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神互动与主流意识形态重构——中国模式视野中的“区域精神运动”
本文考察重点就在于:“区域精神运动”作为意识形态层面上的地方实践,是否有助于解决意识形态重构问题?在何种意义上作用于主流意识形态的重构?
区域精神,是指在一个特定区域之内形成的,体现时代精神和区域特色的一整套精神和理念。作为公认的区域“软实力”,区域精神是衡量一个地区核心竞争力的重要依据。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地方层面的竞争日趋激烈,与之相伴,一些地区开始比拼“软实力”,竞相提出区域精神;进入新世纪后,随着提炼者队伍不断扩大,提炼、传播区域精神成为潮流,一场持久、火热的“区域精神运动”[i]在中国大多数省、市、区县、乡镇、街道及村落绵延兴起。2007年前后和2011年,各地两度大规模掀起提炼、传播区域精神的高潮。“截止目前,北京、上海、浙江、福建、山东、贵州、河北等12个省份已有或正在征集本地区域精神;除5个自治区首府和沈阳、福州、西安外,其他省会城市也已有或正征集‘城市精神’表述语。”[ii]至此,区域精神被视为“新时代标签”[iii],“区域精神运动”也成为中国改革和发展过程中一道独具特色的风景线。
如何解决中国走向现代化过程中所面临的现代性问题,或者说如何重构意识形态,是中国改革所面临的一个根本性问题。尤其对执政党而言,创建核心价值体系,重构主流意识形态,始终是其施政纲领的重中之重。而这一问题的解决,需要“更多地关注现代社会实践中的那些制度创新的因素,关注民间社会的再生能力”[iv]。本文考察重点就在于:“区域精神运动”作为意识形态层面上的地方实践,是否有助于解决意识形态重构问题?在何种意义上作用于主流意识形态的重构?
一、“区域精神运动”的竞争性兴起
考察改革三十年,区际竞争被认为是中国模式的一大特色。正如张五常指出,“从性质与活力这两方面看,中国的地区竞争自成一家,天下独有。”[v]张维为指出,“中国模式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鼓励各个地方良性竞争,一个地方做得好,其他地方就会感到压力而跟着学。”[vi]随着中国不断调整发展战略,逐渐融入全球竞争,就地方层面而言,来自民间的发展需求日益新增,旧的官员政绩考核标准也有所改变,地方政府需要适应新的发展格局。这一切促使地方的区际竞争形态发生了重要变化:区际竞争在一定程度上正由原来单纯的经济竞争扩展至话语优越性的竞争,以总结和传播区域精神为核心、强化本地区“软实力”成为新的竞争点。“如今,步入新阶段的城市开始将城市精神的塑造放到了最重要的位置。由重外到重内的变化,实际上是对过去城市发展方式的一次及时反省,也说明我国城市发展正渐入佳境。” [vii]以北京为例,该市于2010年初正式提出“世界城市”战略,次年便提出“爱国、创新、包容、厚德”的“北京精神”,体现了积极的开放心态和国际竞争视野。又如江苏省提出“创业创新创优、争先领先率先”的新时期江苏精神,就反映了该省党政精英欲使江苏在区际竞争及全国竞争中占据领先地位的意图。可见,因为区际竞争的需要,某一地区率先提出区域精神时,其他地区也不甘落后、竞相“提神”,提炼“区际精神”便逐渐成为一种潮流,“区域精神运动”的兴起也体现出明显的竞争性。
如果说区际竞争是“运动”竞争性兴起的经济动因,那么,主流意识形态的历史转型则是“运动”得以兴起的更直接、也是更深层的导因。改革三十年来,中国主流意识形态经历着三重转型。总的来说,在中国的主流意识形态中,以“革命”为纲的旧话语体系已被以“改革”为核心的新话语体系所取代,即所谓“从追求平均主义的社会远景转向论证中国现代化的经济改革与社会的世俗化”的“意识形态世俗化阶段”,从1978年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一直持续到九十年代后期,形成了以邓小平理论和江泽民“三个代表论”为主线的速度发展理论,这是执政党意识形态的宏观转型;九十年代末到2011年前,在反思速度发展理论的基础上,执政党意识形态继续在改革语境中实现渐进式的中观转型,进入了以“价值重建与社会目标定位”为主的第二阶段。这一阶段的重心就在于“寻求新的社会凝聚目标与终极价值观,以凝聚社会成员,实现更美好的更人性化的社会理想”,形成了以胡锦涛“科学发展观”为主干的均衡发展理论;[viii]2011年,以“文化强国论”的正式提出为标志,执政党反思构建核心价值体系的得失,在均衡发展的理论框架中实现了从“器物论”、“制度论”到“思想论”的微观转型。从这一阶段开始,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被提高到国家战略的空前高度上,文化发展理论被执政党寄予了激活未来发展动力的期望。深受执政党意识形态历次转型过程自上而下传输的直接影响,“区域精神运动”得以兴起。如在中共十七届六中全会提出文化强国战略后,各地迅即响应中央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要求,于中央设定框架内具体实施文化战略,展示“文化自觉”,从而掀起了2011年的“运动”高潮。因此我们必须认识到,“区域精神运动”承续改革以来主流意识形态的宏观转型,并处于其中观转型和微观转型之中,因而其演进方向及特点也烙印着深刻的转型痕迹。
二、“区域精神运动”的特点及其变化
以提炼区域精神的主体和广度为标准,改革开放以来的“区域精神运动”总体上可划分为两个阶段。自改革开放开始到上世纪90年代末,是“运动”的初始阶段。这一阶段,只有少数地方提出了区域精神,如“小岗精神”、“华西精神”、“张家港精神”、“浦东精神”等等。由于这些地方被视为改革典型,其区域精神往往是由宣传造势机构负责总结并宣传,主要发挥示范作用,用以激励其他地区的改革,因而提炼区域精神活动本身尚不具有全国普遍性和区际竞争性;进入新世纪以后,“运动”才步入了具有竞争性特点的第二阶段,表现为相当一部分地区自发提炼或响应中央指示积极提炼区域精神,并在本辖区内进行深入、广泛的宣教,可认为是各地区的自我激励。这是本文的重点考察对象。以2007年和2011年为分界点,2000年到2007年前,部分地区开始主动提炼区域精神;2007年中共十七大以后,各地通过本省党代会集中公布了区域精神,地域范围相比之前有所扩大;2011年中共十七届六中全会前后,各地再次兴起提炼区域精神之风,反应速度之快、规模之大前所未有(见附录)。以全国各省和大中城市提炼区域精神的活动为对象,该阶段“运动”的特点及其变化主要表现在三方面:
(一)“运动”参与主体扩增,区际差异明显
前已述及,“运动”遍及中国大多数省、市、区县、乡镇、街道乃至村落。其中,地方各省份和大中城市提炼区域精神的活动一般具有较大影响力,因而是“运动”的骨干主体。就骨干主体而言,目前“运动”的参与主体范围不断扩大,但多集中于东部地区的省份和城市,区际差异明显(见自制图一和图二)。具体来看:
第一,东部省份和城市更热衷于提炼推广区域精神。据统计,最早提炼推广区域精神的一批省份都集中在东部地区,目前已经通过或将通过官方正式公布的形式确立区域精神表述语的省份(含省、自治区、直辖市)共26个,其中12个为东部省份,占总数的46.2%,上海、广东、浙江、江苏四省份更是多次提出或更新其区域精神表述语。而中西部省份大都到近年才加入到“提神”行列中来;另据笔者不完全统计,目前已通过官方正式公布的形式确立区域精神表述语的大中城市(不含直辖市)累计共75个,其中40个为东部城市,约占总数的53.3%。
第二,城市在提炼推广区域精神上比省份更为积极。数量上,目前已确立区域精神表述语的大中城市(不含直辖市)总数明显多于省份总数;提出时间和频率上,除少数省份曾较早并多次提出区域精神表述语外,大多数省份都是首次“提神”。而自2000年以来,深圳、温州等一些著名城市都在其本省之前提炼出了城市精神,其他大部分城市也都积极提炼并更新城市精神,如江苏省部分地市曾多次“提神”。
图一: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参与提炼区域精神表述语的省份(含省、自治区、直辖市)个数比较[ix]
总体而言,东部各省及城市等都普遍热衷于提出区域精神表述语,但中西部各省及城市却对此“不太感冒”。“区域精神运动”参与主体的密集程度上呈现出“东密西疏”的格局,一定程度上与地区之间经济和社会总体发展水平的差异有关,也反映了中西部各省之间的竞争性远不如东部那般激烈[xi]。
(二)提炼推广方式改进,初现科学化、民主化因素
前已述及,上世纪的“区域精神运动”主要是由中央宣传机构主导甚至直接介入、地方宣传机构配合,专门总结改革成功地区的区域精神,走的是中央包办、自上而下的传统宣教套路。而新世纪以来,随着“运动”的竞争性兴起,一部分地区开始自发提炼或响应中央指示自主提炼、推广区域精神。
上述变化的结果是地方拥有了提炼本地精神的自主权,但对于地方的具体运作方式还需作进一步分析。2010年以前,多数地方都将提炼总结区域精神的职权收紧在党委手中,主要是由地方党政精英内部协商、直接决定本地精神表述语,往往“雷声大、雨点小”,容易走过场,使宣教效果大打折扣;2010年以后,地方党委仍然紧握“提神”之权,但在其前期酝酿、提炼选定、宣教内化的过程中,逐渐形成了中央影响之下,地方响应并借力智囊机构、动员民众参与确定精神表述语的多元参与格局。
首先是前期酝酿阶段,以往要么是中央直接定调,要么是地方党政精英内部定调后交由党委宣传机构构思起草;2010年以后,各地在提炼本地精神表述语之前,往往都组织科研院所及地区高校等智囊机构参与前期筹划,北京(见图三)和广西提炼区域精神即是如此。此外,不少地区还“重奖提神”[xii],以奖励方式向民众征集精神表述语。其次,进入提炼选定阶段,少数地方仍采取了“关门模式”,即事先未经其他机构组织或民众参与,直接由地方党委自行总结并提出正式的精神表述语,如“甘肃精神”、“云南精神”、“福建精神”;个别地方采取了“内参模式”,即由省市级社会科研院所等智囊机构专门立项、组织研究后提出备选方案,供地方党政决策者参考选择并最终决定,期间只有智囊机构与决策者的沟通,而无民众与决策者的互动,如宁夏成立“宁夏精神”课题组,重庆组成“培育重庆城市精神”课题组,专门负责调研提炼工作;大部分地方则主要采取“动员模式”,即地方党委先提供一定数量的精神表述语选项,后在辖区内进行广泛社会动员,经由民众网络投票海选、专家论证和民众代表建议等步骤之后,最终确定本地精神表述语。[xiii]再次,到了宣教内化阶段,普遍采取“动员模式”,通过连发机关报社论、发动社会各界大讨论、各单位各行业主题践行活动等形式营造强大的宣教氛围,重庆“唱读讲传”即为一例。值得注意的是,目前部分省市更青睐于将“动员模式”与“内参模式”相结合的综合运作模式。如“北京精神”的出炉就是专家出谋划策,并据称由290万民众参与投票的结果,因此其形成过程也是宣教内化过程(见图三)。
智囊机构、社会力量和民意因素的纷纷介入,为区域精神的提炼过程增添了更多“科学化”和“民主化”色彩,也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千呼万唤始出来”的精神表述语的社会认可度,而且也有利于发挥区域精神本身的意识形态教化功能。可见,由中央包办转变为地方自办,再从地方党政精英自斟内定发展到中央指导下的自下而上、多元参与格局,这一方式变化本身具有进步意义。然而,上述三种因素的参与程度究竟如何,还须保持进一步观察;此外几乎所有省市区域精神的最终确定还须由主管部门把关,并经地方党代会审议通过或中央批准,这一面也不可忽视。
图三:“北京精神”生成“路线图”[xi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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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提炼内容主题转向,差异性与趋同性并存
考察目前已经或将要正式公布区域精神的24个省份(含省、自治区、直辖市)(见附录),其精神表述语主要表现为两大特点。
首先从总体上看,新的精神表述语在内容主题上部分延续了以往表述语的内容,但也发生了明显变化:主题由单向度变为多维度。以往只强调实用主义、世俗主义的奋斗观,以“创新”为核心词汇,诸如“务实苦干”、“自强不息”、“讲求实效”等也均是高频热词;现在则更为强调人文主义、道德主义的均衡发展观,以“和谐”为核心词汇,增加了“开明睿智”、“大气谦和”、“重信尚义”、“乐善好施”、“感恩”、“互助”、“厚德”等新词。以往视线聚焦于自我图强和区际竞争,把“敢为人先”、“追求卓越”、“开放图强”放在首位,现在则融入了民族主义和国际视野,主张“爱国”、“开放”、“包容”。上述主题变化,与发展实践的转型密切相关。过去中国地方片面强调经济改革的速度与实绩,故其区域精神也主要体现出地方的改革自觉和经济自觉,不乏激进主义色彩。后来执政党转而提出科学发展、和谐发展,近期又将文化发展提到前所未有的高度上,故此时的区域精神主要体现出地方的人文自觉和文化自觉,具有明显的综合性、包容性,试图涵盖社会各阶层的价值追求。
第二,受到主题变化的影响,精神表述语呈现出差异性与趋同性并存的现象。一方面,一地在提炼本地精神时一般都要考虑自身特点和发展定位,自然要与其他地区的区域精神有所区别。如新疆、广西等民族自治区,把“团结”放在区域精神之首,体现了民族多元融合的要求;如北京、上海这样的直辖市,强调“包容”,体现其作为中心城市的地位和发展多元化国际都市的要求。另一方面,各省份的区域精神也具有较高的趋同性。如东部经济发达省份的区域精神多数提法雷同,以往围着“创新”、“奋进”、“实效”做文章,现在则青睐“爱国”、“公正”“诚信”。“分析对比了我国50个城市发布的城市精神表述语,结果发现存在一定的趋同性。个别词汇‘出镜率’颇高,一些带有强烈标语性的语词似乎‘放之四海而皆准’,用来形容任何一座城市都可以,共性有余而个性不足。”[xv]
三、“区域精神运动”的价值及反思
(一)“区域精神运动”之三层价值
“区域精神运动”竞争性兴起的价值不可低估。在发展实践层面上,它有助于引导并积极促进地区良性发展,进而影响国家发展趋势。在意识形态层面上,它通过区域性意识形态建构的反复调试,自下而上地介入并有助于推动国家意识形态转型和重构,这是本文分析的重点。
第一,“运动”有助于地方构建具有本土特色的意识形态体系和发展伦理,强化地方政权合法性。从革命到改革,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到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再到文化强国战略,历次中央战略和话语体系的转变,不仅会引起国家层面的思想震动和复杂反应,也牵动着地方政治的神经。同时,自中国启动市场化改革以来,与经济转轨相随的是“软化的制度约束环境”,在这种环境下,地方政府基于区际竞争和自身利益的考虑,往往容易出现经济行为变异,陷入机会主义的施政怪圈[xvi],继而丧失市场伦理,偏废社会与人文价值,得之“硬实力”而失之“软实力”。这些都对地方原本的发展方式乃至对地方政权本身构成了挑战。而作为“软实力”的区域精神本身就是一种发展伦理。“城市精神的表述语,是一个城市雄心和城市态度的表达,是精神的认同。一个城市的振兴需要合力的方向,这个方向的认同感,是高速城市化时代背景的需要。”[xvii]通过提炼推广区域精神,进而形成一整套具有本土特色的意识形态体系,有助于地方政权集中本地区资源优势、克服条件劣势、矫正发展方式,从而取得发展实绩,甚或在区际乃至全国竞争中走在前列,由此可逐渐获得民众认可。不仅如此,区域精神体系本身也有助于说明地方政权之施政举措的合理性,通过宣教区域精神,使之内化到普通民众之中,获得社会心理认可,亦可强化地方政府的合法性。
第二,“运动”也有助于地方及时呼应中央意识形态的调整,保持中央与地方话语体系的一致性。处于转型时期的中国社会,迫切需要形成整体共识。对于执政党而言,当前整体共识的缺失,不仅带来了执政层面的“国家权威碎裂化”[xviii]难题,也使其意识形态备受“碎裂化”的挑战。面对挑战,执政党必须完善其主流意识形态,使之为民众所接受,从而巩固政权合法性。其中,地方政权作为中间力量,直接影响到主流意识形态能否实现自上而下灌输、教化的目的。故保持中央与地方话语体系的一致性对稳定执政至关重要。耐人寻味的是,由于改革过程中地方与中央之间经常性的利益博弈,地方并不一贯积极地听从中央指令,如在诸多政策的执行上,“政策出不了中南海”、地方与中央唱反调的情况并不鲜见。然而在意识形态特别是执政党总体路线和方针上,二者的冲突则较少,地方比较愿意追随中央,并且还积极参与意识形态建构,甚至有时也会领先于中央、自成一套,后得中央认可。近年来地方提炼总结区域精神,就与中央意识形态的转型密切相关,这是地方响应中央战略决策和意识形态转向的重要表现,事实上也有利于地方与中央保持话语和立场的一致性。
第三,“运动”还有助于激发地方参与话语重构的创造力,促进核心价值体系的形成和完善。这表现在:其一,在中央意识形态虚位的情况下,区域精神的提炼具有试验、示范的意义,中央往往可以通过地方有益的尝试来获取话语资源,不断添加、吸取社会意识形态因素,实现自下而上的话语重构。当前执政党提出建设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命题,正需要各地方参与破题、共同解题。“中国各地在2011年掀起‘精神’提炼热潮——这些体现区域特色的价值观,……不仅代表了未来一段时期文化建设的方向,也表明中国人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上进行的思索与实践。”[xix]其二,由于区域精神本身既具有灵活性又不致过分偏离底线,既呈现多样性又往往显现一定的趋同性,因而可以为中央建构核心价值体系提供较大的选择空间;其三,提炼区域精神的过程也是各地作出政治表态的过程,不仅明确反映了地方党政精英的施政意图,也在一定程度上表达出民意,因而可以为中央确立主流意识形态提供参考,增强中央坚定主流意识形态的信心。如改革开放前期,地方在响应、领会中央决断的基础上形成了“小岗精神”、“特区精神”、“浦东精神”等代表性的区域精神,很大程度上支持了中央始终坚定改革命题。总之,与中央在经济、行政等领域的改革相似,“运动”作为地方先行、中央后立的前奏,具有较高的创造性,有助于中央层面核心价值体系的形成和完善。
(二)“区域精神运动”之二重反思
考察“区域精神运动”,不能空谈价值而回避其实际效果。就目前社会对新一轮“区域精神运动”的反响来看,民众对“运动”本身褒贬不一,对所提炼的各种区域精神表述语有批评也不乏认同。“运动”到底能在多大程度上发挥积极作用、实现其社会内化和价值构建的目的,需要进一步观察和反思。
“人民是文化创造的主体力量,要充分尊重人民在文化建设中的首创精神,为人人成为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者提供广阔舞台,充分挖掘蕴藏于人民之中的文化创造潜能,使全社会的文化创造活力竞相迸发、充分涌流。”[xx]上述论断,足见中央层面对民众参与核心价值体系建设的首肯和重视。而影响“区域精神运动”活力和效果的要因,恰在于其本身依然带有浓重的官僚化色彩。如前所述,2011年的新一轮“运动”固然展现了官民互动、多元参与的新格局,但其主要还是延续了以往的“官僚路线”,而不是真正的“群众路线”。这体现在:
其一,整个“运动”过程中,智囊机构、社会力量和民意因素的介入还十分有限,尤其是社会力量还没有真正调动起来。目前各地发起的区域精神讨论活动,虽形式多样,但不外乎官办智囊机构立项研讨、辐射范围有限的“社会各界大讨论”及一般性群众学习活动这三种官方掌控之下的传统类型,往往是官媒报道轰轰烈烈而实际上风平浪静,容易搞形式、走过场;而作为社会思想先锋的知识界却几未参与其中,知识分子阶层的思想力量也无从发挥,导致区域精神表述语的质量大大下降。同时,尚有较多省市仍通过党政精英经内部协商来确定区域精神,且几乎所有省市区域精神的最终确定都须由主管部门把关、再经地方党代会审议通过或中央批准,其中民意空间到底有多大,依然是个问号。其二,尽管“运动”所产生的一大批区域精神体现了地方的人文意识和文化自觉,各地也试图以其综合性与包容性去涵盖社会各阶层的价值追求,但基于前述原因,区域精神还存在泛政治化、教条化、口号化的倾向。有评论者指出:“现在存在的最大问题是个别表述语过于抽象空洞,难以为市民所认同,与城市、市民、文化缺乏深入有机的融合,往往成为领导意志的张扬,沦为某种真诚的‘表演秀’。有的‘城市精神’还因此成为网友调侃戏谑的对象,‘精神体’曾一度在网络上引起造句风潮,‘城市精神’表述语的提炼成了没有所指的话语狂欢。”[xxi]如“北京精神”公布后就引来不少质疑之声甚至反感,被认为“务虚”、“不实”。[xxii]总之,在党管意识形态的背景下,各地党委宣教部门应如何适当把握其干预“运动”的尺度并逐步扩大民主化参与程度,如何妥善处理领导个人或少数干部的意志和民众真实想法之间的关系,如何提高区域精神表述语的社会认同度,目前的“运动”模式尚未提供满意的答案。
另者,“运动”要实现其在意识形态层面上的价值,在推动国家意识形态转型和重构中发挥实际功用,还面临着三大瓶颈。
其一,目前参与“运动”的主体范围仍凸显“东密西疏”的区际差异现象,由此可能导致的一个结果是,东部地区意识形态强势所带来的客观上的“意识障碍”会造成中央层面归纳总结核心价值体系时以偏概全、顾此失彼等问题。其二,区域精神可以适当趋同,但不能趋同过度。从已出炉的区域精神表述语来看,大部分精神表述语都采用八字或十六字的固定形式,而且一些热门词汇也被重复利用,明显“共性有余而个性不足”。据统计,“在27个省市的城市精神表述语里,创新、开放、和谐、诚信四个词语出现频率最高,其中创新出现了11次,为出现次数最多的词语,开放出现10次,和谐出现9次,诚信出现7次。”[xxiii]上述高频词汇都是惯常提法,固然反映了各地共同的精神诉求,但其行政意愿性和泛道德主义色彩,难免使人产生对其趋同性、同质性的质疑。须知,趋同的表述语并不必然等于真正的共识。如果只是虚假的趋同,如果区域精神不能真正反映地区实际、代言民声、彰显个性,那么“运动”就会丧失其之于价值重构的应有之义,其补充主流意识形态的作用也无从谈起。其三,“运动”尚处表述语阶段,多数地区都只是提出一套响亮的口号,却缺乏后期相应的理论转化机制及理论成果,因此大大削弱了区域精神的内涵和辐射力,无怪乎有些地方“提神”快、“失神”也快。更为关键的是,仅有十余字带有浓厚政治迎合性的表述语及一厢情愿的拔高阐释,还无法释放不同地方的本土特色内涵,对于中央意识形态构建而言,也不具备理论价值。
四、小结:“区域精神运动”与中国模式
如何把握意识形态是中国改革最为敏感的重大问题。讨论中国模式,不仅要关注政治、经济、社会、军事、外交等层面,也极有必要将目光聚集到意识形态领域上来,分析和总结三十余年来国家意识形态转型和重构的策略、方式、特点和经验。于此殊义,“区域精神运动”不失为一个富有研究潜质的切入点。
考察“区域精神运动”的兴起、演变、特点及其现存问题,可以总结出当代中国主流意识形态发展图谱的一个基本征象:中央意识形态与地方意识形态之间存在比较充分的协调、互动关系,集中体现为中央意识形态主导化与地方意识形态自主性有机结合,相互促动。中央意识形态主导化历来是中共实行思想领导的主要手段。自建国始,中共高层在构筑宣传思想文化阵线、营造意识形态话语权上尤其倾力,总体上能够掌握意识形态主动权,确保党的核心理论和思想在国内意识形态领域的主导地位。然而,主动权并不必然包含制动权,主导地位也并不意味着可以一劳永逸地唯我独尊。中国改革启动以后,改革虽成为整个时代的共同话语背景,但弥漫在党内和社会民间的“左”、“右”意识形态之争却时激时缓、从未停歇。受此影响,中央层面意识形态的摇摆和虚位现象也时有发生,中共意识形态统合能力受到牵制,其原本强势的话语体系也经受着重大考验;与之相应,地方意识形态自主性是在自毛泽东时代“地方分权化”开始一直到改革开放时期“放权让利”的背景下,地方政权日益增强的自主性在意识形态领域的延伸。按照中共政治传统,主流意识形态的创建权仅属中央,地方在意识形态上理应一贯地服从、依附于中央。因此地方意识形态话语自由裁量空间应以中央意识形态主导化为其前提,通常中央意识形态主导化愈强,地方意识形态自由裁量空间就愈小;反之,当中央意识形态有所弱化,地方意识形态自由裁量空间就可能相对增大。特别在中央面临意识形态摇摆或虚位问题时,地方自下而上的意识形态能动作用就容易显现出来——通过在辖区范围内进行区域精神呼应、尝试或创新,凝聚局域性思想共识,地方或可增强中央调整意识形态的信心、强化其舆论宣教的政治效果,或可丰富、拓展核心价值体系的意涵,或可为中央提供新的意识形态催化质素、经过中央选择性认定而直接上升为党的理论和国家意志。如此看来,“区域精神运动”所应实现的根本价值就在于借各级区域之力解顶层设计之困,使区域精神与主流意识形态形成互动,为中国发展理论的形成提供生动的思想素材,为丰富中国改革的话语体系注入新的理论活力,也为中国寻求解决现代性问题增加实践理性。它是在经济改革方式、政治渐进方式及社会管理方式等中国模式基本构成以外,之于中国主流意识形态演进方式的重要表达,有望成为中国模式的核心竞争力之一。
同时,对于这场“运动”,还需要在行进中及时反思。面对“运动”现存的问题,下一步应思考如何平衡参与主体“东密西疏”的区际差异,如何协调区域精神共性与个性的关系、保持地方本土特色,并为“运动”提供相应的理论转化和价值上传机制;更重要的则是如何祛除其官僚化、教条化及口号化色彩,并在此基础上提高“运动”社会化运作的水平,通过实实在在的民本理念和民主方式来提升民众参与的自主性、为知识分子阶层有效介入“运动”提供宽广的平台。这是区域精神落地生根的必由之路,更是中央核心价值体系得以形成并真正深入人心的最优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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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26个省份(含省、自治区、直辖市)提炼区域精神表述语情况汇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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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份 省份 |
2000-2007年前 |
2007-2010年前 |
2011年前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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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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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国、创新、包容、厚德” |
|
上海 |
海纳百川、追求卓越 |
海纳百川、追求卓越、开明睿智、大气谦和 |
公正、包容、责任、诚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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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 |
敢为人先、务实进取、开放兼容、敬业奉献 |
|
待公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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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 |
忠诚守信、勤劳勇敢,务实苦干、开放创新 |
改革创新、开放包容、忠诚守信、务实拼搏、敢为人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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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 |
1.自强不息、坚韧不拔、勇于创新、讲求实效(2000); 2.求真务实、诚信和谐、开放图强(200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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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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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业创新创优 |
创业创新创优、争先领先率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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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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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韧质朴 重信尚义 宽厚包容 求实创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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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龙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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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龙江六大精神”(包括大庆精神、铁人精神、北大荒精神、闯关东精神、 大兴安岭精神和龙江交通精神集合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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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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奋发有为、无坚不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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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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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信、开放、创新的“青海意识” |
爱国爱乡、海纳百川、乐善好施、敢拼会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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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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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国诚信、务实创新、开放包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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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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待公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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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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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青海精神(包括青藏高原精神、青海意识、实干精神和玉树抗震救灾精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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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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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一之、我十之,人十之、我百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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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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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高涉远、负重向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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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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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众一心、众志成城,不畏艰险、百折不挠,以人为本、尊重科学的抗震救灾精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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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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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凡、平静、平常的“三平精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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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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待公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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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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待公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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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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待公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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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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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怕困难、艰苦奋斗、攻坚克难、永不退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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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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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到长城非好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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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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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远、开放、包容的“高原情怀”和坚定执着、扎实苦干、图强进取、勇于担当的“大山精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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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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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国、感恩、勤劳、互助、开放、进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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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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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结和谐、爱国奉献、开放包容、创新争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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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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待公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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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注:各地提炼区域精神的系列活动并非中国以往那种集中统一的全国性运动,而体现为一种广泛参与的潮流,此处为概括表述方便而取“运动”一词。
[ii]牛琪、沈洋、倪元锦:《中国多个省市提炼“区域精神”关键词凝聚价值共识》,新华网,2011年12月29日,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1-12/29/c_111334816.htm。
[iii]秦亚洲,蔡玉高:《提升:精神火炬竞相在城际点燃——城市精神引领文化自觉(上篇)》,载《半月谈内部版》2011年第12期。
[iv]汪晖:《当代中国的思想状况与现代性问题》,载《天涯》1997年第5期。
[v]张五常:《中国的经济制度》,北京:中信出版社,2009,第143页。
[vi]张维为:《中国震撼:一个“文明型国家”的崛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第53-54页。
[vii]秦亚洲,蔡玉高:《提升:精神火炬竞相在城际点燃——城市精神引领文化自觉(上篇)》,载《半月谈内部版》2011年第12期。
[viii]关于改革开放以来执政党意识形态的转型问题,本文参考结合了萧功秦教授部分观点。详参萧功秦:《改革开放以来意识形态创新的历史考察》,载《天津社会科学》2006 年第4 期,第45-49页;《从转型政治学看中国意识形态创新的特点》,载《浙江学刊》2006 年第4 期,第131-136页。
[ix]据笔者不完全统计,目前已经通过或即将通过官方正式公布的形式确立区域精神的省份(含省、自治区、直辖市)共有26个,有的省份曾多次公布区域精神。按年份及地域分布情况如下:2000-2007年前,包括浙江(前后两次)、广东、山东、上海4个东部省份;2007-2010年前,包括上海、山东、江苏、河北等4个东部省份,甘肃、青海、重庆、四川等4个西部省份;2011年前后,包括北京、天津、上海、江苏、福建、黑龙江、辽宁、广东(待公布)、海南(待公布)等9个东部省份,河南、湖南(待公布)、湖北(待公布)、山西(待公布)等4个中部省份,贵州、宁夏、青海、云南、新疆、广西、陕西(待公布)等7个西部省份。西藏自治区于1990年提出“老西藏精神”,湖北省于1996年提出“湖北精神”,因时段不符而均未列入统计。
[x]据笔者不完全统计,目前以官方正式公布的形式确立区域精神的城市(不含直辖市)共有75个:其中包括南京、无锡、常州、苏州、徐州、江阴、镇江、宜兴、太仓、张家港、海门、昆山、杭州、宁波、温州、衢州、丽水、慈溪、广州、汕头、深圳、珠海、福州、石狮、泉州、武夷山、济南、青岛、烟台、临沂、唐山、大连、抚顺、长春、吉林、通化、哈尔滨、鹤岗、大庆、三亚等40个东部城市,占总数比53.33%;长沙、岳阳、常德、株洲、郑州、新乡、安阳、合肥、南昌、九江、井冈山、吉安、萍乡、武汉、襄樊、荆州、太原、长治、吕梁等19个中部城市,占总数比25.33%;成都、南充、呼和浩特、包头、昆明、大理、贵阳、南宁、西宁、兰州、西安、延安、银川、石嘴山、固原、克拉玛依等16个西部城市,占总数比21.33%。
[xi]如上海、广东、浙江、江苏等省份先后都提出以率先基本实现现代化为目标,这种“隔空喊话”的较量体现在意识形态上,就表现为这些地区纷纷致力于提炼和推广本省区域精神。
[xii]鞠靖:《各地征集“区域精神”,全民提“神”》,载《南方周末》2011年11月25日。
[xiii]王绍光曾根据议程提出者的身份与民众参与的程度区分出中国公共政策议程设置的六种模式:“关门模式”、“动员模式”、“内参模式”、“借力模式”、“上书模式”、“外压模式”。详参王绍光:《中国公共政策议程设置的模式》,载《中国社会科学》2006年第5期,第86-99页。笔者认为,各地提炼总结“区域精神”的系列活动类似于设置本地公共政策议程,因而在考察其运作方式时借鉴了上述区分模式。
[xiv]童曙泉、金可:《“北京精神”诞生记》,载《北京日报》2011年11月4日第3版。
[xv]秦亚洲、蔡玉高、叶锋:《寻找:城市精神根须深植——城市精神引领文化自觉(中篇)》,载《半月谈内部版》2011年第12期。
[xvi]李军杰:《经济转型中的地方政府经济行为变异分析》,载《中国工业经济》2005年第1期,第39-46页。
[xvii]廉毅锐:《城市精神表述语的同与不同》,载《人民论坛政论双周刊》,2012年3月(上)。
[xviii]戴长征:《国家权威碎裂化:成因、影响及对策分析》,载《中国行政管理》2004年第6期,第75-82页。
[xix]牛琪、沈洋、倪元锦:《中国多个省市提炼“区域精神”关键词凝聚价值共识》,新华网,2011年12月29日,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1-12/29/c_111334816.htm。
[xx]刘云山:《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 努力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载《人民日报》2011年10月28日第5版。
[xxi]范玉刚:《“城市精神”提炼勿沦为“表演秀”》,载《人民论坛政论双周刊》,2012年3月(上)。
[xxii]雷辉:《“北京精神”掀起“核心价值”总结风》,载《南方日报》,2011年11月17日。
[xxiii]王永生:《省市“精神”超四成青睐“创新”》,载《法制晚报》,2012年2月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