在政治转型中的重要意义,但这种意义却为马克思所注重。马克思认为,政治转型的一个基本标志是国家政权性质的改变,实现这种变化的方式是阶级斗争,而阶级斗争往往蕴含暴力和失去生命的风险。政治民主化是指一个从缺乏平等、参与、竞争的政治体系向充满更多平等、参与、竞争的政治体系演变和发展的过程,这一过程也面临着自身的风险问题,主要包括: (1)权力腐败的风险。真正的民主化意味着国家官员只是人民的公仆,而不是人民的主人,他们不能成为一个社会的特权阶层,更不能贪污腐败。马克思极其痛心地看到,即使在最民主的资本主义国家,所有国家权力机关及其成员,都由社会公仆变成了社会的主人,享受着各种各样的政治和经济特权,成为社会的累赘和吸血鬼,是“以其无处不在的复杂的军事、官僚、宗教和司法机构像蟒蛇似的把活生生的市民社会从四面八方缠绕起来( 网罗起来) 的中央集权国家机器”[5]91。只有彻底破坏这样的官僚特权机器,消除政府官员的各种特权,才能实现还政于民。(2)普选权被滥用的风险。普选制度是资产阶级针对封建专制制度中的权力世袭制度实现历史性变革的产物,它直接彰显了资产阶级所倡导的“天赋人权”和“主权在民”的政治思想。但是,普选制度本质上不过是资产阶级对付广大劳动人民的统治工具,存在被滥用的风险。马克思在《法兰西内战》的初稿里就一针见血地指出,在资本主义社会,“普选权在此以前一直被滥用,或者被当作以议会方式批准神圣国家政权的工具,或者被当作统治阶级手中的玩物,只是让人民每隔几年行使一次,来批准议会制的阶级统治( 选择这种统治的工具)。”[6]589 同时,马克思还揭露了资产阶级在运作自己吹嘘的普选制度时出现的种种肮脏行为: 那就是贿选成风,徇私舞弊,混乱不堪。马克思在《君士坦丁堡的乱子—德国的招魂术》一文就指出: “由于选举中的舞弊行为被揭穿,下院的威信已下降到极度。但同时,它也日益暴露了自己本身的基础的腐朽,暴露了选民中间贿赂成风。”[7]85
三是文化转型即新的文化模式取代旧的文化模式的动态过程。“文化模式就是特定民族或特定时代的人们普遍认同的,由内在的民族精神或时代精神、习俗、价值规范等构成的相对稳定的行为方式。”[8]38 在马克思看来,文化的产生和发展与满足人的需要有关,人的需要的不断产生和满足决定了文化的不断创建和超越,当某一文化模式不能再满足人们的需要,而新的文化模式不但生成而且将取而代之时,文化冲突的发生也就成为不可避免的事情了。从世界历史的进程看,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开始于16 世纪的欧洲,在这一转型过程中,以理性主义为基本精神的现代文化模式与以经验主义为基本精神的传统文化模式之间就产生了激烈的冲突,表现为贵族势力反抗新兴资产阶级,新兴资产阶级打击封建势力,小农经济束缚大工业生产,工业革命挣脱小农经济的约束,封建神学反对现代科学,现代科学批判封建神学,封闭意识排斥开放意识,开放意识冲击封闭意识等等。虽然由于农业文明的强大和悠久而使它与工业文明的冲突漫长而艰难,但最终它还是经不起现代社会的冲击,逐渐退出了社会的主导地位而被工业文明所取代。新的工业文明产生之后,一种与农业社会文化模式截然不同的新文化模式出现了: 新的交通工具的发明使人克服了空间距离的阻碍,从土地和乡村的束缚中挣脱出来,扩大了交往和活动的范围,人们具有强烈的时间观念,工作依据时间来衡量,这种时空的分离与重新组合以及城市的出现是现代社会的标志,伴随它们一起出现的是“脱域”现象,即社会关系从与地域性的关联中脱离出来,形成了专门化的工具系统、符号系统和专家系统,这些系统的存在把人们的生活投入到了既要对社会充满信任又时时感觉巨大风险和矛盾冲突的状态。马克思认识到了这一点,他生动地描绘道: “在我们这个时代,每一种事物好像都包含有自己的反面。我们看到,机器具有减少人类劳动和使劳动更有成效的神奇力量,然而却引起了饥饿和过度的疲劳。财富的新源泉,由于某种奇怪的、不可思议的魔力而变成贫困的源泉。技术的胜利,似乎是以道德的败坏为代价换来的。随着人类愈益控制自然,个人却似乎愈益成为别人的奴隶或自身的卑劣行为的奴隶。”[9]775 安东尼·D·史密斯的观点与马克思类似,他说: “现代化,通常从法国大革命和工业革命算起(有时从宗教改革算起),使我们的整个生活方式发生了很大变化,变化的过程和方式是自新石器革命和定居农业诞生以来所没有的。工业资本主义、科层制国家、全民福利、大众社会动员、科学和理性、大规模计算机信息和电子通讯、传统家庭观的变化以及性革命,改变了地球上每一个人的生活,改变了他们习惯的做法和日常轨迹。新作风和非正统的生活搞得群体和个人晕头转向、不知所措,它们肢解了旧的结构,使古老的文化变得不合适宜了。”[10]4
总而言之,社会发展形态的变迁实质上是一个社会结构转型的过程,转型的目的是实现社会可持续发展,但在经受结构转型的过程中必须面对转型的风险,承受转型的代价,社会风险治理就是要实现发展与风险、代价之间的和谐与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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