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人类文明的兴衰和中华新千年危局

    刘忠良

    摘要:人口是民族和国家的生命载体,也是文化和文明的载体,人口的兴衰对民族、国家、文化、文明的兴衰具有决定性的影响,未来“大国的兴衰”更多的是“人口的兴衰”,未来“历史的终结”将是“包含着一定制度和文化的可持续发展的社会体系”,确保人类福祉最大化和人类发展延续最大化之间的有效融合,免于“搭便车”带来的国家的衰落和文明的毁灭。

    关键词:人口 生育率 文化 制度 “搭便车”

    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什么是她兴衰的核心?探寻这个问题的答案,对民族、对国家、对人类文明来说都至关重要。求得这个问题的真理,对民族和国家乃至人类文明的发展给予思想启发,这是作为人类文明的一员和千万代祖先的后代应该思考的问题。

    相比于人类几百万年的进化历史,民族与国家五六千年的文明历史十分短暂,五六百年的近代文明史更加短暂。但人类文明近二百多年来发生了飞速变化,知识技术的发展和生产力的提高导致人口死亡率的下降和寿命的延长,进而引来人口的快速增长和随之而来的知识技术爆炸与生产能力的快速发展。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人类的生育率在不断降低,这在人类近一百多年来尤其是近半个世纪以来非常明显的表现出来了。

    预计到21世纪中期或更早一些的时候,人类总体生育率将低于世代更替水平(发达国家标准为2.1)。如果低于世代更替水平的生育率长期持续下去,全球人口将长期的几何级减少,人类将面临生存延续的危机,甚至到灭亡或濒临灭亡。目前在全球220多个国家和地区中,已经有1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总和生育率低于2.1。人类又到了转折的时候。

    由于抚养孩子属于劳动密集型的,且受教育年限越来越长,孩子抚养的货币化程度越来越高,导致抚养成本上升的速度快于收入增长的速度,养孩子能力下降,这在中国近30年来表现尤为显著。同时,寿命随发展而延长,医疗护理等费用又随年来而递增,养老压力越来越大,年轻人的相对负担越来越重。且城市化、工业化、货币化、全球化、贫富差距、体面生活需求等因素,也导致年轻人的相对生活压力随发展而增大。生育率在养孩子成本提高和年轻人的压力下降低了,生育率的降低又加剧了未来年轻人的养老压力,且比重过大的中老年人又很可能形成与年轻人利益相冲突的“老人利益集团”,阻碍提高生育率措施的推进。

    不仅养孩子的直接成本提高,养孩子的机会成本也随发展而快速升高,尤其对受教育年限不断提高的女性来说更加如此。但养孩子的收益,在经济发展和市场化之下越来越社会化。抚养一个孩子,增加一个消费者,全社会生产者获益。抚养一个孩子,为未来增加一个劳动者、创造者、纳税人、养老供给者和财富的需求者、延续者,全社会亦无偿获益

    在当今经济社会制度之下,养孩子的收益越来越成了公共产品,但养孩子的成本是个人的且不断上升,于是就产生了“公共产品私人供给的悲剧”或者说“搭便车”问题,生育率不可避免的降低了。且社会思潮的变化,又加剧了生育率的降低。由于人口再生产周期太长,孩子20年后才能变成实际劳动者,但鼓励生育的成本却属于当期政府的,且政府可能面临“老人利益集团”的压力,因此鼓励生育也存在“公共产品私人供给的悲剧”或者说“搭便车”问题。人类注定要陷入低生育率的困境。

    面对人类的这个转折,由于文化的不同,各个民族的表现差别很大。中华民族由于其文化的特性,正在面临超低生育率的危机。中华生育文化的物质支柱是“养儿防老”等,受到社会化养老模式的巨大冲击;精神支柱是“传香火”等,受到无神论等的巨大冲击;保护基础“万恶淫为首”和其他稳固家庭的文化因素,但如今中国离婚率快速上升。同时,华人精养孩子的文化,导致在今天的养孩子成本过高;华人尤其是华人女性的高教育水平,导致华人生孩子的机会成本很高!(更多见《中华民族五千年未有之困局》)

    生育文化受现代经济社会冲击最深的是中华文明,中华文化圈在同等条件下生育率最低,在每个地方华人都是生育率最低的群体。中华民族遇到了新千年危机——超低生育率——不能扭转超低生育率,中华民族将陷入持续的大衰落。按照近两次人口普查所显示的1.2左右的总和生育率,未来中国人口将每过一代(约30年)减少45%,两代减少70%5代减少95%10代减少99.75%

    现在中国的生育主体已经转移到正在承受高房价、高物价、高压力、高奶粉价格、高幼儿园价格的“80后”,按照世界经验尤其是东亚发达国家和地区的经验,中国即便鼓励生育,也很难逆转超低生育率危机。中国年轻人口正在迅速减少,老龄化正在加速发展,到2025年左右就会进入重老龄化社会,一旦陷入重老龄化下社会的高压力和经济社会的低迷,低生育率和重老龄化形成恶性循环,就更难以摆脱低生育率危机了。

    保罗•肯尼迪在《大国的兴衰》中总结了五百年来世界各大国兴亡盛衰、成败得失的经验教训,强调经济和科技的发展是社会发展的基础,经济力量是军事实力的后盾。但保罗•肯尼迪并没有发掘出决定经济和科技实力的幕后因素,他还没有发现大国兴衰的真正规律。

    决定民和国家兴衰命运最核心的因素,并不是经济和科技。经济实力是由人口实力(包括人口数量、质量和结构)与知识技术、制度、文化所共同决定的。知识技术发展受人口实力所创造的人才队伍、经济实力、市场需求和制度、文化所共同决定的。在知识经济时代和全球化的今天,最能决定一个民族和国家长期命运的核心因素是人口、制度和文化。

    人口、制度、文化是一个民族与国家的三大支柱,人口是其生命载体、实力和竞争力的载体,制度是其活动的根本规则,文化是决定其思想行为的内核。人口是其力量的源泉,制度与文化培育并释放着这个力量之源,从而塑造着民族与国家的实力和竞争力,最终决定民族与国家的兴衰命运。(更多见《人口、制度、文化是民族与国家的三大支柱》)

    《大国的兴衰》的作者保罗•肯尼迪忽视了决定民族与国家兴衰关键的人口因素,《历史的终结》的作者弗朗西斯•福山也同样忽略了人口的巨大作用,他们更不知影响人口发展变化的制度与文化因素。因此,《大国的兴衰》还没有探究出大国兴衰的真正因素,弗朗西斯•福山所认为的“民主自由”还并不是真正的“历史的终结”。

    曼瑟•奥尔森在《集体行动的逻辑》和《国家的兴衰》所体现的核心思想认为,一个社会要获得持久的繁荣,就必须解决“搭便车”的问题。但曼瑟•奥尔森所讨论的“搭便车”主要是物质再生产方面,是经济、政治领域的“搭便车”,忽视了人口再生产方面的“搭便车”,未触及到人类发展延续的根基问题——低生育率下的人口衰落危机。

    其实,未来人类面临低生育率危机的核心,就是人口再生产的“搭便车”问题。比如说养老,如果现在没有人生孩子,未来没有劳动者和财富的需求继承者,一切为养老做准备的财富都将作废。但只要有人生孩子,大家都可以无偿“搭便车”。

    目前全世界流行的和中国正在推行的社会化养老,就是将生孩子或多生孩子父母所创造的养老资源,无偿的被社会使用,而生孩子或多生孩子的父母因为生孩子影响了工作和储蓄投资,反而获得的社会养老资金更少!这更是鼓励不生孩子、鼓励“搭便车”!(更多见《未来中国人养老将是世界最悲惨的——评各种坑死中国人的惊险养老方式》)

    因此,人类经济、社会、政治等各方面的制度尤其是养老制度、养孩子制度必须改变,不能解决“搭便车”问题,人类未来就没有希望!同时,对不同的民族来说,应对低生育率危机,逆转人口衰落下的民族衰落命运,也需要改变思想文化。

    人是社会的主体,人是社会的生命载体,一切的竞争归根结底是人的竞争,一切的实力归根结底都依赖于人口的实力。没有人口的可持续发展,就没有民族与国家的可持续发展,也就没有持续的实力与竞争力。纵观未来世界,人口的可持续发展才是硬道理,制度与文化的可持续发展史保障,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史结果。未来“大国的兴衰”,将更多是“人口的兴衰”。

    从人口可持续发展和其背后的制度、文化因素来看,仅有民主自由还远不足以保障人类幸福的发展延续。人口是文化的生命载体,人口是制度发挥效力的力量源泉,人口的兴衰影响甚至决定着制度和文化的兴衰。导致人口衰落的制度和文化,将是被自然淘汰的制度和文化,人口变化就是未来世界对民族与国家的自然选择过程。未来“历史的终结”,将是“包含着一定制度和文化的可持续发展的社会体系”,民主自由是其中适量放入的元素,以确保人类福祉最大化和人类发展延续最大化之间的有效融合,从而避免人类终结于坟墓。

    文化对人口的促进作用,可以被看做特定文化下制度的优越。制度对人口的促进作用,也彰显特定制度下文化的优越。制度可以影响文化,文化可以影响制度的效力。兴衰是检验制度和文化优越与否的根本标准,而兴衰的核心是人口,人口兴衰的背后又是制度和文化。因此,对一个民族与国家,检验制度和文化优越与否的核心标准是能否确保人口的长期可持续发展,并因此获得实力的长期增长,从而在历史长河的竞争中胜出。

    阿诺德•约瑟夫•汤因比在《历史研究》中列举了世界历史上的二十余种存活或已经死亡的文明形态,并对它们的各自发展作了综合比较,他认为文明兴衰的基本原因是挑战和应战。一个文明,如果能够成功地应对挑战,那么它就会诞生和成长起来;反之,如果不能成功地应对挑战,那么它就会走向衰落和解体。同时,这位“近世以来最伟大的历史学家”对中国文化给予了很高的期待,他认为中国的文化尤其是儒家思想和大乘佛教将引领人类走出迷误和苦难。人口是文化和文明的载体,阿诺德•约瑟夫•汤因比也许没有预料到人类文明整体的低生育率挑战和中华民族更严重的超低生育率危机。

    民族的危机需要英雄来补救,但为民族危机而出来的英雄能否拯救民族或挽救民族,那是另一回事,比如印第安人的惨败并没有得到多少补偿,历史上许多强势民族或灿烂文明不是一蹶不振就是找不到影子。不存在上帝的公平,许多时候就是这个民族是否走运,是否出来能真正扭转民族命运的英雄,或能真正扭转民族命运的英雄或思想走上前台而扭转民族命运。别期待上帝的公平,也别等待“天佑中华”,要扭转中华民族命运只能靠炎黄子孙自己的努力。(更多见《未来十年影响中国未来三百年大命运》)。

    如果生育率世界倒数的中国能够战胜低生育率的危机,能够建立确保人类福祉最大化和发展延续最大化之间有效融合的社会体系,实现制度与文化的伟大联姻,中国将对人类文明做出无可估量的贡献,那么阿诺德•约瑟夫•汤因比就歪打正着预测对了。否则,人口的衰落将引起实力和文化影响力的大衰落,中国文化就会面临被人类社会的自然选择所淘汰的危险,也就难以为世界做出巨大贡献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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