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杨华碰到了一个问题,他寻遍社会学、政治学甚至人类学的学术资源,竟然无法将农村妇女的人生归属与生命意义的研究放置一个合适的位置。这个问题,归根结底在于,将人的意义世界这一高度抽象的主题,用社会科学经验研究的方式呈现出来,多少有点不可思议。但是,杨华却毫不犹豫地接受了这一挑战,并最终令人信服地呈现了中国人的人生价值这一“隐藏的世界”,他很可能在开创一个全新的经验研究领域。
我之所以有这么大胆的判断,显然不是没有理由。正如本书“导论”所言,农民的价值世界这一研究主题的挖掘,得益于作者及其所在团队多年来的农村调查与经验研究。这一研究群体发现,世纪之交的中国农村,发生了“千年未有之大变局”,这一变局可能不在于乡村治理的失序抑或农村社会的解体,而在于农民价值世界的崩塌。杨华本人是这一“变局”的出色描述者,其旧著《绵延之维——湘南宗族性村落的意义世界》(山东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勾勒了一个南方村落的意义世界所发生的微妙变化。或许,正是这一学术经历,让作者有了系统探究中国人的人生价值的学术自觉,也奠定了这一艰难工作的基础。
《绵延之维》只是作者感受中国农村“巨变”的一个侧面,也只是一个开始,更多的、更深刻的体验则来源于作者对现实问题的关怀及融入农民生活的体验。近几年来,作者每年都有三分之一的时间在驻村调查,跑遍了全国十余个省市的农村,可以说,除了边疆少数民族地区,足迹遍及主要的汉人聚居区。每到一个地区,作者都自觉地采用与普通农民同吃同住同生活的调查方式,力图在地化、情境化地理解农民的生活逻辑。因此,尽管亲身体验到当代中国农村所发生的一些让人震撼,甚至有点稀奇古怪的价值之变,如丧事上跳脱衣舞、笑贫不笑娼、老年人自杀的大量出现以及地下教会的疯狂扩张,作者并没有简单地将之诉诸道德话语,而是始终保持其学术理性,力图解释这些现象存在的“合理性”,只要看看作者近些年来公开发表的对这些问题的富有洞见的见解,就应该相信作者接近于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与优秀的社会科学研究的统一。
可以说,从一开始,作者对农民意义世界研究的问题意识的产生,就不是来源于对已有研究的梳理,而是来源于深切的经验质感,否则,很难想象这一游离于学科边缘的主题会进入作者的视野。但是,作者的确不自觉地秉承了经验研究的优良传统,并因此获得了巨大的学术灵感,这或许是《隐藏的世界》所“隐藏”的最大的学术密码。
二
经验研究是中国社会科学与生俱来的品格,几乎所有优秀的中国研究作品,都注入了强烈的现实关怀及深入的社会调查这两个基因。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学术界掀起了轰轰烈烈的走向田野的运动,这一运动成就了各个学科的“中国群体”,以吴文藻、费孝通为代表的人类学和社会学的社区群体是其中的杰出代表。同时,类似的运动也成就了中国革命,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甚至提出了“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的口号,创造性地将马克思主义同中国革命相结合,实现了富国强民的历史功绩。
《隐藏的世界》的产生过程生动地展现了中国社会科学的品格。这不仅表现在其问题意识来源于对“巨变”中国的现实关怀,还表现在其方法自觉继承了社会学“中国群体”的传统。如果说
湘南水村是作者的故乡,也是《隐藏的世界》演绎各种活灵活现的人物和故事的舞台。大凡一个南方人,看了《隐藏的世界》都会有所震撼,感觉书中的故事就像是自己曾经的生活;书中所透出的某种情结,对和作者一样远离故乡多年的文人而言,一定可以感同身受:那是一种淡淡的乡愁。对于标榜“科学”的社会科学研究而言,这种情结或许并不适合;但是,对于经验研究而言,这种情结却是一种潜在的优势。尤其是在中国农村的研究中,乡愁本身就是乡土中国不可或缺的特质。村落仍然是大部分中国人的生活环境,乡愁仍然是大部分中国人的共同情感,因此,这种情结恰恰为研究者的经验本位提供了基础。如果不是从小浸淫在水村这个宗族性村落文化之中,很难想象作者能够如此精准地理解当地妇女的价值世界。与解放话语及女权主义体现出来的批判性不同,作者经验本位的立场却同情性地理解了“三从四德”,与现代依附性社会中农村妇女的无所适从相比,“三从四德”下的妇女是有人生归属的,其意义世界也是极为丰富的。
单单有情结显然不够,乡愁虽然真实,但却远非完整的经验,家乡社会学最大的挑战就在于克服朴素的经验主义。作者显然意识到了这一点,事实上,社会学中国群体也一直在寻找突破的方法。
三
既然“水村”已经不仅仅是具体的村落,还是一个理想类型,作者需要处理的是,如何将生灵活现的经验转化为具有抽象意义的理论命题?作者的处理技术是,用逻辑清晰的理论框架统摄经验材料,具体地说,通过妇女的生命历程,即栖居、立足、安身和立命这一主线及妇女与娘家、家族和熟人社会的关系这一副线,来展开农村妇女的人生归属与生命意义的论述。
这两条线索中的任何一个环,都可以在具体的水村中找到鲜活的经验,同时,也可以找到相关的理论命题,对经验的在地化理解和理论阐释,在一定意义上就是经验研究上升为理论抽象的过程。在一个没有宗教信仰的国度,任何一个中国人都面临安身立命的问题,这既是一个理论命题,又是一个鲜活的经验问题。事实上,“水村”发生的一切故事,无不在回答研究者的疑惑。吴飞觉得,中国人的安身立命在于“过日子”,生老病死,家庭内部的情感及政治,构成了中国人的一生一世,于是,“水村”里恩怨情仇都可以理解成是“过日子”本身,但问题是,这些恩怨情仇仅仅是一种情感和政治游戏吗?游戏的背后难道没有原则和理念?这恰恰是农民意义世界的问题。许烺光的《祖荫下》其实部分回答了这一问题,传统中国人其实是有一整套的以“祖荫下”为核心的意义世界的,传宗接代因此构成为中国人“过日子”的逻辑起点及终点,也因此,当“祖荫下”逐渐消退,“自我”不断彰显时,当代中国人必然遭遇一场道德地震,更将面临一场价值世界的革命。当连接过去和未来的“今天”转化成今天的“今天”时,“过日子”或许真的只是一场游戏而已。
真正需要《隐藏的世界》去解释的是,“过日子”和“祖荫下”都是“水村”人的经验,从“祖荫下”到“过日子”,也似乎是当代中国人的一种宿命。60多岁的秀娘因为没有为独子讨夫娘而“死了都不眯眼睛”,57岁的杨书全因为“多一代来绝”而放荡形骸,而40多岁的年轻寡妇曾莉香抛下三个儿子跟着情人走了,水村“今天”发生的故事,既像是在延续村落生活的历史感和当地感,又像是在昭示着“今天”已经是没有未来的今天,村落也不是人们的安身立命之所。当所有人都因为无所适从而不知所措时,并不意味着生活仅仅是“过日子”而已,必然会有另一种力量来支配人们心灵的秩序。
《隐藏的世界》暗示的是,表面上看起来,传统中国人一直无意识地生活在村落中,村落的历史感和当地感天然地承载着人们的人生归属与生命意义,实际上,这种无意识恰恰是遥远的“国家”长期教化的结果,对于农村妇女而言,“三从四德”是这一教化的主要内容,正是“三从四德”,让农村妇女能够融入村落之中,并最终让其未曾预料的出生找到安身立命之所。新中国的解放话语虽然不断号召男女平等和妇女解放,试图将妇女从父(夫)权制的束缚中解放出来,可以说,这一“改造人心的政治”(吴飞语)史无前例地渗透进了普通中国人的血液中,很多研究都在证明,中国人的私人生活在这一时期发生了一场变革,人们似乎更加注重个体生活的私密性以及对爱情、婚姻自主的追求。水村的经验并不完全否认这一革命,但它更强调的是,国家在这一时期从未打破村落作为人们安身立命之所的意义,在某种程度上,还有强化村落意义的行动;国家也一直在强调“孝道”是社会主义道德的应有之义,水村甚至还不断上演不孝媳妇被上台批斗的故事,因此,很容易理解这一时期成长起来的秀娘和杨书全们在新世纪的困惑。
某种意义上,曾莉香的行动更具革命性,她或许真正掀起了一场私人生活的变革,而追根溯源,这一变革同样肇始于公共政治的改弦更张。后革命时代成长起来的曾莉香们,已然享受妇女解放的成果,恰在此时,村落却已不再生产生命意义,每个人都被抛向了“社会”——而问题在于,“社会”里或许没有了族长、村长,但却有了老板、官员,市场解除了“封建束缚”的最后一根绳索,却制造了资本和权力的锁链。更为可怕的是,资本主导的社会是一个没有灵魂的秩序,它比“封建”秩序更为残酷,妇女终于还是没有摆脱其依附性。
四
至此,对于中国人的生命意义是如何可能的这一伦理学命题,作者用社会学的方式做出了极富政治学色彩的回答:人心即政治。
水村的经验让作者确信,与西方政治不干预人心,让人心交由上帝或理性管理不同,中国的政治从来都是关怀人心的,人心与政治不可分。大凡一个“为万世开太平”的王朝,一定会有“为生民立命”的政治理念。儒家思想为传统中国人提供了一个稳定的意识形态,并提供了达致这一意识形态的具体路径,对于男子而言,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对于妇女而言,则是“三从四德”。“三从四德”具有丰富的社会学内涵,它不仅契合了历代王朝的政治理念,“国”与“家”在其中高度契合,还契合了中国的社会结构,村落和家族为这一理念的实现提供了物质基础,它甚至契合了农村妇女的生命历程,农村妇女从栖居、立足到安身、立命,无不注入了“国”与“家”的理想。
毛泽东及中国共产党人出色地抓住了中国政治的内核,在通过政治革命祛除儒家政治意识形态的同时,却通过政治运动将新的共产主义意识形态输入到普通农民的血液中,同时,仍然保持了以村落和家族为基础的社会结构,也没有刻意改变农村妇女的生命历程,这无论如何都算是一种“新传统主义”,政治仍然在积极干预人心。对比毛泽东时代,号召“告别革命”的后全能主义时代,政治渐渐放弃了对人的灵魂的秩序的塑造,这对于具有几千年“人心即政治”传统的中国人而言,是一场更加彻底,也更为剧烈的“革命”。世纪之交,这一政治革命与另一场社会革命相遇,随着现代性的不断推进,中国的社会结构也出现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村落与家族已不再是人们的安身立命之所,人们的生命历程也因此而存在多种不确定性。在此情况下,中国人真正遇到了人生归属与生命意义何处安放的问题。
作者希望,既然我们步入了一个没有灵魂的秩序的时代,那么,就应该从中国传统中伟大的政治家和思想家那里汲取经验,让政治重新关怀人心;既然这一秩序仍然体现为依附性的社会,那么,就应该重构社会结构,为中国人寻找一个确定的安身立命之所。
是为序。
吕德文
《隐藏的世界:农村妇女的人生归属与生命意义》,杨华著,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2年11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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