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质性研究中存在三种困境:主体间性、表述政治、参与行动。前者是认识论意义上的困境,后二者是解放政治意义上的困境。他们在反思广度、深度、力度方面,层层递进、步步深入。从对对象的反思到把研究作为反思对象,从认知研究到行动研究,共同构成了质性研究的“强—弱”反思谱系。
【关键词】质性研究 主体间性 表述政治 参与行动 反思
一 引言
社会学和人类学的经验研究中,面对研究对象,作为研究者往往面临各种各样的困境,比如如何理解和把握研究对象的行动内涵和意义、如何保证自己研究结论的有效性、如何守住研究的伦理底线、如何协调和研究对象的关系等等,究其根本,笔者认为,从研究者确定研究意向开始到进入研究地点和研究对象的世界,进行田野资料的调查收集,到最后研究结果的完成,研究者始终要面对三种类型的困境:主体间性、表述政治、参与行动。前者是认识论意义上的困境,后二者是解放政治意义上的困境。面对这三种困境,研究者在研究过程中贯穿始终的是对于自身研究的反思。在这个过程中,研究者的反思意识在不断的深化,反思对象的范围也在逐步拓展扩大、反思的力度也在不断增强。主体间性所关涉的是研究者如何认识、理解研究对象的行动意义;表述政治关涉到研究者自身的研究叙事和研究成果能否真实有效的表述研究对象的意义;参与行动则与能否通过研究作为一种行动联合研究对象共同形成行动实践改变现实有关。这三种类型的困境,并不是围绕着研究而出现的平行多维面向,而是相互之间呈现层层递进、步步深入的关系形态。根据其反思意识的深度、反思对象的广度、反思的力度等方面,笔者将围绕主体间性的反思称为“弱”反思,把表述政治和参与行动所形成的反思称为“强”反思,二者之间共同构成了质性研究中“强——弱”反思的连续统,也可以看作是质性研究中的反思谱系。之所以把它看作一个连续统类型而不是二元的解释框架,是因为在质性研究的过程中,面对不同的研究困境,每一类反思的出现,都是逐渐过渡到下一类反思的,而下一种反思在包含上一种的反思的同时,也将其作为反思的对象。无论是研究者自身立场的质疑、研究“前见”的追问,还是研究本身从认识论活动转向知识解放乃至以参与行动为标志的解放政治的实践层面,这都是一个逐步深入和拓展的过程,而非平行两端的非此即彼。
在质性研究过程中研究者无论是面对认识论困境,还是解放政治的困境,“强——弱”反思作为质性研究中反思的解释框架,能对保证研究的有效性所进行的步步深入地反思活动、反思对象、反思旨趣,做出整合性的解释,同时也能将质性研究中研究者学术价值立场逐渐“去蔽”并呈现出来。怎样面对和处理质性研究中的“强——弱”反思,彰显了研究者的学术自觉和价值关怀。
二 “弱反思”:主体间性与认识论困境
自然科学的研究对象定位于自然世界,认为其具备稳定、不变、客观的样态特征,而启蒙运动以来,科学主义的胜利使其研究方法也形成了携“科学真理”话语而自居的霸权,认为社会科学的研究对象同样可以应用自然科学领域的研究方法。但是从研究对象的特殊性而言,质性研究中面对的世界首先是主体间性的世界,是属人的世界,研究者和研究对象之间是人与人的关系,而非人与物的关系。访谈和调查中的研究对象,是具备认知能力,能够与研究者进行理解、互动并做出行动反应的另一个主体。这个研究对象沉浸在自我赋予其意义的日常生活世界中,筹划、想象和行动,而研究者只是在其研究领域中以研究者身份展开与研究对象的互动关系,虽然他们处身其中的意义域不同,但是他们共同的处在同一个生活世界之中,而这个生活世界无论对于研究对象的日常生活世界而言,还是对研究者的社会科学研究世界而言,具有奠基性的、背景性、基础性的意义,都是他们共同的扎根之处。
人们是根据与他人的互动来做出行动的,社会行为是由两人以上的行动主体共同参与形成关系的(米德,1992:178)。质性研究中,研究者首先面对的是另一个能够理解言行和符号的意义,能够进行“印象管理”和“自我呈现”的主体,而研究者如何能够正确地理解研究对象,进而又如何科学有效的对研究对象所言所行、所呈现的经验材料进行抽象整合类型化,以纳入自己的研究范围进行理论化。至此,可以看出,主体间性的困境,是认识论的困境。
对于此困境,舒茨通过“二阶构造理论”进行了分析,他认为研究者面对研究对象,首先需要知道研究对象对这个生活在其中的世界的理解是什么,包括对人和物、制度和关系、文化和符号的理解。其次,研究者如何理解研究对象已经拥有的并赋予意义,以行动表现出的自我理解。前者是第一阶理论,后者是第二阶理论(许茨,2001:298)。他所提出的方案是研究者的意义域不同于研究对象的意义域,研究者可以抽身而出,跳出生活世界,以一种超然客观的角色面对研究对象的世界,舒茨借用韦伯的理想型发明了一个“傀儡”,这个“傀儡”坚持价值中立的立场,并执行研究者的研究设定和推理(许茨,2001:69)。那么,如何保证,研究者结论的有效性,如何证明研究者正确把握和理解了研究对象的行动意义呢?舒茨把这个检验的权利交给了研究者自身所归属的社会科学研究者群体进行论证。胡塞尔运用先验现象学的方法,对于主体间性进行了分析,由于其研究起点的先验性,决定了胡塞尔面对主体间性问题困境难以超越,舒茨运用现象学的方法解决生活世界的意义建构问题,同样遭遇类似的困境,主体间性问题,是认识论困境,是绝对自我和绝对他者两个主体间的困境。这个困境的关键在于二个主体是永远不可能形成一致或同一性的两个彼岸,这是根本性的存在之事实。
吉登斯接续舒茨的理论思路,对于研究者的认识论困境提出了自己的“双重解释理论”,他认为研究者要解释研究对象的行动意义,同时研究者要想研究取得成功,就必须保有和研究对象共有世界一致的语言和概念,这就导致了研究者的概念对研究对象造成了影响,“社会学立足于与研究领域相关的主体间性关系,它应对的是一个预先解释的世界,在这个世界中,由能动主体发展的意义实际上参与这个世界的构成”(吉登斯,2003:259、279)。吉登斯在此处考虑到了两方面的关系:研究者要理解研究对象的意义,还要理解研究对象自身因受与研究者所形成的主体间性影响而做出的行动之意义。那么如何理解研究对象,吉登斯从生活形式出发,提出研究者要“沉浸”其中,但接着他又说这个“沉浸”不是指成为研究对象的一员,而是“要寻找一种参与其中的方法,也就是形成描述的方式”,这个方法要被研究者转化为“社会科学的话语范畴”。至此,他才主张社会学要遵从一种双重解释学。吉登斯所面临的仍然是主体间性所导致的“认识论困境”,在面对这个问题的不可解决性的同时,他用“双重解释学”来为社会学以及研究者的学科合法性寻找规则。
其实,无论是舒茨,还是吉登斯,他们所共同面对的问题是:一方面,研究者和研究对象有共同的生活世界,但是分处不同的意义域,所以相互之间理解如何可能就成为关注的问题所在。另一方面,研究者又要坚持自己的研究立场,做出不同于研究对象日常生活态度的理论类型化判断。这个认识论困境,在社会学和人类学的田野工作的每个环节,反复出现。此处的核心环节是理解。研究对象通过访谈所告诉我们的,是通过他的认识图式和思维框架建构起来的主观事实,也是他对自己生活的世界和言行通过理解所赋予的意义,我们无法把握研究对象所叙述的客观真实本来面目究竟是什么,而且从语言哲学的角度看,这也是不可能的。但是我们可以对研究对象的行动本身探究其意义。(杨善华、孙飞宇,2005)杨善华认为深度访谈作为一种探究意义的行动,可以界定为:研究者和被访谈对象之间的一种面对面的我群关系。他认为研究者应该在访谈过程中,“悬置自己的知识体系和立场,通过交谈进入到被访者的日常生活世界中去,同时随时保持反思性的观察,以便能够发现并追问问题与事件”。此论值得商榷。首先,悬置作为一种现象学的方法,一种纯粹的先验起点,是不可能的。研究者彻底的无前见的悬置是不可能的,研究者有着自己的前提思维方式、学科预设以及日常经验,因此,对于研究者的“悬置”立场,是不成立的。其次,上论主张访谈过程中的反思,是对于研究对象及其问题的反思,而不是对自身作为研究者的分析和研究“前见”的反思。预设的悬置,保证了研究者无“前见”存在的客观立场,这源于其对研究者自身立场合法性的“不证自明”前提预设。从知识社会学的立场看,这既是对“研究场域”中研究者和研究对象二者在现时代共处同一时空的历史情境(马尔库斯、费彻尔,1998:60)的田野复杂性的简化,也是对研究者与研究对象之间地位、权力关系的复杂性、不对等性的忽视(米歇尔·法恩等,2007:123),而这在田野调查和访谈的伦理政治层面恰恰是有问题的。如果坚持前者,而无视后者,那就会出现另一种形式的知识场域的霸权:声称自己理解研究对象,对自己的关于研究对象的理解的被建构过程缺少反思,甚至误解、曲解、遮掩进而代言了研究对象的声音。运用口述史来进行民族志实践,研究者的田野工作伦理应该是把研究对象不仅仅看作是情况的提供者,而且还是情况的共同解释者,研究对象的解释对研究者的既有知识框架构成了冲击,形成了道德和“表述政治”的力量(张佩国,2010)。在这个过程中,研究者面临的问题是,他能够理解研究对象吗?研究成果是研究者自身的认知建构吗?研究成果作为知识存在而被建构的过程中,能否有研究对象的参与?进一步说,他们有能力参与研究成果的建构吗?如果不能,他们是被研究者代言了吗?他们能否自己说话?这一系列问题,关涉到学术研究所面临的另一个困境:表述政治,从类型上看,这个困境属于学术伦理和解放政治意义上的。
三 “强反思”之一:表述、代言与解放政治的困境
现代学术思潮的语言学转向以来,围绕语言本身的研究,引发了后现代诸理论对宏大叙事启蒙话语的攻击与解构,在质性研究中表现为:如何表述研究对象的问题取代了如何认识研究对象的问题,或者说“如何认识研究对象”成为研究和反思的对象,也即从“对对象的研究”转向“把对对象的研究作为研究对象”、“从参与观察到对参与的观察”(泰德洛克,2007:499)。这个研究困境内含了对现代学术自觉的要求,一方面要对研究者自身作为资料的搜集和整理者、文本的建构和撰写者对于调查研究的“介入性”影响有明确的反思性;另一方面,研究对象无论处在怎样的地方性情境之中,现代历史发展进程中个体或地方群体所无法超越的,表现为全国、区域性乃至全球性的政治、经济等结构性支配力量的作用是需要得到考量的。因此,当研究者在研究过程中将反思的对象扩展到整个研究背后的政治意识形态的力量的时候,相比较前述的“二阶理论构造”和吉登斯的双重解释学而言,批判理论取向的反思被称为“三重解释学“(艾尔维森、舍尔德贝里,2009:166)
这个困境有两个面向,第一是文本的意义理解问题,对于研究对象所呈现出的言语符号、话语隐喻及其表征,研究者如何理解和把握其意义。第二是研究者对于研究对象的理解所进行的表述是研究对象的本意还是代言,这种代言背后的权力关系是怎样的?关于语言和文本对我们的理解所带来的困扰,学界已进行了深度讨论,所以,笔者把讨论的重点放在第二方面。关注研究者的身份和文本的建构过程及其背后的价值判断是由谁、由谁做出的(詹姆斯·克利福德、乔治·E.马库斯,2006)。
从对认识论困境的“弱反思”,至此我们已经看到,对于研究本身,正在逐渐加大反思的力度、拓展反思的范围、挖掘反思的深度,同时研究者的学术责任和伦理立场也逐渐显现。批判理论的主要主旨之一是知识的解放,要求研究者对于自身研究的合理性进行持续的存疑和反思,而非僵化的视之为相当然。哈贝马斯对于知识构成区分了技术、历史解释和解放三种旨趣,而在质性研究中对于研究本身反思中提出的表述政治问题,对应着知识解放的旨趣:研究者的表述是被谁所建构和支配。“解放的旨趣目的是刺激自我反思和克服已确立的制度和思想模式带来的阻碍力量…对抗任何不自觉地加强现存社会对思想的控制。”(艾尔维森、舍尔德贝里,2009:128)
从批判理论的角度看,研究对象自身的意义不是想当然的如其所示的客观存在的,研究者自身、研究活动背后的诸多因素参与了研究结论的建构过程,因此,其中的意义和解释是研究对象所意图表达和认可的吗?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在质性研究中,对研究结论有效性的验证,有时会采用一种“报告人反馈”的方法:就是将研究结果拿给报告人看,让报告人对研究结论进行检验(米尔斯、霍布尔斯,2008:388)。这种方法表达了研究者所持的一种研究伦理:即研究对象有权知道研究者发现了什么。更有甚者,当研究结果获得研究对象的认可之后,研究结论的有效性才能成立。暂且不论后者的极端做法是否可行,关于报告人反馈制度,这遵从了研究伦理的知情规则要求。但是,是否所有的研究对象都有能力、有条件进行反馈呢?试想当进入贫民区进行访谈时,这些社会底层的群体面对物质、生活等困难处境,对于外来研究者所提供的象征性报酬,以及对于外来者的能够提供资源和机会的期望,基于他们的愿望和受教育水平,他们是否有能力反馈呢?显然这个困境是存在的。进一步看,他们要是没有能力、机会、渠道发出自己的声音,那么研究者是否应该或者有能力做出代言,研究对象能说话吗?还是他们必定摆脱不了被代言的命运。还可以追问,从福柯的话语与权力共谋角度看,研究者自身知识立场的合法性如何确立?这个困境:是对于现代性启蒙话语所主张的本质性知识真理的诘问和质疑,也是对研究者群体作为知识精英群体的追问:谁的立场、谁的表述、谁的真理?在解放政治和表述之间,有着怎样的关系?循着这个问题,我们在研究过程中就无法忽视政治、经济的力量对研究对象、研究者、研究过程所构成的强大影响力,而不能无反思的把它作为解释的外部因素置之不理。因此我们在理解研究的地方性情境的同时,还要对研究本身所置身于其中的更广阔、宏观的背景保持一种政治、经济的敏感性。“要形成一种精确的、解释的、文化的政治经济学,一种民族志政治经济学”(马尔库斯、费彻尔,1998:70、117)。
作为表述的研究结果带着政治伦理的印记。“解放政治是指一种力图将个体和群体从对其生活机遇有不良影响的束缚中解放出来的一种观点。它一方面要打破过去的枷锁,另一方面要力图克服某些个人或群体支配另一些人或群体的非合法统治。解放政治总体上关心的主要是人如何克服剥削、压迫、不平等,它的取向是脱离而不是朝向什么。”(吉登斯,1998:237)解放政治的背后理论立场仍然是现代启蒙话语,认定现实是压迫和解放、被解放者和解放者、平等和不平等等二元范畴构成的,有一个客观的真理标准对二元的转换进行评判。后现代主义者认为,现实是多元、流动的、非本质的、无基础的、多主体的,而福柯对于权力的深度挖掘,瓦解了现代性宏大叙事的真理神话,知识不总是客观真实的,它是被建构的,知识背后的权力影子始终相伴。斯皮瓦克对于知识分子(研究者)能否代言底层弱势边缘群体的讨论,集中了围绕着表述政治所生发的多个问题。面对解放政治的困境,对斯皮瓦克所提出的“属下(或翻印成庶民、底层)能说话吗”(斯皮瓦克,2007)这个问题稍作讨论,是有必要的。
属下能说话吗?斯皮瓦克认为,属下不能说话,需要代言。印度民族解放之后,后殖民时代的国家中,民族主义精英阶层在对抗殖民政权的运动中借助西方近代以来的启蒙话语作为抵抗的文化力量和理想,在民族独立之后,仍然以民族精英的身份在印度社会再生产殖民势力的“认知控制”,并在一定意义上形成了“合谋”。而印度底层的声音,在现代性民族主义精英话语的支配下,丧失了自己的声音。以古哈为代表的印度“庶民”研究学派面对印度独立之后的民族主义宏大叙事话语,认为应该重现印度民间的抵抗运动力量的历史,因此将研究视角转向底层(古哈,2005),但是却遭遇了两个研究困境。第一个困境是要想消解对方,却必须采用对方的话语。反对精英及其背后的启蒙话语,与凸显底层主体的声音之间产生了矛盾。民族精英主义的话语擦除了底层的声音,那就要解放底层主体,发出他们的声音,而不是被精英代言。属下底层的主体性需要被凸现,而精英主义的背后是后现代主义者所反对的主体和客体、本质和再现的现代性话语,精英就是借用这套机制来用自己的话语“表达”(实质上是替代了)了属下底层的声音,他们摆出了代言的身份,却没有传达出被代言者的真实声音。因此,反对精英,既要解构其背后的现代性话语,又要揭示其背后的权力运作关系,而福柯的理论在揭示权力运作关系的同时,宣布了主体的消解。但是要想解除目前这种“代言”关系,必须再度凸显属下底层的“主体身份”。(李应志,2008:158)“庶民”学派遭遇的另一个困境是:想让属下发出自己的声音,研究者作为知识精英,却又不可避免的用自己的话语去再度代言。
斯皮瓦克认为上述困境是无法解决的,斯皮瓦克自身也面临这个困境。福柯在主张主体消失的同时,否定了知识分子反对精英霸权的作用,而认为属下群体是一个能自我决定的群体,但是现实的政治、经济力量结合形成的结构性困境对于属下底层群体来说是无法突破的,那么自我决定只能意味着弱势群体地位的延续而得不到改变。斯皮瓦克主张,属下群体的主体意识本身不存在是否再现的问题,而是由谁再现、如何再现的问题。那么,知识分子的话语霸权呢?面对这个困境,斯皮瓦克坚持解构主义的立场。(斯皮瓦克,2007:137)
她认为解构主义从不认为自身所抵制的对象可以通过简单的对立方式就可以消除和抹去。相反只有立足于批判对象的传统内部,并通过策略性的运用传统方式来反对对方。换言之,面对民族主义化的精英主义,知识分子不可或缺,也就是需要运用解构的方式站在现代性话语的内部来批判它。斯皮瓦克的理论延续了德里达的解构脉络:无论是德里达,还是斯皮瓦克,在表述这些理论的同时,却也在借用现代性的话语表达和逻辑规则。这个困境怎么解决呢?斯皮瓦克认为,知识分子要对不得不寓居其中的东西坚持一种持续的、不懈的批评。
贯穿斯皮瓦克始终的一个问题是:知识分子能否代言属下群体?她认为能代言,那么怎样代言呢?她认为就是坚持自己的批判性立场,并随时对自己的立场有所醒觉。也即是对自己的研究立场、研究方法、研究思路、研究结论要随时进行自觉的反思。马丹丹通过对二十世纪中国的不同历史发展阶段的“诉苦”类文本的梳理和分析,认为底层或下属所拥有的“诉苦”是被多种力量所建构的(马丹丹,2010)。下属自身作为诉苦的体验主体,被国家的政治权力和知识分子的书写所建构,在不同的时期,知识分子自身及其书写也被国家政治所建构和支配,当然其中也不缺少知识分子的内心反思和醒悟。知识分子作为独立于国家和“底层属下民众”的地位,是中介性的,在不同的条件制约下,其地位是或独立或附属而摇摆不定的。因此,关于表述政治是否具有解放政治意义的讨论,可以延伸至研究者和研究对象的二元关系之外,考察研究者群体所持立场和所表述的背后,究竟有哪些力量在支配着他们,这个问题不是本文的重点论述范围,只能略及。
四 “强反思”之二:参与行动研究与解放政治
本部分将把分析焦点集中于“强反思”中的更深一层次的研究:参与行动研究。这项研究是从质性研究中的参与研究和行动研究混合而来的一种研究(凯米斯、麦克塔格特,2007:605)。这类研究曾被批评把研究和实践相混淆,但通过本文前面反思分析的渐进过程,我们可以确定研究背后的力量是需要深度考察的。研究需要有知识解放的旨趣。“关于怎样表达学者责任问题的自我反思和批判意识,就要转变对穷人和工人阶级的公众意识和日常看法,将生活与激进的社会经济结构连接起来,以及建构一种可以打破和重构责难受害者观念的故事和分析。”(米歇尔·法恩等,2007:114)
因此,从知识社会学的角度看,参与行动研究有两部分的含义:一是在研究作为知识的力量参与解放的前提下,参与的多元主体包括研究者和研究对象,它们共同围绕实践行动生产知识,也就是:为了行动而研究、把研究作为行动、让行动者参与研究。二是图海纳所提出的行动社会学。第二部分的含义与第一部分关系密切,但因其由反思而导致的行动力度更强,并有其特殊的理论对话对象,本文将其分别论述。
(一)参与行动研究
“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马克思,1977:603)此论认为人们的行动是由历史和意图所创造,更强调的是人们能够改变自身的处境,创造新的行动和历史,这是马克思辩证实践观的关键所在。参与行动研究有自己的价值立场:参与者通过行动参与社会变革,进而改变自身参与的方式和社会条件,以促使当下不公平、断裂、充满矛盾和压迫的现状发生改变,并使自身获得解放,同时促进社会进步。
参与行动研究的首要前提是:研究是一种社会实践。在这个实践的参与主体中,包括研究者和研究对象,而此处的研究对象与以往的研究对象相比,更能以一个积极的行动者的姿态回应吉登斯在其“双重解释学”中所分析的行动者作为互动主体有自己对于生活世界、行动和情境意义的理解,他们不必遵从于研究者作为学者的研究结论,而是可以商讨、拒绝、改变或者共同生产研究知识。在此,研究对象是能动的行动主体。在参与行动研究中,研究本身作为行动,是为了改变“实践、参与者和实践背景”(凯米斯、麦克塔格特,2007:624)。
参与行动研究从微观看是将研究对象作为参与者参与研究,同时尊重和承认其主体定位(包括其观点、立场、行动和研究发现),从宏观上看,面对批判理论所揭示的那些外在的宏观的政治、经济等结构性力量,当处身其中的个体认为社会情形不应该如此,并怀有新的期冀和目标诉求时,他们能够通过行动来实现改变的可能,当然,这也是一个层层展开、讲求行动策略的过程。因此,行动者在行动中改变环境,行动者也在改变自身和行动条件,以实现参与行动研究的目标。在这个过程中,参与者会认识到“一方面,参与者把自己和自己的实践看作是由塑造和限制行动的系统结构和功能构成的,他们改变实践的努力应包括面对和重建社会世界的系统,另一方面,参与者也把自己和自己的实践理解为是通过生活世界中文化再生产、整合、社会化、个性化的过程而塑造的,他们改变实践的努力也应包括改变这些过程的实质内容。”(凯米斯、麦克塔格特,2007:628)
质性研究的参与行动研究在当下我国社会变迁时期尤为重要,无论是在基层社区自治的公共参与、公民政治民主的素养养成方面,还是公民(工人、农民、业主)的维权行动中,均表现出参与行动研究发挥作用的空间,但是至少对于当下学术界来讲,研究者和研究对象的距离还是遥远的,除了同样作为公民的研究者的政治空间有限之外,研究者对远离研究对象、缺乏研究对象参与的研究,或者自身独立建构研究理论甚至为政策做注脚等诸多研究现状缺乏反思和行动,也是主要原因之一。
(二)行动社会学
从本质上来说,图海纳的“行动社会学”与参与行动理论是一脉相承的,只不过后者更强调参与的过程、程序和策略,而前者对于理论的阐述更具行动纲领的色彩,从学理上讲也是在社会理论基础上的对话。
关于行动和社会的关系,图海纳认为社会学的实在论是个“幻象”,规则不会在行动之前出现,它们同时被每个行动生产、修正和挑战,因为所有的社会关系都包括权力关系。因此,社会学的任务不是通过客观条件来解释行动,而是通过行动来解释社会条件。换言之,社会的自我再生产机制是由行动者之间的不平等关系所建构的。社会生活并非由各种自然规律和历史法则所决定,而是由行动者的行动打拼出来的(图海纳,2008:31、61、71)。
社会学研究应该从结构社会学转向“行动社会学”。而行动社会学与以往社会学的区别在于:社会学家不是社会生活的旁观者,而是社会运动积极参与者,通过能动的社会干预,介入社会生活,社会学家才能形成关于行动者本身的真切知识。要通过积极的社会学干预,拨开覆盖在社会关系上面的支配和习俗,重建行动者所处的社会场景和社会关系。因此,社会学知识的生产就不仅仅仅是作为研究者的社会学家一个人的事情了,而是研究者和作为研究对象的行动者在互动中共同生产出来的(沈原,2006)。
要实现行动社会学,图海纳主张社会学家要通过具体环境了解行动者,使行动者能强烈表达出他们对于目前的现状的反对、质疑和改变的目标,而最根本的就是要形成社会干预,形成干预小组,在小组中,行动者由反应性和适应性行为发展成构思计划与冲突的行为,进而发现自己是自身历史和故事的生产者、自身状况的转化者(图海纳:2008:125-126)。
图海纳所讨论的是当前社会学的核心议题之一:社会如何通过行动建构自身,而社会学知识作为一种认知行动,能否形成一种力量,发挥其社会干预的作用,显现知识伦理的解放政治取向。这一层面的研究者和研究对象所面临的困境,已经超越前一层面的表述还是代言的困境,那一层面反映的是研究者自身如何在保证不篡越了研究者的主体表达的声音的前提下,还能够为研究对象代言。而生产知识、知识作为行动则更深入一步,探讨研究者和研究对象在超越主\客二元互动关系的前提下,研究者让研究对对象参与进来,甚至让研究对象作为参与行动研究的主体,形成共同的研究结论。而研究本身则作为研究者对于社会的干预,对研究对象构成影响,知识作为社会认知,形成行动力量,对于研究对象形成影响。这一系列的活动是行动取向的,最终是为了实现:让行动者参与研究、为了行动而研究、把研究作为行动。在这个过程中,仍存在表述,但是这个表述不是把研究对象作为主体的声音和理解再现的问题,而是研究者和研究对象共同生产的知识。研究者的学术实践变成了知识的政治实践,其中蕴涵着解放政治的行动伦理意味。这超越了表述和代言的层面,而进入到了行动层面,这属于质性研究参与行动研究中的“强反思”意义上的研究策略。
尽管上述围绕行动而展开的研究者、研究对象之间的关系好像已经超越了“被代言”的模式。但是我们无法忘记行动研究的出发点就是批判和解放取向的,那么其背后就会依然存在解放者和被解放者的关系,因此,作为解放者的研究者同样会面对自己在知识生产、社会干预的过程中,如何避免解放者变成支配者、解放者蜕变为领导者和决策者,如何定位自身角色的问题,而这已经超出了本文的讨论范围。
五、结语
质性研究中,反思研究、研究者和研究对象之间的复杂关系,既包括社会学、人类学等学科在田野调查中最需要直接处理的访谈和意义理解的技术性关系,又充满了知识社会学中知识的生产、传播及其政治意蕴;既涉及到认知性问题,又涉及到批判和解放的旨趣;既沉浸于理论的追问,又投身于行动之中。
通过上文的分析和讨论,笔者认为,第一:质性研究中存在主体间性、表述政治、参与行动三种困境。前者是认识论意义上的困境,可归结为“弱反思”,后二者是解放政治意义上的困境,可归结为“强”反思。前者围绕主体间性关系而生发,后者基于表述与代言、知识生产和行动的复杂勾连关系而生发。对三种困境的反思,在反思意识的强度、反思范围的广度、反思内容的深度等方面,呈现为从“弱”到“强”,共同构成了质性研究的“强——弱”反思谱系,第二、质性研究的这三个困境中,认识论困境的不可解决性成为解放政治困境的前提条件,而后者因研究者和研究对象所处不同的地位和关系,受到了多方面的内在因素和外在结构力量所支配,集中以权力的方式加以表现,研究者面临着如何摆脱自己又解放、又代言、又不能丧失公正的困境。第三、从参与行动理论角度来看,研究者和研究对象共同作为行动者、共同生产知识,为超越这个困境展示了一种新的可能。图海纳的行动社会学则直接从倡议社会干预入手,力主社会学者要通过让行动者认知生存境遇并通过行动来生产社会,则为质性研究通过行动展开研究展示了充满想象力的反思空间。
质性研究的“强——弱”反思谱系,是每个采用不同研究取向、研究策略的研究者面对无论是认识论困境还是解放政治的困境时,所无法回避并需要直接面对的。反思,既是质性研究的立场,也是研究前进的动力,如何面对和化解这些问题,需要学术共同体的持续努力和深入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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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郑庆杰,上海大学社会学系博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