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泥土的人最国际
中国作家最为西方世界所知的,或者保险点说,至少最为诺奖委员会所知的,正是乡土文学。这应了龙应台给莫言的贺词:最泥土的人最国际。
这种状况,与诺奖终身评委、瑞典汉学家马悦然一直不遗余力的译介有关。
马悦然最钦佩的中国作家是“中国乡土文学之父”沈从文,1987年就将《边城》翻译为瑞典文出版。1998年沈从文去世让他特别惋惜,他多次公开表示,当年如果沈从文健在,一定会获得诺贝尔奖。他甚至为此多年力争,希望说服诺奖评委会能颁奖给已去世的作家。
在当世的中国作家里,马悦然最欣赏莫言、李锐、曹乃谦。他们一个比一个乡土,一个比一个纯粹,甚至也与此成比例的,在国内一个比一个名气小。他们的小说,从题材到语言,都带着北方土地的浓烈气息。尤其曹乃谦,整个语言体系就是彻彻底底把雁北农村的方言搬上了纸面。马悦然2004年翻译他的《到黑夜想你没办法——温家窑风景》时,几乎每天一封邮件问书中各种词句的含义,单单来往书信后来结集成了《温家窑风景三地书》。
可以说,是马悦然把曹乃谦领进了世界文学——用马悦然常说的话,世界文学就是翻译;而此前将曹乃谦引入中国文坛的,则是沈从文的学生汪曾祺。这之间说不上什么代际、谱系,但个中巧合也隐约透出乡土文学走向世界的脉络。
1986年,汪曾祺随《北京文学》杂志社组织的创作班来大同开会,碰上37岁的大同警察曹乃谦前来投稿。汪曾祺一口气读完这篇题为《温家窑风景五题》的小说,脱口叫“好!”更让他惊讶的是,这只是曹乃谦的第三篇小说。
那年之前,除了刑侦报告,曹乃谦什么也没写过。有朋友到他家做客,对他满书架的外国名著颇为不屑,说,书不少,但有一个作家的书你肯定没有。曹乃谦问哪一个。朋友说,曹乃谦。曹乃谦愣了一下,那我就写篇小说叫你看看。朋友说,写出不算,发表才算。于是两人打赌,以半年为期。花了三个月时间,曹乃谦写出处女作《佛的孤独》,两万多字,又三个月后发表在大同文学杂志《云冈》上。朋友说本地杂志不算,他这才打听到《北京文学》。
汪曾祺建议把这篇小说题目改为《到黑夜想你没办法》,出自小说中主人公唱的“麻烦调”(指要饭的人唱的歌):“白天想你墙头爬,到黑夜想你没办法。”小说发表在《北京文学》1986年第6期,配发了汪曾祺的专评。曹乃谦受到极大的鼓励,从此转为自觉写作。
为了解国内当代文学的状况,曹乃谦买来《收获》《当代》《小说选刊》等文学期刊仔细研读,至今记得当时让他印象深刻的作家名字,刘恒、刘震云、李锐、王安忆、铁凝、史铁生、肖亦农……“大概集中看了两年,觉着自己跟他们水平差不多,放心了,就不看了。”
1991年,曹乃谦由汪曾祺介绍加入中国作协。会员证到手,他高兴得马上印了个名片。
两年后,马悦然偶然在山西文学杂志上发现曹乃谦的短篇,如获至宝,主动翻译为瑞典文,并写信到山西作协,辗转与曹乃谦取得联系。在马悦然十几年来的推崇与译介下,如今已有媒体将这个此前在国内默默无名的作家称为“中国最有可能的下一位诺奖得主”。
都是个“无可奈何”
借着今年诺奖的热乎气,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了山西作家曹乃谦的作品六种,《到黑夜想你没办法》《佛的孤独》《换梅》《最后的村庄》《你变成狐子我变成狼》《温家窑风景三地书》,囊括他从小说、随笔到书信、日记等几乎所有作品。
短句、方言、重复,是曹乃谦文字的典型风格,汪曾祺称这语言带着股“莜面味儿”:
那只蛾儿飞进黑处看不见了。老柱柱又掉转头看这另外一只。这只蛾儿还在扑灯。越扑越起劲,就像是要跟灯拼命呀。
有啥瘾,非要不顾死活地扑。老柱柱想。
有啥瘾,非扑,非扑。老柱柱想。
唉——我看出了。这人活一世,男人就是那没出息的蛾儿,女人就是这要命的灯。男人扑来扑去扑女人,可临完还不是个往火坑坑跳?老柱柱想。
那还不是个这?就是个这。老柱柱想。(《男人》)
天大的事情在这种简单有力的描述里面都被凝练成两类:食与性。曹乃谦笔下温家窑的男女,不是想办法偷一口粮,就是想办法“做那个啥”,再或者是为了偷一口粮而“做那个啥”。至于那些个新中国历史上波澜壮阔的风波,除了偶尔出现的“群专”(“群众专政委员会”,“文革”时期各级政府维护治安的组织),于此几乎毫无踪影;尽管,他的故事主要发生在1973、1974年。似乎在温家窑这贫瘠的环境里,日子自古以来就是如此,“就是个这”。
“烙饼就滚水吃饱了。她又把衣服脱光说:‘来哇。穷人就这点福跟富人是一样的。’”(《贼》)
这里的男女老少个个欲望旺盛,无论对粮食、钱还是性。然而匮乏永远是常态;或者正因匮乏,才使得欲望如此旺盛。偷情、朋锅(两个男人共用一个媳妇)在村人看来稀松平常;秋收的时候,女人们晚上去找给公家看地的光棍儿们,她们的男人白天就可以大模大样从地里往家背粮食;有的光棍儿一辈子娶不上媳妇,喝多了就在炕上俩男人搂着亲嘴,“嘴唇吸得滋滋响”,甚至憋到没办法强奸自己的妹妹、母亲……
汪曾祺曾评价曹乃谦的小说“贯穿了一个痛苦的思想:无可奈何。对这样的生活真是‘没办法’”。
但这封闭、无望、充满赤裸欲望的世界里,也有闪光的品格和纯粹的感情,简短的对话里常藏着弦外之音,让读者冷不丁就被打上一下:
“有钱我也不花,悄悄儿攒上给丑哥娶女人。”
“我不要。”
“我要攒。”
“我不要。”
“你要要。”(《莜麦秸窝里》)
曹乃谦自称,他的每一篇故事都是真实的,每一个人都有原型可依。中篇《换梅》便直接取材于自己养母的故事。
1949年,七个月大的曹乃谦被渴望孩子已久的养母偷走,用毛巾拴在毛驴肚下,从应县下马峪村一直跑到一百八十里外的大同市。找不到因从事地下工作而改名换姓的丈夫,养母只好带着婴儿要饭为生。年过六十的曹乃谦至今提到养母仍会哽咽,他说这是自己一生中第一位大“贵人”,“如果不是她,我现在还是个农民,顶多是个农民企业家。”
然而,即便婴儿时就完成“从农村到城市”的转变,曹乃谦最痴迷的仍是农村,喜欢盘腿坐在床上扒着被窝写字,下雨时虽然住楼房也总抬头看房顶是否漏水,偶尔来上海,怕迷路而不敢轻易拐弯。马悦然称他是“一个真正的乡巴佬”。
这样一位纯粹的乡土作家,确实不易(也不必)去写时下混乱、易变的生活。曹乃谦曾说:“当下的事情,我总是看不清楚想不明白……想写,写不来。”莫言也曾坦诚,“我截止到现在还是在吃老本”,“每一个母题都是从过去的经验里来的”。
当下社会太难把握,想写而写不来,于是退守到故乡,也算是一种“无可奈何”。这种无奈,恐怕不独作家有之。
直面城市还是回到乡土?
在当下中国,现实中层出不穷的离奇荒谬,已远远超过了文学中穷尽想象力的“魔幻现实主义”。也因此,人们早已不倚赖文学来了解、洞察这个社会——这恰是在大多数成熟、稳定的社会,文学所承担的功用之一。那些我们耳熟能详的杰作,无一不在此列。在中国,文学也曾起到这样的功用,远的不说,上世纪70年代的“伤痕文学”、80年代的“寻根文学”“先锋小说”,就将当时社会思潮中最重要、最新锐的部分反映出来。然而今天,现实分裂与异变的速度远大于作家创作的速度,文学只能亦步亦趋跟在身后,更多时候,人们(包括作家们)都只能依赖新闻报道和微博了解世事了。
台湾作家朱天心也遇到过类似的难题。她曾经有一个长篇计划,想用列传的形式写台湾的一代人。开列的二三十个人名里,绝大部分是政治人物,比如陈水扁,她想把他从“神坛”上拉下来。可是还没等她写完,陈水扁已经成了过街老鼠。本来下笔的动力是告诉别人他不是那么好,结果却好像反过来,变成要说他其实也没有那么不堪……这中间的荒谬感,恐怕没有人能比作家体会更深。
大陆社会相比之下更加复杂、多变。若想把当下中国的面貌描摹出来,难度不可谓不大。尤其是位于文坛顶端的“五零后”作家们,以莫言、王安忆为典型代表,几乎无一例外都退回到自己年轻时的乡土记忆,而不是直面他们长期处身的现代城市,这多少让人感到失望,但也客观反映出如今文学映照现实之棘手程度。
当然,直面城市或回到乡土,两种面向并无高下之分;文学自有其自由,无论哪种写法,于最高处都可窥见美或真相。只是,如果一个时代的创作者们大都走上同一条道路,就让人忍不住想问个为什么了。
在台湾,纵然社会变化太快,“五零后”的作家如朱家姐妹、张大春、舞鹤,以及“六零后”的骆以军等人,还是兢兢业业书写着当下,解剖自己所在的阶层和生活,《巫言》《初夏荷花时期的爱情》《四喜忧国》《西夏旅馆》等作品颇有成绩。相形之下,大陆却少有成功尝试。对此,台湾书评人唐诺提供过一种解释:台湾面积太狭小,现代化如同原子弹爆炸一样炸平了所有地方,没有一个角落可以躲闪。没有隔绝也就没有了独特,文学无处可逃,不得不面对城市化。而大陆的幸运或者说是问题在于,尚有地方可退。城市化虽发展迅猛,但天南海北有的是隐秘所在,莫言有充满传说的高密,王安忆有时间缓慢的水乡,大家还可以歇歇脚,喘一口气。
但愿果真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