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社会交往是社会适应的重要方面。失地农民在进入城市后,呈现出未能适应城市社会交往规则的现象特征。通过对失地农民社会交往考量的分析后发现,分类观念下的内倾性交往是失地农民不能适应城市社会交往规则的深层原因,也是失地农民市民化困境的症结所在。只有打破目前失地农民观念中的分类体系,改变其内倾性交往的状态,促进其与城市居民之间的交往、融合,才能促成他们向城市居民的流动,真正实现市民化,而这必然是一个由制度、社会结构而起,继而深入到文化的变化和适应的过程。
【关键词】失地农民; 市民化; 社会交往; 分类; 内倾性交往
一、引言
土地是农民赖以生存的资源,伴随着城市化的进程,大量城乡结合部的农民成为失地农民。按照《全国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纲要》的规定,从2000 年到2030 年的30 年间,占用耕地将超过5 450 万亩。一般每征1 亩耕地就伴随着1. 5个农民失业,届时我国“失地农民群体”将超过1 亿人( 李博雅,2012) 。失地农民是城市化的必然产物,而失地农民的市民化,即他们对城市生活的适应是城市化进程的关键。在我国,绝大多数失地农民属于“被城市化”,即在征地同时,政府实行户口由农业户口转为非农业户口(以下简称“农转非”) 的政策。户口的“城市化”在一夜之间就可以完成,但失地农民面对乡土生活向城市生活的转变,以及蕴含于两种生活下截然不同的文化的转变,却不是短时间内可以完成的。失地农民告别农业生存方式进入现代城市生活而引起的适应问题,其实就是一种文化的适应( 叶继红,2010) 。Ward 及其同事曾提出,跨文化的社会适应不仅表现在适应当地社会文化环境,还表现在能否与具有当地文化的人有效接触和交流( Ward,C,1996) 。Black 也将交往性适应( interact adaptation) 作为跨文化社会适应的一个重要维度( Black,J. S. ,1991) 。可见,社会交往是失地农民社会适应中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美国社会学家英格尔斯就曾提出,农民与市民接触的经验“也许能成为促进现代化的学校” ( 英格尔斯,1992) ,社会交往是农民城市化的一个切入点。市民与失地农民的接触经验,会在一定程度上促进失地农民对城市的认同和其城市归属感的形成。通过与城市人交往,失地农民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获得城市生活所需的基本知识和技能( 崔波等,2010) 。
社会交往作为失地农民城市社会适应的重要方面,近年来得到了学界诸多学者的关注。李飞、钟涨宝等通过对扬州两个失地农民社区的调查后发现,在被动城市化过程中,失地农民的社会交往认知变迁滞后,在失地多年后,并未能完全内化城市社会交往规则(李飞、钟涨宝,2011) 。张海波、童星的研究表明,在失地农民社会交往调查对象的关系构成中,主要以亲缘关系为主,表明了他们的社会交往仍沿袭着传统乡村社会的特色(张海波、童星,2006) 。而韩丹通过对南京市失地农民的调查发现,拆迁安置房社区失地农民的关系纽带仍以血缘、地缘为主,沿袭着传统乡村社会的特色( 韩丹,2011) 。崔波等学者通过对西安城乡结合部失地农民的调查后发现,超过50% 的失地农民表示非常不愿意或不太愿意和城里人交往(崔波等,2010) 。
学界对于失地农民社会交往的研究表明,失地农民在进入城市生活后,并未能适应城市的社会交往规则,在很大程度上保留着乡土社会交往的特色。诸多学者的研究都指出了失地农民社会交往的这一现象特征,但鲜有对这一现象背后的深层逻辑的探讨,那么,是什么深层原因导致失地农民未能适应城市交往规则呢? 本研究通过对北京郊区失地农民的调查,① 试图呈现其社会交往的特征及蕴含于其中的深层逻辑。
二、失地农民社会交往的考量
乡村社会与城市社会本质上的不同,决定了其人际联系方式的不同和社会交往遵循规则的不同。滕尼斯曾对以小乡村为特征的“共同体社会”和以大城市为特征的“利益社会”进行了比较,他指出,共同体社会关系是由情感性或传统性的行动形成的社会关系,行动者主观上具有的情感性或传统性的一体感; 而城市社会则是一个利益的社会,分崩离析、肆无忌惮的个人主义和自私自利,甚至相互敌对是其特点(滕尼斯,1999) 。而用涂尔干的话说,乡村社会是有机的团结,城市社会则是机械的团结。在费孝通先生看来,乡村社会是礼俗社会,城市社会则是法理社会(费孝通,2007) 。学者们的表述虽然不尽相同,但却都从根本上揭示出了城市社会和农村社会在人的联系方式上的不同,即在“乡村社会”中,人与人是依靠情感、血缘来联系的,而“城市社会”则是以利益、制度来联系的(张雪筠,2004) 。费孝通曾指出,“乡土社会中人和人相处的基本办法在陌生人面前是无法适用的。在我们社会的急速变迁中,从乡土社会进入现代社会的过程中,我们在乡土社会中所养成的生活方式处处产生了流弊。陌生人所组成的现代社会是无法用乡土社会的习俗来应付的”(费孝通,2007) 。失地农民正是从“乡村社会”过渡到“城市社会”,面对完全不同的人际联系方式所带来的“文化冲击” ( culture shock) ( ObergK,1960) ,失地农民的社会交往呈现出以下维度的考量。
(一) “原住民”还是“外来人”?
安置失地农民的城市社区处于被征地的区域,虽然村落已经消失,住所由村落的平房变成了城市社区的楼房,但这块土地是失地农民祖祖辈辈生活的地方,承载着他们的记忆。基于此,失地农民表现出对所在城市社区地域上的强烈认同。张莲( 女,59 岁,原西北旺村村民,户口已“农转非”) 告诉笔者,“这原先就叫西北旺,现在我们这还是西北旺”。在进入城市社区之后,失地农民并没有完全脱离村落生活的影响,反而努力保存着对以往村落的共同记忆。失地农民对于城市社区地理位置的认同也直接来源于他们对以往村落共同体的记忆和认同。西北旺村有1 座关帝庙,原本属于拆迁范围,但村民们通过种种努力,保住了这座庙。2009 年,村民们还一起筹资翻修了这座庙,原西北旺村全体村民和东村的大部分村民都出了资,从几百元到几千元不等。村民们说关帝庙本来就是原来村子的中心,村中的很多活动都在这里举行,这座庙是拆迁后西北旺村惟一留下的村落标志,也是他们对原来村庄的惟一念想,所以他们要努力保住这座庙,并将这座庙重新修正,留给子孙。关帝庙是村民们对原来村庄的共同记忆,他们通过保存这座庙宇的方式保住了村民对村庄的共同记忆和认同。
失地农民对村庄的共同记忆和认同在其社会交往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表现在他们对一切事务都进行“村庄之内”和“村庄之外”的清楚区分。在他们的观念中,失地农民这一群体是土生土长的“原住民”,而除此之外的其他所有人(租房和买房住的城市居民) 都是“外来人”。
当问及刘刚(男,53 岁,原西北旺村村民,户口已“农转非”,搬进楼房8 年) 其小区里人员的构成情况时,他说: “小区里基本都是回迁户,对外面来租房和买房的人一点都不了解,他们都是外地人,跟他们打交道没什么益处啊。”
吴媛(女,49 岁,原马连洼村村民,户口已“农转非”,搬进楼房8 年) 也说: “很多外地人来这里买房、租房。村里人要是有两套以上的,一般都会租出去一套。租房的人都是来北京工作的外地人,跟他们不打交道。”
由此可见,在失地农民的观念中,将农村回迁的人———“原住民”和租房、买房的城市居民———“外来人”进行了区分,并且在主观上对“外来人”产生戒备,排斥与他们的交往。
不同文化会用不同的标准界定内群成员。在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文化中,是否同属于一个社会范畴是确定内群成员身份的重要标准。而东亚文化中更强调人际关系是确定内群成员资格的一个标准,并且自我与其他内群成员之间的区分模糊,内群体和外群体之间的界限更清晰( Chi -Yue Chiu、Ying - Yi Hong,2011) 。在以血缘和地缘为基础的乡土社会,人与人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失地农民正是以这种或血缘、或地缘为联系而发生的人际关系来界定内成员,无论以前是哪个村庄的,都会被失地农民界定为群体内成员。并且,失地农民群体具有明确的社会交往规则: 内成员(“原住民”) 是可交往的对象(无论来自哪个村) ,外成员(“外来人”) 是不可社会交往的对象,这种划分极为明确。
(二) “同一阶层”还是“不同阶层”?
除了“原住民”和“外来人”的分类,在失地农民的社会交往中还表现出了清晰的阶层划分。
当笔者问樊德永( 男,52 岁,原西北旺村村民,户口已“农转非”,搬入楼房8 年) “您认为咱们小区里住着哪些人啊?”时,他的回答体现出对社区成员清楚的分类: “我认为啊,现在这小区里住着的一个就是搬迁户,我们这样的; 另一个就是工薪阶层,人家是公务员,住着小高层,天天班车接送,趾高气扬的; 再一个就是租房的,北京打工的外地人。都跟我们一点关系没有。”
被访者表面上将社区中的成员分为三类人,实则是两类: “搬迁户”和“非搬迁户”,“非搬迁户”包括工薪阶层( 主要是公务员) 和租房的( 北京打工的外地人) 两类,并且这两类人属于“跟自己一点关系没有”的一大类。被访者用“工薪阶层”一词来指代公务员群体,并使用了一系列的词语来描述工薪阶层: 住的“小高层”、“班车接送”、“趾高气扬”的、与自己不是同一阶层的特殊阶层,是高人一等的。
笔者继续问道: “您认为咱们搬迁来的人和小区里住着的公务员,还有租房的人会不会成为朋友呢?”,他的回答明确而坚定: “没可能,我们跟他们之间一点关系都没有,没可能。”此刻,在清楚地划分了类别、阶层之外,他对社区中不同类别、阶层的人群之间进行社会交往的可能性给出了绝对否定的答案。笔者进一步问:“那您认识小区里住着的公务员吗? 或者说您跟他们里有没有朋友啊?”,他的回答更加明确体现出阶层高低有别的观念, “人家那楼都高啊,人家根本犯不着跟你打交道啊。不认识那些人,一个都不认识,不是一层次啊。认识的还是同一层次的”。可见,失地农民观念中有着明确的社会交往准则,即阶层高低有别,不同阶层之间的人很难成为社会交往的对象。
吴媛( 女,49 岁,原马连洼村村民,户口已“农转非”,搬入楼房6 年) 对于社区中人员的构成和社会交往状态给出了类似于樊德永的陈述: “小区基本上都是回迁的人、租房的人。租房的人都是上班的,我们又不上班,联系不上。大家都不是一个级别的人,人家是公司、政府上班的人,是高级别的人,跟他们没话说。”类似地,“级别”、“高级别”等词明确地表达了失地农民观念中分类、高低有别的阶层观念,以及以“阶层高低有别”为准的社会交往准则。
魏堂生( 男,60 岁,原西北旺村村民,户口已“农转非”,搬入楼房8 年) 也说: “搬进小区认识的新朋友都是过去村里搬来的,比如我以前是西北旺的,搬来后认识了东北旺的人,大家都是村里搬来的,比较容易接触,物以类聚。”从魏堂生的陈述来看,在搬入新的社区后,他的社会关系网络并不是没有变化,只是纳入自己社会关系网络的人在属性上比较单一,都是与自己同质性较强的、属于同一阶层的群体。
可见,失地农民在搬入城市生活后,交往圈的变化仅仅限于同质群体的增加,而这种现象源于失地农民“阶层—社会交往对象”之间对应的分类观念。正如有学者研究指出的,客观阶层位置( 在社会结构中的位置) 至少在相当程度上影响到人们的居住分化、社会交往和社会认同(刘精明、李路路,2005) 。在马克思主义看来,阶级的核心是基于财产关系的阶级利益。而阶级的形成在于人们“阶级立场”的产生,即基于阶级境遇所产生的阶级觉悟、阶级认同和阶级意识。延伸来看,各种资本的占有都是区分不同阶层的核心,从这个意义来看,我国长期的城乡二元分化使失地农民较城市居民在经济资本、文化资本、权力资本等各资本的占有上明显存在弱势。正如布劳的宏观社会结构理论所提出的,社会地位接近的人们之间的社会交往,多于地位相距较大的人们之间的交往,因为处于相同社会位置的人们往往有着共同的社会经验和角色,以及相似的属性和态度,例如婚姻、朋友等性质的交往关系( 接近性假设) ,并且人们之间社会交往程度取决于他们发生接触的机会( 机会性假设)( 彼特·布劳,1991) 。失地农民目前的社会交往正呈现这种状态,因为,社会交往属于现实的社会行为范畴,人的行为是其结构属性和社会心理前提相结合的结果( 彼特·布劳,1991) 。这样一来,形成了一个双向循环的机制: 失地农民由于“阶层”的分类,拒绝同不属同一阶层的人交往。进而,这种不接触的状态又不能产生“发生接触的机会”,不利于他们与城市居民社会交往的发展。
(三) “可信任”还是“不可信任”?
“乡土社会的一个特点就是这种社会的人是熟人里长大的。用另一句话说,他们生活上互相合作的人都是天天见面的。在社会学里我们称之作face to face group,直译起来是面对面的社群”(费孝通,2007) 。失地农民在“上楼”之前所处的村庄便是费先生所称的“面对面的社群”,人与人之间知根知底,关系紧密,是一个“生于斯、死于斯的社会”,是一个“‘熟悉’的社会,没有陌生人的社会” ( 费孝通,2007) ,他们几十年的村落生活经历已经完全适应了熟人社会的生存法则,并且“乡土社会的信用并不是对契约的重视,而是发生于对一种行为的规矩熟悉到不假思索时的可靠性” ( 费孝通,2007) ,换句话说, “熟”等同于“信任”, “陌生”等同于“不信任”。
张圣( 男,65 岁,原西北旺村村民,户口已“农转非”,搬入楼房6 年) 在谈到其搬入城市小区后的人际交往情况时说: “哥们儿都是发小,现在都不交新朋友,不熟还怕受骗。”可见,张圣的社会交往圈子并没有因为城市社区成员的增加而发生变化,他谨守着村落生活熟人的社会交往圈。城市社区新面孔的增加与长久以来的乡土生活经验不符,失地农民在固守乡土生活经验的同时选择了拒绝新面孔加入到自己的人际圈中。
和彩萍( 女,62 岁,原马连洼村村民,户口已“农转非”,搬入楼房8 年) 对笔者说:“小区里租房、买房的人大多是来北京工作的外地人,跟他们不打交道,连话都不说,人家上班下班,而且觉得他们不知道是哪儿来的,也不知道他们是干吗的,觉得不可靠不放心。”同样地,是否知根知底( 熟悉) 成为能否信任而成为社会交往对象的标准。
祖祖辈辈的乡土生活使失地农民很难摒弃之前的生活经验,熟人社会人与人之间的交往方式使他们形成了“熟”与“不熟”等同于“可信任”和“不可信任”的分类观念。正如道格拉斯所认为的,分类是社会秩序建构的一种方式,将反常的东西宣布为危险( 肮脏) 的东西,是社会处理分类困境的一种方式( 道格拉斯,2008) 。对于失地农民来说, “熟”与“不熟”的分类恰恰是社会秩序建构的方式,“熟”符合乡土社会秩序,而“不熟”恰恰与乡土社会秩序不符,所以,“不熟”便成为一种“危险( 肮脏) ”的东西,是反常的、不能接受的,所以,他们在实际生活中,选择拒绝同这些“不熟”(危险) 的人发生关系。乡土文化及其乡土生活社会建构的分类方式影响了失地农民与城市居民的社会交往。
三、内倾性交往:失地农民市民化困境的症结
“原住民”与“外来人”、“同一阶层”与“不同阶层”以及“可信任”与“不可信任”的考量,其实都是“内群体”与“外群体”的划分。正如列维·斯特劳斯所要力图证明的那样,在社会活动和社会生活中深藏着一种内在的、支配表面现象的结构,这种深层的结构即人类的思维,而人类思维的基本结构则是“二元对立”,在这一点上原始思维与现代思维在结构上毫无差别( 列维·斯特劳斯,2002) 。原始人通过图腾这种象征符号的分类表达差别和对立,通过动物种提供的相互对立特征,来强化社会区分,对于现代社会刚刚进入城市的失地农民来说,“原住民”便是一个符号,“同一阶层”便是一种象征,“熟人”与“可信任”之间便是一种隐喻转换关系,他们通过这些象征符号与其对立的符号的差别来进行社会区分。因为,人是使用象征符号的动物,他( 她) 往往需要归属于某个群体,也需要与别人交往,以便证实自我的社会认同( 王铭铭,2000) 。人的归属感和自我的社会认同促使其在社会交往过程中固守“内群体”与“外群体”的划分。在失地农民的社会交往中,无论哪个维度的考量都表现出内倾性的交往特征。由此可见,社会交往正是面对变迁之下的失地农民城市适应的重要方面。但分类观念下的内倾性社会交往致使失地农民与城市居民的融合不太可能发生,这种交往文化致使失地农民再一次身份隔离的发生。布劳宏观社会结构理论中的促进性假设指出,人们同其他社会集团或阶层的交往,会促进他们向这些集团或阶层的流动。从这个意义来讲,只有打破目前失地农民内倾性交往的状态,促进他们与城市居民之间的交往、融合,才能促成他们向城市居民的流动,继而才能真正实现失地农民的市民化。
四、结语
社会交往的结构理论认为,如果处于某一特定分层位置的人们其交往对象不局限于同一位置的人,则意味着不同社会地位维度的相关性较弱; 如果处于某一特定分层位置的人们其交往对象仅局限于同一位置的人,则意味着不同社会地位维度之间具有较高的相关性,整个社会的分层结构呈现为较高程度的结构化。如果人们的社会交往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客观分层地位决定,那么这种交往过程本身也会在很大程度上强化客观的分层位置(刘精明、李路路,2005 ) 。由此可见,失地农民内倾性的社会交往与我国长期以来的城乡二元社会结构密切相关,而目前的社会交往状态又只会进一步“强化客观的分层位置”,不利于其真正的城市化。失地农民告别农业生存方式进入现代城市生活而引起的适应问题,根本上是一种文化的适应( 叶继红,2010) ,而正如美国社会学家威廉·奥格本提出的,文化在变迁时,各部分的变迁速度并不一致,一般来说,总是“物质文化”先于“非物质文化”发生变迁,而在非物质文化中,首先是制度,其次是风俗、民德变迁,最后是价值观念变迁( 威廉·奥格本,1989) 。所以,只有失地农民在社会交往中突破分类的观念,才能真正融入城市,真正达到市民化,而这个过程必然是一个由制度、社会结构而起,继而深入到文化的变化和适应的过程。
【注释】
①本研究资料来源于对北京市海淀区西北旺镇西北旺村、马连洼村失地农民的调查。按照北京城市总体发展规划( 2000 年) ,海淀区属于中心城市功能拓展区,是北京城市化进程与城市扩张的重要职能区域,也是近几年北京农用土地征用和“农转非”较多的区域,从20 世纪90 年代就开始进行农用地征用和“农转非”的工作。西北旺村是西北旺镇较大的一个行政村,地域面积4. 18 平方公里,辖7 个自然村,拥有农户1 047 户,农业人口2 453 人。从2003 年开始,西北旺村村民开始陆续搬入现代化住宅小区———夏霖园、秋露园,至今已有三分之二以上的村民住进了楼房并实现了“农转非”。马连洼村下属三个生产队,第一生产队占地450亩,农业人口总计288 人,20 世纪90 年代初开始土地征用,现大部分村民搬到了东馨园、东旭园的回迁居民楼居住; 马连洼二队1996 年开始土地征用,2001 年6 月第二次大规模征地用于居民小区建设,简称竹园、菊园等; 马连洼三队的土地在20 世纪90 年代末已全部征用完毕,2001 年3 月开始“农转非”工作,2003 年4 月全部完成。本研究采取访谈法,所选的访谈对象都是在近几年经历过土地征用和拆迁上楼,并且已经“农转非”的、年龄在40 ~ 70 岁的人员。采取非随机抽样,进行深度访谈的调研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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