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科学报》:王朝政治是美国政治中一个十分特殊的现象。您是首位对该问题进行研究的学者,且著述颇丰。您当初为何决定研究王朝政治? 史蒂芬•赫斯(以下简称“赫斯”):我的本科专业是政治学,当时从未想到今后自己出版的第一本正式专著是关于美国王朝政治。这方面的研究源于从军时候的一次机缘。当时我作为美国军队的一员被派往德国,主要是处理一些政治性问题。晚上,我们会去名为“美国之家”的图书馆看书。有一次,我发现了一本美国国会传记,里面的故事令我感到十分诧异。在学生时代,我知道了诸如亚当斯、罗斯福等政治地位显赫的家族。从这本传记中,我惊讶地发现了更多闻所未闻的政治家族,这些家族的成员一代代任职于国会。我习惯性地对这些材料做了笔记和整理,待回国的时候已经整理了300多条。我发现还未曾有人就这方面做过专门研究,这虽然给我的工作增加了难度,但也让我干劲更足。通过梳理四个家族、三代人的历史和鲜为人知的故事,我的首部专著、厚达700多页的《美国政治王朝:从亚当斯到肯尼迪》(America’s Political Dynasties: From Adams to Kennedy)出版。事实上,肯尼迪家族从严格意义上讲并不能算真正的王朝贵族。 《中国社会科学报》:这一现象具体体现在哪些方面? 赫斯:美国王朝政治具体的表现为,“民主”选举中夹杂着政治贵族。例如,参议员名单中伊利诺斯州的史蒂文森(Stevenson)、路易斯安那州的朗(Long)、马萨诸塞州的肯尼迪、乔治亚州的塔马居(Talmadge)……众议员名单中纽约州的汉密尔顿•菲什(Hamilton Fish)、田纳西州的艾伯特•戈尔(Albert Gore)、俄亥俄州的克莱伦斯•布朗(Clarence Brown)、密歇根州的约翰•丁格尔(John Dingell)、佛罗里达州的保罗•罗格斯(Paul Rogers)、肯塔基州的布瑞科瑞奇(Breckinridge)、弗吉尼亚州的萨特菲尔德(Satterfield)、路易斯安那州的朗(Long),等等,还可以举更多例子。 或许,对政治家的孩子步入政坛我们不应该太过于诧异,换个角度思考,这不过是子承父业在政治领域中的表现罢了。不是有很多医生的孩子都去了医学院吗?毕竟,孩子在继承父亲的职业时较之他人更有优势。但无论如何,通过竞选产生的公职还是不一样的。我选取了17个家族进行探寻,试图写出有细节的故事。当然,很多材料很难寻觅。例如,在18、19世纪,人们往往会关注当选的政治家,对于政治家背后的女性却鲜有记录。她们在整个家族发展过程中扮演着同等重要的角色:她们既是政治家的妻子,也是下一代政治家甚至是国家总统的母亲。这其中有少量例外,约翰•亚当斯的妻子即约翰•昆西•亚当斯的母亲就是例外。在梳理这些家族的所有成员时,我还发现了另一个现象,即成为这些背负荣耀光环家族的后代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约翰•亚当斯的儿子中有成为总统的,却也有成为酒鬼并自杀的。这些情况在其他家族也并非鲜闻。 但是,政治家族的后继者也并非都选择从政,华盛顿、林肯、杰弗逊和杰克逊家族的后代都不选择从政。此外,政治贵族阶层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其流动性大。一些政治上的响当当的名字,如弗吉尼亚州的塔克家族(Tuckers)、纽约州的利维斯顿家族(Livingstons)和新泽西州的斯道克顿家族(Stocktons)等均悄无声息地退出政坛。他们的位置很快被政治新秀填补了。政治人选始终是开放的、流动的和自我更新的。 《中国社会科学报》:如何解释王朝政治这一现象? 赫斯:美国的宪法并不接受贵族一说。但是美国王朝政治的现象却可以追溯至殖民时代。从人数上看也相当可观,至今已有约700个家族的两名或者两名以上成员担任国会议员一职。即自1774年以来的1万名议员中,有1700位是来自这些家族的。 选民倾向于选政治贵族往往是因为他们本身已经十分富有,因此不大会窃取国家公共财富。然而,超级富豪往往对政治职位并不怎么感兴趣,但更常见的模式是他们将女儿嫁给政治家,或者是政治家族之间的联姻,如共和国参议员霍华德•贝克(Howard Baker)的妻子是共和国参议员埃弗雷特•德克森(Everett Dirksen)的女儿。 《中国社会科学报》:在当前美国政治中,政治贵族的倾向是加强了还是减弱了? 赫斯:这种现象依然在延续,但是我对此没有继续研究。大致而言,美国国会成员中,有约10%—15%的议员源于政治家族,即其父亲或(和)祖父也曾担任过议员。当然,这也就是说还有85%—90%的议员是源于非政治家族的。人们关心的往往是这10%—15%的群体是如何因家族的影响而得到更多政治地位的。
从当选日到就职日:美国总统忙乱的77天
《中国社会科学报》:在最近20多年间,您在政府和媒体研究方面也颇有建树,发表了一系列十分有影响的著作。首先来谈谈对政府的研究吧。我注意到,您在这方面也发表了一系列专著,它们普遍都获得很高赞誉,如《竞选礼节》(The Little Book of Campaign Etiquette,2000)一书获得美国国家出版俱乐部Arthur Rowse 奖。 赫斯:我1972年来到布鲁金斯学会后,开始了美国总统领域的研究。1976年,我出版了《打造总统班底》(Organizing the Presidency)。当时恰逢卡特当选总统,他对这本书很感兴趣,于是邀我担任他的顾问。这本书获得了很多赞誉与好评,甚至还被挑选为“月读俱乐部”(Book of the Month Club)的推荐书,这一切都完全出乎我的意料,对布鲁金斯学会出版的著作而言也是十分罕见的。毕竟,学会出版的通常是学术性专著,很少会受到如此广泛的社会关注。 我最近发表的关于总统研究的著作是2008年的《现在该做什么?》(What Do We Do Now? A Workbook for the President-Elect)。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我经历了数位总统的进进出出,对此也一直在研究。我发现,从当选日到就职日,只有11周的时间。在这短短77天内,要组建一个新政府,工作头绪繁多,内容十分复杂。总统在组织政府班子这一短暂时期,总显得很忙乱。对此,我基于以往各届总统的实践归纳出的一些经验,希望能为2008年当选总统的奥巴马提供一些建议。
“Newswork”理论开创美国媒体研究新领域
《中国社会科学报》:总统和政府研究方面的成功是否也为您研究美国媒体提供了帮助? 赫斯:由于《打造总统班底》的成功,我有更多机会去其他机构学习和研究。我选择了当时我们所称的出版界(press)这一领域,如今大家都称之为媒体(media)。在我刚开始涉入这一领域时,发现自己能找到的最新一本关于媒体方面的书是出版于1936年的。换言之,这一领域的研究几乎是一片空白,迫使我不得不创造自己的方法论。当今的媒体已然成为一个激动人心的庞大产业,传媒专业也有着数量可观的学生群体。这些年来我一直在从事该领域的研究,创建了“Newswork”理论,前后一共出版了6卷,最后1卷即将出版。首卷名为《华盛顿记者》(The Washington Reporters),于1981年出版,实际的研究工作始于1977—1978年。当时,我对华盛顿的记者做了一个大规模的学术调研,一共采访了450人。但是,这本书关注的并不是记者这个群体本身,而是新闻媒体这个行业。随后又陆续出版了另外几卷,包括媒体与政府的关系、媒体与国会的关系、美国对世界的报道以及世界对美国的报道。 《中国社会科学报》:您对近几十年来媒体的变化有何体会? 赫斯:世界一直在变,而且变化很快。20多年前,我没有想象到如今媒体的状况,对未来媒体会向哪个方向发展也不得而知。即将出版的这本书,是我对媒体方面研究的一个收尾之作,书名是《78年,华盛顿记者的变化》(78, What Happened to the Washington Reporters)。我和我的学生助手们,依靠网络和搜索引擎等现代化技术,寻找到那些曾经于1978年接受过我采访的记者们,并于2005年重访他们。最后,我们追踪到了其中的277位,另外约100位已经去世,还有约50位没有成功联系到。这本书的主题与之前的恰恰相反,我不再关注媒体行业,而是关注到了记者群体本身。我们从不同平台的媒体、男女性别、族群等各个角度对这些记者进行了归纳总结,探索了他们的职业生涯,追踪了他们的历史。该领域的研究同样也是前沿和新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