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辟杨墨的学理原因
孟子辟杨墨,称其“无父无君”,人所尽知。民国年间,有次宴会上,胡适高谈墨学,黄侃在一旁骂道:“现在讲墨学的人,都是些混账王八!”胡适一时面红耳赤。过了一会儿,黄侃又骂道:“便是适之(胡适字适之)的尊翁,也是混账王八!”胡适忍无可忍,正欲发作,黄却大笑说:“且息怒,我在试你,墨子兼爱,是无父也。你今有父,何足以谈论墨子?我不是骂你,聊试之耳!”,旁边众人哄堂大笑,胡适气得一时说不出话来。
孟子“无父无君”之论源出自《孟子。滕文公下》:“圣王不作,诸侯放恣,处士横议,杨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天下之言,不归杨则归墨。杨氏为我,是无君也;墨氏兼爱,是无父也。无父无君,是禽兽也。”说来孟子的这种批判方式,有失学者风度,带有人身攻击的意味。如此情绪化用语却是为哪般呢?
《孟子。尽心上》中有这样的解释,“杨子取为我,拔一毛而利天下,不为也。墨子兼爱,摩顶放踵利天下,为之。子莫执中,执中为近之,执中无权,犹执一也。所恶执一者,为其贼道也,举一而废百也。” 孟子认为杨朱子主张自私自利,墨子主张天下平等兼爱,而子莫子遇事折中,都是固执一端,不知权变,所以都是错的。这样的解释也让人摸不到头脑,连唐代大儒韩愈先生都感到莫名其妙,“儒墨同是尧舜,同非桀纣,同修身正心以治天下国家,奚不相悦如是哉?”
在西方思想史上,也有与此相似的一幕。伏尔泰是孔子的西方弟子,他主张天赋人权,宣扬人身自由、思想自由和信仰自由,认为私有财产是神圣的。他大胆地揭露天主教会和专制制度的弊端,反对等级特权和不平等现象。与他同时代的卢梭也反对专制,主张平等,他把自己的大作《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寄给伏尔泰先生,伏尔泰回信中的第一句话:“先生,我收到了您的反人类的新著,谨表感谢。”注意他对卢梭的思想定性为“反人类”。伏尔泰接着说:“从来没有人用这么多的才智来让我们变得愚蠢;读您的大作让人想爬在地上四足行走。不过,由于我丢掉这个习惯已有六十多年,我遗憾地意识到要重操旧习在我是不可能的……”。他对卢梭的思想的反感和批判持续一生。同样也是意气用语,有人身攻击之嫌。这又是为什么呢?
胡适提倡“尝试”,别人一说,特别是大人物一说什么,你就信了,那你还能有属于自己的思想吗?所以凡事要尝试,才能知真伪。科学需要尝试,那也就是实验,社会学也需要尝试。这种思想听起来很有道理,但不具有终极的真理性,比如一个人听说跳楼会死人,他就去尝试一下;听说触电会死人,他就去尝试一下,结果可想而知。古希腊有一个哲学家主张“怀疑一切”,他说他自己没从悬崖上跳下去过,所以不相信别人说的跳下去就会死的结论。每次路过悬崖时,身边的人都说把他推下去试试。有这种极端思想、极端说法的人不多,说出来,也会为人们当作笑谈。但纵观人类的历史,人类却往往真的需要通过无数的生命和鲜血,才能明了自身愚蠢与先哲们的智慧。试错,且是血淋淋的试错,人们才能懂得珍惜先哲们早以指出的思想方向。真正的大思想家们都有属于自身的专业直觉,而这又是不可言说的,后人往往需要借助史实来理解他们的敏锐。我们就借助社会史来看一下卢梭的思想所带来的严重后果。
法国的大革命就是卢梭之平等思想的实验场,1791年9月,制宪会议制定了宪法,选举产生的“积极”公民组成一个代议制立法机关,宣布废除商业、手工业行会。1792年8月,巴黎民众占领了国王所在的杜依勒利宫,路易十六及其家人被监禁,立法会议被解散,选举出一个新的立法机构——国民公会。9月,国民公会宣布废除君主制,建立共和国,指控路易十六犯有叛国罪,并于1793年1月将其处死。1793年5月,温和的吉伦特派领导人遭逮捕处决,激进的雅各宾山岳派(短裤子党)控制了国民公会。9月,愤怒的民众在巴黎杀害一千三百名被怀疑同情王室的囚犯,随后,大约四万名政治反对派被处决,成千上万的人遭监禁。1794年7月,国民公会的政治反对派将罗伯斯比尔送上断头台。1795年,成立督政府,1797年拿破仑发动政变,实施军事独裁统治直至1814年。(袁传旭〈法国大革命琐谈〉)
如果说这还不够深刻,离我们空间太远,时间太久,那么我们接着往后看。卢梭激进的平等思想经过康德、黑格尔直接上马克思。经过马克思的创造性发挥,建立起一套庞大完整的思想体系,这种“主义”举着“镰刀斧头”从欧洲中部,经苏俄一路杀到我们中国来。到底有多少同胞死在这种思想之下,怕是难以计数了。而今,它依然死而不僵,高悬在国人的头上,禁绝人们对真理的探求。
今天的我们到了面对事实思考人类思想的时刻了,需要回答:平等主义(左派思想)错在哪里了?自由主义(右派思想)又错在哪里了?其实,说白了很简单,平等主义的错误就是无视了自由,自由主义的错误就是无视了平等。自由冲击了平等,结果就是人性的堕落;平等冲击了自由,结果就是社会的邪恶。前者好理解,后者就不好理解了,我们就以当代中国的社会史为例来理解一下。
现在常有人提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指儒化,属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二期。第一期中国化则是毛氏等人构造出的墨法化。马克思学说与墨家学说高度一致,这也是墨家学说在毛时代得以正面宣传的原因。从某种意义上讲,马学就是现代版的墨学,同属“役夫之道”,也就是哈耶克所说的“通往奴役之路”。这种学说本身,很难直接找出什么毛病,问题出现在高度的平等化所带来的集体主义精神。可是集体主义精神也很难说是绝对错误的,问题是集体主义精神所带来的高度纪律化。可是高度的纪律化也难说是绝对错误的,万众一心就一定错吗?问题是万众一心干什么呀?当然是听领袖的话,发展生产,保卫祖国,改善生活。听起来这都是不错的。人人都是“上是则是,上非则非”,人人都“愿为之尸(为保卫伟大领袖而献身)” 。群众听领导,地方听中央,中央听领袖,那领袖听谁呢?听他自己的呗,无法无天,胡作非为,好话说尽,坏事干绝。在这里,我们终于发现了墨学的最大的、最真切的问题之所在,墨家思想是一种不自觉的奴隶思想(役夫之道),极易招法家这种奴隶主思想的外鬼。毛氏就是法家思想者,早年对商鞅的赞美,晚年发动的“批儒评法”运动,一以贯之的昭明了他的思想谱系。今日的毛主义者一般都被理解成左派人士,这是一种误会,左派是与劳苦大众同心同德的,是讲良心的,你只要看看那些年轻化、学者化的毛主义分子们对秦皇的崇拜就明白他们的思想谱系了,谁害老百姓他们崇拜谁,还会是好人?他们发现老百姓太好骗,不骗白不骗,左派不过是他们的护身符,其实他们都是“人民公敌”主义者。
法家思想是“反人类”主义,或称为“人民公敌”思想。先秦的法家思想有三个来源,道家思想中的愚民理论,兵家思想中的全民军事化管理理论和儒家的性恶论。主张“制民”、“胜民”之道,天天想着怎么对待老百姓,与人民为敌,所以说是“人民公敌”或“反人类”思想。它有一大套理论,主要是“利出于一孔”,剥夺国民的个人资产,以微利诱使国民依照自己的想法去做事(民之所利万,而利之所出一);“吓之以刑狱”,用变幻莫测的政策当刑律,迫使国民放弃自身的独立性,这也就是孔子所反对的“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论语》)。它还有一大套辱民、贫民、弱民的理论和“一民”论,所谓的“一民”,就是国家只要一种人,每个人只能做一件事,那就是耕战——种地和打仗。国家宣传机器整天宣传劳动模范和战斗英雄。先秦的管仲子之所以被列为法家之祖,就是因为他把齐国的行政区划依军队模式来层化管理,类似现在中国的省军级、地师级、县团级等等。毛时代在和平时期里,为了制造紧张的战时空气,翻来覆去的上演一些意淫出来的战争片。野语云:八亿人民一个作家、两本小说、七个样板戏。这与《墨子》的“非乐”思想高度一致。至于其它的荒唐事,因为大家都知道,这里也就不讲了。
其实,感兴趣的朋友可以把墨法两家的书合在一起看,一个是奴隶主思想,一个是奴隶思想,完全是绝配。马克思的思想类墨,而列宁、斯大林的思想类法(国家军事化管理主义,“人民公敌”思想)。毛泽东看不懂外国的那些理论,但他对法墨思想就太熟了,一听就懂,一想就明白,所以他的马列主义的理论水平最高,实践能力最强,最终成功的导引信众把整个中国扣在一口大黑锅里。苏俄的垮台完全可以比照中国秦朝的兴亡,强大时无比强大,说完蛋一下子就垮台了。罗素先生说:“如果说丘吉尔、罗斯福是洛克的结果,那么希特勒、斯大林就是卢梭的结果。”
这些历史实证虽然触目惊心,但我们还需抽象出学理原因,以备后人资鉴。我们把自由主义(右派)与平等主义(左派)思想对比一下。自由主义认为每个人都是不同的,有如没有两片相同的树叶;而平等主义认为人与人是相同的,就看以什么来做参考系了,如果对比猪的话,那么随便两个人的相同处就说也说不完了。自由主义认为每个人都应有独立的精神,人权大于主权;平等主义则认为那是散沙思想,集体的力量才是强大的,覆巢之下安有完卵?自由主义主张利己,“人为不己,天诛地灭”;平等主义主张利他,“毫不利己,专门利人”,庄子(自由主义者)嘲笑墨家曰:墨子独能任,奈天下何?同为小人之学,他们的共同处都重视经济(利),子曰:“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这是思想界的自然规律,只不过为圣人所宣召罢了。他们认为儒门谈公平正义是虚伪,没有比谈经济(金钱)更实在的事情了,经济(利)问题可以解释一切,解决一切。自由主义认为只有建立私有制,人人追求利益的最大化,人人捍卫自己的私权利,那才能做到不被国家政权侵害;而平等主义则认为只有没收私有财产,建立公有制,因应法家的“利出一孔”的思想,才能保证人人为公。这两种小人之学,相对而生,相互攻讦。他们除了“喻于利”之外,还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反对儒家思想。这也可以理解,谁不留恋孩提时的简单和幼稚呢,那背后是混混浑浑的幸福。
墨家学说是个发育不完全的左派思想,纷乱的战国时代,没有给它作恶的时机,国人一直也没有尝过它的苦果,很少有人理解这种“役夫之道”的学术愚蠢。猛一看墨门说得都很合理呀,实际上,那些合理处也都为儒门所用了,剩下的那张皮一直以“中绝之学”悬于儒门之外。
胡适作为中国自由主义(空华外道)的宗师,为了打倒儒学,用尽心机。他先是倡导“疑古主义”史学,手下的干将,如“鼻”先生等,考证说“禹”是个大虫子,中国人是中东犹太人的后裔,“欲亡其国,必毁其史”,用心不可谓不歹。直到今天,那些左右派的小人之学者们也依循着“欺师必灭祖(骂孔子,必骂中国史)”的自觉的学理原则。疑古主义受到以王国维为代表的史学良知们的绝地反击,渐渐势微。一计不成,二计生,胡适又以“整理国故”之名,放出墨、法、道等传统学说,意在用古学与儒门纠缠,这一点他成功,当代的新墨、新法、新道无不以批儒为自家的要旨。曾遇到过一位叫陈捷夫的新墨主义者,每日里但只是批孔,且用的全是文革批孔之法,也就是脑袋插入马桶里的观世法。我建议他,批孔不如宣墨,但他断然不听,每日坚持不懈,虽为左道之徒,却也是胡适(右)毛泽东(法)的好孩子。
墨家批孔自有其家传,《墨子》一书有《非儒》之专章,另有《非乐》、《明鬼》、《非命》、《兼爱》等章也剑指儒门。学在道存,新墨门徒“非儒批孔”实在是自然不过了。仇恨固也是一种信仰,但接下来又如何发展呢?这怕是新墨主义者所要面对的真问题了。
很多新墨忌恨儒门,认为“墨学中绝”是儒家干的,其实墨学中绝与儒门何干?孟子曾说,出墨必入杨朱,出杨朱必入儒,这是千古不变的思想史规律,看看今天也就懂了,左派平等主义势微,自由主义的右派登场。其实,“墨门中绝”都是唯利是图杨朱之学们干的事,与儒门何干?这种跨时空的学术门派上的仇恨,何时能了呢?
有新墨提出墨家也是自由主义,那是当然,马克思也是自由主义者,但这种靠法总不是个事吧,自由主义可是见了平等主义就绕着走的。又有新墨提出与基督教合,这个提法好,“兼相爱交相利”不就是“人人为我,我为人人”的基督教理嘛,而且还有“明鬼”的自家家法与之相应,简直绝配呀。问题是“墨守成规”,墨家是反对“修正主义”的,墨门的其他同仁们会同意这种提法吗?笔者有个小小的建议,墨门原本出于儒门,而又叛于儒门,不如游子归来,儒讲恕道,进进出出又何妨,谁会在意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