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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立足改革开放实践 构建中国话语体系——“建立中国的理论研究和话语体系”观点述要
  •  2012-12-05 22:36:42   作者:王立强等执笔    来源:环球视野   点击:0   评论: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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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社会主义研究中心于6月21日召开“建立中国的理论研究和话语体系”座谈会,中国社科院常务副院长王伟光专程到会向与会学者表示欢迎,中国社科院副院长、世界社会主义研究中心主任李慎明出席会议并讲话。来自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国软实力文化研究中心、新华社、红旗文稿杂志社、中央党校、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和中国社科院部分研究所,以及中国社会科学报、新华网、中国社会科学网、马克思主义研究网等报刊传媒单位的领导同志和专家学者沙健孙、汝信、刘海藩、卫兴华、周新城、方克立、张国祚、何君臣、何秉孟、程恩富、侯惠勤、樊建新、杨圣明、张炯、蔡防、王振中、李林、王一程、于沛、黄平、吴尚民、张文木、朱继东、李菱、裴小革、董晓阳、余斌、辛向阳、王立强、汪亭友等数十人齐聚一室,围绕“用中国的理论研究和话语体系解读中国实践、中国道路”这一主题进行了深入研讨。与会者踊跃发言,热烈探讨,所提对策建议具有可操作性。

        一、学习领会李长春“建立中国的理论研究和话语体系”讲话精神的丰富内涵

        1.我国作为社会主义国家,必须建立维护中国和中国人民根本利益的话语体系。李慎明指出,2012年6月2日,李长春同志《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代表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明确提出:“如何在学习借鉴人类文明成果的基础上,用中国的理论研究和话语体系解读中国实践、中国道路,不断概括出理论联系实际的、科学的、开放融通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打造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哲学社会科学学术话语体系,是理论界和学术界面临的重大而紧迫的时代课题。”这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命题和一个十分重大的课题,立意深远。
        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汪亭友副教授认为,我们所要构建的中国的话语体系应当建立在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前提和基础之上。我们不仅仅把马克思主义当成一种信仰,而是当作一门科学和真理,因为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世界观和方法论反映了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走中国自己的道路,不论何时都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当然,要坚持就必须发展,做深入实际的调查研究,根据科学技术发展的要求构建中国的话语体系。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党委书记侯惠勤教授指出,指导思想是立党立国的理论基础,它是我们哲学社会科学必须遵循的基本方法论、世界观,我们的理论指导思想必须一元化,必须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这条不能动摇。但是,在学科体系方面可以有众多观点、众多研究,如我们从事哲学研究者就喜欢讲中国哲学、西方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对话,我们的研究学派、研究成果都应该呈现百花齐放。关于建立中国的话语体系,现在理论界存在着不同见解,比如,话语体系自然形成与自觉打造的关系,话语与思想的关系,理论与实践的关系,话语权与软实力、硬实力的关系,作为指导思想的马克思主义与作为学科体系的马克思主义的关系等,有很多问题需要继续深入研究。
        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研究所原所长王一程研究员等认为,构建话语体系必须坚持体系内部话语的统一性,只有内部一致的话语体系才能表达统一的内在思想。如果在话语的运用上破坏了统一性原则,什么时髦用什么,表面上看可能很新鲜,也颇能迷惑一些人,但实质上往往会造成理论内部概念上的混乱和矛盾,很难发挥理论对人的正确引导作用。我们的理论与实践、言与行也应该是一致的,否则无论你选择什么语言都不能说服人。
        2.中国改革开放成就斐然,我们要理直气壮地做好社会主义成就中国奇迹这篇理论文章。中央党校原副校长刘海藩教授说,西方出了30位诺贝尔经济奖得主,但西方经济从1997年金融风暴到2008年爆发国际金融经济危机经济一蹶不振;中国没有一位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我们的经济改革、经济建设却取得了巨大成就,经济总量在短期内实现了跨越式发展,成为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经济体。中国人民大学研究生院原院长周新城教授谈到,美国爆发次贷危机影响到全世界,西方学者做了无数的数学模型解释经济现象,却鲜有人对这次危机做出预警。相反,我们世界社会主义研究中心的专家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下,预见到了美国即将爆发金融危机,并在国际和国内的多次会议上提出了自己的见解。事实证明,我们已经具备了建立中国的理论研究和话语体系的坚实基础。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原所长张炯研究员指出,理论话语权与政治话语权、经济话语权有所不同。理论话语权不能任凭政治或经济实力来衡量。政治领域,中国是联合常任理事国,政治话语权当然比非常任理事国的话语权要大。经济领域,我国现在的经济总量居世界第二,在经济领域中的话语权肯定比过去大。中国的话语权之所以能够走出国门被世界所承认和拥护,首先在于它的真理性。从新中国发展的历史看,我们在国际上拥有的话语权强大不强大,不在于经济排在第几位,而在于我们的思想理论观点能否征服人,这才是关键。
        中国社会科学院科研局副局级学术秘书王立强研究员也认为,话语本身并不能赋予霸权。美国是依靠军事优势和金融霸权来控制和操纵话语权,进而巩固其霸主地位。目前中国的经济实力虽然还赶不上美国,但并不意味着我们不能建立影响世界的话语体系。我们完全可以理直气壮地宣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中国人民改革开放的实践已经走出了与资本主义国家不同的发展道路,这就是我们理论界构建中国话语体系的根本基础。只要站在真理一边,我们就能够赢得话语权。
        3.打造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哲学社会科学学术话语体系要有科学的态度。首先,必须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刘海藩指出,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丰富历史实践,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丰富和发展中国的理论话语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这是当今中国理论话语得以走向世界、也必然会走向世界的根本原因。现在人们都在讲中国奇迹,我们应该理直气壮地充分肯定这个成就是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取得的,即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现代化、大众化,是社会主义制度成就了中国奇迹。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战略问题研究中心张文木研究员提出,话语权来自于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文化自觉,在中国是对于“两个必然”即资本主义必然灭亡和社会主义必然胜利的坚信和自觉;文化自信,首先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自信。列宁主义是真正把马克思主义推向实践的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的核心问题,一个是无产阶级专政,一个是共产主义方向。前一是手段,后一是目标。两者不能分割,更不能偏废。邓小平同志明确指出:“运用人民民主专政的力量,巩固人民的政权,是正义的事情,没有什么输理的地方。”这是文化高度自觉和文化高度自信的典范。列宁主义是毛泽东思想的直接来源,淡漠列宁主义就是变相淡漠毛泽东和我党思想基础的最核心部分,这是文化极不自信和极不自觉的表现。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辛向阳研究员说,现在有些人用西方的话语体系来代替马克思主义的话语体系,用西方的话语体系来解释中国的发展,不仅解释不清楚问题的本质,反而造成一系列混乱。比如,讲“市民”、“公民”,不讲人民;讲“包容”,不讲批评;讲“志愿”,不讲共产党人的无私奉献;讲“普世价值”,不讲无产阶级的国际主义;讲“顶层”,不讲基层等。这对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非常不利。如果我们只用“公民”、“市民”、“普世价值”、“包容”之类的话语来分析中国的发展与进步,得到的答案就只能是我们采用了西方的新自由主义、西方的市场经济和公民社会以及他们的社会福利政策。我们要研究中国的现实问题,必须立足于马克思主义的话语体系,离开了马克思主义,就不能正确回答中国实践、中国发展提出的各种现实问题。
        其次,必须与当代实践密切联系,并在不断总结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加强创新。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主席团原秘书长何秉孟研究员认为,我国的学术要想在世界上占有一席之地,食人家嚼过的馒头是不行的,我们要想走向世界,拥有话语权,一定要有自己的东西。第一,一定要坚持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有所创新;第二,要重视基础研究,特别是基础理论研究;第三,要重视综合性的战略性问题研究,不仅在某个问题上有话语权,还要在重大宏观性的理论问题上拥有话语权。中央党史研究室原副主任沙健孙指出,中国的话语权或话语体系应该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成就展望的一种表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理论、基本经验、基本政治制度、基本经济制度不能动摇。人民民主专政是我国的国体,与此相联系的基本政治制度主要包括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基层群众自治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在这个政治制度下,全国人民团结在中国共产党的周围,万众一心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取得显著成就。我们不能因为西方国家搞多党制、宪政,就以打破我国安定团结政治局面为代价来效仿它们。我国的基本经济制度是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现在有人认为国有企业不能搞,国有化必然没有效率。这是非常错误的概念,国有企业的问题关键在于管理。
        4.必须反对迷信西方思想理论的教条主义。沙健孙谈到,李长春同志说,我们要反对迷信西方思想理论的教条主义,抵制西方腐朽思想文化和价值观的侵袭。这是发展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一个重要条件。这个问题提得非常好,非常重要,有非常强的针对性。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主流意识形态是资本主义国家经济、政治的反映,从本质上说,它是为维护资产阶级的政治统治和巩固资本主义的经济制度服务的,社会主义国家对它们这一套东西决不能照抄照搬。邓小平是对外开放的积极倡导者,同时又是“全盘西化论”即盲目崇拜西方的教条主义的坚决反对者。他说,现在有些同志对西方各种哲学的、经济学的、社会政治的和文学艺术的思潮,不分析、不鉴别、不批判,而是一窝蜂的盲目崇拜,对借助于西方资产阶级没落文化来腐蚀青年的状况,再也不能容忍了。邓小平的这个告诫至今仍然有着现实意义。
        周新城指出,语言没有阶级性,但语言体系要表达的思想有阶级性。所以,用什么语言来体现非常重要。现在我们有些高校的经济学教授习惯于用西方经济学的语言来表达,其中一个表现形式就是完全数学化,人与人之间的经济关系完全用数学模型来描述和论证,有的本来是十分简单的命题,甚至是起码的常识,三言两语就可以说明白的事情,也非要用一大套数学公式来论证。这实际上是一种迷信西方的教条主义。我们并不完全否定数学模型。数学模型是对经济现象作定量分析的工具,在一定条件下,它是有助于分析经济现象的。在科学的定性分析基础上,数学模型才能发挥应有的用处。离开马克思主义,光靠数学模型,什么问题也说明不了。大体上可以说,越是宏观的问题,数学模型越不可靠,因为影响结果的因素太多,每一种因素影响结果的权重很难确定。从根本上说,生产关系的本质是很难用数学模型推论出来,也很难用数学模型表达出来。构建中国经济学的马克思主义话语体系时,必须科学地对待数学模型,把它放在恰当的地位上,切莫陷入西方经济学的数学迷信中去。中国软实力文化研究中心主任张国祚指出,在国际交往中,西方在话语权上逐渐垄断了世界,这一进程曾经被苏联和新中国的诞生和发展而逐步削弱。但随着苏共蜕变特别是苏共亡党和苏联解体,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话语体系迸-步得到加强。从而在广大发展中国家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约瑟夫•奈(美国新自由主义学派理论代表人)所说的“以软实力支撑、支配非西方世界乐于从事西方国家实际做的对西方国家有百利,而对非西方国家无一利的事情”,从根本上巩固了西方国家以武力与资本为后盾建立起来的不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文化秩序。刘海藩说,我们不能输出革命,但是可以理直气壮地宣传我们的成功经验。比如,这次西方爆发金融经济危机,使西方政治和意识形态受到严重冲击,达沃斯论坛也把寻求资本主义的替代方案作为重要议题。对此,我们可以讲一些话语,作一些评价。与会者认为,在国际交往中,我们一定要重视建立独立于西方世界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话语体系,从而有力地维护我国的经济、政治文化权益,并为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关系新秩序做出应有贡献。

        二、话语权问题在政治、经济、文化、历史和教育领域的具体表现

        1.政治领域。中国社会科学院原副院长汝信研究员指出,进入现代以后,我们大量引进西方的学术,导致不少人自然而然地沿着西方的思路去思考问题。比如“民主”这个词,可以有各种理解,但现在很多人一讲起民主就天然地把西方一些概念套用进去。再比如,有些人一讲到政党就认为政党政治好像就是要你争我夺来夺取政权,这完全歪曲了它本身的原理。所以,有些名词要正确理解,特别要结合中国社会主义的实际经验重新解释,创造自己的话语体系。这有两方面的工作需要做。一是严格审查、正确解释外来名词概念,二是创作自己的名词、概念。中国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的实践,取得大量新经验,有很多新理论的表述,用旧名词已经不能表达,但要构建这个体系需要非常艰苦的学术努力。
        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所长李林研究员提出,当前法学领域存在的主要问题是法学学术话语严重脱离中国国情和社会实际,既不能真正满足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和民主法治建设对法学理论的诉求,难以引领中国法治的科学发展;也不能真正融入中华优秀法律文化的传统之中,缺乏应有的历史文化底蕴;同时对西方法学话语体系缺少全面深入的研究、分析和批判,各取所需地照搬照抄西方法学概念和话语,甚至言必称西方法学话语。我们要建立属于社会主义性质的、具有中国特色的法学学术话语体系。
        张文木说,目前被一些人利用的“公民社会”概念值得注意。西方话语体系中的“公民”概念是与“国家”的概念不可分割的,国家保护公民的权利,公民对国家效忠,二者不可偏废。这是“公民”概念的本意,也是有价值的方面。现在我们一些人提出所谓“公民社会”是将公民与国家割裂开来,其中只强调国家对公民保护的责任,而不强调甚至刻意掩盖公民效忠国家的义务,其结果是变相怂恿公民与国家的对立。在此基础上,他们鼓吹的所谓“宪政道路”的实质就是公民与国家对抗。资产阶级在反封建时期也这么做过,但当资产阶级上升为统治阶级后,他们就强调公民与国家的一致性。中国早已经建成工农联盟的社会主义国家,此时再提所谓“宪政”其意思就完全不合时宜。现在一些人在提到“公民”概念时,刻意将公民效忠国家的内容隐藏起来,只保留公民和国家分立这一部分,这如果不是有意的,那至少也是不顾事实的。他们只要求公民权力不要求公民效忠。这种篡改是有政治目的的。我们不应受其误导,陷入他们关于“公民”概念预设的错误语境中,而应该正本清源,为我所用:既强调国家对公民权利的保护责任,在当前更要强调公民必须对国家效忠的义务。借力打力,挫败那些人的不良企图。
        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余斌研究员认为,话语权就是我们的生存权,没有话语权,政权实际上就没有合法性,民族在实际上也没有生存权。他说,北大一位副校长在北美举办的一次校友会上说,在北大可以不说汉语。北大现在从外面请了很多教授,都是外国人,直接讲外语,都不用讲汉语。现在,广东要讲粤语,上海要讲上海话。语言和话语虽不一样,当你失去话语权时,你的语言权实际上也就失去了。一旦你的话语权失去后,国家也就四分五裂。所以,话语权不是一件小事。
        王立强说,中国各级政府是以“为人民服务”为宗旨好,还是以“法治”为宗旨好,确实需要仔细考虑。有学者考察了很多地方政府特别是基层政权的管理活动,感到当中有一个非常核心的问题,如当问街道主任怎么落实上级布置的任务、怎么进行管理问题时,回答最高目标是“老百姓满意”。而国外则是讲法治,以严格执行法律、不超越法律的授权为评价标准,与老百姓满意不满意无关系,官员只要没有违法、严格执行了法律那就是好官。“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本身包含了“法治”内涵,因此,我们应当坚持“为人民服务”这个话语体系。
        余斌说,对马克思主义话语权的重视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马克思主义话语权成为我国话语权的核心,靠得是其科学性,能够带领一个相对落后的民族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这个历史乃至未来的走向。所以,我们讲中国话语权实际上就是要突出马克思主义话语权。有人说马克思也是西方的,这个“西方”不是一个地域概念,实际上是一个意识形态的概念。西方主流话语根本不是马克思主义,只认为马克思主义是你中国的。过去我们讲“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最近这几年在中国话语核心体系中有一点失衡,好像经济发展得很好,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了,中国要不要社会主义话语权都无所谓,可以靠近西方搞我们的一套东西。但今天,我们仍然要提“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不仅是救1949年的中国,也是救2012年的中国。
        2.经济领域。中国社会科学院财贸研究所原党委书记杨圣明研究员指出,思想混乱是语言混乱的根源。例如,新中国成立后,经济学是以马克思的《资本论》为基础发展起来的一套马克思主义学术语言,而现在的教科书或发表的经济学文章几乎看不到马克思主义。西方经济学并没有超越马克思主义宏观经济理论,如现在的虚拟经济,其实马克思早就讲过虚拟资本含有经济危机的可能性。现在思想混乱的原因中,有我们的教育问题。
        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院长程恩富研究员指出,西方意识形态已经出现严重危机,但现在经济学界人士都知道,在我们的教学和研究领域,西方话语权肯定占主导。很多大学明文规定,没有西方学位的人不允许担任经济学院院长。这个问题很严重。我们应当在借鉴吸收的基础上,在经济学方法论上超越西方经济学,在经济理论的含量方面也要超越西方经济学。这样就能和西方经济学相对应,争夺话语权。除经济学外,社会学、政治学都要这样。
        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所长蔡昉研究员谈到,李长春同志提出的话语权问题在经济学界也有很强的针对性。归根到底,话语权的载体是理论,是通过一些概念、范畴来表达理论,理论再支配人的思想和行为。如果西方话语权支配着我们的一些思想和行动,就有危害。经济自由化的鼻祖、诺贝尔奖得主弗里德曼有句话“通货膨胀无论何时何地都是货币现象”,其含义非常深刻。意思是说,物价上涨和生产供不应求没有关系,农产品价格上涨和农商也没有关系,归根到底是货币现象,即货币发多了。这和我们对中国国情的认识不一致。特别是上世纪90年代后国内形成了一种思潮,即宏观经济政策只剩下通货膨胀这个目标了,在宏观经济政策上表现为通货膨胀目标制。过去,我们还把就业放在第一位,第二位才是经济增长和货币稳定。现在,宏观经济政策中已没有直接“就业”这条了。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原副所长王振中研究员指出,经济改革话语体系的表述不能含糊不清,特别是在涉及改革大方向的原则问题上。从2005年开始,刘国光同志针对那种避开不谈“社会主义”、只笼统谈坚持市场经济改革方向的含糊其辞表述,进行了非常坚定的争论,指出这种模糊不清的话语对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和话语体系建设造成极大危害。现在有些人认为国有企业不能搞,国有化必然没有效率,这是非常错误的观念。最近在报纸上又出现了两篇文章,提出不要以公有制经济为主体,而应以公有制经济为主导。“主体”和“主导”本质上有着很大差别。     中国人民大学卫兴华教授指出,从国内经济学来讲,大家不会看不到这样一个现象,即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话语权和西方经济学的话语权相比,是西方经济学的话语权占优势。不仅仅是在高等院校有这个问题,在一些学术论坛,包括国内学术论坛或国际学术论坛,我们的新闻媒体更关注的是哪些人?那些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学者,即使是著名学者,新闻媒体对他们也比较冷淡,这似乎形成了一个惯例。最近,习近平同志到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调研时指出,我们党是一个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党,我们要重视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的学习。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有两大成果: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马克思主义经受住了时间和实践的经验,是一种放光芒的真理。这两年不少人尤其是西方人进行了深刻的反思,而且有些西方学者重新审视《资本论》,开始重视《资本论》,全面看到了《资本论》的真理与光芒,所以我们要加强《资本论》的研究,要学以致用,要指导现实的建设、改革,要进一步深化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体系。我们的经济学现在是开放的,西方一切人类文明最先进的优秀成果我们都要去吸收,但是要有选择,而且要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及办法去指导选择学习。特别是我们的教学战线,你们要坚守,要旗帜鲜明,要理直气壮。习近平同志的讲话对我们是很大的支持。
        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所长黄平研究员认为,有经济实力才有话语权的观点是站不住脚的。比如,在延安整风时期确立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地位,那时我们才有多大的经济实力、多高的科技?为什么产生了那么大的社会影响?唯物辩证法告诉我们,并不是一定“有钱”才会有影响,那时我们先是赢得了广大工人、农民、干部、知识分子和广大群众的支持,扩大了社会影响,才夺取了政权。再如,我国提出和平共处五项基本原则的时候,是在被西方包围和封锁的情况下,那时有多少物资力量?但我们提出的这个原则得到全世界很多国家的认可,直到现在都公认为是国际关系的准则。
        3.哲学、历史、文化、教育、国际问题等领域。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原院长方克立教授指出,中国哲学史学科本来是一个有自己的问题意识和独特的话语体系,既能体现人类哲学思维的普遍规律又极具中国特色的学科,但在其近百年的发展中却逐渐“西化”。胡适把它实用主义化,冯友兰把它新实在论化,牟宗三把它康德化,教条的马克思主义者把它变成了西方哲学史的注脚和特例,以至前些年有人提出中国哲学的“合法性”危机问题。要克服这种“危机”,中国哲学在吸收和借鉴人类文明成果的基础上必须自立宗主,回到自己的问题意识,珍惜自己长期形成的的话语体系。比如,天人、理气、心物、体用、有无、两一、反复、能所、知行、学思、群已、义利等,就是独具特色的中国哲学话语(范畴)体系。恩格斯讲的哲学基本问题具有普遍意义,但在中国哲学中有其特殊表现,在中国的“天人之学”中同样有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的斗争。“探阴阳之赜”就是中国特色的辩证法,“求致知之方”就是中国特色的认识论;“通古今之变”是中国的历史哲学,“立成人之道”是中国的人生哲学。中国哲学的问题其实与世界各民族哲学所要回答的问题具有共同性,不过有自己的独特表现形式。我们不能为西方哲学作注释,如所谓“普世价值”在西方话语体系里也是非主流的东西,而应当回到自己的问题意识和话语体系。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原所长于沛研究员认为,现在中国史学研究中存在三个问题:一是否定17年的史学,认为17年的史学是政治说教,不是科学。二是认为中国历史科学的发展是从上世纪80年代才开始,实际是开始用西方史学的理论和方法来改造中国的历史研究,有了所谓科学的历史学。三是我们没有系统、全面地规划21世纪中国的史学理论和方法。这些问题反映出一个很现实的问题,没有中国自己的完备的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体系,即没有确立中国的话语体系。我们正在这个方面进行着很艰苦的斗争,这样讲一点也不为过,这是中国史学的未来与出路之所在。
        张炯指出,我国马克思主义者百多年来一直为建构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体系和话语进行不懈努力。特别是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和其他有关著作,更奠定了有中国特色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体系和话语的基石。我们必须更好地清理和吸收中国传统文论的精华,在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哲学基础上加以改造和转化。面对西方新的各种文论,包括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文论以及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的种种思潮,也要从评判中去汲取其合理性的成分,扬弃不合理的糟粕。还必须从我国社会实践、文艺实践,特别是现实的社会主义文艺实践中去总结历史的经验和教训,提升应有的理论认识。如果我们在上述方面都能取得坚实的成果,在世界范围的文艺理论阵地上,我们就一定能够获得自己应有的话语权。
        4.国际问题领域。李慎明认为,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不能追求话语霸权,但必须建立维护我国和我国人民根本利益的话语体系。对国际关系中流行的热点词我们应当客观看待。比如,一是“国际社会”,国际社会不单指西方强国,不能说广大发展中国家就不是国际社会。二是“恐怖主义”,不能把人们对压迫、剥削甚至直接武力镇压的反抗认定为恐怖主义。三是“与国际接轨”,侵害我国根本利益的国际条约,我们不能与它接轨。四是“融入经济全球化”,经济全球化的背景后边有政治全球化、法律全球化、文化全球化,我们应积极参与经济全球化,而不能融入经济全球化。五是“国家利益高于一切”,在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内部,国家利益无疑高于一切,但是在国际关系理论里面,不能笼统地讲国家利益高于一切,应该是联合国宪章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高于一切。在国际关系中,“国家利益高于一切”实质是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的换一种说法。六是“全球治理”,全球治理不能剥夺各主权国家的主权和领土完整。七是“做负责任的大国”,任何国家,都不能离开联合国宪章与和平共处五项基本原则非分要求别的国家牺牲本国和本国人民的利益,来满足一些国家的非分要求。八是“在国际金融危机同舟共济”,这是美国国务卿希拉里首先提出的。从根本上说,当前的国际金融危机是资本主义制度的危机。这应对这场危机中,充分张显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我们没有理由、更没有实力去拯救资本主义。九是“没有永久的朋友,也没有永久的敌人”。只要遵守联合国宪章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不分大国小国、强国弱国,就永远都是朋友。我们要防止西方世界用此观点来离间广大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关系。十是“转型国家”,要防止西方世界用这种说法,通过所谓的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改革,把社会主义国家“和平演变”为资本主义国家。十一是“民主国家之间没有战争”。(1)这种观点把社会主义国家说成了“专制”、“独裁”的国家。(2)为侵略其他国家在寻找理由。(3)第一、第二次世界大战实际都是上由帝国主义国家发动的,等等。

        三、对策建议

        1.进一步建立健全维护中国和中国人民根本利益的话语体系,使之成为全国人民的共识。任何话语体系都是一个载体。我们的话语体系,应该是维护民族利益的话语体系,不能不加分析地盲目引进西方理论,要用批判的态度对待它。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在中国话语体系中的主导地位,而加强我们党的高中级领导干部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学习是关键。应当定期组织高中级领导干部学习马克思主义原著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不断提高他们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并做到学以致用,从中央领导到地方干部,都要率先垂范,让构建维护民族利益的话语体系成为全民的共识和行动。
        2.对外国文化和研究成果要本着批判的态度,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为我所用。首先,对于符合我国和我国人民根本利益的概念、名词等应大胆借鉴使用,并要继续不断的借鉴和引进。我们对一些模糊不清的概念、名词使用要慎重,应进行必要限定;对那些不符合我国和我国人民根本利益的概念、名词,应果断停止使用。其次,要从学术评价体系、职称评定体系等方面清除崇洋迷外的影响,改变那种把是否到西方留学、进修等作为考评、晋职、评优的主要条件,而应把理论联系我国实际、勇于创新等列为同等条件。
        3.对我国各领域、各学科引进的学术名词和概念进行系统梳理。建议中央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建设工程或国家社科基金专门立项,找对专家,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为指导,结合我国具体实践,对各个领域和各主要学科分别对引进的学术名词和概念进行全面梳理,提出应对建议。
        4。建立中国的话语传播战略和体系。首先,要坚决禁止资本对公共传媒的控制,严格区分公共服务领域和商业化领域,不允许资本通过广告等媒介影响我国公共传媒的政治立场和舆论导向;要克服部分传媒存在资本操纵造成政治上“两张皮”现象的问题。其次,在商业化传媒领域要扶持国有传媒集团占领市场,抵制和反击外国传媒集团对该领域的控制。第三,要坚持“走、转、改”方针,在新闻传播方式上要把理论融合在社会实践之中,用丰富的话语描绘生动的故事。话语传播要适应新的大众传媒,要改变灌输说教式的宣传方式。我们的话语体系要在整个社会的各个领域和层面、在广大民众的日常工作和生活中广泛渗透并发挥作用,使之真正深入民心。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屏喇会主义研究中心王立强、陈爱茹、刘瑞生整理,曹苏红执笔)
        (《环球视野globalview.cn》第509期,摘自2012年第64期《世界社会主义研究动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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