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昌平:乡村治权与乡村治理
作者:李昌平 来源:学说连线责任编辑:于中海 发布时间:2011年05月27日
80年代的改革是农民普遍受益的改革。我记得自己1982年毕业,1983年到公社里面当团委书 记,1985年我在乡里面当书记,1985年出现粮食过剩,国家不收粮食了,仓库装不下,要我们搞多种经营,用粮食去养鱼、养鸡、养鸭、养猪,多种经营大 发展,那个时候要办企业非常容易,打一个报告到乡镇府盖一个章就可以办了。办了企业,生产的产品就可以卖,都可以挣钱,村里比乡里有钱,乡里比县里有钱, 这种的格局。有了产品以后,到农村市场去交换,多种经营的产品、乡镇企业的产品去卖,这就有了市场,有了交换。当时是有计划经济的,粮食市场是一个价格, 国家收购的计划是一个价格,生猪计划是一个价格,市场是一个价格,这就有了双轨制。双轨制不是张维迎老师发明的,也不是华生发明的,双轨制是农民发明的; 市场不是谁设计的,不是小平同志设计的市场经济,市场是农村自己发育出来的。现在你们千万不要信很多东西是哪个发明的,什么双轨制,哪个人的功劳,这都是 骗人的,太天真了。所以那个时代情况是一天比一天好,有了产品,农村市场交换,市场有点小,就跨出去交换,就进城交换,就有农民进城。比方说我们工作的 乡,在武汉现在的汉正街、六度桥那个地方设有乡农工商总公司,在那个地方租了房子,挂了牌子,就源源不断地把我们的产品送到武汉市去卖。我们还把武汉的一 些国有企业的退休工人请到我们那个地方去,在服装厂、油漆厂什么厂的,当技术员,当管理人员,是他们下乡就业,发给他们工资,80年代是这么一个时代。 80年代乡镇书记签字银行就给贷款,为什么?农村效益好,我有土地权,土地是农民的,是农民集体的,农民集体可以用土地发展工业,有土地就有金融,所以银 行老板不愿给国有企业贷款,愿意给乡镇企业贷款。那就是80年代,这是农民不上访的第一个原因。
第二个原因,80年代的大队、小队或者是村民小组依然是农民的集体,是真正意义上的村民的共同体或自治体。很多人会告诉你说,村民自治发源于什么时候 呢?发源于广西的几个农民他们把大队改成了村民委员会,所以村民自治就开始了,换了一个名字就开始了,不是的。我们这个国家的宪法就是这么规定的,城市的 一切制度都建立在城市的土地国家所有制基础之上,农村的一切的制度基本都建立在土地集体制基础之上,其他制度都是派生出来的。所以集体所有制给集体这个共 同体一定的产权,支撑一定的产权,支撑一定的治权,这就是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所谓村民自治就是土地集体所有制支撑的村民共同体的自治,是因为有产 权作为基础。作为一个共同体,它内涵是什么呢?它是享受统一的水利服务,享受教育、医疗等的服务。很多人说国家拿钱去搞农村的合作医疗这是所谓几年前,或 者是盘古开天以来的第一次,不是的,80年代国家是对农民承担一定的医疗费用的,有的人说我们今天的农民社会保障制度是有史以来没有过的,不是的,在 1985、1986年的时候农民就有社会保障制度,每个农民出10块钱,有的地方出15块钱,在民政局就有农民的社保帐号。后来我们改革把它改掉了,我们 很多人不了解这段历史,自己又不做研究,这样就误导了很多人。在1989年以前,我们那个地方的老百姓要去诊血吸虫病,全免费,不交一分钱,这是国家出的 钱,怎么说国家没有拿钱给农民合作医疗啊?他们共同享受这些服务,共同享受技术服务,共同享受村镇企业的提留,共同享受土地所有权的收益,共同享受国家的 计划物资,平均分摊水利等义务。80年代最常用的一个词叫“结平衡账”,你可以理解为所有权同享,有义务共同承担,集体买单,在内部“结平衡帐”。“结平 衡账”是80年代所有的县、乡干部、村干部都知道的最核心的农村工作任务之一,到了年底的时候,乡里面的所有干部,包括县里面的,派工作队统一到村里面 去,每一个村民小组都要选出一两个最精明的人,到村部里边去“结平衡账”。什么叫“结平衡账”呢?多种地的多出钱,少种地的少出钱;多出义务工的多出钱, 少出义务工多出钱;张家承包了厂子,张家要给集体交提留;李家承包了鱼塘,李家也要交提留。你不是农民,但你到村里生活,但是你的孩子读书,你要走路,那 你应该负担多少钱都是有标准的。年底“结平衡帐”必须把“平衡帐”结了,该进钱的进钱,该出钱的出钱。“结平衡帐”是县乡干部最重要的事情。比如说我当书 记,我也负责一个村“结平衡帐”,结了“平衡帐”才能回家过春节。怎么“结平衡帐”呢?开始两天就搞了些民意代表一起开会,日以继夜的开会,争论标准,一 个工多少钱,这些工合理不合理,大家就在那个地方吵,甚至吵得打架,一般吵了几天几夜,大家都累了,那就按照这个标准就行了,把这些问题我们都搞清楚了, 就按这个标准做吧,这时专业人员开始算帐,全年总收入多少,总支出多少,开支多少,节余多少。提取公积金、公益金多少,人均分配多少钱。算完了以后就得出 来,李家、王家、哪一家进出多少钱,这时候大家召集起来开会,该进钱的进钱,该出钱的出钱,出不了钱盖手印(认账),每家每户都要派一个代表去盖手印,这 是80年代必做的工作,这个工作不做完,干部不准回去过春节,我那个时候从1985年当书记,做了四个乡镇的党委书记,每一年能够在二十九的时候回去就比 较早了,为什么?就是有一些后进村这个工作做不了,必须守在那个地方把这个事情做完了。那么这个“结平衡账”就是村民自治的核心机制。村民自治靠什么?靠 一个选举就自治了吗?不是的,如果没有“结平衡账”这么一个机制的存在,什么监督、什么民主、什么选举,什么都不是。可是我们到了今天,我们搞村民自治研 究的人,我们搞民主选举的人,我们第一要否定集体所有制,第二我们对这种“结平衡账”的机制何曾了解过了,我们只强调就是要做选举,现在搞来搞去把一个村 民自治搞得老百姓没有积极性了,搞得乱七八糟了。而在这个“结平衡账”过程中间,很多的问题就解决了,老百姓需要去上访吗?不需要。80年代的时候也不是 每家每户都种一样的地,也增人增地,减人减地,它就是靠“结平衡账”,它只是动账不动地,我可以不种地的,但是账面上我有多少地,是你种的,你出钱,我要 进钱。“动账不动地”是农民自己发明了很好的制度,这有利于土地的规模经营,有利于不同要素的合理配置,到了我们今天,增人不增地,减人不减地,一家一户 五、六亩地分七、八、九块还不准调整,而增人不增地,减人不减地,30年了,我结婚了,两个孩子了,我还没有地,怎么不上访呢?你说怎么不上访?
第三个原因就是80年代的党或政府是以追求公平、公正为核心价值的。我们在80年代工作的时候的核心价值是公平公正,增人要增地,减人要减地,一定要 “结平衡账”,公平分配计划物资,公平分配社队企业的收益,80年代也扶持专业户、万元户,80年代的一个最新的词就是专业户和万元户。那专业户、万元户 我们是要发展的,不是像现在,土地不要钱,税收减免,财政给你钱,80年代不这么干,不能这么干,没有这种氛围。80年代怎么干?顶多给你一些贷款,贷款 你要还利息的,你可以多承包,你是专业户,你可以多承包一些土地,但是承包的费用是没有优惠的,你是能手,你是种田能手,你可以多承包,但你多出钱,这个 钱是由全体村民讨论的共同价格,并没有我们现在的补、补贴、减免税、减少提留,或者土地不要钱这种雷人的政策,在80年代没有。因为我们的资源是有限的, 大家都很贫困,大户以后你还要不交税,这怎么行的呢?这个权力也不在政府,这个权力是在村民,土地集体所有制,国家怎么能说种地不要钱呢?种地要不要钱, 钱怎么分配,这是村民自治内部的事情,作为党和政府应该要支持农民追求公平、追求正义,自然就没有太多的不公平的感受,也就没有太多的农民上访。
第四,乡村的一把手没有过分的特权,同事关系、上下级关系是有原则的。很多人说80年代怎么怎么,现在我们的改革,我们有了民主,党内有了民主,什么 什么民主,我的感受是80年代的民主比今天更充分,这是我的感受。80年代的同事关系、上下级关系比今天有原则,我1983年到公社里面当团委书记的时 候,有一次我们机关的生活会,党委的成员都要参加机关生活会,唱票,唱什么票呢?每年不都是有计划物资吗?你是怎么分配到户的,把那些票拿出来唱,结果发 现我们公社的书记把木材、钢材给了他一家亲戚,就这个事情,这个生活会散会接着开党委会,我那时在党委会做记录,公社的党委书记做检查,第一次检查没有过 关,第二次检查没有过关,第三次才过关,写了三次书面检查。党委会上没像现在翘个二郎腿,嬉皮笑脸的,那个时候没有。党委书记又怎么样呢,你在党内一人一 票制,是平等的,党委书记三次过关以后,第四次重新召开支部生活会再做检查,这就是80年代的民主生活会,这就是80年代同志之间的关系。那80年代上下 级的关系呢?我85年当书记的时候,说实在的,我很畏惧村里的党支部书记,那个时候我年纪很小,23岁,当乡里的书记。不是因为我年纪小怕他们,是有原 则,就是你做一个决策的时候,村里的干部、书记是会拍桌子、打板凳不干,有时候村干部、村党支部书记会把一个会议给你逆转过来,成为批判乡党委政府的批评 会。比如我当党委书记,每年都和其他乡镇的党委书记到县里去接受水利工程任务,县委书记、县长主持会议,哪一个工程要哪一个乡去做,有时候工程任务不是一 样的,总会有难易差别,如果有不公平,乡党委书记就拍桌子了,把包一提,我不开了,跑了,经常遇到这样的事情。有时候搞一场水利任务的分配,搞得县委书 记、县长也十分难堪。一场水利任务的分配会议没个2-3天搞不下来,今天可以吗?到了2000年我还是党委书记,可以吗?不可以。没什么讨论的余地,县里 面安排了就要执行,不执行拿你的帽子,没有什么原则的。原则就是老子政府与儿子政府的关系,老子党员与儿子党员的关系。在80年代有人敢拿出《党章》上主 席台质问主席台上的领导人,说你不符合党章哪一条,主席台上的领导就必须接受他的意见。《党章》就是最高原则。今天有人敢上主席台举着党章说领导不符合党 章哪一条?敢吗?可是在80年代不是这样子的。所以由于干部工作是坚持原则的,我们的农民当然不会上访了。
第五个原因那就是干群关系是有原则的,80年代的干群关系也是有原则的。比方说80年代的农民,有时候几个人,或者成群结队的,为一点什么样的事情, 觉得村与村之间不平衡,或者是组与组之间不平衡,或者户与户之间不平衡,他到乡政府来敲锣,鸣冤,贴一张大字报,贴乡政府门口,叫告状信。不像我们现在, 写一封信寄过去。那时候贴一张白纸,贴在那个地方,告状信贴在乡镇府的门口。你是乡里的干部,你包了这个村子,我告诉你,农民就来敲你的锣,说你不主持公 道,那你提拔就没有希望了。那个时候在我们这个行政干部系统,如果有人被农民这么做了,那是特没面子的事情。我记得有一天晚上,1986年的时候,有一天 晚上我们乡里面的一个副书记跟几个人打麻将。被几个农民党员发现了,把麻将、钱、桌布一包,送到上级纪委去了,纪委给我打电话说昌平,你这个乡里的副书记 打麻将,被农民党员给抓到县里面来了,你来领人吧。最后这个副书记撤销一切的职务,降了二级工资。今天有农民敢这么做吗?我们动不动就整死你,80年代谁 敢说这种话,现在说这种话的干部多呢。所以,80年代的农民不需要上访。
总而言之,80年代的农村经济是不断完善农民家庭和村社共同体生产、经营自主权的发展,80年代的农村治理那是以不断完善结平衡账为核心机制的乡村自 治,80年代的乡村社会是以共产党带头来追求公平、公正、共同富裕、公民平等核心价值的。80年代农村的土地集体所有制和村民自治的相互监督是配套的,经 济发展和社会发展是相互促进的,党的领导和村民民主自治或者人民民主当家的目标是一致的,80年代是权力下放的时代,自主权在基层,党的领导权也在落实在 基层,党的领导权为农村的经济发展、村民自治提供了坚强领导,这都是80年代的农民不上访的最主要的原因,并不是80年代的农民没有负担,也不是80年代 不征用农民的土地,那么多乡镇企业怎么会不征用土地呢?不是80年代没有矛盾,是因为80年代的乡镇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是一致的,农村的治权是完整的,党 所追求的目标与农民所追求的目标是一致的,干部和人民群众、干部和干部之间、上下级之间是有原则的。那么90年代的农民为什么爱上访呢?如果你说90年代 的负担重,那这当然是一个原因,你说90年代征用农民的土地,那也是一个原因。但在80年代也有,那为什么90年代的农民开始上访?
第一个原因是土地村民集体所有权的虚置,就是集体所有制在90年代逐步虚置的,成假的了,没有集体所有制了。我们很多人现在很不喜欢集体所有制,喜不 喜欢是另外一回事,从90年代以来集体所有制基本上被瓦解掉了,只有大寨这样的村子,全国还有7000个,依然坚持集体所有制,还可以,这些村子都很好, 基本没有人上访的。你什么时候听过说大寨村的人上访的?你什么时候听过说南街村的人上访?你什么时候听过说华西村的人上访?没听过,有个著名的学者我跟是 很好的朋友,他经常跟我争论一些问题。我说,我不跟你争论,一个你没有历史感,你对于那个时代所发生的情况不了解,尽管你年纪还比我大1岁,第二个问题是 你太有偏见,有成见,你已经有了你很多的固定的概念了,去找一个例子证明你的,这是不科学的。你没去南街村就批评南街村,你没去大寨村就批评大寨村,这怎 么行的呢?所以我说你一定要去看,我们再讨论。上次去大寨村他去看了一遍,对大寨村的印象和他想象的完全不一样,大寨村的人民是很幸福的,也是很自由的, 不是像我们说的农民没有自由。山西那些有了煤矿,把集体煤矿改制成私有制那些村子反而都很穷。没有进行煤矿私有制改制的村子都很富裕。后来过了几天,去河 南,我说你顺便到南街村看一看,我就给王宏斌打电话,我说我一个好朋友过来了,你接待他一下,最后王宏斌接待他45分钟,回来跟我讲说王宏斌这个人很值得 佩服,南街村的农民也很自由,也很幸福,不是我们媒体怎么描述的这个样子,不能看电视,不能看报纸,只能学什么东西。南街村的人进进出出都是一样的,开放 的,天天也是跟我们看一样的电视。说对南街村的印象改变了一些,但是还有一些疑惑,那也是正常的。过了几天又跑到华西村去了,我给吴先生打电话,我说我哥 们儿来了,你接待他一下,华西的老总,接待了他。他在那个地方给我打电话说了不得,了不得,看到这个集体所有制不是个坏东西,集体经济也不是一个坏东西, 没看,说人家的坏话,这是不对的。应该允许农民有选择集体所有制或者集体经济的权力,过去逼着带红帽子,今天逼着带绿帽子。为什么不能搞集体经济呢?农民 为什么没有这个选择权呢?现在你要登记一个集体企业,政府工商部门不给你登记,不合法,你必须要改成股份制的企业才给你登记,这就是逼着你带绿帽子,80 年代你要办乡镇企业,办私有企业你要带一个集体企业的帽子才给你登记,这就叫带红帽子。过去我们逼人家戴红帽子不对,今天我们逼人戴绿帽子也不对,中国人 喜欢这样。市场经济的好处是什么?市场经济的好处是所有制平等,市场经济的好处是什么?就是各种所有制企业都可以兼容,甚至我现在所在的河北,有一个周家 庄公社,公社依然敲钟上工,依然记工分,去年年底人均分配7000多块钱的现金。平时读书不要钱,看病不要钱,吃米吃油盐都不要钱,1万多人的公社。那公 社里面也有私人餐馆,公社里面你说你不想做,你要退出去,可以,也很自由。这种选择权就是市场经济的好处,可是我们在经历了90年代了以后,我们现在把集 体搞得一无所有,把集体所有权搞得虚置了,你不能调整土地了,是不是?增人不增地,减人不减地,种地不要钱了,除此以外,所谓人民的事业人民办,办好事业 为人民,于是教育要人民办,医疗要人民办,基础设施要人民办,打电话要人民办,通大电要人民办,所有的都要人民办,财权呢?土地权上收了,不能办乡镇企业 了,不能把土地卖给乡镇企业了,负担一天一天地重。中央有一个法,下面就有一个部门,每一个部门都要收钱,生孩子要钱,死人要钱,做房子要钱,砍树要钱, 要的就是钱。所以,支撑乡村自治的经济基础垮了,上层建筑——治权呢?失去了经济基础,上层建筑也名存实亡了。不仅如此,村集体的“结平衡账”的机制被我 们90年代以后的一整套的工作方法逆转了,没有“结平衡账”这个机制了,后来从上面派下去的,从学校毕业的这些“四化”干部,农村过去是怎么工作的,他们 根本不知道,制定了一些文件,制定了一些东西,都不知道发下来是怎么回事?其实是怎么走过来的,工作应该怎么开展,都不知道。好多县委书记从省里面下去 了,好多县长都是他们的秘书下去的,说句实在的话,你不知道怎么工作,你怎么能当一个县长,当一个书记,怎么能去当一个乡长,当一个书记,这不是说一个 词,非要民主,要法治,这不是说得好的,这是做出来的。比方说那个“结平衡账”,它把监督放在里面,把民主放在里面,把透明公开都放在里面,只不过通过一 个“结平衡帐”的具体活动来实现的,你没有那个活动,你空讲民主和法治有什么用呢?所以现在从中央党校到地方党校都是讲得很好,怎么去做呢?不知道,再好 的政策,再好的理念,不会操作怎么办呢?所以整个行政系统的工作作风发生了逆转,大家把矛盾往后拖拖拖,矛盾就越拖越多,所以后来到了村一级、乡一级都成 了麻烦的制造者,自己的钱不够花了,上面还要给他加任务,怎么办?他就加重农民的负担,就搞农民的鬼,所以由一个消除矛盾的自治体变成一个制造麻烦的自治 体。
第二,就是地权上收、财权上收、事权下放。乡镇府不仅不能够解决村一级组织制造的麻烦,自己也成为麻烦的制造者,自己还逼着村里面干坏事,我们当过乡 党委书记的。我要乡里面有钱,过得好,就逼着村干部去做坏事,侵害农民的利益,农民怎么会相信乡干部?农民只会有冤情到上边去上访。全国90年代村一级的 债务有多少呢?3000亿左右。现在全国的90年代积累下来的乡镇债务有多少呢?我估计也不会少于4000个亿,一年要付多少利息啊?他有这么多债务,他 不侵害农民的利益怎么办呢?他侵害了农民的利益,农民当然要上访,他过去那套的自治的功能没有了,治理的功能没有了,他自己成为麻烦的制造者,所以农民要 上访。
第三,就是县以下的治权由80年代的以块块为主,转向了90年代以条条为主,我们这个国家的治理在过去在县以下是以块块为主的,现在是以条条为主的, 这有一个转变。进入90年代,法规是越来越多,全国人大每次总结工作的时候,我们立了多少法,年年都是一样。可是多立一个法,下面就多了一个部门,多了法 就多了一个行政工具,这都是要老百姓出钱的。我是洪湖边上的,拍《洪湖赤卫队》就是在我们那个地方拍的,你要去洪湖的蓝田岛正好就是在我村子边上,好地 方。80年代的时候我是洪湖渔业管委会的委员。80年代的洪湖怎么管理的呢?有渔管会,这是一个群众组织,每年用什么工具捕鱼,有章程的,有洪湖渔业管理 章程的,每支船交多少钱,在哪个季节捕鱼,收多少钱,钱怎么花?比方说每年到了春季,我们就在我们村子的边上,是洪湖的一个入水口,渔民派出代表,监督向 洪湖投放鱼苗,到8月1号起就开始捕鱼了。洪湖管理得很好,过去洪湖的鱼产量是很高的,但是自从有了《渔业法》,就成立了一个渔业管理局,局下面有分局, 分局下面还有分站,又要建房子,买车子,干部要搞文凭,收湖管费费用,我们这些渔管委员非法了,有了一个法,我们就非法了,所以形成了什么呢?不放苗了, 不放苗,那渔民呢?捕鱼就少了,那我挣不到钱怎么办?我就要电鱼、毒鱼,那最后湖管局的人就是罚款了,罚款是他们的主要收益,后来干脆明码实价,一只电船 一年交多少钱。所以,洪湖的渔业资源就枯竭了。我说这个故事的意思是什么呢?《渔业法》是干什么的?《渔业法》就是给那些渔业管理局的人牟利的一部法律, 就是破坏渔业资源的一部法律。当时立法的宗旨是要保护渔业资源,结果呢?它就是保护了一些破坏渔业资源的执行人员,所以法制是一个统治者行政的一个工具, 它并没有起到保护资源、保护人民的这么一个作用,中国许多法都是这种法。中国所谓的依法治国,所谓的条条都是固有的权力,基本上都是。比方说农民做房子。 农民做房子在80年代你结了婚了,集体会分你一个宅基地,根据那个地方的地形,你建了一个房子,那块地就是你的了。根据地形地貌,有的宅基地、自留地可能 大,有的可能小,是不平衡的。但是不要紧,80年代有结平衡账的机制,你多要宅基地、自留地,你的承包地就少,或者你多要了,我少要了,你多出钱,我少出 钱,结平衡账结掉了,所以它有利于农民珍惜土地,农民不愿意多要宅基地,这是80年代。90年代呢?有了《土地管理法》,有了土地局,有了规划局,农民结 婚要建房子,到土地部门去办手续,一个宅基地几千,有的地方上万,他要到规划部门去交钱,然后有关系,你就批一个大宅子,并且村里头没有话说,村干部也是 一个中介,现在的村干部只是一个中介,就是你结婚了,我给你盖一个章子,你去搞一个宅基地,没有结平衡账的机制以后,这个时候用的地不是我们自己的,是别 人的,但是我们可以收钱。所以你要大我给你批大,批大就钱多,关系好我给你批得好,批得多,所以这就有了不平衡,在不平衡之下,就上访。到了乡里,乡里说 这个事情不归我们管,归土地部门管,是土地部门的事情。你到了县土地部门,一个县几十万人,像我们那个县100多万人,土地部门怎么给你管这个事情,不会 管,那你就去上访。土地部门又不归县政府管,垂直的,所以在问责时,在县委、县委书记的时候他如果要去问责,找土地局长,土地局长不会去管,所以到紫禁 城,到北京来,这有什么意思呢?这就是条条把块块碎片化了,出了问题以后,你只能顺着条条往上走,可是条条只有权力没有责任,它不受人民群众的约束,不对 你负责任,所以直到北京来,所以国土资源部的问题,水利部的问题,林业部的问题,种子的问题,生猪的问题,农村所有的一切问题都到北京来解决。可你去日 本、你去韩国、你去台湾,我有了问题,乡长跟县长没有什么领导和被领导的关系,县长跟市长两个之间不是领导和被领导的关系,市长跟省长两个之间不是领导和 被领导的关系,各做各的事,问题都是以地方的那一块来解决的,有一些问题,重大的问题是在国家层面上来解决,但是它是有法可依的。我们今天法律是部门制 定,权力在部门,所有的利益都在部门,中央拨钱也通过部门拨下来,谁敢得罪部门啊?所以农民有了困难只能到北京来,这就是乡村的治权被条条的治权给碎片化 了,今天的问题在基层,基层得不到解决,只有往上走,这就是上访。有人说,上访做什么?打官司嘛,可是农民一年有几个钱,怎么打得起官司,过去打官司是写 一个状子就可以了,现在是打印机打印出来,还要搞得很标准才行,还要复印很多份到处去送,所以农民现在打官司把一个材料打印出来都打不起,还要请律师,打 了一审,打二审,审出结果以后还要去执行,你看执行要几年,谁打得起官司呢?所以理性的选择就是上访,上访还说明一个问题,说明温总理演戏演得不错,人民 还很相信,说明总书记科学发展、和谐社会深得民心,人民给予了很高的期望,对不对?说明这个,这也是好事情。如果农民上访都不愿意了,那就有别的选择了, 这说明我们还是有希望的。
第四,党在基层的领导权被虚置了。我们老说党有多么伟大,党多么厉害,党领导一切。可是在基层,在乡以下的党,党的组织基本上没什么权力,跟共 青团、妇联差不多。过去在80年代的时候,作为农民找你们党员、找你们党支部,党支部去找党委,那个是管用的,现在不管用了,现在没有人说我是党员、我是 党支部,这个没用了。中组部的人上次找我聊天,说昌平,为什么我们现在一个党的基层组织建设这么困难,老搞加强,加强那么多年,还是加而不强?我说那个你 问我干什么,你们问你们自己,你中组部是加强党的领导,加强农村基层组织的建设,但中农办就是要把基层的党的组织的经济基础搞得一点都没有,一个是要把经 济基础搞得没有了,一个是你们要加强。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你现在还能做什么?你告诉我。他说我们带头致富,我说那是先进性吗?一方面是党的基层党员、 干部先富起来的要求远远高于带领农民共同富裕的要求,现在说某某党员带头致富了,他就是优秀党员,可是我们对共同富裕没有要求。先进性是什么呢?共产党的 先进性就在于它先天下之忧而忧,解放全人类,再解放我们自己,这就是共产党。你不能说党员自己富了,就是先进党员,那叫什么先进?所以它没有先进性了,所 以说党的先进性已经被铜臭化。另一个方面,是党的上级机关,甚至党中央对基层党员或党支部的重视不够,对基层党员或基层党支部的要求和反映熟视无睹,我是 基层某某党支部,我今天跟党中央报告,跟谁报告?有用吗?还有人听吗?党章上写的,每一个党员都可以跟党的支部甚至党中央直接报告,可报告有用吗?他回你 吗?我在1997年受到一次“代人受过”的处分,撤销了党内外一切职务,我的同事觉得处分不公,按照《党员权利保护条例》,书面向上级的党的组织提请复 议,按照党章进入程序,但上级就要回应你的复议申诉。我跟我的同事说,说没用的,党不会回答你们的申诉的。所以,我们还有情况跟党组织说吗?还会跟我们身 边的党员讲吗?不需要了,所以党的先进性和党的战斗力在农民遇到困难的时候不在了。在有人欺负农民的时候,没有人帮农民讲话,所以农民不跟党支部一条心。 所以农民进北京就直接找党中央上访了。村民自治的权力在弱化,很多人以为选举就是村民自治,但是选举是选举,自治是自治。党的基层领导也在弱化,趋势是明 显的。我们不是要依法治国吗?当法治去治农村,法能够覆盖农村吗?法律能够为穷人服务吗?在扶持少数人先富起来,国家权力部门化,部门权力集团化,集团权 力集中化的这个大背景下面,农民不上访就不正常了,当然只有上访。
总而言之,90年代出现农民上访潮的原因概括起来是两个方面:一个方面是支撑乡村治权的统治基础或基本经济制度破坏掉了,乡村治权包括党的领导破坏 了,甚至走向了麻烦的制造者;另一方面是乡村治权被条条化,碎片化了,条条的治权是乡村的外在治权,它不受农民,不受人民的约束,异化为部门的谋利工具, 只索取不服务,也是麻烦的制造者,所以农民上访几乎数不胜数。农民都盼着天下掉一个馅饼,并且砸到我的头上了,他是以这样的心里到北京来上访的,所以上访 能解决问题吗?解决不了问题。就像我给朱镕基写信一样,朱镕基回答了李昌平,这就是天下砸金砖了,砸到我头痛了,就是这么一个机会,是不是?所以农民上访 也是这样子的,所以千千万万的人到北京来上访,能够解决问题的人有几个呢?上次于建嵘给你们讲了,百分之零点几。胡温新政以后,三农的收益不断增 加,2004年以后,给农民钱,农民为什么还要上访呢?那怎么解释呢?那乡政府现在那么多钱了,县里面那么多钱了,大家拿钱往里面砸,农民还上访。我在乡 镇工作的一个朋友跟我讲,农民上访的势头没有减少,甚至有可能越来越多的上访。
我有很多乡镇的朋友,特别多,经常跟我交流,我最近出一本书叫《大气候》,这书出来了以后基层干部买得最多,我最近一段时间经常收到很多来信,有些人 到北京来了以后,打电话请我吃饭,约我聊天,所以我的信息渠道也比较多,我不下乡,但来跟我聊天的人也很多,乡干部出身,基层干部、县里的干部一般也是从 基层干部出身的,到了北京来了以后说要找昌平喝喝茶、吃吃饭。一件高兴的事情,我也挺高兴。有时候找一个人倾诉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所以我现在成了很多基 层干部倾诉的对象,他们跟我倾诉的时候他们很幸福。我原来在北京《中国改革》杂志社的时候,你们“农民之子”的同学也跟着作我的助手,跟我处理那些农民来 信,《中国改革》杂志社不是接上访吗?每天都是几十号人,上百号人,那时候累得我疲惫不堪,你们“农民之子”的很多人也疲惫不堪,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农民 倾诉的那个过程,他哭,他笑,那是一个过程,说的人很投入的,可是听的人很痛苦的,弄得你真是疲惫不堪。可是有人倾听你的倾诉,这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所 以我当时跟“农民之子”的朋友讲,我说他们其实也知道只是跟你们倾诉一下,你们不要说我帮不了你,我愧疚,因为你是一个学生,你能帮得了他吗?我也帮不 了,但是我们的责任就是要倾听,很认真地听他们倾诉,他一个人说一个小时,说两个小时,甚至说三个小时,你就倾听就行了,倾听完了他一定会很感谢你,很感 谢你,多少年来没有人听他倾诉过一个小时、两个小时,三个小时,所以那种被尊重,让他把话说完,他说完他很舒服了,他走的时候他一定会非常非常的满意,非 常非常感谢你。
我有一些基层的朋友也是一样的,他们跟农民不一样了,他们的心情是一样的,有话,没有一个合适的对象说,包括我们在座的有些人可能你们今后做研究,你 们也要注意这个问题,很多基层的同志也不愿意跟我们做研究的人去倾诉,去说,他只是总结性的跟你讲一讲,为什么呢?他不认为你是一个可以掏心窝子说话的对 象,所以你千万别以为说我跟他们交流过了,我就得到了真理,不是的。他们说什么呢?大多数乡镇干部反映,现在80%的精力是接访、截访、劫访,人到北京来 上访,通知县里的干部、乡里的干部在北京给接回来,这就叫接访,不是说要接待的意思。再一个工作呢?叫截访,有可能是上访去了,到哪个地方去设个卡,把这 个人截回来,叫截访。还有一个是打劫的劫,不问青红皂白给抓回来,拘留,就像打劫一样的,劫回来。像这样很多,特别是河北这些地方的乡镇干部最核心工作就 是这个,别的事情都不干,把这个事情给我干好,如果有一天你们去北京的郊区当一个村长,我告诉你,这个工作就是第一位的,这个工作最重要,这是上级对你的 要求。乡里的干部、县里的干部就说这怎么办啊,昌平啊,这个乡镇你说,工作怎么能这么工作的;一天到晚80%的精力就干这个活。我说那也没办法,要保卫党 中央的安全,保卫北京的安全,这个贡献也挺大的,是不是?我说是哪些事情要上访呢?他们跟我讲农民上访有新的发展,不仅为承包地不均上访,宅基地不均上 访,土地征用补偿不均上访,司法不公上访等等,现在也为强势阶层垄断市场,强买强卖上访,还为新农村建设的资金配套不合理上访,为低保资金下到农村以后配 置不均上访,粮食补贴不均、生猪补贴不均,医疗报销等等问题,还有家电下乡,不是农民得到补贴,是农民得不到补贴,反正现在上访的内容多了。基层干部、群 众非常感谢中央这么多年来对三农投入的增加,这个非常感谢,确确实实钱多了。现在县一级餐馆的生意很好,洗浴城这些地方的生意都很火,为什么呢?项目资金 过来了,消费的标准高了。我这个人到哪个地方去,就这么一个背包一背,你要到餐馆里去吃饭,我真的是不习惯,我又不喝酒,我又不抽烟,可是我一到了县一级 以后,很多人把昌平当贵宾来看,你就要应酬一下,说实在的,那与90年代不可同日而语,大家都有钱了,问你钱是哪里来的?中央来的钱。中央来的钱他们怎么 随便可以花的呢?中央来的钱就是他们额外的收入,就是小金库了。这怎么玩呢?这里面技巧多得很。到今天为止,我没有见到哪个人研究乡镇财政问题的。我可以 说,到全国你要找人,你可能找不到两、三个人能够把全国的财务状况,特别是乡一级的财政是怎么回事说清楚。为什么?这个东西太有技术了,你是没有办法搞清 楚的。一个乡里面的财政状况只有一、两个人清楚,一个乡里面存多少钱,钱是怎么来的,钱是怎么花的,你根本就搞不清楚,甚至有的人当了几年的党委书记他也 不清楚,这就是一个复杂的问题。所以,钱是怎么下去的,下去了以后是怎么配置的,是怎么用的,怎么管理的,这是一个无底洞。由于中央下去的钱很多,但是公 平正义的体制基础或社会基础已经动摇了,今天在基层社会,公平正义的体制机制或整个社会基础不存在了,乡村社会的不公平、不正义每时每刻都在发生,中央政 府给钱越多,不公平、不正义、不公正的事情就越多,人民群众当家自主名存实亡,法律更是草根阶层维护自己权益的奢侈品,当然上访几乎是唯一的、有效地、合 法的途径。
我给你们讲几个故事,还是用故事说得比较明白一点。第一个故事,强买强卖,“特许经营”,“特许发展”。现在在农村,当兵三年回去,没人问你,可是你 坐牢回去了,有很多车把他从牢里接回来,车队送你回家,沿途都有人欢迎你,你出来了以后,今天是张家请你吃饭,明天是李家吃饭,或者是王家请你吃饭,你排 可以排几个月。你们大学毕业了,不算什么,坐牢回来也叫“毕业”了,请个客,可以收到几万甚至是几十万的礼金,跟你是亲戚要送,跟你是朋友要送,跟你非亲 非故也要送钱,信不信你们去中原地区去问一问,很普遍这个现象。在农村,市场、码头,基本工程建设是被黑社会和腐败官员垄断的,强买强卖越来越普遍,非法 暴力,特许少数人经营,垄断性经营的现象非常普遍,提成、保护费非常普遍,分散的小农你要对抗,或者是说你不合作,成本是非常高的。恐怖对于很多弱势的小 农,是无处不在的,不信你们可以去问一问,或许你们没有注意这些问题。五年前,我有一个江西的大学生朋友,打电话求我帮助,帮什么忙?他家有个货车,把鄱 阳湖的淡水虾运到上海去,车子被砸了,那车里的虾全死了,人也被打了,损失了将近10万块钱。他跟我打电话,家里人四处求告,没有门,问我能不能伸手帮一 帮。孩子说得哭,我问他是什么原因呢?他说就是他们那个地方靠近湖边上的,虾、鳝鱼、螃蟹这些水产品的经营都划了地界的,这一块归李昌平经营,这一块归王 昌平经营,这一块归张昌平经营。谁划的呢?黑社会老大划的,只允许你经营,不允许第二人进入,你给黑社会老大交钱,这就叫特许。他家里面以为有一个大学 生,还是在北京上大学,不吃这一套。所以就被砸了。所以他说你给我找一个媒体,你那儿媒体的朋友多吗?能不能把这个事情弄一下?我说孩子,你别这样。我说 你大胆地去找那个黑社会。那个头,跟他道歉,求他高抬贵手,给口饭吃。他不信,最后也只是上访,所以他的父亲也上访了好几年,解决问题了没有呢?没有解决 问题。可是让他很意外的是,找李老师的时候,李老师要我跟黑社会老大去道歉,让他给口饭吃,这种话从李昌平老师口里说的,让他感到很惊讶。我说我遇到这种 事情我也会这么做。其他的办法都是合法的,都是我们理想中的办法,但是它解决不了你的问题,它可能使你输得更惨。这种事情我不是遇到了一件。就是我的村子 里边,这两年来遇到类似的事情也有好几件,也是折腾得半死。每次回去了以后,他们就跟我讲,说你是红黑两道,人家说昌平是一个讲义气的人,所以黑社会的人 都很崇拜李昌平。我回去了以后,跟别人说来吃个饭,昌平今天回来了,吃个饭,完了以后就跟我说这个事情,招呼一下子,人家也很讲义气,我说我贴钱把这个事 情给你做了,做平了,这就是今天,但是你去找乡党委书记,找县委书记不管用,找公安局长不管用的,这就是今天的农村。这种黑社会的所谓的特许经营不是个别 的,不只是在洪湖、鄱阳湖、洞庭湖,也不只是在平原、在山区的哪个地方,程度不同,趋势是一样的。再是一个,黑社会势力的背后有腐败官员,甚至有政府的部 门,不是以个人的形式存在地,它就是那个部门。就像拆迁办一样的,后面一定有一个城建部门,拆迁办是它派出去的,拆迁办的头一般都是黑社会老大,不然的话 没法拆迁。城市是这样子,农村也是这样子,所以近两年有新的发展,什么新的发展呢?就是黑社会的特许经营的发展变成建一个行业协会,建成一个合作社,我搞 公司加农户,搞这种形式,那合作社的社长是谁呢?黑社会;行业协会的会长是谁呢?黑社会,公司加农户的模式老大是谁呢?黑社会,所以它合法化了。比方说那 个地方要建房子,修一个预制板厂,新农村建设预制板用量大,一个乡就有一个预制板行业协会,你想办一个预制板厂,工商局批了不行,要经过我们这边行业协会 的老大同意,你才能够办,那你预制板厂要卖预制板,你不能直接卖,你要经过我行业协会同意开票卖,一个乡镇的预制板的行业协会一年可以找预制板厂收200 多万,我见过的一个行业协会,把当地的农民搞得怨声载道,建房子的价格非常高。那么预制板厂呢?赚的钱也很少,你说别的乡镇的预制板打过来卖,那怎么行 呢?这个市场是我的,你过来我就打你,可是你要去从法律上看,我行业协会,上面批下来的,这是我们行业协会自己的管理模式,可是他这200多万怎么花呢? 那个牌子肯定要花钱,乡政府要花钱,县里面的、乡里面的部门要花钱,这就是一个链条。如果我讲这些故事的时候,如果有高级干部看到了,李昌平讲这个故事怎 么是这样的呢?如果你们中间有人当了高级干部,或者是家里人有高级干部的,你别生气,别骂黑社会或者小官僚们黑,其实黑社会这种特许经营是跟政府部门学 的。你比方说,国家林业部的资金下去了,林业部每年都很多林业资金下去,苗圃是谁的?苗圃肯定是你们林业局的家属办的,这一片山、这一条路要栽树,路权是 谁的?是黑社会和你们林业干部的共同产权,资金只是到苗圃去买苗子,买完了以后一栽,栽完了就是你们自己的,钱是国家的,是给人民的,最后下去了以后呢? 都是你们林业系统和黑社会共同的,你们不信去查,你们去河南、去河北、去湖南,很多一条路上的树,路权是谁的?你们以为是国家的,你们以为是集体的,你们 以为是政府的啊?不是的,林业局栽的树是他们自己的树,都是国家林业部的资金下去以后,从苗圃里面买的苗子栽的,钱都是国家的钱,这个路权、这个林权是少 数人的。不信你们去看看,林业是这样子的,其他的不是这样子的吗?都一样,这叫肥水不流外人田,靠山吃山,靠水吃水,靠体制吃体制,红社会和黑社会都一 样,现在红社会和黑社会一体化了。
第二个故事,生猪补贴不均。前不久有一个安徽的朋友给我打电话,他们那儿有一个故事,我说什么故事?他说我们这里有一个人养了30头猪,得到了国家的 养猪补贴180万,你相不相信?我说相信,这种事情我也干过,怎么不相信呢?有两种可能,第一种可能确确实实是上面来的钱,养生猪补贴的资金,你们那儿都 养了猪,但是我不可能把这个钱补给你们每一户。那么一户养了30头猪,他有一个计划,他想搞成3000头,最后把这个钱砸给他。他念共产党的好,我也叫生 猪补贴,响应国家的号召,这是发展了生猪生产,现在生猪的价格不是下来了吗?国家不就是要得到这个效果吗?是不是?这是一种说法。这个有什么不正常的呢? 这正常,你们有意见,有意见就上访吧,你还能怎样?第二种情况,这养30头猪的哥们跟我好,把这180万打给他,他自己留10万,过几天了以后他给我把 170万打到另外一个帐户,政府洗钱。上面来检查,我补给农民了,钱到另外一个帐户上干别的去了,至于干什么去了,你们都别管。农民说我们没有获得补贴, 钱到哪里去了?这个怎么说,你又不可能看帐是不是?所以你们想上访你们就去上访,对吧?比方说这种生猪补贴、生产补贴,对增加农民的收入有何意义吗?没有 任何的意义。市场供求平衡以后,农产品的供给价格弹性系数一般是0.2左右,什么意思呢?五分之一就是0.2,当需求没有变化的时候,供给突然增加1%, 价格下降5%,供给增加10%,价格下降50%,这就是农产品的特点。茅于轼老师来上过课的吧?茅于轼老师经常讲粮食要依靠国际市场,咱们不需要搞一个 18亿亩红线。茅于轼老师虽然是经济学家,但老人家不懂这个道理。他不知道农产品跟一般的工业品价格弹性系数是不一样的。比方说连战到北京来跟胡总书记握 手,说帮着我们台湾的农民销点水果,胡总书记当然说好,大陆这么大,台湾那么点的地方,销点水果算什么。可是台湾的水果一登陆,广东、海南岛的香蕉应声下 跌,最低的时候香蕉卖到三毛钱一斤。因为在一个区域市场里边,供给量突然增加10%的时候,有可能使价格下降50%。做好人是很好做的,但是一定是有人承 担代价的,这就是农产品的特点。比方说大豆,我们只知道大豆被美国人接盘了,心里很不服气,为什么给接盘呢?美国在一个时期把大豆的价格上升到某个水平, 忽悠中国的大豆加工企业“大豆还要涨价”,我们经济学在那儿忽悠,忽悠中国的加工企业到美国采购大豆,2块多钱一斤的时候,订了大量的大豆运到自己的国内 来了,国际价格狂跌下去,跌到1块2毛钱一斤,所有的加工企业亏得一塌糊涂,最后美国人开始收购加工企业,控制加工企业以后,进口美国的转基因大豆、巴西 的转基因大豆到我们中国来,70%的市场是他们的。那么现在,大豆的价格、豆粕的价格、食用油的价格上去了,为什么可以做得到呢?这就是农产品的特点,我 用1%的量可以使你的价格下降5%,我可以减少供应量1%,我可以使价格上升5%,农产品在WTO的框架里面是国与国之间竞争的重要武器,所以这么多年的 WTO谈判,欧洲、美国都不愿意放弃农业的高补贴,包括这一次,他们又对奶制品进行高补贴。这是我们中国过去农业官员不懂的,他们不懂这个道理。所以大豆 被接盘的时候,我记得当时农业中心的主任柯柄生,现在是农业大学的校长,说汽车开放这么好,为什么大豆就能一样的不开放呢?农产品一开放,大豆的后面是几 千万人生产、生活,棉花的后面也是上亿的人,如果你要把粮食20%的市场给别人,那就是说,他可以使价格上走100%,价格下走100%,那中国政府就永 无宁日。所以这种补贴有什么好处呢?平衡了以后你要补贴农民去生产粮食,价格就会下降了,增产就会减收,你补贴生猪,生产上去了,价格就会下降,所以生猪 补贴又给农民带来收益了吗?没给农民带来收益,只会使这一次的农民减收,是不是?可是明明是一个不好的政策,即使我说是一个好政策,我们现在的体制基础和 社会基础可以使这个好政策带来好效果吗?不可以,我可以说这一次的生猪大跌、暴跌又会给很多人造成沉痛的打击,在这一个过程中间,很多人输得很惨,也会带 来很多的不公平,很多人会上访。
第三个故事关于低保资金的分配问题。石家庄市有一个村子,前不久那里很多人到北京上访,把乡里的干部搞得疲惫不堪,其中有我一个朋友,到北京来是来截 访。那天就郁闷,截人截到北京来了以后,说你能不能陪我出来喝酒,因为我那个时候去石家庄市上过课,我说好吧,晚上11点多钟了,他们喝酒我又不喝酒,陪 他们喝茶,我说你们第二天还要回去,把这些人带回去,早点回去。他说那不行,这一次难得见到你,那就搞到凌晨两、三点,我就问他们为什么上访?他说上面出 了12000块钱的低保资金,一个村要评五户低保,上面还打招呼了说这个村子的低保户有两户人家已定好了,另外再找三户。这12000块钱要评到五户里面 去,要在规定的时间把名单报上去,这村干部要开会的话,你要把五户评下去,还要保证这两户评上,那要打死人,那会开不好。还有,很多的人不在家,那怎么开 呢?几个人商量来商量去,跟乡里的干部自作主张就把那些比较困难的五户报上去了,盖了章报上去了。没有不透风的墙,其他人呢?凭什么给他们五户?为什么我 们家没有?再加上还有其他的因素在里面,比方说有的人想把这个村干部搞下去等等一些原因在里面,上访去了。到石家庄市去上访,解决不了问题,到北京去上 访。就这么个事情,我说你们几个笨蛋,12000元不要不就得了。他说上面安排的钱你不要不行,一定要搞下去,这是你的工作。我说那12000块钱到下半 年的时候就改过来,一家一户平均分配拉倒吧。他说那又不符合上面的要求。我说那就没办法了,那就上访,那你们结果就是要我陪你们喝酒。他说你别调侃我们 了。他问我80年代怎么搞的?80年代这个事情好搞得很,因为那时村民共同体是存在的,再一个上面这么指示我,我乡里头也不会接受,他也不会这么安排我。 钱到我这儿来都由我指挥,我这里有多少人,各个乡都是平均分配的,按人头分配的,比如说人头五毛钱,他以乡为单位给我,我以村为单位分下去,再以村为单位 分到组,钱到了组里面了,不就好搞了嘛。一般来讲,大平小不平,比方说12000块钱到了一个村子里边,分成几个组,一个组里边等分2000块钱,哪几户 困难一些,照顾一下不就完了嘛。另外,咱不会去执行这样的事情,他要我这么做,我也会坚决抵制,上面也不会要求我们这么做。
第四个故事国土整治。现在国土整治相关的钱很多,整治一亩土地,国家给你4000—5000块钱。前不久,有一个地方请我去讲课,讲课之前他们 请我到处去看,看他们那些新农村建设的成就,有一个项目是2万亩,是一座山,把它买下来,一亩地50块钱给农民,龙头企业买下来了。买下来后把钱给农民结 了,就把山上的树一砍,砍了以后再把山上整理一下,栽上茶树苗,就是林业部门的茶树苗买来了就栽下去。茶树苗是国家林业资金的钱,那是另外一个项目。栽下 去了以后,我们来一看,每亩补4千,两万亩就8000千万,那你一看这个过程,给农民50块钱,农民同意也是50块钱,农民不同意也是50块钱,有多少人 不同意,不同意这个没有问题,只要有黑社会帮忙,这个问题就不是问题,是不是?于是国家的钱,就到了龙头企业的腰包里面去了。实际上这个项目呢,我看了一 下,一亩地花个500、800块,就搞下来了,林业部门还给他钱,国土部门还给他钱,你说这个龙头企业不是给农民补贴了吗,可是过了多年以后,50块钱还 是钱吗?50块钱就不是钱了,80年代的50块钱可以相当于现在的500、600、800。现在的50块钱再过10年、20年,就相当于现在的1、2块钱 了,是不是?那你说农民能不上访吗?所以我们看到的这一些东西,如果你不深入下去,去看它怎么回事,你觉得这个世界真的是很太平,很繁荣,很不得了,可是 很多问题到若干年以后,他日积月累了,他现在所表现出来的就是上访,上访的农民越来越多,将来会怎么样?不知道,这个没有办法说。
所以很多人说只要干部下去了,农民就不上访了,我看这不是简单的说哪一个机制出了问题。农民上访多,不是信访制度的错,是支撑农村治权的经济基础或基 本经济制度已经丧失,科学发展农村、建设和谐农村的社会基础已经丧失,法治仅仅是强势阶层统治草根阶层的工具,1980年以来的农村经济改革的基本方向, 少数人富裕是错的,政策改革的方向,少数人对多数人实行专制是错的,社会改革完全走上斜路,黑社会、黑资本以及腐败官员主导着农村社会变革,信仰、伦理、 道德、科学、信用、互助合作、平等、公平正义等等,这些东西都狗屎都不如了。农民上访已经成为常态,不上访是非常态的,如果上访成本或风险越来越高,农民 会放弃上访,当上访越来越少时,可能是黑社会治理农村已经取代了共产党治理农村。假如说,农民上访第一个高峰是农民负担过重,第二个高峰是因为土地制度或 企业改革,第三个高峰一定是农村社会的合法有效的治权丧失了,滋生出非法的治权,如果真的是出现了第三个上访高峰,那么将是一个新高峰。所以当下农民还去 上访,说明农民对党、对北京有期待,所以当下共产党还不在完善基层自治权的基础上下功夫,还如果不在重建党的基层组织的领导权上面下功夫,还不在农民共同 体建设和追求共同富裕、公平正义上下功夫,共产党最终会失去农村和农民,中国的农村社会以后会变得比旧社会更加糟糕,因为传统的价值观已经没有了,但愿我 今天在这个地方讲的是错误的,是杞人忧天的,谢谢你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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