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如何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国内理论界多数学者主张要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有秩序、有步骤、渐进式地进行,强调从中国国情和实际出发,不照搬西方的政治模式。 多数学者认为,中国政治体制改革与经济改革不同,成本最小的政治改革方案依然是自上而下的改革。如高放提出,中国政治体制改革不仅要继续碎步前进,而且还要加快改革步伐,不能照搬西方模式,但是必须尽快从体制内由三小步(党内民主、党际民主、人民民主等方面的积极探索)迈出三中步(各级领导人由差额民主竞选产生等)、再迈出三大步(如实行党代会年会制和常任制,建立能监督各级党委的监督制度,制定《政党法》,实行党政分开等),这样才能取得政治体制改革全面成功。(31)周天勇主张,“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应立足于中国国情,主要还是从促进经济发展和保证二元结构社会安全稳定转型的角度来考虑。”(32)李君如强调稳步推进中国“政改”必须注意把握好三个问题,即“坚持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和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出发”,“坚持全面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建设的相互关系”,“坚持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发扬理论联系实际的马克思主义学风,注意分析解决民主政治发展中的实际问题”,“要特别注意破除高度集权、排斥民主和把民主与集中对立起来、把民主与无政府主义混淆起来的错误观念;破除把人类政治领域成果一概视为资本主义性质、排斥有益成果的僵化观念和把民主等同于西方的多党制、两院制的错误观念。”(33)孙立平把当今中国社会关于改革的思路概括为四种:第一是在一定意义上向旧体制的复归,第二是“深化改革”或“改革攻关”,第三是定型现有体制,第四是融合公平正义与普世价值。他认为前三种都不可行,强调对原来的改革进行系统的反思,形成新的改革思路和设计。(34) 宋鲁郑认为,与定期换人换党的西方制度模式和既不换人也不换党的阿拉伯制度模式相比,定期换人但不换党的中国模式表现最佳。基于中国的政治文化传统和国情,以及其他国家民主转型的高昂代价,“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是没有榜样的。中国可以借鉴,可以创新,但却不能模仿”,“假设我们仍然要把西方的制度模式作为政改的方向,中国这种超大规模的国家所付出的代价是无法想象的”。(35) 当然,渐进式改革论者尽管主张在现有大的体制框架内进行改革,并以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为目标,但并不一概排斥西方民主政治的有益经验,仍然主张吸收和借鉴西方政治文明的优秀成果。 在西方理论界,关于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路径主要有三种观点。第一种观点在上世纪90年代以前较为流行,西方学者大多认为,中国的民主转型会是非中共主导的“政改”过程,中国最终将通过暴力、激进的路径走向民主,就像苏联东欧的多数前社会主义国家一样。随着中国自上世纪90年代以后经济转型的巨大成功,越来越多的西方学者不赞同中国会通过暴力或激进手段实现民主转型的观点,相反他们认为中国将通过和平、渐进的方式走向民主,虽然这种“民主”仍然是所谓的非中共主导的自由主义民主。这就是所谓的“和平、渐进的民主转型”。 第三种观点是中共主导的民主政治。随着中国的和平崛起和国际影响力的提升,研究中国发展经验包括政治发展经验的西方学者越来越多。这些学者认为,中国通过扩大协商,能够在有限的政治竞争条件下审慎和渐进地推进改革,通过多种路径发展中共主导下的中国特色民主政治。如美国发展政治学者塞缪尔·P.亨廷顿(Huntington Samuel P)在对发展中国家的政治进程研究后发现,“处于现代化之中的政治体系,其稳定取决于其政党的力量”,“一个强大的政党能够以一个制度化的公共利益来取代四分五裂的个人利益。能够为超越狭隘地方观念的效忠和认同奠定基础,成为维系各种社会力量的纽带”,(36)由此他认为中国共产党在中国政治发展中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澳大利亚学者何包钢(Baogang He)认为,“社会主义的宪政,不同于自由主义的宪政”,“选举民主和协商民主完全是互补的”。(37)“建立一个宪政体制,并非一定要采纳联邦制下的二院制”,“中国的协商民主,要么与地方人大制度相联系,要么与政协制度相衔接。这种体制内的协商民主固然也有缺点,但比澳洲体制外的协商民主实验也有其优势”,“中国民主化战略可基于中国传统的协商政治,以发展地方领域的民主协商政治为切入点。例如,发挥人大和政协的审议能力,建立基层民主协商政治。这样既可避免大规模民主化的风险,又为消除或减少社会冲突提供了一种操作性强的方法和程序。基层政协在推进协商民主中已发挥了不少作用”(38)。约翰·威廉姆森(John Williamson)曾提出“华盛顿共识”的概念,认为未来会是一个每个国家都实行市场机制、采取同样的政治模式的大同世界。美国学者乔舒亚·库珀·雷默(Joshua Cooper Ramo)则主张以“北京共识”取代“华盛顿共识”,认为“华盛顿共识”背离了历史经验,而“北京共识”更符合世界的真实情况,因为它承认国情不同、初始起点不同会带来结果的不同,认为国际社会存在各种差异模式,而非仅有单一模式。(39)
五、“政改”的前景
国内理论界认为,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可能有三种前景(40):一是领导自觉主动逐步改,由小改进而中改、大改,最终实现社会主义民主;二是不自觉被动逐步改,在倒逼中进行政治体制改革,改革成本相对较大;再就是只在口头上讲改,实际上不改或只限于小改,最终会引起社会动荡。如周天勇执笔的《从经济发展角度思考和设计政治体制改革》报告,对“政改”前景持乐观态度,认为“就中国来看,抛开意识形态不讲,我们在一个三十年左右,甚至更长一点时间中,可能还是要实行适度集中的政治体制与较为分散的经济体制搭配的模式”。他预料在“30年,甚至更长时间”以后,“在一个国家实力较强、人民较为富裕的基础上,让我们的后代们去按照他们的物质文明和政治文明需要,依靠他们的政治智慧,去选择他们更加满意的社会主义政治体制”。郭巍青认为“可以从一个乐观的角度来看待”“政改”,“但是也有悲观。因为现在改革的条件变化太大了,这个条件的变化主要就是整个社会利益的板结化。权力和市场形成非常强大的联盟,这一联盟只有维护现有利益格局的动力,没有进一步改革的动力,更没有改革的方向可言。从这个角度看就令人有点忧心”。(41)虽然国内学者对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可能面临的阻力和风险具有较充分的估计,但是绝大多数的观点认为,中国渐进式的政治体制改革模式不但具有合理性,而且具有可行性,因此中国能够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建成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如李君如认为,“中国人在经济上能够创造出令世人瞩目的奇迹,在政治上也同样能够创造出既顺应时代发展的进步潮流、又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民主政治体制”(42)。 关于中国民主化的可能性,苏珊·奥格登、默里·斯科特·坦纳、加茂具樹等西方学者均持肯定态度,因为民主是一种普世价值,而且中国已经出现了民主化的迹象。(43)具体到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前景,西方学者主要有三种观点: 一是民主转型。这种观点认为,中国将通过激进或渐进的方式进行自由主义的民主转型。其中一些学者对中国经济和政治发展的认识过于简单化,认为中国经济改革必然带来政治自由化和民主化(44)。 二是不会发生重大的变化。尽管中国共产党面临着许多挑战,但是中国共产党成功地应对和适应了这些挑战,能够继续执政下去,因而中国的政治制度不会发生诸如崩溃或民主化等之类的重大变化。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中国的政治会停滞不前”,因为“中国存在的政治和社会上的动力正在发挥作用”。中国通过扩大协商,在有限的政治竞争条件下审慎和渐进地推进改革,正在形成一种新型的政治体制:“兼收并蓄型国家”(eclectic state)。(45)日本学者角崎信也认为,中国群体性事件频发,却未导致像中东、北非等阿拉伯国家那样的持续动荡,原因在于中国政治体制独有的弹性。(46) 三是走向非自由主义的民主。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一些西方学者开始从理论上讨论中国在共产党主导下走向非自由主义民主的可能性。在他们看来,一切政治都是地方性的,因而没有中国特色的民主就不是中国的民主。就中国未来的非自由主义民主政体而言,它可能是“党政民主”(party-state democracy)、“合宜的民主集中制”(decent democratic centralism)或者“法治的宪政”(rule of law constitutionalism)(47)。在这种体制下,人民的影响在政治体制中将越来越强和有效。因此,中国政治改革的目标将是“党政民主,即在一个不可能受到其他政党挑战的一党制框架内实现人民的有效权力”(48)。如沈大伟认为,中国不会走向西方的多党民主竞选制度,一党制国家能够通过满足不同群体的需要来重新合法化自身,而且各种社会经济问题和紧张并没有对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构成尖锐的威胁。(49)
六、结语
综上所述,国内外理论界虽然在持论依据上存在一些差别,但在中国“政改”的必要性上无疑具有广泛的共识。虽然国内一些学者主张照搬西方民主模式,但历史证明,这种罔顾国情的浪漫主义“政改”主张并不符合中国的实际。中国只能从自己的国情出发,在现有政治制度框架内,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走渐进式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发展道路。 国外理论界由于对中国的认知、情感和观察问题角度的不同,对中国“政改”得出不同甚至完全相反的结论和判断,是可以预料的。虽然一些西方学者出于各种原因,要么无视中国民主政治发展的基本成果,要么机械地以西方民主政治模式来检视、衡量中国“政改”的成就,但是,中国充满勃勃生机的政治发展实践已经对此进行了有力地回击。虽然囿于语言局限,本文未能对有关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研究的俄文、法文等资料加以系统梳理和总结,因而不免有所缺憾,但是我们认为,文中所述西方理论界关于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一系列观点,大体涵盖了西方学者的不同理论见解,基本代表西方理论界的主流认识。通过对上述西方学者理论观点的全面梳理和分析,我们会发现,历史地审视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政改”探索,强调中国政治发展的独特性、肯定中国“政改”基本成就和中国共产党在“政改”中的主导作用的西方学者越来越多。基于中国的政治发展实践,世界上并非只有一种民主模式的观点也得到更广泛的认同。这一事实使人们有理由相信,中国渐进式“政改”模式有利于保持国家政局稳定、增进人民团结、改善人民的生活和促进生产力持续发展,因而不但符合中国的实际和具有光明的前景,而且对发展中国家的政治发展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伟大探索,坚持把政治体制改革与经济体制改革结合起来,把发展民主与健全法制结合起来,把扩大党内民主与发展人民民主结合起来,把民主选举与民主协商结合起来,把党的领导与人民当家作主结合起来,把坚持立足中国国情与吸收借鉴人类政治文明有益成果结合起来,把自上而下的改革与自下而上的改革结合起来,取得了显著成就,体现了鲜明的中国特色和时代特点。同时,这也是今后继续推进改革必须予以坚持的基本经验。 改革没有止境。当前,中国改革已进入深水区域和攻坚阶段,政治体制改革的任务还远未完成,“改革只能前进,不能停滞,更不能倒退,停滞和倒退都没有出路”(50)。必须从四个方面着力,继续向纵深推进中国特色政治体制改革进程:(1)扩大党内民主。进一步健全坚持民主集中制原则的领导体制,逐步改变权力过分集中的弊端,不断提高集体领导的制度化水平;建立健全党员民主权利行使和保障机制,推进党内民主政治生活的制度化、规范化;加强对党内权力的制约与监督,提高预防和惩治腐败能力。(2)扩大基层民主。继续推进民主选举制度改革,有序扩大人民民主的范围和深度。推进农村、社区等基层组织自治,完善基层民主管理制度,保证基层群众依法行使选举权、知情权、参与权、监督权等民主权利。(3)扩大公民有序政治参与。通过推进法治建设、培育和提高公民意识与能力、全方位和多层次拓宽参与渠道,提高公民有序政治参与的制度化水平,维护和实现公民民主权利。(4)推进行政管理体制改革。通过深化政府机构改革、转变政府职能、加强依法行政、强化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进一步创新政府管理体制,改善政府治理水平,提高政府施政效能。注释: ①本文认为,检验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成败得失和评价一种政治体制改革理论观点是否科学、合理,应坚持邓小平同志提出的三条标准:第一是看国家的政局是否稳定;第二是看能否增进人民的团结,改善人民的生活;第三是看生产力能否得到持续发展。 ②(32)周天勇:《建设一个民主和法治的现代化国家——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研究报告总论》,http://yyb0122.blog.hexun.com/11029497_d.html。最后访问日期:2012-03-21。 ③金太军:《新世纪中国政治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思考》,《江苏行政学院学报》,2001年第3期。 ④(18)(33)(42)李君如:《探索创新的30年: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回顾与前瞻》,《中国党政干部论坛》,2008年第6期。 ⑤袁金辉、陈安国:《当前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六大动力分析》,《广州行政学院学报》,2011年第3期。 ⑥Joseph Fewsmith, Generational Transition in China, The Washington Quarterly, Vol. 25, No. 4, 2002, p.34. ⑦(30)《日本学者谈对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观察与理解》,http://theory.people.com.cn/GB/49150/49152/8224217.html。最后访问日期:2012-04-18。 ⑧植田賢司:《中国にぉける経済発展の中での政治改革》,http://www.iima.or.jp/Docs/topics/2010/188.pdf。最后访问日期:2012-04-18。另:本文引用的日文资料,均由武汉市社会科学院科研人员李故静提供并翻译,谨致谢忱。 ⑨彭磊:《中国政治体制改革之阻力结构分析》,《理论与改革》,2001年第2期。 ⑩黄卫平:《试析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若干认识误区》,《社会科学研究》,1995年第4期。 (11)(24)(35)宋鲁郑:《政治体制改革:中国没有榜样》,《中国党政干部论坛》,2012年第4期。 (12)(25)(28)(43)吴晓云、吕增奎:《西方学者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政治的发展》,《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8年第6期。 (13)Thomas Bernstein, Unrest in Rural China:A 2003 Assessment, August 1,2004, see http://escholarship.org/uc/item/1318d3rx#page-1.最后访问日期:2012-04-17。 (14)Murray Scot Tanner, China Rethinks Unrest, The Washington Quarterly, 27:3,2004, pp. 138-146. (15)Andrew Wedeman, Win, Lose, or Draw? China's Quarter Century War on Corruption, Crime, Law and Social Change, Vol. 49, No. 1,2008,p.24. (16)王怀超:《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取得八大进展》,《领导广角》,2003年第6期;艾新强、秦位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民主政治建设的回顾》,《广西社会科学》,2000年第2期。 (17)林双川:《十六大以来中国“政改”走势》,http://www.fjsen.com/magzine/rmzt/2005/200503/20050333.htm.最后访问日期:2012-03-21。 (19)俞可平:《未来主要改革社会政治领域》,载http://www.infzm.com/content/51044.最后访问日期:2012-03-21。 (20)《转变政府职能进行机构调整改革》,http://news.sina.com.cn/c/2008-03-19/105115180412.shtml.最后访问日期:2012-03-21。 (21)李景鹏:《政治体制改革为什么滞后》,《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02年第3期。 (22)徐勇:《农民改变中国:基层社会与创造性政治——对农民政治行为经典模式的超越》,《学术月刊》,2009年第5期。 (23)(34)孙立平:《中国改革的四种思路》,http://www.aisixiang.com/data/detail.php?id=51999.最后访问日期:2012-04-19。 (26)托马斯·海贝勒:《关于中国模式若干问题的研究》,《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05年第5期。 (27)(45)David Shambaugh, China's Communist Party Atrophy and Adaptation, Woodrow Wilson CenterPress, 2008,p.9. (29)渡边直土:《現代中国政治体制にぉける正統性原理の再構成》,大阪大学中国文化フォ一ラ厶·ディスカッシヨンぺ一パ一No. 2011-05 (31)(40)](49)高放:《政改的探索与前景》,《南风窗》,2010年第12期。 (36)塞缪尔·P.亨廷顿:《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上海三联书店,1989年,第374~377页。 (37)何包钢:《在宪政社会主义论坛上的发言》,http://www.chinareform.org.cn/special/2012/05/headline/201203/t20120304_135758.htm,2012-03-04.最后访问日期:2012-03-21。 (38)何包纲:《从协商民主看政治协商会议》,《学习时报》,2010-03-19。 (39)李颖:《雷默:在“北京共识”下“共同进化”》,http://news.163.com/10/0504/10/65R54DFI00014AED.html.最后访问日期:2012-03-22。 (41)《学者称公民系政治改革重要参与者》,《时代周报》,2010-09-02。 (44)Roderick MacFarquhar, The Anatomy of Collapse, The New York Review of Books, September 26,1991, pp. 5-9. (46)角崎信也:《「群体性事件」と中国政治体制の「弾力性」》,http://www.jiia.or.jp/column/201202/23-Kadozaki_Shinya.html。最后访问日期:2012-04-18 (47)吕增奎:《变革、合法性与中国共产党的未来》,http://www.blqwdx.gov.cn/doc/dkwk/xjck/zggcd/2011_8_8/591009.shtml最后访问日期:2012-04-16。 (48)Brantly Womack, Democracy and the Governing Party: A Theoretical Perspective, Journal of Chinese Political Science, Vol. 10, No. 1,2005,p.26. (49)在十一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记者会上温家宝总理答中外记者问,http://politics.people.com.cn/GB/1024/17390354.html最后访问日期:2012-03-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