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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最近这些年我一直在做区域比较研究,先后做了解读珠三角、解读苏南、解读重庆,现在还在进一步做不同区域发展经验解读。所针对的问题是:无论中国人还是外国人上来就说中国如何,话说得有点大,因为中国是一个超大型的大陆国家,而且是有着漫长国家史的国家,这点在世界上是很独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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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集体化可以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和平主义者可以说,干嘛要坦克,全部筑剑为犁、化坦克为拖拉机。但那时候的麻烦在于周边都是敌对势力,不仅得要坦克,而且恐怕得把坦克的部分成本打到拖拉机里头去。那这拖拉机一定是高价的,怎么让农民接受呢?各位要是有兴趣,可以看一看薄一波在80年代写的《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回顾》,比较详细地讲了当年的决策过程。他说:要搞工业化就得让一部分人做出牺牲,那到底怎么办呢?中央反复讨论,认为只能让农民做出牺牲。所谓农民做出牺牲,主要从这个农业集体化开始。可见,集体化并非农业自身的错误,而是服务于工业原始积累建立起来的,是有利于工业化提取农业剩余的组织。那么,集体化在农业上的不经济,也是国家为了工业而大量提取剩余造成的。后来有很多人做学术研究,认为集体化的不经济是因为缺乏激励,很好,这些研究都有价值,但大都没有注意,这不是集体化自身的问题。
农业集体化的衰败,乃集体化贡献剩余过多的结果。
有一个数据是80年代就已经提出,提出者之一是我们院一个已经退休的荣誉教授严瑞珍。指出通过集体化向国家贡献的剩余大约在7千亿元到8千亿元人民币。这个数今天看来不算什么了。可是,到1978年改革之初,全部国有工业固定资产只有9600亿元,而同时期从农业提取的剩余约8千亿元,这两个数比到一块,就知道了农业集体化对于工业有多重要了。
毛泽东在1949年反对民粹主义,提出代表中国人大多数根本利益的共产党只有发展出工业化才能保证基本的主权安全,这在50年代是清楚的。要搞工业化就得要原始积累,原始积累就要提取剩余,剩余当时主要从农业来。
这就好比说,那个时候大家都穷,没办法只能做个窝窝头吃,虽然没吃饱,但总算没饿死。后来资本原始积累完成了,进入产业资本扩张阶段,总之是资本的结构性调整和结构性扩张。那就是工业化后期,大概是在80年代以后这个阶段。资本扩张产生资本溢出效应,于是整个社会收益增加。其实这也是一个很普通的经验过程。但也就有各种意识形态,说我现在这馒头多好吃,前面吃的窝头就整个是错误。不说没前面那个窝窝头垫底,这个馒头未必吃得饱,甚至吃不上。这就好比今天的社会舆论:现在的馒头好,前面的窝头坏......
要让我说则是,窝头没让你饿死,馒头让你饱了。窝头重要,馒头也重要。这样,也就把工业化的原始积累和产业扩张这两个不同阶段,平和地解释出来了。
虽然窝头派和馒头派不必斗下去了。但往下看就麻烦了,以前人们都说摸着石头过河,现在摸不着了,因为现在前面是海了。有几个原因。
第一,越是经济结构高度现代化的国家,贫富分化程度越严重。
经济现代化不能解决贫困两极分化。以美国为例,它是金融为中心的服务业占GDP高达85%以上的国家,基尼系数高于中国。特别是最近四年,不得温饱的贫困人口从原来不到9%左右,上升到20%左右,这才有了今天的占领华尔街运动。再加上大规模的救市资金涌进了金融资本领域--经济结构是85%以金融为中心的服务业,所以创造出的新增信用只能进这85%,而这85%吸纳的就业很少,大多数人不会去玩这种泡泡游戏,于是失业不可能解决,就责怪中国。其实根本原因是不能把新增的货币信用、和政府债务信用拿来发展实体经济,所以就不能更多地吸纳就业。尽管奥巴马希望改变,但现在他没形成真正的改变。即使进入下一个任期,也难以真正做改变。美国有一批学者给他做咨询。指出中美两国制造业的成本差距只有5%,只要努把力,美国就能恢复制造业了。我对此表示怀疑。
我一直有个说法,现在叫做"奥巴马与金正恩难题"--上去了就下不来。朝鲜早在金日成时代,经济结构、城市化率就都比中国现代化得多。1989年朝鲜就实现了人均粮食产量800多斤,人均国民收入比我们当年还高100美元,并且早就实现了70%的城市化率;农村中完全是规模经济,拥有6万套拖拉机,机械化比我们早得多。现代化、城市化使得大量人口进城,变成了文艺范(人家早就文艺范了,载歌载舞)。但1991苏联解体麻烦就来了,1992年经互会取消、换货体系垮了。原来可以把苹果、蔬菜送到西伯利亚换石油,正好互补。但,遭遇苏联解体,石油不给了。1992年年末就有三分之一的拖拉机动不了,大量耕地抛荒。1993年,粮食收成减少很多人饿死。
朝鲜不像古巴,古巴是在经互会体系中生产糖的,换货体系没有之后,古巴也陷入饥饿,一人一天两片面包,三根香蕉。幸亏古巴是在热带地区,没有挨冻的问题,再加上气候多样性,通过作物多样性种植,变成了联合国表彰生物多样性国家。自然使得古巴恢复多样性,也因为没谁给他什么化肥援助。
谁之罪?领袖们可都是按照现代化的要求,一步步走上了农业高度机械化、人口高度城市化,一旦苏东国家的经互会物资交换体系坍塌了,石油没了,石油农业也就完啦。有人认为是制度原因,那改成什么样的制度能让三个农民养七个城里人呢?靠手工,不可能。于是乎,一些国家出现了先军政治,指挥大规模城市人返乡劳动。春天一人发一把掘头,刨地去,秋天一人发一把镰刀,割稻子去。但是,上去了下不来,一旦把城市化率搞到70%以上,还能让城里人下乡劳动吗?
比如我们这些知青,好不容易下了一回乡,就写了多少伤痕文学。我们这些知识分子,把自己曾经受的一点苦难,恨不得放大成全人类的灾难。城里人都这样!
我近年来多次强调:现代化是一个高成本的过程,只有大规模集中资本才能现代化,而资本积聚和风险集中又是同步等量的,多大程度上集中资本,就多大程度集中风险,这是个常识。可为什么在今天的社会科学里却变成反智的理论、反常识的理论占据主导地位?
现在只有研究制度收益的学问,没有哪个理论研究制度成本。比如,城市化。
城市化事实上就是资本集中的过程,同时也就是风险集中的过程,于是一定会因风险集中而爆发危机。可见,危机会爆发在城里。于是,城市和乡村在二元对立的体制条件下,会出现城市周期性爆发的危机转嫁代价给农村。如中国这样的大型国家,是成也二元、败也二元,没有什么对错好坏。
中国成了工业化大国,凭的是向乡土社会转嫁大量城市资本与生俱来的制度代价,因此才有严重的三农问题。
当把所谓的工业化、城市化做为现代化的主要涵义,那就意味着要承担制度代价,这个代价到底是什么?
第一,三农领域中三要素的长期净大幅度流出。人们都看到劳动力、土地和资金更多地被产业化和城市化占用。其实,任何经济领域三要素大幅度流出都会衰败。
主流鼓励农民外出挣现钱,似乎不错。但从社会角度来看,就意味着城市资本把草尖掐走了,本来长得一簇草挺好,现在把草尖掐了,留下的就是老弱病残、妇女儿童,现在农村劳动力资本存量最高的年龄段,十六七岁到二十六七岁,被当成草尖掐走了。哪去了?贡献他们的劳动剩余给城市资本了。城市人占有了草尖创造的劳动剩余,给农村草根以回报了吗?没有!真正最大的不公平是掐了草尖,又不给点化肥,如果老这样会把草弄死的。因此,现在三农问题的严重性就在于农村三要素的长期净流出继续被主流强行推进。
第二,当资本过度集中在城市时,就过度集中风险。风险爆发时就像三农转嫁。
城市资本风险爆发是必然的;政府要想办法实现软着陆。我在《八次危机》中做了经验性的归纳,发现只要实现软着陆,一定是城市资本把代价转移到乡村去了。凡是硬着陆,一定是代价转移不出去,硬着陆砸出来的是什么呢?以前叫调整,现在叫改革。
所以说调整与改革只不过是危机在城市硬着陆的结果。这些提法很有挑战性。
接着,我的书里还有另外两个判断:其一,资本不论国有和私有,都不过是人类在资本主义阶段制造的反过来异化于人类自身的异化物。其二,政府也是人类制造的异化物。
一般情况下,政府服务于资本,而在特殊情况下,政府与资本直接结合,政府即资本、资本即政府。在资本内化于政府的时候,就出现"政府公司化",也就节省了政府和资本间的交易费用。但是,强大政府的权力和资本权力共生时,也强化了对资源做资本化占有的能力。而资源原来在民生之中,只有内化于政府的资本,才能最顺畅地推进资源转化为资本的过程,并顺畅地甩掉制度成本。
这个资本内化于政府的特点要和我原来的经验归纳相结合,我原来说,发展是资源转化为资本的过程,而改革是资源转化为资本的过程中所形成的资本化收益如何分配的问题。
这些其实是方法论。如果要做一个研究,就先要重新界定概念,如果不能重新界定概念,照搬概念往往是不适用的。因为原来的概念是在别人的经验之中提炼的,所以要重新界定概念。在我们原来做的国际项目中,开始就是重新界定概念,否则没法做研究。所以这里也得重新界定概念:什么叫资本?什么叫政府?什么叫现代化?什么叫法律?什么叫制度变迁?这些概念讨论清楚,往下的研究就好做了。
中国经验的关键特点是政府公司化的资源资本化,就是因资本内化于政府,而更顺畅的将资源转化成资本,并且更多甩掉了因资本集中而造成的风险,也就是转嫁了代价。
关于这个论点,可以注意我的文章。在1960年爆发大危机的时候,中国是把城市中不能就业的过剩劳动力以上山下乡的形式转移出去了,城市转移了一千多万。于是中国有了第一波上山下乡运动。1960年之所以有大规模的失业,是因为50年代为了支援城市工业化建议,政府动员了大批青壮年农民进城挖土方、搞基本建设。后来苏联投资停了,这两千多万被动员进城的农民就送回家乡。客观上是乡土社会的村社经济,承载了城市危机甩出来不能就业人口的社会代价。那么,到底有多少呢?至少有几千万。
各位不太了解几千万的概念,我出去交流,说:我们有过几次高达数千万的失业,如果你们国家有数千万的失业会怎么样?一般他们会告诉我:如果我们有几千万的失业,那这个国家完了--无论是多先进的制度、多先进的政府,都抗不住大规模失业。
事实上,改革以前的三次上山下乡运动都是中国遭遇危机的客观结果。危机来了,政府把城市青年送到农村去,城市的危机就软着陆了。
1976年毛泽东逝世后,上山下乡停止了。1980年再爆发城市危机的时候,政府就不能再让失业青年下乡了,而且为了休养生息,还得让以前下乡的回城。1980年城市遭遇到四千万待业青年的压力,演化为巨大的社会犯罪浪潮,因其非常严重,才有"两个严打":打击经济犯罪,打击刑事犯罪。后来媒体污蔑说是劳改犯致富。我们这代回城知青,成千上万地承担了危机的代价,还在身份人格上被社会抹黑。我们确实很苦,但也锻炼出了一批人。现在很多关键岗位上仍然屹立不倒、并且拼命干活的都是这些人。艰苦人生,有悲也有喜。
这个阶段出现最大的变化,不是我们这代人的变化,因为危机爆发在城里,砸出来一个伟大改革--1979年政府推出价格双轨制和对地方放权让利。这与知识分子讨论的价格双轨制所谓制度创新没什么直接关系。主要是因为中国70年代引进外资设备欠了很多外债,搞价格双轨制就是让经济上有活力的地方走市场一轨得到原材料,同时允许地方外贸自主权,有外汇留成,以及地方经济计划自主等等,推出了一批应对债务危机的政策。
这就是改革的开始。随之,崛起了中国四大沿海发达地区:辽东、胶东、苏南、浙北。这些地方都是原来国家工业化形成的城市工业带,这些工业带借着放权让利,和价格双轨制的改革机会,促进城市产业在周边郊区和近地农村做了重新布局,所以,实际上是物理空间的产业调整。
因此我们说,中国的产业调整主要因1979年的政策而在80年代初推开,带出了沿海地区的先发展。于是小平同志当时就提出:沿海先发展,先富带后富,最后实现共同发展。
中央在财政极度紧缺的条件下,进一步推行的是:财政管不了农村了,搞家庭承包吧;同时,把应该国家支付给农村的基本公共开支,如社保、医疗、教育、生老病死这一套转嫁到土地上,就是说把土地和劳动力还给农民,同时把公共开支负担也转移到土地上。这有点类似康熙年间的摊丁入亩,政府把养活基层干部和本来政府应该承担的社会开支都转嫁为按土地面积分摊的税费负担。
随着1979年财政赤字危机压力下的放权让利和财政甩包袱等一系列应对危机的政策安排,农村开始了家庭承包。同时,在城市,国家承受不了对国有企业的投资,把原来国家财政统一拨款给企业搞生产,改成企业从银行贷款,留利交税。这样,本来全民所有制企业的利益就与国家分野,接着企业就要求厂长经理承包制,要求奖金上不封顶、下不保底,企业变成独立经济主体的改革要求就增加了。
但另一方面,国家面临巨大的城市失业问题,就要求所有企业打开大门,"五个人的饭十个人吃"。有些企业就业压力太大,就让子女上岗顶替老职工下岗。下了岗的老职工去了乡镇企业,于是有了技术人才乡镇企业就发展起来了。还有一部分干部子女就业困难,就搞机关打开大门办"三产","官倒"公司就出现了。刚开始时,机关办三产未必就干"官倒",因为那时候群众监督的压力还比较大。
80年代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度过了这场危机,这些措施最初就被定义为改革。类似的措施在60年代也被定义过,只不过那叫调整。所以我才说,危机砸在城里就会有调整或改革。如果有人把这套危机的对应政策意识形态化地对应为某个领导绝对正确,那也没意见。总之,早年国企的低效率不是国企自身的问题,是因为政府在80年代让企业五个人的饭十个人吃。到了90年代,政府又说国企人浮于事没效率,搞"下岗分流减员增效"。反正理都在政府手里。
但是当改革促使经济主体多元化,企业开始追求自己的利益,就会发现当年市场关系高度紧张。因为都想进更多的原材料、更多生产,就产生了80年代的通货膨胀,也就产生了各种各样的改革方案,在那互相争论。最后呢,导致领导选择了价格闯关。这就给刚刚问世不久的官倒公司创造了历史性的机会--"官倒"公司捞到了第一桶金。机关当然知道价格闯关意味着市场价格要大幅度上升,因为资金和原材物料都高度紧张,于是80年代机关开门办三产的时候形成的三产公司开始明目张胆地倒卖批件,直接以公司的名义囤积居奇。这就导致物价飞涨。官倒公司直接抢购把市场抢的高度紧张,1988年物价指数攀升到18.6%。通胀危机之下为了防止老百姓挤兑,政府就提高存款利率,利率猛然上涨就导致企业全面发生"三角债",就导致了生产停滞。
总之是1979-1980年的赤字危机导致整个80年代的连续政策调整,这些措施被官方纳入改革意识形态。客观看,危机硬着陆在城市之后的应对政策的后果,是物价飞涨和连带的生产停滞。如果客观地把经验过程梳理下来,就可以了解80年代怎么回事,为什么有这么多的事件。1988-1989年中国发生的是典型的"滞胀"形态的大危机,随之引发了政治风波;此后,则是1990年代农民负担越来越重,国企职工的大规模下岗,贫富分化愈演愈烈,社会群体性事件与年俱增......这些,可以算是改革开放的制度代价。
在此我只是梳理了中国加入全球化之前的部分经验过程,希望这些梳理对大家能有所启发。
谢谢!
(本文由王海侠根据2012年5月25日温铁军教授在对外经济贸易大学讲演的录音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