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土地流转中的中农现象
——基于赣北Z村实地调查[①]
徐嘉鸿*
摘要: 在农村劳动力大规模转移和土地加速流转的背景下,耕种一定规模土地、并作为农村中等收入群体的中农,因其与土地等资源密切关联,成为维持农村秩序的重要力量,形成了当前乡村社会特有的中农现象。本文结合调查经验材料,通过对中农与土地内在联系的进一步呈现,从土地使用效率、乡村治理与农村可持续发展等角度对中农现象进行解读。
关键词:土地流转,中农,中农现象,乡村治理
一、问题的提出
打工经济的兴起对农村社会的影响是多方面的。其中之一便是“改变了农民传统的种田者角色,产生了角色与身份的分化,并由此导致农村种田格局及农民种田观念的变化”[1],进而产生了农民分化的现实问题。贺雪峰等学者依据农户与土地的关系将取消农业税后的农村阶层划分为离土进城农民、半工半农、在乡兼业、普通农业经营、农村贫弱等五个阶层[2] 。
进入新世纪以后,乡土社会在经济、治理、文化等多方面皆有很大变化。为什么在农民大量外出务工经商、农村人财物等生产要素快速流向城市的情况下,农村社会仍然能维持稳定而没有出现混乱?在现代化转型进程中农村社会秩序如何维持?从我们的大规模调查情况来看,在分化了的农民群体中,“作为耕种中等规模土地、获取中等水平收入的中农阶层,因其独特的社会禀赋和在农村阶层结构中的特殊位置,在乡村治理和农村政治社会事务中扮演着中间阶层、释放中农价值的角色,并带来乡村治理中特有的‘中农现象’”。[3]笔者认为,中农在乡村社会由传统向现代转型的过程中发挥积极作用,并且具有作为中坚力量应对或缓冲外部冲击的潜力。本文以一个赣北村庄为样本,结合对该地区的调查经验材料,探讨土地流转下中农对村庄社会生活的影响以及对村庄治理等多方面起到的积极作用。
二、村庄基本概况
Z村是镇郊村,所属S镇地形概貌有“五山一水三分田,一分道路和庄园”之说,属于波形地段,红壤土质;主要农作物是水稻(单季稻为主); 90年代,由于当地外出务工人员增多,土地抛荒面积大,通过双季改单季有效地减少了抛荒面积,现在基本没有抛荒的土地。旱地上一般种花生、芝麻、油菜、棉花等,种植面积依据农户的需求而定。种植以人工劳动力为主,水稻收割时期使用机械,用于收割和打谷。Z村现有人口1200人左右(户口登记1170人),近300户(2006年有250户);其中老年人(60岁以上)占1/5-1/4,未成年人(18岁以下)有近1/4。村地面积2000亩左右,其中耕地1067亩,人均土地面积依各村组具体情况而定。
Z村有5个村民小组,邹家80户,水田人均1.1亩;毛家100户,水田人均0.74亩;吴家15户,水田人均1.2亩;龚家40户,人均水田1.1亩;才厂40户,人均水田0.9亩[②]。村委由村支书、村主任、妇女主任、民兵营长、治保主任等5位成员组成。其中才厂村是杂姓村,其余四村组皆是单姓村。村组之间通行比较方便,大部分为水泥路面。Z村以自然村为土地所有权单位。地势较低的吴和邹组水利状况较好,灌溉用水均来自邻村集体时期修建的毛家水库,水源充足,灌溉便利,其亩产量约900斤。而毛、龚和才厂水利状况很差,当地村民称其“望天收”。三个村组的水田连在一起,由于地势高且水利瘫痪,该村组水稻亩产量约700斤。
三、中农的产生
(一)背景
不同于黄宗智所分析的带来较高利润和较大风险的棉花等经济作物所促进的农民社会分化[4] ,Z村一带基本没有经济作物,当地农民分化更多是由人口流动所带来的农村劳动要素市场化等外部因素以及村庄内部的土地流转,这两种因素同时发挥作用时不但产生了农民的收入分化,而且产生了本研究所关注的“中农现象”。
1.村庄的整体流动:铝合金经济
随着劳动力大规模转移,非农业收入已经成为农村居民收入的主要来源。“从人数方面看,除了种养大户家庭、传统农业家庭和年老贫困家庭外,其他类型家庭中从事非农业的劳动力数均超过从事农业的劳动力数,而种养大户家庭和传统农业家庭中从事非农业的劳动力数占家庭总劳动力数的比例也在40%左右。从收入情况看,除了种养大户家庭和年老贫困家庭外,其他类型家庭的非农业收入都远远超过农业收入。从县外打工情况看,除了年老贫困家庭外,其他类型家庭有成员在县外打工的比例都比较高。”[5]
与此类似,本地打工经济发达,绝大部分劳动力从事铝合金产业。Z村所在的A县有近8万人在全国各地从事铝合金塑钢门窗型材加工、销售和安装,掌控着全国铝塑型材60%至70%的市场份额,形成当地的特色产业。Z村在村的多为老人和小孩,青年人几乎全部外出从事铝合金产业,经营形式以夫妻店的形式为主,年收入2—3万元的占5%左右,4—5万元的占55%左右,6—20万元占30%左右,20—30万元的占10%左右,也有个别收入百万元以上的。Z村外出经营的多在上海、深圳、南京、北京等地,也有一些人在江浙一带的小城镇进行经营。外出经商的人基本都要回到村庄建房,同时也有有近30户在外买房。
2.土地抛荒与流转
“由于土地的稀缺性以及农民对土地的留恋心态,使农户即使不能从土地上获得更多利益也不愿意出售自己的土地,从而使土地不可能相对地集中。”[6]1984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规模经营和农村土地转包的要求,但还未涉及土地使用权的转让。2001年12月中央发布《关于做好农户承包地使用权流转工作的通知》,开始允许土地使用权合理流转。2007年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出健全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市场,有条件的地方可以发展多种形式的适度规模经营。2010年中央一号文件指出:“加强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管理和服务,健全流转市场,在依法自愿有偿流转的基础上发展多种形式的适度规模经营。”
政策对土地流转的放宽、一定数量的在村村民以及他们对种田的需求,使抛荒问题得到解决,土地成一定规模地转入部分农户手中,一定程度上提高了粮食的生产效率,在农业过密化的背景下减缓了资本对劳动力替代所带来的负面后果。Z村土地流转从90年代开始,在村农民有能力耕种,加上犁田机、收割机等机械的运用,大大降低了农作的劳动强度,水利好的田还可以采取直播和抛秧,大大节省了劳动力。在村的人都会耕种20亩左右的水田,70岁还在种田的现象也很常见,60岁左右的村民是种田的主力军,这些人由于年龄和体力等原因,已不适于再外出务工。
随着农民大量进城务工经商,农民的收入结构出现了变化,“正是依靠兼业的务工务农,中国绝大多数地区的农民不仅维持了收入增长,而且有能力应对越来越大的支出压力,从而保持住了体面而有尊严的生活方式。更具体地说,农民之所以要依靠及可以依靠务工和务农的双重收入来维持自己的收入状况,是与农民劳动力再生产的方式,也就是与农民的家庭结构有关的。”[7]对于分化了的不同阶层来说,“合理的”经济行为表现各不相同:对于离土进城农民来说,表现为最高利润的追求;对于半工半农、在乡兼业、普通农业经营来说,表现于满足家庭消费要求和工作辛劳之间的“均衡”;对于农村贫弱阶层来说,表现为在人口与土地的压力下,最有效地维持生计。
Z村农户吴二模[③]有10.22亩地,加上所有流入的土地,其种植面积有近120亩。该农户在村交际面很广,所流转的土地不仅局限于所在村组,而且更重邻近村落的土地;所流转的地块面积大部分都比较小,好在连片且有水源,便于移栽,但是如果没有这两个条件流转难度便会加大,抛荒的可能性也会提高。另外,市场对村组内部流转的冲击也不可忽视,最直接体现在流转价格[④]的变化上,这与外县人开始大规模租种土地的情况相关,尽管当前还不构成特别影响,但是随着土地流转市场的不断健全,一旦形成了统一的市场价格,村内的土地流转状况将会有较大改变。
(二)村庄收入分层与中农的产生
从调查情况看,当前在村的人基本上可以分为三类:一类是专业务农的人,其中有的是种粮大户,种田成为他们的主要收入,也有一部分是年纪大的人(60岁以上的人)种几亩田的口粮田;另一类是兼业农户,他们种一部分田,同时或在附近经营小生意,或者做小工;还有一类是虽然住在村庄,也有田但是自己没有在耕种的人,这一部分人有的在附近经营生意,或者专门做小工,有的是包工头,或者从事养殖业。中农的产生也源自于以上背景。当前农民已经出现了严重分化,根据对Z村两个村民小组95户的统计数据来看当地的农民分化及其收入情况:
图1显示:外出打工者平均年收入在11000左右,而通过土地流转、耕种一定规模的农户(中农)的平均收入在50000左右,而那些只能在家种小规模田亩的农民则成为收入分层中的低收入者,他们的平均年收入只有8714元左右,要远远低于中农和打工者的平均收入。
需要指出的是,中农的平均收入在50000左右并不是低收入阶层,尽管和打工者阶层相比显得比较低,这主要是因为打工者中有一部分是在外的包工头,他们的年收入一般比较高,进而提高了打工者阶层年收入的平均值。实际上,中农与与一般的打工者相比,年收入水平基本上相差不多。
图1 农村不同阶层的收入分化示意图[⑤]
图1还显示:中农内部的收入分化的程度要远远低于打工者阶层内部的收入分化情况:中农的收入的第1个分位点与第3个分位点之间的差距(表现为灰色的箱子的长度)要远远低于打工者的差距,而中农内部的收入分布比较集中,而打工者内部的收入分布则比较分散,中农作为一种机制,一个好处就是不至于让内部的收入差距过于明显;而通过劳动力的市场化,则会让收入差距拉大。这对于发展资本化的农业、通过农地资本化、农民雇工化是一个警示,如果我们通过发展资本化的农业,进一步推动农村劳动力的市场化,会产生一个重要的后果就是进一步拉大农民之间收入的差距,这是劳动力市场化的必然结果。
四、中农的特点
中农是主要利益关系在土地(包括耕地、林地、水面等)上,主要社会关系在村庄里、收入在中等水平的那部分农民。分为两种情况,一是经营部分土地,兼做其他行业,但其居住于农村、主要社会关系在农村里,二是经营中等规模土地、主要社会关系在农村里。
S镇中农的形成大约在2000年左右大规模的外出务工经商以后,农村中有大量土地开始自发的流转,部分村民能从亲戚朋友中获得了15-40亩左右不等的土地。这不仅使得他们的收入有所提高,还避免了土地的大量抛荒。在他们的种植结构中,其中水田主要种植水稻,旱地主要种植西瓜、芝麻、花生、棉花等,他们依靠这块土地的收入大约在2-3万,同时兼有一点副业,比如打渔、养牛、买菜、开车、做小工等,这样其收入大约就在3-5万之间,处于村庄的中等收入水平,而少数主要以开农用车、榨油的农民的收入还会略高一点,能达到6-7万。
笔者访谈所接触到的中农,年龄一般在45-65岁之间,都有一些共同点,自信、从容、淡定、不傲慢,恬静淡雅而没有地位焦虑,(底层阶层一般都会有地位焦虑。当地在分化过程中关于地位焦虑的缓解机制有代际剥削、宗族家族力量和中农阶层。)乐观开放会享受生活,喜欢自在悠闲的过日子。统括起来看他们皆有一种知足的“优越”感,不会天天掰着指头和别人比生活,不生闲愁。下文从三个方面来分析中农的特点:
第一,收入来源。中农的家计收入主要来源于土地和副业。部分中农的主要收入是做小生意、开店、兼职等其他兼业经营。即使主要收入不在土地,他们也会耕种部分土地。他们对土地有情感,这是基于一种乡土情结,中农会自己耕种土地,(富人不会种地,他们以金钱和收益为重心)也就更加理解农民的行为,他们会考虑面子人情,中农若做了村干部或村小组长,他们会基于村民们的利益考虑、也因了解具体情况而可以每家每户的做工作。特别是在土地流转的大环境之下,为很多种田能手提供了契机。
第二,社会关系。中农的主要社会关系在农村,这与土地有关系,因为这一点而熟悉农村、关心农村。寄托于土地上的生活价值与不寄托者是不同的。在宗族性村庄,中农既是宗族的化身又是道德的化身。中农有一定的社会关系网,但是不会太广;他们的原始社会地位较高,这可能与他们的个人能力与家族密切相关,被村民评价为“有本事”的人总有些各自的“绝活”,比如种田大户、养殖大户、手艺技术高超等等,所以在村庄里或多或少都会为人所敬佩。这一点还表现在他们的平民姿态。以中农为村干部的村庄其村政权性质可理解为“平民政府”,与群众无隔膜,没有优越感,他们对上可争取资源,对下可支持工作。
第三,生命周期。从个人来看,最直接的表现是没有地位焦虑或很少焦虑或焦虑在其他方面。比如自我认同度高,办事讲方法、能说会道,懂得变通,人缘好(善于交朋友),心直口快(大方、豪爽仗义),大胆果敢(敢想敢干),会享受生活不贪多,能够为村庄办实事。在大的环境背景下塑造了人的部分性格,这些被塑造出来的东西反过来又进一步加强了或者说再生产出了其可以成为中农的素质和品格;相对应地,部分村民表现出的自卑也反映出打工经商带给村庄变迁、阶层分化的影响,反映出被甩出去的一部分人的生活状态,阶层分化这一部分人中被甩出来者为了向上走,只好通过继续努力或者代际剥削来达到。
另外,中农在留守村庄的村民中生活水平是中等偏上的,而在外出的人中是中等偏下的;不过这不会影响中农在村庄中找到自己的主体性和价值。当然,“中农”概念的提出本身是有愿景的,比如中农的作用之一也在于维持村庄中的价值,使村庄达到善治。它的可能性究竟可以到达多大的程度,需要进一步研究。以农业为主要收入的他们,在农忙时则是从早忙到黑,但农业的季节性同样也给他们带来了闲暇,这些时间他们有的会做一些兼业,而有些时候他们就可以放松一下。总体来说,他们控制着自己的生活节奏,并表现出对生活较为乐观的态度,并对国家的惠农政策尤为满意,因为他们是实实在在的受益者。
五、中农与土地
目前,中国农村已出现利益分化趋势,土地使用权的流转也日益活跃。“中国正处于建立以中等收入者为主体的和谐稳定社会的转型时期,这种社会结构的最终形成须以农村相应的社会结构的建立为前提。”[8]中农因其与土地的密切联系而可能在其中扮演重要角色。
图2 打工者、贫农、中农种植的田亩数比较
图2反映的主要是中农的收入来源与土地高度相关,他们的利益与土地高度关联;同时表1还告诉我们,如果中农现象能在中国农村普遍的话,那么农业经营的格局就不是一家一亩三分地,也不是资本下乡大规模的土地流转与承包经营,而是大量的中农的存在,这些中农普遍有15亩左右的土地,能大致维持一个稳定的、与外出务工收入大致相当的收入水平。这批中农将是党和国家在农村的阶层基础,依靠他们来接应国家的政策,同时也构成国家在农村的主要统治对象。
打工者家庭是土地转出的主要对象, 邹村组一共有40多户,平均流转出土地4.88亩,那么这40户流转出的土地接近200亩;而中农家庭则是土地转入的主要家庭,在邹家小组有4户转入了土地,平均转入13.25亩,加上自家的土地差不多能达到16亩左右;另外邹家小组有100多亩土地转入到相邻的一个村民小组。
表1 邹村组的土地在不同阶层之间的流转情况
|
身份类别 |
土地转入(亩) |
土地转出(亩) |
户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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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工者 |
|
4.88 |
4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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贫农 |
|
3 |
5 |
|
中农 |
13.25 |
|
4 |
|
总计 |
13.25 |
4.81 |
49 |
表1的信息表明:土地在村社内部的自发性流转是形成中农的经济基础,如果资本下乡,大规模承包土地,那么土地就不在落到中农的手上,而是落入资本家之手,这个资本家与中农之间必定会争夺土地资源,其结果是中农必然破产,同时被迫加入到打工者阶层,小农村社的阶层基础就这样被彻底瓦解,在农村接应国家政策的就不是农民,而是资本家,这意味着乡土中国的经济基础不复存在,同时依附于土地的农业文明形态、文化理念也付诸东流。
六、中农现象
经过上文对中农的产生、特点及其与土地关系的分析,可以进一步深化对中农现象的认识,在当前社会流动与分化的大背景下,基于对农村应对转型阵痛的考虑,中农的提出是一种发现,也是一种愿景。在前文已有基本事实和经验材料支撑的基础上,结合我国当前面临的宏观局势和基层治理状况,下面从土地效率、农村可持续发展方面进一步分析中农现象。
(一)土地使用效率
中农最重要的作用体现在土地的生产效率上。当前农村面临土地无人耕种的现实情况。在村的这部分中农承接了这一问题,防止了土地抛荒,并且在一定程度上精耕细作,提高土地肥力。从大的方面看这是与我国粮食安全密切相关的重大课题。
这里应注意的一个问题是种地规模,首先,规模过大不可能再精耕细作,即使雇工,他们也难以像自家人一样对田地悉心照料;“在今后相当长的时期内,土地仍然是农民相当重要的经济来源和社会保障,尽管市场经济运作机制在不断完善,但任何试图以效率优先配置土地资源的行为都会受到挑战。”[9]第二,种地规模大必然要使用机械并雇佣更多工人,也因此对土地投入的成本必然提高;第三,庄稼的抗风险能力下降。所以大农场都是需要国家补贴的。因为要保证城市居民的生活消费,国家会控制粮食价格。中农的重要意义在于:一是避免抛荒,二是保证粮食生产。这样条件下的土地使用效率最高。[⑥]
中农的乡土情结比较重,见不得土地抛荒,所以会与田主商议进行流转或者自主开发荒山。A县基本没有土地抛荒,这与笔者在信阳调查时所看到的场景很不同,这与当地中农在其中所起的作用有关。比如种田能手吴二模在回答为什么种田时提起“不愿看到土地抛荒,好好的田荒在那里看得人心疼”;养鱼大户龚顺,将被抛荒的土地利用起来挖鱼塘、将没人管的荒山用来种果树。正因为村庄大部分人外出务工,才有了大面积的土地流转,也才有了暂时性的人少地多的局面,也才有了种粮大户生长的空间;中农得以从中获得适度规模的可以精耕细作的土地,从而解决了土地抛荒的问题,土地使用效率也提高了。不过土地若过多流转到经营式种粮大户手里的话,情况则另当别论。当地流动缓解了以后可能要面临的紧张态势,即有缓解人地关系紧张的作用,避免黄宗智所说的“过密化”。老支书毛贵说“现在年轻人都到外面打工了,对田不太感兴趣了。”当前对土地的诉求或许是隐形的(只有牵涉到征地动地时才会突显出矛盾纠纷),但是一旦这些人在城市无法生存或者说城市容纳力超出极限,这些人回到家乡要地(保障)的态势就可想而知了。
(二)乡村治理与农村可持续发展
当今中国正在现代化的征途上跋涉,数以亿计的农民正在改变着自身的身份,这是农民从事非农产业所带来的必然结果[10]。大部分农民跨入非农产业领域也是土地流转得以进行前提之一,由此,中农之所以有意义,是相对于身份改变了的农民而言的,并非孤立现象。在一定程度上作为自耕农的中农,“由于介于富裕群体和贫困群体之间,客观上形成十分有效的缓冲力量,有助于缓解种种可能的紧张与冲突。因此当其占据主导位置的时候,整个社会就出现和谐稳定趋势。”[11]由此可从中农现象探讨乡村治理和农村的可持续性发展。
“建国初期完成彻底的‘耕者有其田’的土地改革以后,在工业化和城市化还不能立刻吸纳农村和农业大量富余的人口时,土地制度应该具有的社会安定 保障功能就突出出来。”[12]当前我国面临人地关系高度紧张和城乡二元体制的现实国情,土地的保障功能是不容忽视的方面,“土地占有格局是否需要调整,以及如何调整,取决于中国的整体发展状况。而一旦土地私有化或变相私有化,政府和村庄将在较长的时间内缺乏对土地占有状况足够的调控能力,这关系着党能否真正带领不同阶层的农民走向‘共同富裕’。”[13]由此,中农对农村可持续发展有积极影响的最重要体现在于对其土地的意义。
随着“乡镇工业向小区和城镇集中,私营企业主、村办企业厂长阶层在村内日常生活和经济生活意义上的阶层互动关系明显减少”[14];长期住在村里并主要依靠土地收益为主的中农,则对小组内各户家庭的情况十分了解,非常关心并热心参与组级和村级的公共事务,如水利维修、防洪抗险、修路等,尤其是在这些中农成为党员和小组长之后,不仅自身对公共事务较为积极,同时起到了带头模范作用。一年中还会参与了村庄中的两三起纠纷调解,包括家庭纠纷也包括土地纠纷、放水纠纷等,他们敢于主持公道,成为村庄秩序维持的中坚力量,对村庄的稳定和谐有着重要的作用。
中农是除了村干部之外连接乡镇与村民关系的重要的非正式中介。其实从当地情况看来,许多中农本身就是村庄内部的村组干部。不同类型的中农对乡镇所持的态度不同,但是无论如何,在村庄的内部事务上,中农是乡镇干部在进入村庄进行纠纷调节或者事情协商时不可避免要面对的群体,在对方中立时,则积极拉拢他们;在对方支持时,则积极利用他们做工作;在对方敌对时,则积极做通他们的工作,只要过了他们这一关,其他问题就好办了。比如关于加油站征地案例中,村支书在做吴家村小组工作时提到,只要做通吴二模的工作,该村就没有问题。可见作为村小组长的中农在协调工作中的重要性。[⑦]
由此,中农的政治社会态度表现在:他们会通盘考虑对家庭、宗族、村庄的影响,不会单一看某一方面或只顾自己发展不管其他亲邻,相较于其他村民,他们更具有整体和发展的眼光;他们会在劳动与闲暇之间找到适合自己的最优配置,注重享受生活、不会死劳动,更不会脱离劳动,勤劳做工仍是他们重要的人生信条;他们是传统与现代融合的最优代表,一方面有对传统的坚守,另一方面也有对现代性内容的接受与开放态度。
另外,中农现象的产生、对中农的功能需求也隐含了乡村社会原有互助合作机制的消解,“社会流动加速导致的农民社会地位上升、下降,以及由此造成的整个社会的分化组合是诱发农村社会不稳定的一个重大因素。”[15]而中农若能发挥其积极作用,具有支撑起新的互助合作机制的可能。如此不但可对农村的可持续发展起到正面影响,而且能够有效地促进村民自治和乡村治理的有序进行。
在村庄中,中农相对于富人有较独立的价值体系和评价标准;富人是多元的,不构成独立阶层;而穷人或者说是底层则是沉默的大多数。探讨中农正是因为其潜在的及可进一步挖掘的积极作用力。笔者认为这种正面作用表现在三个方面:首先,为村庄建设建言献策,在家族内部或者村民群体范围内起到一定的示范效应;第二,中农阶层的形成起到积极作用的事实逐步建立起新时代农民特有的价值观和主体性,为现代农民树立一种理想型。第三,中农形成稳固的中坚力量,起到稳定阶层的作用,从而促进发展。
由上分析,中农或者是村干部、或者是治理的中介,总而言之是治理中的关键性力量。中农之所以有助于实现村庄有序治理,至少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
首先,由于中农“在村”,在这个熟人社会的圈子里,他们有为村民办事,为村民解决纠纷的责任。这就是为什么有的村民会说,如果有什么问题找到支书,支书是一定会帮忙解决的,因为都是天天见面的人,支书不给办事,他就会没有面子。所以支书在解决村民问题的时候不能够采用策略主义,而是要实实在在的解决问题。
其次,由于中农与土地关联,他们就会熟悉土地上的利益,就会懂得农民的疾苦,这会使他们对于乡土逻辑有准确的把握。Z村的邹林书记,自己耕种17亩水田,他说:“我不种田,怎么知道老百姓在想什么呢?”对于乡土逻辑的把握是他们治理的基础。
再次,在宗族性村庄,中农的人际关系网,他们的宗族背景,都会成为他们的治理资源。一种情况,他们是村干部,在做工作时总是可以很容易地在亲戚朋友中找到突破口,使治理变得相对容易;另一种情况,他们不是村干部,由于他与村庄中其他人的关联性,他很容易成为治理的中介。
综上,在外出务工和土地自发流转下的中农,已经成为了村庄的关键性力量。他们对农村各种情况最为了解,对村级公共事务最为关心,对党和国家政策最为支持,是村庄文化和秩序保持的最为中坚的力量。因此,“中农治村”对未来中国农村发展和稳定的关键。
[①] 本文是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增强和扩大党在农村的阶层基础和群众基础研究”(12CKS016)的阶段性成果。2011年7月笔者一行20多人在江西S镇做了20天的田野调查,在村庄调查与村民访谈期间,笔者深切感受到村庄已经发生的变化,也可以说是打工经济所形塑的村庄生活。本报告中的想法和观点得自于在调查小组及大组的集体调查与讨论,感谢杨华、吴秋菊、石顺林、郑兰兰、陈锋、郭俊霞、汪永涛、王君磊、李宽、刘锐、刘升、王晶等20位队友,感谢龚为刚、孙新华等同仁在文章修改过程中所提的宝贵意见,文中部分资料及数据参考了同组成员郑兰兰和吴秋菊的村治模式,特此说明。当然,文责自负。
[②] 该数据由村组干部估摸所得,不完全精准。
[③] 文中的人物皆为化名。
[④] 流转价格:有补贴前,给100斤稻,田主交税;有粮补以后,给100斤稻谷,补贴归自己。从2010年开始粮补给田主,每亩还要给70—80元钱。(书面的流转价格是每亩100元)
[⑤] 图1是运用STATA软件绘制的箱型图,绘制了3个箱型,每个箱型有5条横线,最上面的一条横线代表收入的最高值,最下面的一条横线代表最低值,其中中间的三条横线分别代表三个四分位点,正中间的一条线代表平均值。最大值与最小值之间的长度代表了收入分化的情况,即一个阶层内部最高收入者与最低收入者之间的收入差距(range),可以看到,在贫农阶层内部收入最高与收入最低者之间的差距很小;而中农内部的收入差距也相对较小,最高收入者接近10万,最低收入者3万左右;而打工者内部收入分化最为明显,最高收入者接近20万(实际上不止这个值,笔者处理数据的时候,为了作图更为直观,将少数收入在20万以上的打工者的收入转化为20万),最低收入者则只有不到一万,打工者阶层内部的收入差距过于明显。
[⑥] 还应注意种粮大户与中农的区别:所有的种粮大户有道德优势,他们可能认为自己在为国家种粮食,所以会组织起来上访;但是中农不会,这里可以将中农理解为过去的小农,他们是通过劳动力的无限投入达到亩产量;而种粮大户式的耕种属于经营式农业,他们最终要追求的是高于平均利润的那部分利润,一旦利润到达一定点他们就会转向其他行业。由此我们可以更加理解,为什么中农所耕种的土地使用效率最高,因为他们是在真正的精耕细作。
[⑦] 当然,吴家组比较特殊,其村小组长就属于中农,但是在其他村子比如毛家村则没这么好做工作,一方面毛家人多且内部派系斗争比较激烈,另一方面村小组长个人能力有限也难以进行协调。
参考文献:
【1】袁明宝:《耕地“被”流转,消解“中农”产生》,《改革内参》,2011年第37期,第2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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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黄宗智:《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中华书局2009年版,第114页。
【5】侯麟科:《农村劳动力大规模转移背景下的中国农村社会分层分析》,《中国农村观察》,2010年第1期,第41-9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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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1】武青山,刘孟山:《推进新型自耕制适度规模经营的思考》,《经济与管理》,2009年第6期,第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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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邹农俭:《论农民的阶层分化》,《甘肃社会科学》,2004年第4期,第41-43页。
【12】武力:《农民意识•家庭经营•土地制度——读<毛泽东视野中的中国农民问题>》,《中国经济史研究》2010年第1期,第156-161页。
【13】陈柏峰:《土地流转对农民阶层分化的影响——基于湖北省京山县调研的分析》,《中国农村观察》,2009年第4期,第57-64页。
【14】樊平:《关注农村阶层关系的新变化》,《中国党政干部论坛》,2005年第9期,第18页。
【15】林建鸿:《合理社会分层与农村稳定》,《云南社会科学》,2005年第5期,第30页。
本文刊于《贵州社会科学》2012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