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成杰:代际关系的价值基础及其影响
——对江汉平原农村家庭养老问题的一种解释
(华中农业大学社会学系 湖北武汉 430070)
摘要:本文利用问卷调查资料,定量描述了现阶段农村家庭养老的基本情况,并从代际关系的价值基础角度探讨了农村家庭养老面临困境的原因。研究发现,当前农村家庭养老遭遇问题并不仅仅是养老资源匮乏的结果,更是农村代际关系内含的价值失调的结果。即家庭延续的价值取向已很难为家庭养老提供终极动力支持,家庭养老作为一种超经济的伦理性行为的特征正在消失,这是当前农村社会出现严重的家庭养老问题的根本症结所在。
关键词:家庭养老 代际关系 价值基础
一、研究背景
家庭养老是由家庭成员承担养老责任的文化模式和运作方式的总称(姚远,2001)。在中国社会里,它很大程度上表现为壮年子女对老年父母的赡养。代际间的养老主要表现为资源由成年子女到老年父母的转移,其最终目的是为长辈提供日常生活所需的帮助,养老行为的实现取决于代际关系的性质。就是说,养老是代际关系的一项功能性内容,与此同时,代际关系也形塑了养老行动的结构性条件。因此必须从代际关系的角度来理解家庭养老。
当前中国社会正处于社会转型期,人口老龄化进程的加速与农村家庭制度的演变共处一时,家庭养老模式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有关代际关系与家庭养老的研究多围绕以下几个方面展开:
一是关系取向的研究,认为代际关系包括支配层面的关系和交换层面的关系。研究的内容包括父母与子女的关系中谁居于主导或支配地位,谁居于被动或被支配地位;父母与子女之间的代际交换是否平衡,在何种意义上平衡或不平衡(郭于华,2001;王跃生,2008、2011;陈皆明,2011)。
二是结构取向的研究。认为社会与结构因素的限制以及提供的资源对代际关系的影响。比如很多研究指出计划生育、人口流动、家庭结构变化等因素使家庭养老面临养老资源的供给不足的困境,影响了老年人的生活质量(张友琴,2002;王树新,2004;杜鹏等,2004)。
三是文化变迁取向的研究。认为养老问题表面上看是支持资源不足的问题,更深层的原因是孝文化受到冲击,家庭养老制度正在失去其强有力的文化支持。家庭养老正从文化为主的模式转变为行为为主的模式,逐渐演变成为一种非强迫性的、非规范性的、以家庭个体能力自愿选择为基础的行为模式(姚远,1998)。
已有研究能让我们看到代际关系中家庭养老的一些情况,但是,农民的代际关系并不是独立运作的,而是有其村庄社会基础和价值基础的。因此,由代际关系变动所引发的家庭养老问题就不仅仅体现为宏观上的结构与文化安排变动的影响和微观上的支配和交换层面的关系变动本身,它往往还伴随着村庄社会基础和农民价值基础的变动。所以我们需要寻找新的解释路径,从农民的意义世界和价值取向着手来探讨代际关系的变动及其对家庭养老的影响。有学者运用农民价值基础理论分析了农村代际关系(贺雪峰,20O9),农村老年人自杀(陈柏峰,2OO9)和中国传统的孝道文化(管爱华,2009)。这些研究深化了对相关问题和现象的理解,构成了本论文重要的理论资源。
要从代际关系的角度考察家庭养老这个问题,要做两个基础性的工作,一是从农民的意义世界与价值取向的理想状态中描绘出代际关系的价值基础,以及在其指引下的理想的秩序形态;二是在理想类型的参照下,建立起代际关系的价值基础变化与家庭养老问题之间的逻辑联系。做好前一个工作是理解后一个工作的前提和准备,后一个工作是本文的关怀所在。
二、研究假设
长久以来,以代际反馈为特征的家庭养老都是我国社会中最为基本的养老模式,它在中国传统社会中具有重要的功能:于国家,内含于它的孝道成为一种深入的治理国家的意识形态;于大众,它不仅圆满地解决了个人晚年的生计问题,还在某种程度上实现了个人得以安身立命的生存意义。惟其如此,自近代以来,孝道等虽然时遭贬抑,但是家庭养老的模式却绵延不绝地存续至今。显而易见,一个文化模式如此有生命力,必有其契合中国独特社会结构的某些特质,而它在当下面临问题又说明其所内含的特质已经瓦解,或者至少已经松动。所以,厘清这一养老模式的生长脉络,在此基础上尝试解释当下农村的家庭养老问题,有利于从一个新的角度深化对问题的认识。
家庭养老可以从家庭代际关系的角度来理解。早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潘光旦先生就研究过与养老问题有关的家庭制度方面的问题,认为用权利和义务式的契约观念来理解家庭中的父子关系和夫妇关系,是西方伦理的一个独特部分。但在中国社会里,“权利义务之说,用于社会尚无大害,用于家庭则颇有难堪者”。“中国的父母对于子女应为之事,是为了了却心愿,而子女奉养父母,与父母之受其奉养,亦未当作责任或权利观”。所以,中国社会维系家庭养老模式运行的,不是西方社会的权利义务观念,而是情感的流露和亲情的联络(潘光旦,1993)。潘先生把养老问题与中国人生活的价值和意义等问题联系起来。沿着这样的思路,费孝通先生在讨论中国社会里亲子关系中子女对父母赡养的问题时提出了“反馈模式”这一理论:代际关系在西方是“接力模式”,在中国则是“反馈模式”,两者之间的区别就在于前者不存在子女赡养父母的义务(费孝通,1982)。在这样一副图景里,父慈子孝,代际之间在抚育和赡养等方面表现出超经济的付出和反哺。作为解决中国社会中养老问题的制度安排,家庭养老模式必然是根植于中国社会的文化传统的,必须将其放置于“乡土中国”的场域中来理解,系统的考察支撑它的社会设置。
在传统中国社会里,社会的基本结构和功能单位是家族,而不是个人,家族是经济生活和社会生活的核心,其保护、延续、和谐及团结非常重要,因而形成了中国人凡事以家为重的家族主义(杨国枢,2005)。梁漱溟(2005)认为家庭本位是一个文化差异的问题,西方社会重视集团生活,中国社会重视家庭生活,而中国人的性格和社会行为特点是与中国重视家庭生活分不开的。家族主义或家本位成为概括中国人价值取向时普遍使用的一个概念。这种家族主义的价值取向在中国家庭里表现为父子关系为主导的纵向家庭关系,并常以香火这一象征形式表现出来。一个男人就是家族血统链条上的一环,以父子关系为轴心组织起来的纵向式家庭成为一种相对普遍的家庭模式,在这种模式下,父母对子女的无私奉献和儿子对父母尽孝都是出于家庭延续的价值追求。人们供养父母就像供奉祠堂里的祖先一样,这实际上是把父母早点升格为祖先,把父母当作活祖宗来供奉了(李亦园,2002)。家族绵延在中国人的心目中是一个永远不可改变的“情结”,正是这样的情结使得他们永远不忘自己对儿孙的责任 ,而这恰恰是中国式的家庭养老得以在城乡实现的前提,也构成了中国城乡家庭代际关系的特色(杨善华、吴愈晓,2002)。因而,以家庭延续为核心的价值成为中国人安身立命的根本的价值取向之一。
家庭养老就是中国人家庭纵向联系的价值链条中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家庭养老的行动和过程具有了实现个人终极性价值的功能。它是通过世代相继的 “延续香火”和 “光宗耀祖、慎终追远”等前后连贯的活动来实现的。在这样一个父系连续统里,生养儿子就具有了特别的意义,“养儿防老”成为均衡社会成员世代之间取予的中国文化特质。同时,通过祖先崇拜仪式,活着的人获得人生的体悟,从而培养起子女们的孝心和孝道。
中国人的这种家庭延续的价值取向成为支撑家庭养老模式持续运行的意识形态和价值基础。然而,伴随着市场经济大潮的涌动,这种家庭延续的价值取向在当下正不断遭受冲击,家庭延续的价值观念受到科学和唯物史观的正面批判,逐渐与落后、迷信和愚昧等负面价值划上等号而处于失调的状态。这样,作为家庭养老价值基础的家庭延续的观念对年轻一代不再具有吸引力,已经不能为他们的养老行动提供终极性的动力支持和合法性的来源,家庭养老正在失去价值支撑的家庭养老面临巨大困境,农村老年人的养老生活状况堪忧。由此提出相应的研究假设是:
假设1:子代的祖先崇拜观念表现越强烈,其对老年人的支持会越多,老年人的养老生活状况就会越好。
假设2:子代的传宗接代观念表现越强烈,其对老年人的支持会越多,老年人的养老生活状况就会越好。
三、变量的测量及资料收集
(一)变量
本研究涉及如下一些变量,对这些变量的测量及赋值情况如下:
1.因变量:老年人家庭养老生活状况
在所有关于老年人养老生活质量的指标中,老年人的主观感受却是一个最终的指标(姚远,2005)。无论处于何种条件下,老年人都有一个自己认定的对生活状况的主观评价。所以本研究选择老年人对自己养老生活的主观评价作为因变量。
养老包含三个方面的要素,即养老的经济支持、照料支持和心理支持(穆光宗,2002)。在本研究从老年人的主观评价入手将农村老年人的家庭养老状况以上述三个方面来操作化:经济收入状况自评情况、代际互动状况自评情况和精神状况自评情况。为了直观地看到农村老年人养老生活的总体情况,笔者将这三大层面的生活状况最终合并成一个新的变量,即老年人养老生活总体水平来进行分析。即将以上六个指标依其取值由低到高分别赋予1、2、3、4、5分,从而生成一个新的变量:农村老年人养老生活总体水平,为定距变量。
2.自变量:家庭养老的价值基础。指的是子代在家庭延续这一价值取向上表现出来的心理和精神状态。
传统中国人在家庭延续这样的价值追求下来安排自己的生活,而祖先崇拜和传宗接代就是中国最重要的带有宗教意味的观念了(李银河,2003)。家庭延续可以分解为祖先崇拜的态度与行为和传宗接代的态度与行为这样两个维度的内容。祖先崇拜有很多复杂的仪式,包括对祖先的祭祀和续谱等活动。本研究选择家庭重大事情发生时的祭祖情况和家谱重要性评价来对农民的先崇拜的态度和行为进行测量。均采用五级测量,为定序变量。人们的生育意愿和生育偏好可以衡量其传宗接代的态度和行为。因而本研究选择生育偏好、未生男孩的压力和一胎为女孩而放弃二胎的情况这三方面来对农民的传宗接代情况进行测量。其中生育偏好为定类变量;其他两个变量采用五级测量,为定序变量。
3.控制变量
许多研究都认为老年人的物质资源或自立能力的缺乏,是决定亲子间资源流动的一个因素 (Hermalin, 1995; Yean-Ju Lee, 1994)。因此,所以将老年人过去一年的可支配收入作为控制变量引入模型。老年人的年龄与其健康状况是有联系的,这会对其养老生活产生影响, 所以控制变量中也包括了老年人的年龄。此外,本研究还引入了老年人的性别、婚姻状况等作为控制变量。
(二)资料收集
本研究选择江汉平原农村作为研究的区域。研究总体是江汉平原60岁及以上的居住在农村的老年人及其子女。采用多阶段随机抽样的方法来选择调查对象。具体方法是,首先,确定仙桃、当阳、云梦和京山四个地区为抽样点;其次,在四个地区各选择一个乡镇;再次,以行政村为抽样单位,采用简单随机抽样的方法在个乡镇随机抽取三个村;最后,以村民小组为抽样单位,从每个村里随机抽取三个村民小组。这样,这些村民小组里的六十岁及以上老年人(一对老年人夫妇中只选择一个人)及对应的一个儿子(或媳妇)就构成了调查样本,其中对多子女的老人按采用简单随机抽样选取一个儿子(或媳妇)。调查后所得有效父母样本为393人,子女样本也为393 人,共786人。
资料收集由笔者和调查员(共9人)完成,考虑到农村调查的复杂性,比如农村中老人不识字,文字理解和表达能力有限,所以在实际的调查过程中,采用访谈式问卷的方法来收集资料。同时在调查地区做驻村调查,从跟其他村民的访谈来印证所填问卷资料的可靠性,修正调查中的一些错误,保证资料的质量。
就资料分析方法而言,本研究主要采用定量分析方法。即把通过问卷搜集的资料运用SPSS17.0统计分析软件做定量的处理和分析,从而得出研究结论。
四、数据与分析
(一)老年人家庭养老生活状况
有效样本的老年人养老生活总体水平平均得分为13.43分,标准差为5.118。将老年人养老生活总体水平的总和分值划分成不同等级的取值区间,由于该变量的取值范围在6-36之间,因而就以6分为一等级,共分为“很低”、“较低”、“一般”、“较高”、“很高”五个等级,表1对这一综合变量的统计结果进行了说明。从表1中可以看到,有84%的被访者的老年人养老生活总体水平处于“很低”和“较低”的水平。因此,我们可以初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即农村老年人的家庭养老生活状况堪忧。
表1 老年人养老生活总体水平的描述统计
|
老年人养老生活总体水平 |
有效个案数 |
有效百分比(%) |
|
很低 |
178 |
45.3 |
|
较低 |
156 |
39.7 |
|
一般 |
48 |
12.2 |
|
较高 |
11 |
2.8 |
|
很高 |
0 |
0 |
|
合计 |
393 |
100 |
(二)家庭养老价值基础的变化及影响
为了考察子代价值层面的变化情况对老年人养老生活状况的影响,下面以老年人养老生活总体状况为因变量对研究假设中的自变量进行多元回归分析,分析采用的是逐步回归法。多元回归分析要求所有变量都是定距变量,所以在将这些变量纳入回归方程前,对相关变量做了处理。具体而言,因变量老年人养老生活总体状况是定距变量。在自变量中,以男孩为参照将子代的性别偏好这一变量换为2个虚拟变量;以非常大为参照将子代未生育男孩的压力换为4个虚拟变量;以每次都会为参照将子代在遇到重大事情时向祖先汇报频率换为4个虚拟变量;以非常重要为参照将子代对家谱的评价换为4个虚拟变量。将这些变量纳入回归方程中,得到的统计分析结果见表2.
表2 子代价值层面状况对老年人养老生活状况的多元回归分析结果
|
模型 |
非标准化回归系数B |
标准差 |
标准回归系数Beta |
t |
显著度 |
容忍度 |
方差膨胀因子 |
|
(Constant) 只生一孩性别偏好 (参照组:男孩) 男女无所谓 家谱重要性评价 (参照组:非常重要) 不太重要 老人婚姻状况 (参照组:未婚) 丧偶 老人过去一年可支配收入 |
13.404 -1.683 -2.555 -2.094 0.001 |
0.545 0.644 0.472 0.560 0.000 |
-0.116 -0.242 -0.183 0.410 |
24.591 -2.611 -5.417 -3.742 8.453 |
0.000 0.009 0.000 0.000 0.000 |
0.972 0.957 0.800 0.812 |
1.029 1.045 1.250 1.231 |
|
R=0.557 R2 =0.311 调整R2 =0.303 F=40.572 Sig=0.000 |
|||||||
从表2可以看出,在控制其他变量后,对老年人养老生活总体状况这一变量有影响的变量有“子代如果只生育一孩时的性别偏好”、“子代对家谱重要性的评价”、“老人婚姻状况”和“老人过去一年的可支配收入”,其他的变量没有通过检验。整个回归模型的方差检验值 F 为 40.572 ,显著水平为 0.000,说明回归模型从总体上来看具有统计学意义。修正后的决定系数为0.303,这说明纳入回归模型的这些变量在老年人养老生活总体状况上具有 30.3%的解释力,也就是说回归模型对老年人养老生活总体状况具有一定的解释力。从纳入回归模型的自变量来看,代表子代价值层面状况的4个变量里只有“子代如果只生育一孩时的性别偏好”和“子代对家谱重要性的评价”这两个被纳入,其他两个变量没有通过检验。这说明假设1和假设2都得到了初步的验证。
表2的数据显示,子代在只生育一孩时表现出无明显性别偏好对因变量有影响,其标准回归系数为-0.116;对这一数据的解释是,在其他变量不变的情况下,相对于只生育一孩时,子代表现出男孩倾向,子代表现出无明显性别偏好的,其对老年人的支持会较少,老年人的养老生活总体状况就会更差。表2的数据还显示,子代对家谱重要性的评价对老年人养老生活总体状况有影响,其标准回归系数为-0.242。对这一数据的解释是,在其他变量不变的情况下,相对于认为子代认为家谱非常重要,子代认为家谱不太重要时,其对老年人的支持会较少,老年人的养老生活总体状况会更差。这两方面的情况都说明,子代价值层面的变化对老年人的养老生活总体状况的有影响,即子代在祖先崇拜和传宗接代方面表现越弱,则其对老年人的支持越弱,老年人的养老生活状况越差。
但是从统计分析结果的结果来看,代表子代祖先崇拜和传宗接代观念的另外两个变量未通过检验。原因可能在于对祖先崇拜和生育偏好的操作化的问题。就实地调查的情况来看,在当前农村社会中祭祖观念已日益衰落,然而却并没有完全消失,这种复杂的情况使得对它的测量非常困难,而子代在遇到重大事情时向祖先汇报这个问题只是众多可能的测量中的一种,它有可能无法很好的反映子代祖先崇拜的实际情形。未生育男孩是否有压力这一问题是考察未生育男孩而受到环境压力大小,就实地调查的经验来看,在村庄日渐陌生化的情况下,村落文化和舆论对人们行为的制约有限。所以这一指标相对于直接询问人们的生育意愿这样的指标而言,它的信度和效度相对要弱一些。
就多元回归分析的结果而言,子代价值层面的变化确实影响着老年人的养老生活总体状况。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非常复杂。进入二十世纪以来,随着环境的变化,传统家庭制度难以适应现代社会的要求,家庭的神圣特征逐渐消逝。父权和族权成为了被革命的对象,族产被没收,祠堂被拆除,祖宗墓地被毁,家谱被烧,这些都削弱了祖先崇拜的思想和物质基础。市场经济的到来,村民大都走出世代生活的村庄,宗族血缘关系在人们的生活中逐渐淡化,观念系谱意义上的房“只存在于系谱上的概念认同而已,于实际社会生活中已失去团体组织的重要性”(陈其南,1990)。随着村民见识的增多,祖先崇拜的神圣外衣逐渐被剥除,祖先崇拜正逐渐走向衰落。
养老本是中国人的神圣职责,但在年轻一代农民价值取向发生重大变化的背景下,家庭养老模式在农村社会中遭遇到很大的困境。也就是说,农村出现养老问题的根本原因就在于年轻一代农民价值观念的变化,即他们在祖先崇拜和传宗接代等价值取向上不如传统中国农民那样执着,他们过多的关注于现世的生活,家庭养老模式的价值内核已经逐渐被掏空,而失去了价值意义和文化内含的家庭养老也必然沦为一种行为模式,老年人的养老生活也不可避免的要大受影响了。
五、结论与讨论
本研究利用问卷调查的资料,对农村老年人家庭养老的状况进行了初步的描述,并对影响农村老年人家庭养老状况的原因进行了探讨。研究结果表明,农村老年人家庭养老生活状况令人担忧。从对农村老年人家庭养老生活总体水平的多元回归分析结果来看,子代价值层面的变化确实影响着老年人的养老生活总体状况。因此,当前农村出现严重的养老问题并不仅仅是养老资源匮乏的结果,更是农村代际关系内含的价值失调的结果。即家庭延续的价值取向已经很难为家庭养老提供终极动力支持,家庭养老作为一种超经济的伦理性行为的特征正在消失,这是当前农村社会出现严重的家庭养老问题的根本症结所在。
本研究难免存在一些研究局限:第一,变量测量的问题。由于定量研究的操作化要求,笔者只能将原本十分复杂、内涵十分丰富的概念转化为若干具体的、相对简单的测量指标。这些指标的选择以及指标数目的确定,既受到研究者学识水平的影响,也受到研究所拥有的人力、物力和时间等客观条件的制约。并且,对某一文化现象给予定量的测量本身就是非常困难的。因此本研究的操作化及分析手法只是众多可能的途径中的一种。第二,地区性样本的缺陷。本研究的研究区域是江汉平原农村地区,抽样的范围就是江汉平原,所以本研究所使用的是一个地区性样本。江汉平原农村的调查资料所得出的结论在多大程度上能够推论到中国的其他农村地区,恐怕就超出了本研究的范围。
参考文献:
[1]姚远.中国家庭养老研究[M].北京:中国人口出版社. 2001:50-57.
[2]郭于华.代际关系中的公平逻辑及其变迁[J].中国学术.2001(4).
[3]王跃生.中国家庭代际关系的理论分析[J].人口研究.2008(4).
[4]王跃生.中国家庭代际关系内容及其时期差异[J].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2011(4).
[5]陈皆明.中国养老模式:传统文化、家庭边界和代际关系[J].西安交通大学学报.2011(6).
[6]张友琴.城市化与农村老年人的家庭支持[J].社会学研究.2002(5)
[7]王树新.社会变革与代际关系研究[M].北京: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004.
[8]杜鹏、丁志宏、李全棉、桂江丰.农村子女外出务工对留守老人的影响[J].人口研究.2004 (6)
[9]姚远.对中国家庭养老弱化的文化诠释[J].人口研究.1998 (5)
[10]贺雪峰.代际关系论:兼论代际关系的价值基础[J].社会科学研究.2009(5).
[11]陈柏峰.代际关系变动与老年人自杀——对湖北京山农村的实证研究[J].社会学研究.2009 (4).
[12]管爱华.新中国成立以来农民本体性价值的变迁[J].探索与争鸣.2009 (10).
[13]潘光旦.中国之家庭问题.潘光旦文集(第1卷) [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134.
[14]费孝通. 家庭结构变动中的老年赡养问题[J].天津社会科学.1982(3).
[15]杨国枢.中国人的心理[M].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5:93.
[16]梁漱溟.中国文化要义[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43-69.
[17]李亦园.李亦园自选集[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2:161-162.
[18]杨善华、吴愈晓.中国农村的社区情理与家庭养老[M]//中国社会工作研究(第一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
[19]姚远. 非正式支持的理论与实践:北京市老龄问题应对方式的再研究[M]. 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05:1-3.
[20]穆光宗.家庭养老制度的传统与变革[M].北京:华龄出版社.2002:16-17.
[21]李银河.生育与村落文化•一爷之孙[M].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 2003:122.
[22]陈其南.家族与社会——台湾与中国社会研究的基础理念[M].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90:188.
[23] Hermailin, Albert I. Aging in Asia: Setting the Research Foundation. Asia-Pacific Population Research Reports. East-West Center. 1995(4).
[24] Yean-Ju Lee. Sons, Daughters, and Intergenerational Support in Taiwan. The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994.99(4)
The Value Foundations of the Inter-generational Relations
and Its Influence
——an interpretation about the problem of the family support for the elderly in the rural area in Jianghan Plain
Fan Cheng- jie
(Department of Sociology, HUAZ, Wuhan, 430070)
Abstract: The article quantitatively described the situation of the family support for the elderly in the rural area, and discussed the reason of the predicament in the family support for the elderly in the rural area according to questionnaire survey data. The cause of the current old-age problems in rural areas is not the result of the lack of resources, but the result of the disorder of value and the decline of filial piety. The study found that, the living condition of the elderly in rural areas in Jianghan Plain is worrying; the elderly got the limited support from the descendants.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cultural ideal of family continuity has been very difficult for providing the ultimate support to the family support for the elderly. Family support for the elderly thus transits from a supra economic action to an equal exchange action as same as market economy. That is the root of the problem of the family support for the elderly in countryside.
Key words: family support for the elderly inter-generational relations
value foundations
※基金项目:本文是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我国农村养老保障问题调查研究”(10ASH007);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湖北农村家庭养老问题的影响因素及对策”(项目批准号2009BQ055);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项目“社会转型背景下的农村养老问题研究”(11YJC840010)的阶段性成果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