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10月,哈佛大学著名政治学者裴宜理(Elizabeth J.Perry)出版了新书《安源——发掘中国的革命传统》(Anyuan–Mining China’s Revolutionary Tradition),讨论中国共产党如何通过文化动员维护其政治合法性。在采访中,裴宜理表达了如下观点:
一、“爱国主义和革命传统相结合”
事实上,国民党也曾试图进行文化动员,但他们并不成功。这大概与国民党和共产党领导阶层的社会背景有关。共产党与国民党的早期成员大多来自上层社会,这一点是相似的;但国民党大多来自于城市上层阶级,而共产党却有很多人来自农村上层阶级。共产党领导人的农村背景使他们更容易与农民进行有意义的交流。例如在安源,绝大部分工人来自农村,他们也常常回到农村;显然,共产党领导人的农村背景对其动员和宣传工作很有帮助。
毛泽东逝世之后,几乎所有政治学家都认为中国政治体制会迅速崩溃,然而这一切并未发生;甚至在苏联解体之后,中国共产党的统治依然延续了下来,并带来了迅速的经济发展。这是亟待解答的问题:为什么中国共产党能做到这一点?一方面,革命传统的不断动员是中国共产党独特的能力,另一方面它也是其合法性的重要来源。
尽管在中国,对于革命传统本身的界定是非常模糊的,但这并不妨碍共产党在国家治理中对于革命传统的运用和援引。利用革命传统来进行爱国主义或民族主义动员,目前主要以爱国主义教育的形式进行,但也可以追溯到共产党早期的动员策略。1990年之后的整个爱国主义教育都是在利用革命传统。在中国,将爱国主义和革命传统结合是很容易的,因为革命传统本身就是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的——是革命让中国摆脱了日本和西方列强的侵略,重新获得了国家主权独立。目前中国领导阶层是不可能否认革命传统的重要性的,因为这意味着从根本上削弱政权合法性。
二、“将自身塑造为儒家传统的继承者”
国民党的确在口头上谈论许多儒家理论,但他们更多将儒家思想作为一种道德资源来进行道德动员;相比之下,共产党进行的是情感动员。如何将知识分子的领导与工农群众结合起来,是所有革命都必须面对的问题,也是中国革命中的重要特点。共产党同样利用儒家思想,但他们会将其与民间文化相结合。在安源,毛泽东和李立三的穿着都像是传统的儒家知识分子,这一开始曾令工人们目瞪口呆,因为从未有知识分子来到工人中间。李立三的父亲是传统儒家精英——秀才;李立三自己也精通中国文化。抵达安源时,他用漂亮的文言文和书法写了一封信,要求在当地开设学校;安源所在的萍乡县县长是一个十分保守的中国文人,他对此大为赞叹。李立三在安源与红帮关系紧密,这个秘密社团是天地会网络的一部分;他与红帮领袖见面,并得到他的支持。同时,李立三也运用了许多宗教元素。例如在试图召集工人加入工人俱乐部时,他让红帮成员抬着一顶轿子,但里面放的不是神明,而是大胡子马克思的塑像——他懂得利用传统方式宣传新思想。他还让红帮成员舞着狮子招摇过市,工人们都很兴奋,以为能从他这里学习武术;但舞狮者告诉他们:我们的老师是李立三,他能教给你们比武术更有用的知识。因此,李立三不仅在利用精英儒家资源,也同时在利用大众民间文化。相比之下,蒋介石试图利用精英儒家文化,但只局限在道德领域;而共产党更成功地将这些结合起来,动员了人们的情感。直到今天,中古的传统文化仍在为共产党所继承,他们通过各种形式证明中国共产党与中国传统文化之间有深层联系。
三、“大部分抗争是在既有体制下争取自身利益”
目前在中国社会所发生的一些民众抗争事实上并不能反映出公民与国家之间的新型关系,也不是一种权利意识。这是一种“规矩意识”,即政府设立规矩、民众理解规矩,在规矩的限制之内争取最大利益。民众选择通过抗议、上访等手段来争取利益,这并非对权利的觉醒,而是对政治规则的理解;他们并没有挑战政治规则,而是试图在其限制之下获得最好的结果。
本文节选自政见系列访谈:裴宜理——对革命传统的不断动员是中共的独特能力
(作者简介:裴宜理,现任哈佛大学政府系讲座教授、燕京学社社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