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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丁军、刘爱军:中国土地制度研究述评
  •  2012-11-03 18:47:22   作者:丁军、刘爱军   来源:   点击:0   评论: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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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中共十七届三中全会的召开再次吹响土地制度改革的新号角,也为学术界研究中国农村土地制度指明了新的方向。全面回顾和系统梳理改革开放以来学术界对中国农村土地制度研究的重要成果,科学总结已有研究成果存在的主要问题与缺陷,明确指出今后学术界研究农村土地制度的焦点,既是深化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的必然要求,也是更好地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客观需要。    关键词:农村土地制度,所有制,所有权,使用权

        30年前,中国改革发轫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30年后,中共十七届三中全会的召开再次吹响了中国农村改革的新号角。历史的车轮似乎再次回到了原点,但经验表明,这不是简单的回归,而是在新的历史节点上一次关于中国农村土地制度创新求解的质的飞跃。因此,系统梳理改革开放以来学术界对新中国成立来农村土地制度的科学探索,对再度解放和发展农业生产力、进而实现中国农村全面小康的宏伟目标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与实践价值。

        一、中国农村土地制度系统研究的发展脉络

        1. 中国农村土地制度研究的萌芽阶段(19801986年)

        在这一阶段,学术界对农村土地制度的研究焦点是生产责任制,主要表现在:一是充分肯定生产责任制的合理性,并提出了应用范围①;二是明确提出了生产责任制的形式。如将农业生产责任制分为联系产量责任制和不联系产量责任制两大类,这两类责任制又分为各种具体形式,如:联产责任制有联产到劳力,联产到人(或到户)和联产到组;不联产责任制有小段包工,定额计酬,也有个别社队实行在定额基础上按时记工加评议的制度,等等②;还有学者将农业生产责任制分为专业承包联产计酬责任制、田间管理包产到劳力责任制、集体承包和个人承包混合责任制,等等③,也有学者提出复合形式的生产责任制④;三是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角度阐述农业生产责任制的制度绩效⑤;四是提出了发展农业生产责任制对农村计划生育工作带来的影响以及产生的一些新情况和新问题⑥。

        2. 中国农村土地制度研究的初步探索阶段(19871992年)

        在这一阶段,学术界研究的焦点主要集中在反思“包产到户”,主张通过调整土地所有制关系把农村改革引向深入发展,主要形成了“国有化”、“私有化”、“完善集体所有制”、“土地混合所有制”几种代表性观点。

        第一,土地国有化。主要有四种具体运行模式:一是土地国家所有,农民永佃。这种模式主张土地所有权归国家,不允许买卖或转让,土地使用权则以法律形式永佃给农民,国家征收统一的土地税,不收地租⑦;二是土地国有,租赁经营。这种模式主张全部土地归国家所有,成立国家土地经营管理部门,将土地按效益原则租给农民使用,农民按租赁合同规定向国家缴纳地租⑧;三是土地国有,私人经营。这种模式主张土地所有权归国家,农民经营国有土地且依法缴租、纳税⑨;四是土地国有,承包经营。这种模式主张国家拥有土地的最终所有权,承包农户与国家签订承包合同,国家无偿或以极低的地租提供土地⑩。

        第二,完善土地集体所有制。学术界提出了几种不同创新模式:一是土地集体所有,农民永佃。这种模式主张土地所有权归集体拥有,农民拥有永久的使用权,但必须完善现行承包经营制度{11};二是土地集体所有,农户租赁经营,这种模式主张所有权归集体拥有,但基于建立在集体统一经营基础上的承包方式已经包容不了真实的经济关系,土地的使用方式以租赁制代替承包制就成为必然的方向{12};三是两田制,这种模式主张将土地分为口粮田和责任田分别予以承包,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下土地的经济发展和社会保障功能进行了分离,因而有利于实现生产要素的优化组合和土地的规模经营,兼顾了土地的效率和公平原则{13};四是农业土地股份合作制,这种模式主张根据自愿互利的原则,采取先多样化后规范化的方法,采取土地股份经营公司、土地股份经营联合体(或称合作社)、集体导向下土地股份经营的家庭农场几种载体{14}

        第三,土地私有化。主张土地私有化的学者认为,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施使农村的土地关系发生了深刻变化,土地的集体所有制只剩下空壳,农民倒成了土地的实际所有者。同时,实行私有制有利于较大程度地激励各生产要素的投入,提高资源配置效率,最大限度地释放土地制度所隐含的显现能量与潜在能量{15};也有论者认为,只有确定明晰的、人格化的私有产权制度,资源的流动、重新组合才会围绕一个目标——提高资源收益率——不断发生,有效集聚资本的现代商品经济组织才能形成和发育起来,规模不经济的问题才能从根本上解决,农村产出水平的持续增长才能真正有希望{16};还有论者主张在贫困地区和边远山区,实行国家监督下的土地私有制{17}

        第四,土地混合所有制。针对以上三种土地模式的突出弊端,实行土地混合所有制似乎充分汲取了以上三种模式的“合理内核”和科学营养,因而似乎成为农村土地模式的最佳方案。这种模式提出,实行以土地集体所有制、土地私有制和土地国有制为基础的混合所有制,采取以租赁制、股份式经营、农场式经营等主要经营形式的混合所有制,有利于促进各种资源的最优配置,使不同层次、不同水平的生产力在各自相宜的经营环境中得到充分的发展;有利于推动土地生产要素的市场性流动,形成扩大生产规模机制,促进规模的稳定形成与发展;有利于促进土地生产率的提高和加快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的步伐,有利于彻底打破传统农业的封闭,促进商品农业的形成与发展{18}

        3. 中国农村土地制度研究的全面探索阶段(19931998年)

        第一,重新解读中国农村土地制度创新实践过程中凸显的新情况,并提出了事关土地制度改革的两个核心问题。学术界在农村不断涌现的新实践基础上,对农村土地制度的创新进了全面剖析。一是对在一些城郊地区和乡镇工业相对发达的地区重新出现的农业集体经营现象进行了总结和探讨。通过分析认为,自原集体经济母体衍生而来的集体农场制和农业车间制因集体经济本身固有的弊端而不具有推广性{19};二是掀起探讨“两田制”的小高潮,虽然实践后来证明“两田制”不符合我国国情,但当时有学者充分肯定“两田制”模式,认为这一模式减少了不确定性和多余的交易费用,多少实现了“帕累托改进”;也有学者部分肯定“两田制”模式,认为这种制度安排只能适用于农地资源相对充裕,的地区,对于那些土地稀缺、仅有口粮田或除此之外剩余不多的地区则难以适应或意义不大;三是对发端于落后地区的“四荒地”拍卖等现象进行了分析,明确提出“四荒地”拍卖是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的深化,也是耕地承包制的继续和发展{20}。学术界对制约农村土地制度发挥制度绩效的两个关键问题也进行了探讨:一是明确提出必须界定土地产权归属,为充分发挥农地制度的制度绩效提供根本保障{21};二是建立健全土地流转机制,充分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实现土地适度规模经营,再度释放土地制度能量,从而进一步提高农业生产率{22}

        第二,运用新制度经济学理论和产权理论从不同视角对农村土地制度改革进行了科学阐释。有学者认为,产权残缺是我国农村土地制度存在的根本缺陷,因而导致各个“上级”以所有者的名义来侵蚀农户土地的使用权和收益权的现象屡禁不止{23};也有学者运用产权理论对人民公社的产权制度进行分析后指出,我国今后农村改革的方向是进一步消除国家对土地产权排他性的限制,明确土地制度的永佃制{24};还有学者在全面回顾了建国以来我国农村经济制度变迁历史之后指出,中国经验最重要的内容也许是,改革同时兼顾新产权合约及其执行和保障系统之间的互相配合,避免产权创新孤军奋进{25};同时,也有学者从农民意愿角度对土地产权作了实证研究,指出“增人不增地、减人不减地,三十年不变”的政策并不为大多数农民接受{26}

        4. 中国农村土地制度研究的深入发展阶段(1999—至今)

        首先,完善农村土地所有权的不同方案。基于农村土地所有权设置的虚位性,必须改革土地产权制度,主要有以下几种代表性观点:一是实行单一的土地国有制,即国家为全部农村土地的所有权主体。有学者提出,应逐步实现集体与国有土地并轨,实行全部土地国有制,国家拥有所有土地的终极所有权,分解国家所有的占有、使用、使用权、处置等权力,实行较长的使用年期财产权制度{27};二是实行土地私人所有制。对于土地所有权私有化又有两种制度设计:其一,所有权全部归农民私有。有学者认为土地私有产权制度的确立,是建立市场经济和实现“现代化”的必要条件{28};其二,农民拥有部分土地的私有产权。有学者认为农村宅基地应归农民私有,因为农村宅基地仍属于集体所有这一制度安排与农民无限期的占有和使用的现实脱节{29};三是坚持农村土地集体所有的前提下,通过明晰土地承包经营权或强化土地使用权并施以配套改革,完善土地产权{30};也有学者提出利用股份制多层产权结构的特点,将土地所有权分解为土地股权、经营权和使用权,在此“三权分离”的基础上,形成农民拥有土地资产的股权、集体经济组织掌握土地经营权、租佃农户或其他经济组织享有土地使用权的权利制衡关系{31};四是实行混合所有制。主张混合所有制的论者又有两种不同观点:其一,实行“国有和个人土地共同所有制”。这种观点的根本目标是实现“耕者有其田”,因而设想“国家和农户个人的产权各占一半”{32};其二,实行土地的国家、集体、个人三元所有制:国营农、林、牧、渔场的土地为国家所有;原来集体的耕地、林果园地、公用的其他场地为集体所有;宅基地、农户长期经营的口粮田、自留地、自留山等为个人所有{33}

        其次,稳定农村土地使用权的不同方案。学术界对稳定土地使用权提出了几种不同方案:一是实行土地使用权长期化。这种方案明确提出,对农户土地承包经营权期限要有足够的长度和保障,至少50年,甚至70年、100年保持不变,进而提出要因地制宜,采取多种形式,实现向土地使用权长期化的稳步过渡{34};二是推行农村土地使用权股份化。这种方案主张农户以土地使用权作价入股,按照自愿原则组成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的股份合作制农业企业,使农民变为“股民”,并按股分红,在企业工作,领取相应报酬{35};三是实行“永佃”制。这种方案主张将土地长期租佃给农户经营,国家和集体作为土地所有者,依法管理土地,农户依法纳税。“永佃”制方案认为,土地长期租赁给农户的好处是:有利于农户拥有长期而有保障的土地使用权,有利于保护土地资源和农民土地经营权不受侵犯{36}

        第三,农村土地转让权的探讨。当前,学术界虽已充分认识到研究农村土地转让权的极端重要性,但相对比较薄弱。有学者认为,转让权起着更为关键的作用,如果转让权受到限制,潜在的资源转让连同经济增长就受到阻碍;由于当今农地一旦转为非农建设用地,承包农户的农地转让权就不再得到现行法律的承认,因而国家征收农地就成了城市化利用农地资源的惟一合法途径{37};有论者认为,当今土地转让权的界定方式与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产权要求相比,表现出相当程度的产权残缺,明确提出农村土地转让权的改革可以分地区、分阶段进行,在不发达地区,继续推行现行政策,同时加强对农户权利的保护;在发达地区应逐步给予农户土地所有权,从而从根本上解决使用权及其流转预期不足的问题,并减少政府侵权行为和集体组织代理人机会主义行为的空间,提高土地价值,降低交易成本,使农村土地产权制度更好地发挥其外部交易功能{38}。针对土地转让权的两难抉择,也有学者在健全完善土地股份制模式即明确界定农民土地股权的基础上提出确认土地股权的转让地位,从而真正确保农民的合法权益{39}

        二、中国农村土地制度研究存在的主要问题与不足

        1. 从方法论层面看,对农村土地制度的研究仍然存在不足

        众所周知,整体性方法不仅是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根本方法,而且也是研究各国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过程中所凸显的重大现实问题的根本方法。据此,研究事关中国生存和发展的重大现实问题——农村土地制度问题,也应该科学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整体性方法。然而,从学术界对中国农村土地制度的研究现状来看,并没有充分地运用整体性方法研究土地制度问题,从而真正提出符合我国国情的农村土地制度创新模式。

        当今学术界大多数学者只从自己研究的学科领域探讨农村土地制度,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仅从经济学视角研究农村土地制度。基于经济学视阈解读中国农村土地制度的各种缺陷与重构,是当今学术界研究农村土地制度的主要趋势。如有学者仅仅将土地视为一种生产要素,把土地投入量视为农业生产函数的一个自变量,并且在或明或暗的“经济人”假设的前提之下,得出“反对土地私有原型,就是反对农民认真种地,岂不荒唐”的极端结论也就不足为奇了{40}。即便是运用西方制度经济学和产权经济学理论的学者,也仍将土地制度视为农业经济增长模型的一个内生变量,仍然局限于经济学视野,因而不可能真正提出“对症下药”的解决方案;二是仅从法学视角研究农村土地制度。如有学者单纯着眼于法学视野,提出“以农地使用权取代现行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农地使用权的主体为一切农业经营者”等观点{41},虽然其提出的方案有一定的法理性,但并不是操作性特强的方案;三是仅从社会学视角研究农村土地制度。如有学者单纯基于社会学视角,因而否认农村土地的生产要素属性,进而得出“随着农业人口增加对土地的压力越来越大,我国农村土地正在逐渐丧失作为生产资料的功能,福利化趋势日益明显”的悲观结论,因而也无法 }从根本上解决实际问题{42};四是仅从政治学视角研究农村土地制度。从土地公有制是社会主义的基本属性这一政治观念出发,就很容易陷入意识形态陷进,甚至忽视产权的效率诉求。如有学者基于上述理念认为,“普天之下,莫非国家的土地”的呼声{43}

       2. 从创新层面看,对农村土地制度的研究仍然存在不足

        江泽民在党的十六大报告中明确指出:“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也是一个政党永葆生机的源泉。”{44}可见,江泽民的精辟阐述一针见血地指明了创新的极端重要性。据此,研究农村土地制度,也应始终坚持创新的根本要求,积极寻求有效研究方式,加大创新力度,为处于改革开放浪潮和全球化趋势深入发展的中国提供根本的制度保障,从而为中国农村再度实现跨越式发展提供源源不竭的动力。然而,基于多种因素的影响和制约,特别是农地制度本身的复杂性,使理论研究仍然滞后于中国农村发展实践。当前,学界对农村土地制度的研究在很大程度上仍局限于“国有私有”的思想束缚,笼统提出农村土地国有化或私有化的极端论断,因而不仅不能从根本上满足农村经济发展对土地制度的需要,而且无法满足农村和谐社会对农地制度的诉求。因此,农村土地制度研究亟需加大创新力度,避开国有化与私有化的极端争论,“自觉地把思想认识从那些不合时宜的观念、做法和体制的束缚中解放出来”{45},着力寻求符合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国情的农地制度,一以贯之地延续农村土地制度研究的可行方向,才能真正开创农村土地制度研究的崭新局面。

        3. 从创新模式看,对农村土地制度创新模式的前景预测研究和对实践中昙花一现的农村土地制度模式的原因探究仍存在不足

        新中国成立60年来,中国农村出现过六种农地制度安排类型:农户经营加“大稳定、小调整”、两田制、苏南模式、以贵州湄潭县为代表的“生不增、死不减”模式、温州模式、土地股份制模式{46}。农户经营加“大稳定、小调整”模式是农民自发要求下形成的诱致性制度变迁,学术界对这一制度创新模式给予了充分肯定,并一直成为学术界研究的突出重点之一,因而也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但对其前景预测的研究仍然相对薄弱,仍不能适应农村经济发展和农村经济改革的需要;发端于平度的两田制模式是家庭承包制改革以来重要的土地制度创新之一,虽然有学者对“两田制”退出历史舞台的原因作了初步分析,但学术界对这一模式退出历史舞台的深层次原因并没有做出令人完全信服的充分论证,相应的研究成果也不多见;发轫于广东南海的土地股份制模式,是近年来农民在实践中创造的一个新事物,各地根据实际情况也创新了股份制模式,如广东顺德和三水、大连向应现代农业园区、浙江、江苏等地都开展了轰轰烈烈的股份制改革。学术界也及时总结了各地的不同做法,概括起来主要有三种形式:(1)将村集体土地与村集体经营性资产一起折股量化,明确每个社员的股份,经营收益按股分红;(2)将农户土地承包经营权股权化,将原社区集体经济组织发包给农户的承包地经营权作股,组建新的股份合作组织,对人股土地实行统一规划、开发和经营;(3)农户以土地承包经营权参股,其主要特点是农户以承包地折价参股{47}。然而,基于土地股份制改革尚处于探索阶段,改革中出现的许多新问题因缺乏全局性、系统性的解决方案而影响其纵深发展,所以学术界对土地股份制的深刻分析和总结仍显得有点薄弱。尤其是学术界对土地股份制未来的发展模式、发展路径以及发展前景所作的论述缺乏更为系统性、全局性的理性思考,因而不具有很强的实践指导性。

        三、深化中国农村土地制度研究的前景展望

        纵观以上学术界对中国农村土地制度的研究现状,根据十七届三中全会提出的新要求,今后学术界的研究焦点可能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1. 深化农村土地产权制度改革研究

        产权改革是农村土地制度改革最棘手的问题,是一个“牵一发动而全身”的根本性问题。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虽然明确提出了“搞好农村土地确权、登记、颁证工作”,但对于确定土地的具体权能,如何确权,仍需从横向和纵向、国内与国外维度进行系统地比较研究,构造真正适合我国国情的土地产权制度,为深化农村改革打下坚实的所有制基础。

        2. 深化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的研究

        在当前土地所有制的框架下,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是影响农业经济增长和农民收入增加的核心因素,也是地权是否稳定的关键因素。从以上学术界对农村土地制度研究现状来看,虽有部分学者已经涉及研究土地承包经营权,但仍然滞后于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需要。因此,亟需加强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改革研究。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虽然确立了“赋予农民更加充分而有保障的土地承包经营权,现有土地承包关系要保持稳定并长久不变”的重要方针,但如何“赋予农民更加充分而有保障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如何科学界定土地承包经营权权能,尤其是如何转让土地承包经营权这一实践中最突出的问题,建立健全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市场以及加强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的管理与服务,切实稳定农村土地承包关系,为保护农民的合法土地权益提供强大的法律保障,等等,仍然是学术界值得高度关注和认真研究的重大课题。

        3. 深化建立健全农村土地二级市场的研究

        当前,学术界对农村土地流转的必要性已毋庸置疑,并已基本达成共识,但对如何流转以及采取更有效的形式进行流转,如何更好地保护农民的合法权益,如何实现适度规模经营,更好地发挥土地规模效应,更好地发展农村生产力,仍存有一定的分歧,仍存在很大的研究空间。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虽然确立了“逐步建立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但对如何建立健全农村土地二级市场,使农村土地能享有国有土地的“国民待遇”,需要认真系统地科学研究。实践证明,切实建立健全农村土地二级市场,这既是有效提升资源配置效率的根本要求,也是体现农民集体产权主体地位的根本要求,更是切实保护农民合法权益的客观需要。因此,加强农村土地二级市场的研究,是学术界亟需加大研究力度的一项重大任务。

        4. 深化改革征地制度的研究

        人地关系紧张、人地矛盾突出是制约中国经济发展的根源性瓶颈。正是基于土地的极端重要性,当国家因公共利益需要而不得已需要农村集体土地的时候,征地便成为国家缓解土地供需矛盾的惟一途径。在各项法律制度不健全的条件下,侵害被征地农民合法权益的现象便屡禁不止。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虽然明确提出了“改革征地制度”的宏观方向和“依法征收农村集体土地”的具体要求,但对于如何构建科学合理的征地制度,如何科学界定公共利益的合理边界,怎样统筹解决好被征地农民就业、住房和社会保障等一系列民生问题,需要学术界作出高瞻远瞩的全面系统研究。无数事实证明,发端于计划经济时代的现行征地制度是侵害被征地农民合法权益的制度性根源。因此,结合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确立的根本精神,按照市场经济的要求,参照域外较为成熟的做法与经验,重新构造符合市场经济原则的征地制度,既为中国经济发展提供根本性的要素支撑,又为农民分享土地增值提供根本保障。

        注释:

        沈元翰:《农业生产责任制的实践基础》,《财经科学》1981年第4期。

        戴国庆:《试论几种农业生产责任制的适用范围》,《农业经济问题》1980年第12期。

        钟汉山,曾昭汰,赵碧云:《论农业生产责任制——遵循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状况的规律,加速农业生产发展》,《江西社会科学》1981年第2期。

        延晓、田自治:《复合形式的联产责任制值得重视——从白水县农业生产责任制调查的启示谈起》,《人文杂志》1981年第6期。

        夏振坤:《生产关系要适合生产力性质的规律与农业生产责任制》,《江汉论坛》1982年第8期。

        张怀宇,董式珪:《实行农业生产责任制对控制农村人口提出的新课题》,《人口研究》1982年第1期。

        安希伋:《论土地国有永佃制》,《中国农村经济》1988年第11期。

        李平:《土地国有 租赁经营》,《农业经济问题》1988年第12期。

        杨勋:《国有私营:中国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的现实选择——兼论农村改革的成就与趋势》,《中国农村经济》1989年第5期。

        汪三贵:《论我国土地有偿使用的几个问题》,《农业经济问题》1987年第7期。

        {11} 杨经伦:《农村土地制度的变革与创新》,《农业经济问题》1987年第7期。

        {12} 孙自铎:《由承包制到租赁制》,《农业经济问题》1988年第1期。

        {13} 王西玉,马苏元:《均田到两田:农村土地制度建设的生长点》,《农业经济问题》1990年第2期。

        {14} 张柏齐:《土地股份经营的形式及应注意的问题》,《农村经济》1989年第4期。

        {15} 李永民、李世灵:《农村改革的深层障碍与土地产权构建——兼述我们同流行的理论观点的分歧》,《中国农村经济》1989年第6期。

        {16} 罗海平:《农村产权制度改革目标——私有化》,《农业经济问题》198811期。

        {17} 王以杰:《国家监督下的土地私有制度》,《农业经济问题》1988年第12期。

        {18} 石成林:《以“多”字为特征的土地制度改革模式》,《中州学刊》1989年第3期。

        {19} 孔泾源:《中国农村土地制度:变迁过程的实证分析》,《经济研究》1993年第2期;骆友生、张红宇:《家庭承包责任制后的农地制度创新》,《经济研究》1995年第1期。

        {20} 王西玉:《荒山开发治理中的制度、政策和农户行为——山西省吕梁地区拍卖“四荒地”个案研究》,《中国农村经济》1994年第11期。

        {21} 王琢:《中国农村土地产权制度新论——南海创新土地产权制度的试验》,《中国农村经济》1994年第5期;贾生华:《论我国农村集体土地产权制度的整体配套改革》,《经济研究》1996年第12期。

        {22} 林毅夫、杨建平:《健全土地制度发育土地市场》,《中国农村经济》1993年第12期;杨学成、曾启:《试论农村土地流转的市场化》,《中国社会科学》1994年第4期。

        {23} 刘守英:《中国农地制度的合约结构与产权残缺》,《中国农村经济》1993年第2期。

        {24} 陈剑波:《人民公社的产权制度》,《经济研究》1994年第7期。

        {25} 周其仁:《中国农村改革:国家和所有权关系的变化——一个经济制度变迁史的回顾》(上、下),《管理世界》1995年第34期。

        {26} 龚启圣、刘守英:《农民对土地产权的意愿及其对新政策的反应》,《中国农村观察》1998年第2期。

        {27} 周天勇:《土地制度的供求冲突与其改革的框架性安排》,《管理世界》2003年第10期。

        {28} 李再杨:《土地制度变迁的比较研究》,《当代经济科学》1999年第5期。

        {29} 龚介民:《农村宅基地房地产应确权为农民私有权》,《上海农村经济》2005年第5期。

        {30} 王环:《我国农村土地产权制度存在的问题与改革策略》,《农业经济问题》2005年第7期。

        {31} 石霞、张燕喜:《我国农村土地制度改革思路的评析与思考》,《中共中央党校学报》2003年第1期;刘爱军:《农地产权厘定是保护农民合法权益的基础》,《财经科学》2006年第11期。

        {32} 江怡、郑善文:《论我国农村土地制度的缺陷及其转型》,《江汉论坛》2004年第7期。

        {33} 徐国元:《建立多元化的土地产权制度》,《中国改革》2005年第7期。

        {34} 迟福林、王景新、唐涛:《赋予农民长期而有保障的土地使用权》,《中国农村经济》1999年第3期。

        {35} 伍世安、方石玉:《土地使用权股份化——农村土地使用制度新探索》,《当代财经》2002年第2期。

        {36} 李扬:《关于农民土地使用权的法律保障问题研究》,《农村经济》2004年第1期;陆学艺:《永佃制是最好的形式》,《新财经》2001年第9期;姚建华、徐静:《实行土地永佃制是我国农业稳步发展的重要条件》,《农业经济》2006年第1期。

        {37} 周其仁:《产权与制度变迁:中国改革的经验研究》(增订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84页。

        {38} 高小军:《农村土地转让权的渐进改革》,《调研世界》2004年第9期。

        {39} 刘爱军:《农地产权厘定是保护农民合法权益的基础》,《财经科学》2006年第11期。

        {40} 魏正果:《我国农业土地国管私用论》,《中国农村经济》1989年第5期。

        {41} 梁慧星、陈华彬:《物权法》,法律出版社1997年版。

        {42} 温铁军:《土地的“福利化”趋势与相关制度安排》,载《走入21世纪的中国农村土地制度改革》,中国经济出版社2000年版,第76页。

        {43} 厉以宁:《农产品市场与宏观调控》,《农业经济问题》1989年第2期。

        {44}{45} 《江泽民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537538页。

        {46} 姚洋:《中国农地制度:一个分析框架》,《中国社会科学》2000年第2期。

        {47} 刘学侠:《土地股份制:中国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的方向》,《农业经济问题》2007年第7期。

        (作者简介:丁军,女,1952年生,天津人,南开大学马克思主义教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刘爱军,男,1973年生,广东韶关人,南开大学马克思主义教育学院博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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