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2012年整个工业行业大部分时间都在去库存,2013年这过程会结束。
2013:中国经济预测
《21世纪》:据预测,中国2012年将出现1999年(7.6%)以来最疲弱的年度经济增长率。您是否认同这样的判断?如何看待全年的经济表现?
汪涛:2012年经济总体形势是在放缓,也可以说是一个软着陆。普遍的预测是经济增长率约在7.6%左右,但这和1999年7%点多的增长是不可比的,那时候国有企业整体亏损,经济比较差,而现在国有企业更强大一些,劳动力市场的压力已没有当年那么严重。
经济增长放缓究竟是自身周期问题,还是政府调控的问题?我觉得两者都有。受欧元区及全球经济不振的影响,出口一直在放缓;调控方面,对房地产业的调控,和2009年4万亿之后政府逐步从大规模的基础建设中退出,这对整个投资和重工业都有影响。
2012年春节以来,政府在宏观政策上已有所放松,房地产没有新政出台,货币政策方面已降息两次,首套普通住房按揭贷款也比较容易,信贷和货币供应量都有所增加。政策转向支持经济增长,对基础设施建设、投融资都有一定的支持。因此,我们看到三季度以来经济出现了比较温和的复苏,而没有延续继续下滑的态势。
《21世纪》:那么这种复苏是可以持续的吗?
汪涛:我认为当前的复苏是可以持续的。首先,政府加强了基础设施建设和融资的支持力度。近期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定调还是继续支持,信贷总规模在扩大,再加上年初基础设施建设是下降的,基数较低,因此2013年初的同比数据肯定比较强。
其次,房地产复苏在过去几个月里逐渐显现,销售已持续6个月好转,11月尤其强劲,开发商去库存已过了一段时间,下一阶段新开工建设投资也会出现反弹。所以,我认为在持续目前政策不变的前提下,2013年房地产投资建设的反弹会持续。
最后,2012年整个工业行业大部分时间都在去库存,2013年这过程会结束。
基于以上三点,我支持2013年经济复苏的判断。
以改革化解房价困局
《21世纪》:在这样的背景下,怎么理解“稳健”的货币政策和“积极”的财政政策?
汪涛:中国政府对于经济的支持力度往往是通过信贷来表现的,而不是财政。积极的财政政策,在中国的语境下很难解释。中国所谓的积极,实际上就是有赤字。但就赤字规模而言,2012年并没比上年明显扩大。按通行的经济学含义,这样的财政政策一点都不积极,尤其是在2012年年初,企业盈利大幅下滑的背景下,还加强了税收征管,其实是一个反周期的操作。因此,我们描述2013年财政政策时用“积极”,并不意味着2013年的财政赤字会扩大,我估计2013年赤字水平就在1%-1.5%之间,和2012年差不多,从经济学含义上讲,它是中性的。
政府提出加大基础设施领域的投资力度,怎么加大?资金从哪里来?还得从信贷中来。所以,在稳健的货币政策这个描述下,可以收紧也可以放松。现阶段我们实行的实际上是放松的货币政策和收紧的财政政策。过去几个月,基础货币投放和社会融资总规模增长非常快,尤其是三、四季度。经济工作会议提出明年要适度扩大信贷规模,实际上就是继续往上涨。
社会融资总规模出现的一个值得注意的变化是增加对地方融资平台的信贷,通过表外和债券形式。因此,我们可以看到银行贷款增加并不是特别快,但社会融资规模增长却比较快。这存在两个问题:一是可能会混淆决策者对货币政策宽松度的判断,它要求宏观决策者更清醒地认识到表外、表内都是信贷,加强信贷控制并不是只把表内信贷控制好就行了; 二是表外的信贷如信托或理财产品,监管者若加强监管,可能带来意想不到的流动性紧缩,影响整个经济的资金链,2011年三季度,对表外产品的打击就带来了流动性紧缩问题,将来可能也会面临类似的风险。
《21世纪》:房地产政策方面,中央多次表示将继续坚持房地产调控政策不动摇,此类政策已经实行两年,当前我们如何看待其调控效果?高房价问题如何通过更深层次的改革来解决?
汪涛:我认为2013年房价会有一个温和的反弹。虽然中央强调房地产调控决不动摇,但继续出台新的政策猛烈打压的可能性不大,现在经济增长已经放缓,若房地产不复苏,2013年的增长就会受到较大的影响。决策者在这方面也有一点两难,既不想出现房地产泡沫,又不想把房地产打压下去,所以只能采取目前的政策,并配合一些态度和决心,强调坚决不动摇、讨论房产税,从心理上和市场氛围上进行引导。
对房地产调控,限购、信贷方面的措施是可以有的,但都没有动到根本。根本因素之一是老百姓投资渠道狭窄,投资回报率低,所以大家都愿意把钱投在房地产上。因此根本措施是发展资本市场,提高利率水平。现在政府说要切实降低融资成本,这和提高投资回报、降低资产泡沫风险又有点违背。
另一个基本面是房地产税收低。房产税是个重要的调节机制,但我认为2013年最多就是增加几个城市试点经营性房产税,不会出台针对存量住房普遍征收的房产税。否则,房地产和经济增长又会下滑,政府并不愿意看到这样的结果。
另外,地方政府垄断供应城镇建设用地,国企不分红或分红很低,很多企业都用自留利润投资房地产, 也都是重要因素。而国企分红、城镇用地改革短期内都出不来,所以房地产调控确实比较难。
根本性的改革包括需求和供给两个方面。需求方面,除了城镇化,老百姓需要住新房子、好房子外,还有很大的投资性需求。首先要拓宽投资渠道,发展资本市场和债券等,否则大家都愿意把钱放在房地产上;其次要提高其它投资回报率,包括银行利率;最后,普遍征收的房产税可以不高,但应该有,至少中高档房子和存量房要交,这样老百姓会觉得是一个持有成本,会考虑租出去,市场供应会跟上,而需求可能弱一些,这是一个调节方式。
供给方面,各地政府是城镇土地的垄断供应者,不会为市场增加供给,它会起到一个抬高价格的作用,使土地相对稀缺。所以,供地制度需要改革。
另外,国企不分红,大量资金投资于房地产,也强化了需求、减少了供应。这些方面也需要改革。
以“改革红利”替代“人口红利”
《21世纪》:新老政府交替之际,“改革”也成为最受瞩目的焦点,专家指出,未来中国经济增长潜力在于让“改革红利”代替“人口红利”,如何实现这一过程?未来改革的总体框架应如何设计?
汪涛:改革已到深水区,不能总摸着石头过河。未来改革要有顶层设计,要有一个总体方案。应从一些最基础的事情做起,我同意这届政府说的主要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政府要有所为有所不为,让市场发挥更大的作用。
首先,价格改革,让市场发挥更大的定价作用,体现产品或资源的稀缺性。现政府掌控和配置资源的作用偏大,市场的作用较小。煤电价格多少年都有一个瓶颈,油品、天然气、水价都应逐步提高,让市场供需引导节能减排。
资本价格、资金价格改革,即利率市场化应逐步推进。现在一方面存贷款利率控制比较紧,另一方面又在发展理财产品、表外信贷,实际上又在慢慢放开利率,而放开的这部分在监管上肯定不如表内银行信贷这么严格。
其次,税收体制改革。这不仅是减税问题,也不仅是政府要收多少钱的问题,而是要建立适当的激励机制。如房产税,主要不是政府要有一个税源、收多少钱的问题,而是怎么帮助房地产市场平稳发展;服务业的营业税改增值税改革应加快推进,增值税应更多地在消费环节而非生产环节征收,生产环节收的缺点是,生产商把税负转嫁给消费者,但政府是从企业收的,它没觉得老百姓交了税,老百姓也没感觉。所以,把这个税放在销售环节征收,政府更能意识到他是从老百姓那收的税,更能体现以人为本,为老百姓服务的观念。
个税改革,现在一讲到个税改革,就是提高起征点。现在的个税主要是工薪税,交税的人很少,工薪阶层负担沉重。个税改革要从根本出发,一是宽税基、二是降税率。宽税基是纳入交税范围的收入不仅仅是工薪阶层的收入,包括真正的富人的资本所得都要交税,也包括一些实物性、福利性的东西,如很多高级公务员基本工资很低,但有各种各样的服务,房子、汽车等,这等同于他的收入,应该把税基扩大。
结构性减税,针对小微企业的工商费用应该减少。如自谋职业者摆摊,营业额在多少以内就不要交税了,免得出现征管问题和社会问题,如城管暴力执法等,这也可以鼓励自谋就业。
再次,公共财政支出改革。政府应有所为有所不为,在社会服务和社会保障,医疗服务,基本教育,食品和药品安全监管等方面,应该是有所为;投资方面可以逐步减少、淡出,很多政府还在大兴土木,尤其是房地产投资,政府是不用做的,当然政府也无需经营企业。
地方债务问题怎么解决,很多人认为地方政府发债是主要解决方式,我不同意,给地方政府一条发债的路,广开财源,它又会多花钱。不管是从银行借钱还是向老百姓发债,都是借钱。最根本的是要减少政府盲目投资的倾向,为整个社会、经济、老百姓服务,而不是简单地开一个财源的问题。
最后,国企改革,把出资人和管理者的关系分开。国有企业的大股东是国家,管理者是企业的经理、老板,这是另一个概念,我们现在是混淆的,也就是说为了企业利益,可以把国家利益也搭在上面。政府对国企会有偏爱,因为它拥有这企业。改革的目的是要让所有的企业都获得一个公平竞争、公平取得资源的环境。国有企业要增加对国家的分红,中国的国有企业分红最高仅15%,而西方国家的平均水平都在30%以上,这很不合理。国有企业是全民的,就应该给财政分红,由国家加大对社会保障,退休工人的支出等,因为国有企业原来甩掉的很多包袱就是这些老工人、棚户区,这些都需要钱,国有企业应通过分红机制来做出一个系统性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