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发展是我国政治经济社会发展的关键和基础、解决我国发展动力和社会稳定的基础性工程,当代中国所面临的“三农”问题实质上是乡村转型的问题。乡村转型的深刻根源是现代化进程。
所谓“乡村转型”,有两层基本含义:一是由传统小农经济形态转向现代农业经济形态, 也就是实现农业经济的市场化、产业化; 二是由传统的依附型治理结构转向现代的契约型治理结构,也就是实现乡村政治生活的民主化、法治化。由乡村而城市(乡村城市化),由农民而市民(农民市民化),是实现乡村转型的必经途径。
因此,乡村转型不仅仅是经济上的转型,也不是仅在福利政策上保障农民的利益,而应是涉及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多方面转型的系统工程。乡村转型最终要靠一系列有效的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来完成。在现实中,一些明星村的成功经验值得我们学习借鉴和思考。
一、转型不是随便转型和办公室设计图转型,更不是照搬明星村的发展模式,乡村转型一定要立足于乡村的乡情和实际,深刻挖掘村庄自身优势,扬长避短,促进转型。目前,如华西村、南街村以及山西的皇城村、常平村等现状发展比较好的村子,发展道路都不一样。
二、转型一定要长远和可持续,不能仅从短期的利益驱动和眼前的迫切需要着手,这就需要在选择模式上既考虑到眼前的迫切需要,又立足于长远的可持续发展。现在山西有很多依靠煤炭资源富裕起来的村,但如果只是简单依靠煤炭这种初级产品,不考虑延伸煤炭产业,实现更为持续的产业,以及不顾及对生态的影响,这些村子势必被市场淘汰,或被环境淘汰。
三、乡村转型需是内源式的,而不是在外力作用下依赖外生力量的被迫转型。转型要在符合本村实际的基础上,由本村村民自己主动去选择和实践,这远比仅仅依靠上级或其他外在因素的推动要更具有持续性,其抵抗风险以及自我更新、自我完善的能力更强。
四、从明星村的发展历程总结:乡村的发展和转型,首先需要靠品德高尚、意识超前、懂经营、会管理的村治精英的主导,其次要有严格的民主程序和健全的民主管理制度,最后要有既能充分放权,又不放任自流的服务性政府。中国农村改革的基本经验是保障农民的主体地位。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更需要的是能够充分体现农民主体地位的农民合作组织,而不是简单化的组织农民合作。
五、无农不稳,农业现代化、规模化是农业发展的出路。一是要加速推进农业产业化与规模化发展;二是要培育壮大农业企业;三是要加强全社会对农业的支持。特别是要推进资本下乡,促进农业强势化。要使农业成为强势产业,必须从根本上改变传统农业生产方式,将集中于城市的资本引入乡下,使资金、科技、管理、人才等现代化生产要素以资本的形式进入农业。现在有些村子里的养殖大户,比城市人生活得更好,就因为其资本支撑下的产业强势。
六、无工不富,以工哺农,发展特色产业。农村经济转型的提升最终还取决于农业之外的工业化和城市化。这就要根据本村的实际情况,深挖村子的优势,发展各种工业、副业和商业活动。
七、农民市民化,农村城镇化,大力发展城镇化的道路。我国城市数量少、水平低,吸纳农村劳动力能力低,只能发展城镇化解决农村问题。农村城镇化就是在农村地区进行小城镇建设。
小城镇介于城市和乡村之间, 是连接城市和乡村的纽带和桥梁,在经济性质、人口构成、文化特征等方面均处于城市和乡村过渡状态,具有乡村和城市的双重性。这种双重性决定了它在城乡交流,特别是城市先进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文化观念向乡村扩散传播过程中,有着特殊的地位和作用。小城镇是一定区域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中心。通过土地、劳动力、技术、资金等要素在镇区内聚集,形成区域核心,并对整个区域的社会经济发展产生辐射作用,以促进区域经济更好、更快地发展。发展小城镇是一条符合中国国情的农村城镇化道路,是带动农村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的一个大战略,使农民在城镇积聚,享受城市文明。
八、乡村转型需要一个公正、透明、开放的自由市场经济体制和一个理性、廉洁、高效的有限政府行政体制的有机结合。首先在于国家战略转移和体制改革,为农民减负,同时上级政府要合理地指导,加强其服务功能,比如为其发展提供有利的政策和环境,减少其行政任务,增强其自主权,在其发展遇到困难时给予其指导和帮助,还以通过组织各种博览会、商务会为农村的发展提供平台,并且政府应该加强对农村的基础设施建设投入。
制约中国农村发展的基本因素是人多地少,只有减少农民才能从根本上富裕农民,亨廷顿说“大多数现代化中国家的农村相对稳定,这恰是得益于都市化从外部为农民提供了横向流动(都市化)的机会”,乡村转型的提升最终还取决于农业之外的工业化和农村之外的城市化,乡村转型的提升最终要靠满足农民自己实现富裕、民主、文明的内在需求的内源化发展。
(作者单位:山西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
(此为原稿,与书刊有出入)
文章来源:《中国乡村发现》第16期 湖南人民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