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对中国城乡分割政策的道德审视

    ——与早期华人在美国社会境遇的比较

    笔者首先要申明的是,在这里对中国城乡分割政策的分析仅限于经验分析;其采纳的比较分析框架也只是经验借鉴。

    一、中国城乡分割政策的历史及现实依据

    中国城市化进程,在中国现代以前,由于传统中国社会结构的重农轻商理念.没能得到充分的发育。那时,城市基本上作为行政和军事要塞发挥其社会功能;除特定的历史时期,如战备、发生自然灾害等情况外,城乡之间的人口流动基本上是自由的。近代以后至共和国建国之前,西方坚船利炮在打开中国国门的。同时.也强行输入了工业化过程,进而促成了中国城市化进程。一般来说,城市化和工业化是同时开始的。现代社会脱胎于传统社会,我们现在所谓的现代化,究其本质就是指工业化。因此,城市化成为社会现代化过程的主要指标之一。但是,由于在这段期间,中国基本上只是外国商品市场,民族工业还处于襁褓之中,从而无力把大量的农村人口吸引进城市里来,城市化进程比较缓慢。不过,从人口流动这个角瞍来看,城乡之间的人口互动的自由度还是非常高的。建国初期,受围内外敌对势力的牵制,政府把经济力量主要投向军事工业的基础——重工业的政策,推进了城市化的速度和规模。由于国外经济封锁所导致的投资资金匮乏,只能利用有限的农业剩余来进行工业投资,从而形成了工农业产品的价格剪刀差。这就是导致粮食的计划性统购统销,进而促成对城乡人口流动进行控制(户籍制)的城乡分割政策出台的主要现实依据。中国城乡分割政策至1958年得以制度化。所谓城乡分割政策,就是指把城市工业作为国家发展的主体,通过价格政策将农村资源调控至城市。在资源不变的情况下,造成一种城市对农村实际上的剥削。同时,实行严格的户籍制度,建立身份制,控制城乡之间的人口流动和身份转换。

    二、一个个案:早期华人在美国的境遇

    首批华人于l849年加利福尼亚淘金热时期来到美国。和到那里的其他大部分人一样,他们是来淘金的。在这片基本上无归属的土地上,人们在地上插上标杆,就可以圈出一块属于自己的土地。然而,由于华人工作非常勤恳,常常把一块看上去一文不值的矿地变成有利可图的宝地。因此,他们成了妒忌的竞争者的骚扰对象。他们常被阻止在其领地上干活,某些地方当局甚至通过了禁止华人拥有土地的法规。华人只好寻求其它的谋生方法。他们当中有些人开始为白人工人洗衣服,另一些人开起了小餐馆。因为,那时加利福尼亚几乎没有女人,而华人通过干“女人的活”(“woman’s work”)满足了这一实际需求。到了19世纪6O年代初期,更多的中国人来到了加利福尼亚。华人这次是作为劳工来修建第一条横贯北美大陆的铁路,迫切需要他们是因为这项工作既艰苦又危险,而且施工地点在美国偏远地区,铁路公司找不到白人劳力来干这份差事。如同他们的前辈,他们也遇到了极大的偏见。铁路完工后,白人对华人的敌意变得更为强烈。这批输入劳工回到加利福尼亚无法找到工作。由于这批华人人数众多,他们比首批华人更引人注目:外表方面,脑袋前部剃光,背后却拖着一条长辫;语言方面,因为他们准备返回国,几乎没人懂英语;宗教方面,他们被斥之为“华人异教徒”(heathen Chinese),因为在他们供神的屋子里供奉着众多的神像。时事艰难时,白人指责华人愿于低薪活,抢了他们的饭碗。而在多数情况下,这些白人自己也不过是新来的移民。几个城市里爆发了排华骚乱,最终演变成流血事件。华人被禁止打官司,也无权成为美国公民。加利福尼亚人开始要

    求禁止更多的华人进入加州。最终,于1882年,他们说服国会通过了“排华法案”,禁止华人劳工移民。直到1965年,移民法作了全面修订,华裔移民的不公正待遇才被废除。

    三、中国当代城乡互动关系概述

    随着1958年中国城市保护主义政策的制度化,城市人和农村人成为组成中国社会结构的两大基本等级阶层。城市人身份和农村人身份在社会地位上分殊极大。农村除了要承担为城市工业发展积累资金的任务外,有时还得接受城市转嫁而来的额外负担,如60年代末至70年代中期的“上山下乡运动”。城市人身份与农村人身份拥有了先天的特质。除了极少数农村人通过参军提干、特殊招工成为城市人外,农村人身份就成了绝大部分农村人的永久性身份标志,包括他们的子女和将来出生的子女的子女;而城市居民,在获得城市人身份后,其终生及其后代都将永久性地拥有这一身份。城乡壁垒由此筑成。改革开放以后,随着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轨,必然带来生产力要素的重新配置。而人力资源作为生产力的基本要素之一,决定了其流动性。城乡之间的人力资源的重新配置的客观需要为打破城乡壁垒奠定了基础。城市原先对农

    村关闭的大门开始有所松动。恢复高考,雇佣农村合同工等方式使农村人进入城市就业的机会大为增加。但是,这种松动还是建立在城市保护主义这个前提条件上的。城市优先仍然是城乡关系的基本准则。虽然国家取消了对粮食的统购统销政策的指令性计划,并通过对粮食收购的价格保护来缩短工农业产品价格的剪刀差,以促进农村经济的繁荣,并使农村大量剩余劳动力向城市流动成为可能。但是,由于城市户口的“高门槛”政策基本上没有松动,人为的等级制度导致城乡人员互动时,农村人处于劣势地位。当然,造成他们劣势地位的原因可能有多种,例如受教育程度,技能素质等,但这些都不是根本原因,更何况这些原因本来就与城市对农村的掠夺性剥削相关联。

    四、个案比较:农民进城与早期华人在美国的境遇

    (一)两者之间的相似点:

     (1)动因相似。早期华人无论是去美国淘金还是修建铁路都是出于谋生计;当代中国农民进城也概莫能外。两者皆为利益驱动。市场经济的核心就是利益驱动,只有这样,才能最大限度地合理配置生产力基本要素。

    (2)职业地位相似。早期华人从事的淘金业和铁路建筑业都是美国大多数白人不愿干的体力活,或下等活,如洗衣服、开小餐馆等;当代中国农民进城从事的职业类型与其相似,主要分布在建筑业、纺织服装业、城市卫生环保业等以前“城里人”认为“下贱”的职业领域。

    (3)乡土观念相似。早期华人穿着打扮与西方人不同,在宗教观念方面,被斥之为“异教徒”,不学英语,因为他们终究要返回祖国;当代中国农民进城与城市文明同样隔阂,他们常常自发地按来源地形成一个个城市中的“村落”,而且同样认为他们最终要回到故土。

    (4)遭际相似。白人指责早期华人愿千低薪活,抢了他们的饭碗。而这些白人自己也不过是新来的移民。华人无权成为美国公民;城里人同样指责进城农民愿于低薪活,抢了他们的饭碗,给他们带来严重的治安问题。而在多数情况下。这些城里人自己也不过是“搭着计划经济体制的车”成为城市公民的农民。进城农民无权成为城市居民。美国国会通过了“排华法案”;中国的某些城市市政当局(如北京)出台了有关控制农民进城的政策法规。

    (5)遭受排斥的原因相似。两者分别对白人和城里人形成生存竞争的威胁。

    (二)两者之间的不同点:

    (1)文化背景不同。早期华人加入的是异民族文化圈。文化观念上的差异决定了他们作为少数民族难以融入美国社会的现实处境;中国农民进入的城市文明虽在生活观念上与农村有所差异,但农民与城市人仍处于同一个文化母体中,无论是种族还是宗教信仰都是同源的。早期华人受到的是种族歧视;当代中国农民受到的是等级歧视。

    (2)流动区域不同。早期华人是跨国流动,无论是自发的还是有组织的形式(更多的属于自发形式),都属于一般的劳务输出。输入国政府在法律和人权上不承担保护的责任和义务虽不尽然合乎道德,但是在民族——国家的观念中还尚合理据;而当代中国农民进城是在同一块国土、同一个政体、同一部宪法前提下的劳动力的自然流动,政府无论是在法律还是在公民的基本权利上都必须承担责任和义务。

    五、中国城乡分割政策的弊端

    首先,城乡分割政策不利于城乡之问劳动力资源的自然流动,从而影响生产力要素的合理配置。城乡分割政策人为地阻隔了城乡之间生产力市场对人力资源的互补需求,并使资本积累成为由农村向城市的单向积累。同时,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被限制在有限的土地上,造成了劳动力资源的极大浪费。再者,资本积累的单向过程导致农村经济的凋敝,城市工业因失去广大市场陷于停顿,从而阻碍了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合理的城乡政策模式应建立在满足城乡的基本需求上,充分利用自然人力、制度资源,使其得到最有效的配置。在这里,我要澄清几个概念:城乡分割政策、城市化与城市保护主义。城市化是建立在城乡之间生产力要素互动基础上的,是社会现代化进程的阶段性和标志性成果之一;而城市保护主义是建立在一种城市工业化对乡村资源剥削基础上的,但并无城乡互动主体之间的不平等关系。城市保护主义的导向仍然是城市化;城乡分割政策是中国的城市保护主义,但城乡之间互动主体的关系是不平等的,而且在导向上也与城市化无关了。城市保护主义在世界范围的现代化进程中曾是普遍现象,而中国的城乡分割政策则为中国所独有。因此,我们不应笼统地说城市保护主义是形成中国社会和经济二元结构的主要原因,而应具体到城乡分割政策这一基本原因。

    其次,城乡分割政策不利于建立社会公正。它使构成中国社会主体的农民阶层,长期处于政治和经济生活的底层,并且剥夺了他们向上流动的任何机会。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一个人命运的就取决于其所具有的是城市还是农村户籍。因此,可以说,城乡分割政策是中国当代社会等级制度形成的直接原因,是所有导致社会不公正原因之首。

    再次,城乡分割政策与社会主义理念相悖。无论是“贫穷的社会主义”还是“富裕的社会主义”,都比其它社会制度更强调社会公正,绝对与等级制度无关。社会公正并不意味着平均主义;市场经济也并非一定要以牺牲社会公正为代价。个人的全面发展,充分发挥每个社会主义公民的积极性和能动性是社会主义理念的核心,同时也为社会主义宪法和社会主义道德所支持。中国城乡分割政策由形成初期的实用主义目的,逐渐蜕变成一部分人获取社会特权的手段并最终形成中国社会两大社会等级的对峙,客观上导致了与社会主义理念相悖的结果。在对当代中国社会结构的分析中,城市阶层和农民阶层应成为其它社会阶层分化的结构分析基础,避开此点,毋谈其它。

    六、对中国城乡分割政策的道德审视

    中国城乡分割政策是计划经济的直接产物。不可否认的是,该政策在形成之初的确有其客观历史原因和现实的合理性。但制定它时的初衷最多只是出于一时的权宜之计,决非一项恒久的治国之策,更非要形成社会等级制度。城乡分割政策被延续至今无论是在政治上还是在经济上都已失去其合理性。从经济上来说,作为产生城乡分割政策的直接原因的计划经济已转型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市场经济要求生产力要素自由流动,必然要求打破城乡二元分割模式;从政治上来说,社会等级制度已遭到彻底唾弃,不可能也不应该成为制定任何社会政策的依据。改革开放以来,延续了二十年之久的中国城乡分割政策首先遭到巨大的冲击。靠联产承包制基本上解决了温饱问题的农民,按捺不住被刺激起来的欲望,小心地同时也是义无返顾地向城市人的领地僭人。但是,由于长时间以来形成的城乡分离格局造成的隔膜和心理落差,以及城乡分割政策的囊中法宝——城市户籍制度的控制,农民进城除了与早期华人在美国落个相似的境遇外,并无多少胜出之处。中国城乡分割政策唯一可能的道德支持是来源于共产主义道德的自我牺牲和奉献精神。笔者从不怀疑这种精神的崇高和伟大。但是,这种以牺牲一部分人的利益、片面强调农民的自我牺牲和奉献精神的做法,实际上造成了一种社会不公正。农民历来属于社会中的弱势群体,在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工业化社会)的转型过程中,他们尤其承受更重的负荷:是在一种迫力下的强制性转型。他们在生存和精神伦理上都比其他阶层受到更多的冲击。如果说这些都是社会转型过程无法超越的必然现象,那么,一个社会中的每个成员享受平等竞争的最起码的权利应该是毋庸置疑的吧。在整个世界范围的现代化过程中,虽然也发生过农民利益受损害的情况,但剥夺他们平等竞争权利的情况却极为罕见。当然,这里的平等是指机会均等。中国的城乡分割政策实际上是否认了这种平等。城市人身份即城市人户口一旦拥有,别无所求;农村人身份即农村户口则一旦拥有,别无能求。社会主义事业应该是我们这个社会一代人或者几代人共同奉献和付出牺牲去建设的,剥夺农民的平等权利既不合经济发展要求也不合道德要求。

    在社会理论界,当下最时髦的话题无外乎有关现代性与后现代性的讨论。这场讨论原本是西方语境中西方人自己的事。若一定要搬过来,最多只能是个借鉴。国内后现代论者到底属激进论者还是属保守论者,自我尚未定位,笔者更无法界定。但他们共有的一种倾向值得注意:道德意识弱化。所谓“政策无道德”即为其通俗化的表达。应该承认的是,“去道德性”是西方当代社会现实的特点和西方后现代论者的立论基础;“伦理社会”(而非“道德社会”)是中国传统社会的本质,并且也是中国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现实背景之一,伦理社会强调传统、血缘和等级。但是,无论是在东方还是西方的文化传承中,强调自由、平等、正义的道德社会的理想才是其主流。道德理念是人类文明传承给我们的最伟大的遗产之一,可以说,人类的福址就是道德社会;人性即德性。构成西方现代性内核的启蒙运动理想就是建构一个由道德支撑的社会。这在卢梭和康德那里就已得到较完整的表述。马克思笔下的共产主义理想社会实质上也是道德社会。西方后现代性基本上是由现代性中工具理性扩张所导致的道德维度消蚀的结果,但这并不能成为后现代论者拒斥构成道德理念核心的自由、平等、正义等所谓“宏伟叙事”的理据。

    道德既是我们在审视一定的社会规范(包括政策法规)是否合乎人性时不可或缺的视角,同时也是我们在制订一定的社会规范时无法越过的起点。

  • 责任编辑:zhujingta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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