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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刘应君:底层心理与秩序重构:新生代农民工道德融入的路径选择
  •  2012-11-22 21:07:34   作者:刘应君   来源:湖南社会学网   点击:0   评论: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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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摘要:中国“新生代”农民工已经登上了城镇化的大舞台,并成为新产业工人阶层的主体部分。但如果他们融入不了城镇,又退不回农村,城市融入生态将成为严重的社会问题。“城市融入”是一种空间意义上的“融入”,而道德融入是一种更深层次的社会层面的“融入”,是对城市道德属性的选择性适应。从心理行为逻辑看,我国新生代农民工好象生活在“污名化”且不受防护的孤岛上,在道德心理上处于“孤岛化”的状态,新生代农民工存在明显底层心理。这种对新生代农民工的“污名化”过程相当普遍地存在,严重影响其道德融入。重构新生代农民工道德融入的社会秩序成为历史的必然。

    关键词: 新生代农民工;道德融入;底层心理;秩序重构

     

        随着激烈的社会变迁,我国农民工已经悄然更新换代,新生代农民工正式登上城镇化的舞台,成为新产业工人阶层的主体部分。2010131日,国务院发布的2010年中央一号文件《关于加大统筹城乡发展力度,进一步夯实农业农村发展基础的若干意见》中,首次使用了“新生代农民工”的提法,主要是指80后、90后进城务工的农民工群体。新生代农民工有着与其父辈完全不同的成长经历和社会环境,他们除了户籍在农村外已经少有农民的影子,也少有农业生产技能,更少有回农村的愿望,与老一代农民工相比较,他们有较高的文化精神生活需求,渴望继续学习,重视技能培训,融入城市主流社会的愿望强烈,有更强的利益诉求;他们以城市为参照物,对职业、待遇的要求都比父辈高;他们把自己看成“准城里人”,希望在公民权利、择业就业、工资待遇、生活方式、社会保障等方面,能与城里人享有同等待遇。他们的出发点正确,愿望美好,期待实在,但如果他们融入不了城镇,又退不回农村,这将产生严重的社会问题。在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中,大量的新生代农民工如果不能融入城市主流社会道德体系,道德融入问题凸显,被甩到社会结构之外,[1111 这严重影响到社会良性运行与协调发展。孙立平教授进一步指出,在我国城市中,对新生代农民工的污名化过程相当普遍地存在着。不讲卫生、随地吐痰、偷盗、不礼貌、不文明等,似乎天然正当地加在新生代农民工的身上。一旦某个地方发生了刑事犯罪,人们总是首先将怀疑的目光投向进入城市的新生代农民工。[2126127 这加重他们在生活上处于“孤岛化”的状态,他们只生活在自己的圈子和有限的空间里,在生活和社会交往上与城市居民和城市社会没有联系,不能分享日趋丰富的城市公共生活。[3108109

     

    一、社会阶层结构变迁中新生代农民工的道德融入生态

        改革开放以来,在体制改革和社会政策的催生下,中国的社会阶层结构向现代市场经济方向演进,社会结构的阶层分化与重组速度加快,社会阶层结构变迁空前加剧。众所周知,我国大规模的人口流动发轫于20 世纪80年代。随着大规模人口流动和社会变迁加剧,越来越多的农村人口如潮水般涌入到城市社会,农民工事实上已经成为了产业工人的主体部分。在城市化大潮中,新生代农民工在城市化进程中能否顺利融入城市社会结构,将影响到我国经济社会持续稳定健康发展。学者们对此进行了诸多研究。陈丰在深入分析了我国城市化的实质后,就曾一针见血地指出,目前农民工进城务工是表面城市化,或称作“虚城市化”,绝非真正城市化。[4111112 程亮、郭剑雄等专家更是认为,在农民市民化进程中,新生代农民工存在明显的社会化缺失。[527 许坤红则从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的逻辑过程分析指出,农民工被嵌入城市社会之中,面临实现现代性和转变为市民的艰难困境。[6259260 由此可见,农民工融入城市,不但要求获得市民身份的农民工数量大幅增长,而且要求市民化的数量和质量实现同步增长,也即农民工现代性不断积累的量变过程与农民工身份从农民向市民过度的质变过程的统一。

        那么,何谓道德融入? 区别于空间意义上的城市融入,道德融入指涉的是社会意义上的“融入”,强调的是农民工在道德和心理层面的城市融入,即对城市道德、心理等属性的一种选择性适应。[7]在城乡二元结构下,新生代农民工的道德融入问题已经步入社会“困局”,引起社会失序。西方经典社会学家对社会秩序高度关注,纷纷为道德问题把脉。法国社会学家迪尔凯姆认为,公民道德与职业伦理有助于解决这一社会问题。迪尔凯姆在早期讨论社会分工产生的社会后果时惊奇地发现,当社会联系纽带从“机械团结”(mechanical solidarity) 向“有机团结”(organic solidarity)发生转变后,可能导致产生集体意识的式微的社会事实。根据他的研究,现代社会根本不同于传统社会,传统社会通过集体分享的意识和情感联为一体,而现代社会则主要依靠社会分工的有机配合来运作,结果导致现代社会的团结基础发生根本性动摇,从而不可避免地出现“失范状态”。[81415 通过以上分析,他为解决这一严重社会问题开出处方,认为公民道德和职业教育是一剂良药。首先,应帮助农民工培养纪律精神,因为通过纪律精神培养,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控制欲望。[950 其次,应帮助养成对社会群体的依恋,也即能为集体的理想甘于奉献,因为只有这样,才能使农民工合乎道德地行动。[1061 最后,应帮助形成个体的道德自主,农民工的道德自主有助于公民道德与职业伦理建设。迪尔凯姆的学术贡献在于,不但竭力构建道德失范的解释框架,而且努力探求公民道德建设的现实路径,为破解农民工道德融入难题提供方法论指导。

     

    二、制约新生代农民工道德融入的心理行为逻辑

        从逻辑上分析,由于新生代农民工与城市居民之间存在网络隔离,使得污名化不可避免,底层心理难以自拔,直接导致了道德融入问题凸现。虽然新生代农民工不愿意去离城返乡改变生活空间,但他们强烈希冀退回原来以血缘地缘关系为基础的社会网络,不接受也不愿意融入以业缘关系为基础的关系网络。这种自我隔离的底层心理,使得农民工社会关系网络普遍覆盖面十分狭窄,多处在以血缘、地缘关系为主的初级关系网络中,常常产生相互争执或摩擦,因个人的小利益不断分裂或不断优化组合,原有初级关系网络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以业缘关系为主的次级关系网络受到城市社会新的社会关系网络冲击与影响,[11]他们难以适应城市业缘关系网络,从而也不可避免地衍生出一系列新的社会问题。

        根据我们的调查,在城乡二元社会结构下,新生代农民工在心理上普遍感觉没有归宿感和社会幸福感,他们在与结构化社会环境的互动中,受到来自城市政治、劳动力市场、城市居民、社会保障等各个方面的社会排斥,他们根本没有真正被城市社会接纳,完全被甩在城市社会结构和关系网络之外,在心理上也明显消极。这种以底层心理为主要特征的自我意识,使得新生代农民工在道德融入中的自我认知、自我体验和自我控制水平难以适应城市生活和竞争环境,他们的自我意识水平发生偏差,道德融入的思想、动机和行为很难与城市社会发展目标同向,道德融入度太低制约城市融入。调查显示,尽管城市居民普遍在主观上承认新生代农民工对城市社会发展和建设做出的突出贡献,但他们也毫不隐晦地认为,新生代农民工同时也成为城市发展过程中沉重的负担。在城市居民看来,城市化进程中产生的各种“城市病”,比如失业率较高、城市拥堵不堪、犯罪率和工伤事故率上升以及城市环境脏乱差等社会问题,几乎都与农民工有关。[12]根据个案调查,新生代农民工的犯罪发案率明显低于城镇人口的犯罪发案率,不到l‰,他们也是城镇中最肯吃苦、工作最辛苦、待遇最低的城市社会建设者,但他们得不到城市居民同等的公共产品供给。事实上。在心理层面,城市居民俨然把农民工视为“洪水猛兽”,这种文化堕距和心理鸿沟,直接导致了新生代农民工的主观幸福感与市民相比较普遍较低,底层心理进一步加剧。埃利亚斯的“污名化”概念形象地体现了新生代农民工在城市社会中普遍存在的底层心理形成的动态过程,其基本内涵是就是将农民工群体的负面特征标签化和刻板化,也即主流社会(城市居民) 给农民工群体贴上污秽“标签”的社会行为,并对这一群体形成负面的刻板印象。鲍曼也曾经把这些边缘社会群体的生活场所形象地称为“垃圾倾泻场”。[13147 同时,从社会结构看,“污名化”实质上产生于一种社会关系、社会结构的排斥性壁垒,客观上从收入、声望和权力的资源分配、社会地位获得上为社会分层预设了条件,造成分配不均、地位不等,正是在制度层面加剧了城市人口间的分隔性特征,进一步扩大了城市各区域的道德差距。[144244 所以,王春光把城市化称为“半城市化”,农民工群体具有居住边缘化、生活孤岛化、就业非正规化、社会名声污名化、发展能力弱化和社会认同内卷化等“六化”特征。[15109

        在“污名化”语境下,农民工被认为是城市的动荡与混乱的“祸根”,被指占用了城市有限公共资源,使城市缺乏了应有的安全感,农民工群体不被城市所接纳,他们往往既要受到来自城市居民的的普遍歧视,也要受到来自政府管理部门的暗中欺负,从制度、社会、心理诸多方面为主流社会所区隔,游离特征十分明显。由于缺乏城市社会归宿感、在城市空间结构中缺乏明确定位、未来归属也十分不明朗,新生代农民工对城市社会和个人身份产生双重认同危机。更有甚者,污名化使新生代农民工群体底层心理产生逆向发展,形成心理阻抗,增加了阶层冲突的潜在风险,社会不稳定因素被人为激发。新生代农民工在与政府、社区组织和“第三部门”的互动过程中,政府和城市组织往往只代表城市市民的合法利益,新生代农民工被排斥在政治参与权利之外,没有权利参与他们的政策制定,直接恶果就是新生代农民工与政府管理部门的关系十分紧张,底层心理挥之不去,他们更易感受到被歧视与被欺负,缺乏对政府、城市组织的心理认同感和对社区、组织的归宿感,他们觉得与相同身份、相同境遇、相同心理的人在一起才是安全的、平等的,对城市居民也产生了心理抗拒。久而久之,他们以自己为圆心,形成了较为封闭的生活小圈子、狭小的生活空间以及底层的心理意识,进一步加剧城市社会关系网路的排斥性生成。

     

     那么,“污名化”可能给弱势的新生代农民工群体带来什么社会结果? 事实上,新生代农民工因此产生了“孤岛化”的底层心理,这种充满社会排斥特性的“污名化”过程客观上生成了一种相互隔离、孤立、封闭的群体存在,即“孤岛”效应。由于在城市中,社会关系网络的建构中存在一种排斥性壁垒,交往与活动的特征十分明显。这种排斥性壁垒,使得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网络结构呈现单一、封闭的特点,一种自愿性的隔离区在城市社会普遍存在,农民工也成为了自我封闭的交往群体,俨然成了一个不受防护的孤岛,新生代农民工十分孤寂地生活在那个贫瘠的孤岛上,他们固有的弱信息、弱资源的再生产性、弱劳动力联系以及弱发展机会等特征,使得新生代农民工已经在社会互动中被先进科学技术和信息社会所抛弃,无法摆脱贫困化不断加剧的境况,在城市空间中陷入底层心理难以自拔。

        事实上,底层心理使新生代农民工陷入了道德发展的困境。由于城市市民对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网排斥与歧视,新生代农民工对城市市民普遍不满意、不认同、甚至产生怨恨,很容易爆发剑拔弩张的社会冲突乃至群体性事件,阶层矛盾与冲突已经成为社会转型时期的主要社会问题。在这个阶层冲突与博弈过程中,处于弱势的新生代农民工无奈的败下阵来,处境进一步恶化,道德发展更是陷入二律背反的困境,难以翻身。因为由于道德发展步入困境,外源性矛盾和内生性矛盾共同作用下,可能催生一种农民工亚文化,一种反社会的负面文化形态在社会有机体中逆向呈现,背离城市所推崇的社会道德,即“集体罪恶”,如果这种局面得不到及时有效的引导,极有可能导致新生代农民工与城市市民的群体性对立与暴力冲突,而这种敌意的积累是异常危险的。

     

    三、新生代农民工道德融入秩序重构的路径选择

        实际上,由于空间距离与社会距离不一致,新生代农民工与城市居民的心理距离还在逐渐拉大,他们由于“污名化”而不得不生活在“孤岛”上,这种隔离性壁垒容易使新生代农民工产生孤独和精神紧张。城市生活中普遍的不安全感,与“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自足农村生活相去甚远,他们的心理压力空前增大,挫折感明显增强,新生代农民工的流动性和无根意识使得底层心理更加凸显,需要加强秩序重构。一言以蔽之,应把加强秩序重构作为新生代农民工取得群体认同和实现道德融入的重要路径。[16101103

        首先,完善法律创制,健全法律实施,为新生代农民工道德融入创设法律环境。当前,农民工工资拖欠十分普遍,劳动保护措施不力,生产条件较差,超时工作得不到应有报酬,无社会保障或社会保障程度极低,权益受到侵害十分突出。政府应通过制定颁布《农民工权益保障法》,确立正当社会地位,明确规定合法劳动报酬不受侵犯,人身、财产不受侵犯;真正享有与普通城市公民一样的城市生活;农民工随迁子女与城市公民子女享有同等受教育权利;享有城市工人同等的各种社会保障。同时,应加大执法力度,提高威慑力,真正做到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一把尺子量到底,不让违法者逍遥法外,不让老实人吃亏。

        其次,解除制度瓶颈,加强社会管理,为新生代农民工道德融入建立制度保障。政府应深入推进户籍制度改革,切实保障新生代农民工在社会空间上的迁徙和居住自由,坚决消除附加在户籍制度上劳动用工、教育、住房等城乡居民权利不平等的一系列制度,在制度上根本保障平等对待新生代农民工与原城市居民依法享有的权利和义务,逐步实现人口的自由迁徙,通过先行先试办法建立起按居住地划分户口性质的户籍登记管理制度,实行以固定住所和稳定收入为户口申报依据的城市户口政策,尽快完善起包括社会福利、医疗保险、养老保险和失业保险在内的城乡一体化的社会保障制度体系,逐步打破城乡分割的传统社会管理格局,创新社会管理新模式,优化社会管理体制机制。同时,应转变以公安为主的防范式管理方式,树立服务“城市移民”意识,建立以街道、社区和中介组织为主的服务式管理方式,将新生代农民工视为城市社会有机体的重要组成部分,并将他们在内涵和外延上真正纳入到城市管理和服务的范围,[17]在新生代农民工的经济、政治、文化、教育权益方面,为新生代农民工提供同等的国民待遇,增强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归属感和心理认同感。

        再次,要增强群体依恋,培养理性人格,为新生代农民工道德融入构筑认同基础。缺乏群体依恋和心理认同是新生代农民工道德融入的最大障碍。政府、社会应承尽力消除城市居民与新生代农民工心理隔膜,大张旗鼓地宣传农民工群体的巨大贡献和先进事迹,尊重新生代农民工各种合理合法的文化与心理需求,让他们真正意识到自己并不仅仅是个过客。同时,帮助新生代农民工培养理性化的道德人格。齐美尔曾对城市市民的理性化道德人格进行了描述,他认为,城市市民待人接物较为理性化,较少用感情,较多用理智。[1813241139 古尔德纳(Gouldner)也认为,市民社会支持个体人格。即去原子化,同时,他视市民社会为中介;此外,他更视市民社会为避免国家支配的方式。所以,政府与社会中介组织应建立机制体制,帮助新生代农民工培养适应城市社会的理性化人格,为新生代农民工道德融入构筑认同基础。

        最后,健全公共服务,共享发展成果,为新生代农民工道德融入加大公共投入。政府要对背井离乡的新生代农民工更加高看一等,厚爱一层,应在新生代农民工聚居区加大城市各类公用设施的公共投入、整体规划和建设力度,切实提高农民工所居住的城市社区公共服务的供给能力。城市公用设施应向新生代农民工开放,要进一步科学合理调整城市公共财政开支结构和比例,在财政支出中充分反映城市公用设施和公共服务覆盖到农民工所增加的经费支出,要做到能逐年提高公共服务的投入,加强各种教育培训,满足农民工的职业发展和道德成长需要,使新生代农民工和城市市民一道共享社会改革和发展成果。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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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王春光.农村流动人口的半城市化问题研究[J].社会学研究,200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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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SimmelGeorgthe metropolis and mental Lifein On Individuality and Social Formsedited by Levine Donald N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71

     

    基金项目:湖南省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项目“长株潭两型社会建设中农民工道德融入问题研究——一个角色转换的视角”(09YBB131);湖南广播电视大学立项课题“两型社会建设中农民工道德融入问题研究——以长株潭城市群建设为例(XDK2009C2)

    作者简介:刘应君(1971),男,湖南广播电视大学公共课部讲师。

    来源:《湖南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12年第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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