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当前位置:文章首页 >> 理论探讨 >> 理论精华 >>
  • 曾凡木:中国关怀,中国经验,中国预测——读《再向总理说实话》
  •  2012-10-11 11:13:07   作者:曾凡木   来源:   点击:0   评论:0
  •  【字号:
  • 正如封面所言“十年前,一部《我向总理说实话》风靡全中国”,当时中国三农问题全方位展现,李昌平凭借着深厚的基层工作经验和敏锐洞察力,及时的发现问题并给以诊断,向社会呼号,引起全社会的重视,也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中央关于三农领域的改革进程。经过十年的发展,中国农业、农村、农民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但依然呈现出各种各样的问题。这些三农问题在新世纪的背景下,必然呈现出与以往问题之不同之处,即书中所言“与中国现代化相关的内部特殊性与外部特殊性”。在面临这一系列特殊背景和三农危机的情形下,“十年后,《再向总理说实话》再为“三农”鼓与呼”,在对三农问题深刻认识和精准把握的基础上,李昌平对中央建言献策,提出了一系列合理化建议。

    一、强烈的中国关怀

    (一)中国关怀的缘起

    先不谈本书内容所新颖、深刻、给人的强烈冲击,且说从字里行间流露出的情怀,便可以看出这并非一部“不带情绪”、“客观冷静”的“科学研究”成果,作者笔下时时刻刻闪动着对农村农业农民的强烈关怀,乃至对国家前途命运的密切关心。因为三农问题从来不能只从农村、农业、农民来看,农村是中国发展的稳定器和蓄水池[i],三农问题的进展和解决从来都是事关全局的问题,是中国现代化成功的基石。作者在农村工作多年,对农村第一线的真实情况有着切身的体会和了解,对农村的穷、农民的苦、农业的危险有着切肤之痛,因为作者并非一个高高在上、冷静旁观的研究者,而是农村发展的关注者和参与者,为农民之忧而忧,为农民之乐而乐。作为原乡镇干部,他是国家政策在基层的真正落实者,在第一线与农民打交道非常频繁,在改革之后,农产品产量增加、农民增收,与民同喜;税费时代,农民负担加重,乡村社会资源外流严重,他对农村的衰败也看在眼中,与民同愁;税改之后,虽然已不担任乡镇干部,但他仍然能深入基层一线调研了解情况,对农村不断变化的情况也时时关注,与民同忧。总之,书中所展现的强烈的三农关怀,来自其与三农的亲密接触,而非拉起自己的头发到空中思考,因此他的思考也必然带着强烈的情绪和关怀。

    (二)中国关怀的高度

    但作者也并非止于做一个热血沸腾的参与者和亲历者,并非止于对他对中国当前三农问题的认识,因此这种关怀自有其不一样的高度。首先,由于三农问题的独特性,这种关怀事实上也是对中国前途命运的关怀。三农问题的全息性决定了它要辐射全局,因此对三农问题的关注要从国家发展战略的高度来理解,而李昌平则时时从中国自身现代化的特点和中国改革以来的历程的角度来理解三农问题的原因、特点和应对的策略。不仅如此,他还将中国的三农问题放置到全球化的视野中去,试图理解中国当前农业农村农民的现代化所面临的特殊的国际环境,以此来透视中国自身所具有的实现目标的禀赋。

    其次,深刻的关怀要化为深刻的认识。因为认识中国是改造中国的前提,甚至比改造中国更为紧迫。有了马克思主义的坚定立场,还要有与之相匹配的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方法。作者在分析中国三农的一系列问题时,鞭辟入里,这些都来自于其对三农问题深入细致的研究。作者在走出三农政策的落实部门(基层政府)后,便走入了三农政策的研究部门(科研单位),亲自从事农村研究,并关注农村研究领域的新动向,为作者对三农问题的理解提供了新的高度。

    二、扎实的中国经验

    (一)政策制定与时局变化

    通读全书,我们可以看到作者对中国三农政策的一些列的反思,作者对政策的把握,眼光独到,深刻犀利,首先因为他用事实说话,紧紧把握住了中国农村30年来的实际情况,从事实出发来讲道理,深刻生动。然而更为重要的是,作者一直以一种动态的变化的发展的眼光来审视中国三农问题的变化并考察中国政策制定的规律,从而指出30年来,政策制定者一直未能随着中国内外现实的迅速变化来及时的调整政策。他所考察中国农业的发展有一个理论基点,即农业发展要经历三个不同的阶段,不同阶段面临不同的任务解决不同的问题。在改革初期,中国农产品处于短缺状态,改革所释放的劳动力积极性配合集体时期所形成的基础设施建设、技术密集,从而实现了农产品产量的迅速增加,使中国农业在第一阶段的发展取得了成功。但在之后的改革中,政策部门一直未能随着农业发展的新形势而及时调整政策,从而带来了农业领域的不发展。农业领域所面临的政策制定与时局变化脱节的现象同样表现在农民政策和农村政策方面,例如农村产业结构调整,本是农业发展一件善事,但因基层结构性原因变成了一项与农业、农民无关的政治工作。再如乡镇体制改革固然能够基层的“恶”,即其做坏事的能力,但同时也限制了它的“善”,即其做好事的能力,基层政府治理能力的弱化使国家在后税费时代的诸多惠农政策难以真正落到实处。作者所指出的问题发人深省。

    (二)小农本位与集体发展

    虽然面临诸多问题,但作者同时也中国农村不断发展中所蕴含的方方面面的经验,这些经验为中国农村的发展提供了基础,也为中国城市化和工业化提供了稳定的基础,可谓功不可没。首先是村社共同体。村社共同体可以为农民的生活提供一个依托,这种依托是全方位的,一方面而不至于在市场化的浪潮中真正地成为“一袋马铃薯”,反而能为农民合作即农业发展所需的“合作社”提供基础,另一方面,村社共同体为全方位的新农村建设提供基础,也是中国农村政治发展所倚赖的一种资源。

    其次是土地集体所有制。土地的集体所有是村社共同体的得以维持的一个基础,也是中国发展的大后方。在经济高涨时期,农民外出务工增多,村干部能够根据土地集体所有,将土地进行适当调整,“优化组合”,“对撂荒地实行对外招标和对内再发包”,“村干部动员在家务农的村民集体耕种经营,这才保证了农产品的安全”[ii]。而在经济危机时,农民可以回到村民,凭借着村社共同体的成员权而获得集体资源,包括农地的分享权,从而为生活提供基本的保障。

    最后是城乡二元结构。与很多学者对城乡二元结构的批评不同,作者看到在当前形势下,这种二元结构所发挥的独特作用,它成为中国城市向农村反哺的一项重要的制度设计,当然也并非政策制定者所预期。

    三、接地的中国预测

    (一)关怀之下的展望

    所谓“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反思前30年中国农村政策制定与实践,是为今后的政策制定提供经验和教训,在此基础上,作者指出中国社会主义的三农发展方向,即培养社会主义农民、发展社会主义农业、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农业:要通过综合生产能力实现主要农产品自给有余,2020年农民收入比2008年翻一番。农村: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明晰那推进,农村社会管理体系进一步完善,人居和生态环境根本改善。农民:完善村民共同体和共同体自治制度,农民民主权益得到切实保障。可以看出,这些目标一方面凝聚着作者对中国乡村的殷切期盼,同时也是中国三农发展能够实现的基本目标。

    (二)立足实际的建言

    作者还提出了一系列有针对性的举措,这些举措都是针对之前三农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及其对三农发展规律的掌握而相应提出来的。首先,作者的建言意在保证中国三农政策稳定的前提谋求农业农村农民的全面发展。作者所指出的“重建农民村社共同体[iii]”是农村稳定的基石,村社共同体是最适合最基本的农民组织形式,它是保证农村稳定格局的基础设计。作者在既有的关于村社共同体的讨论基础上,给予它更加丰富的内涵,以使其适应未来形势的变化和中国改革的方向,如四权统一(产权、财权、事权、治权)、三位一体(经济发展、社区建设、社区治理三种职能和功能)。其次,作者还指出了未来30年“三农”发展的配套政策体系。虽然作者关于未来体制的论述或过于细致或与现实情况有一定距离可能难于操作(如农民平等分享土地级差地租等),但他仍然为中国三农的发展指出了一些可供选择的方向,而且这些选择也来自于作者一线的经验和感触,更显得难能可贵。在有农村提供了一个稳定的基础后,中国便是可贵的改革的试验田。

    四、结语

    事实上,1980年代和1990年代中国农村所面临的危机,仍然是传统中国意义上的危机,即所谓“黄宗羲定律[iv]”。随着税费改革措施的落实,这一危机最终得以化解,但它的真正意义上的化解只有的国家进入到工业化和城市化发展进程中才有实力。在进入21世纪的十年,中国进入经济发展的快车道,农业、农村、农民又面临了新的问题,即新一轮的三农危机,但这种危机是在工业化、城市化和全球化环境下所出现的新问题,已非传统三农危机的范围。在这种新危机的背景下,李昌平通过建构了一整套三农事业的发展思路,例如关于农业发展三个阶段的说法,回顾三十年来的三农问题,并对三农政策及其实践后果予以评判。他精准地指出了中国三十年来政策中所出现的一系列问题,总结出大量的经验教训,以供后来者参考,并指出中国当下农业发展应该走技术密集+组织密集+品牌密集+政府补贴的路径。希望有更多像李昌平这样有着强烈民族关怀的人来关心三农、关注三农,走到一线走到基层,真正把握住时代跳动的脉搏,为中国把脉,为时代诊断,提出一套套治世良方,以利中国道路少一点坎坷,少一点崎岖。



    [i]贺雪峰,农村:中国现代化的稳定器与蓄水池,《党政干部参考》2011年第6期。

    [ii]李昌平,《再向总理说实话》,中国财富出版社201216页。

    [iii]李昌平,《再向总理说实话》,中国财富出版社201287页。

    [iv]农业社会国家税赋来自农民,而征收税赋和维持政府统治又必须依赖一个自上而下的官僚集团阶层。历史上一些所谓开国明君采取轻徭薄赋、休养生息的政策,而王朝积弊很深时则有若干锐意改革的名臣,推出强本固邦的变法,但结果总是收效有限,最终农民的负担还是只增不减。这就是明清思想家黄宗羲称之的“积累莫返之害”。

     

     

    李昌平,《再向总理说实话》,中国财富出版社2012

  • 责任编辑:zfm
  • 相关文章
  • 发表评论
  • 评分: 1 2 3 4 5

        
  • ·请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其他各项有关法律法规。
  • ·用户需对自己在使用本站服务过程中的行为承担法律责任(直接或间接导致的)。
  • ·本站管理员有权保留或删除评论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