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 农村宗教; 信仰文化; 述评
近年来, 我国农村信仰宗教的人数明显增加。农村宗教活动作为“三农问题”的重要方面,不仅受到了有关政府部门的高度重视,也引起了学界的广泛关注, 有关农村宗教问题的研究文章也因此不断丰富。关注现有的研究成果及研究趋势,不仅是社会学者的兴趣和责任所在,对于农村工作部门、农村政策研究部门来说也具有现实的借鉴意义。现就农村宗教问题研究的内容、特点等基本情况做一梳理和总结如下。
1原因探究
宗教作为一种源远流长的文化景观, 其存在和发展的原因错综复杂。综观当前的研究状况,可以发现学术界在农村宗教发展原因问题上意见趋同。主要涉及经济、文化、社会等层面。
在经济方面,关于农村宗教盛行的原因,论者多从生产力水平低下、物质文化水平落后等方面寻求答案。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农村宗教活动的发展离不开社会经济基础的变化。当前我国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轨构筑了农村宗教活动发展的时代背景。刘忠卫在《目前我国农村宗教盛行原因之剖析》[1] 一文中,就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体制下的生产、销售、分配等经济活动做一对比,明确了市场经济条件下,经济行为的复杂性、偶然性和不可预测性,进而从社会生产、分配方式以及社会组织结构、人际关系的变化方面揭示了农村宗教活动发展的经济基础。
同样,依据经济体制转轨的时代背景,席升阳在《河南农村宗教活动对基层政权的影响及对策研究》[2]中指出,市场经济以价值规律为尺度,要求提升个体地位,尊重其自主性,把赢利和增值作为一种价值观予以认可和追求。但它不可避免的负面效应,使拜金主义和享乐主义滋生,人际间的关爱和信任度下降,原有的能够使人们寄托情感的许多社会关系和伦理道德规范被消解,人们陷入精神贫困、心理无助的状态中,失去了赖以傍依的精神家园,从而为宗教发展提供了空间。应该说,以上对宗教活动的经济原因的探讨遵循了认识发展的基本规律,在对农村宗教活动的表面现象描述的基础上,更准确地揭示了其深层原因。
从文化视角考察农村宗教发展原因研究成果也不少见,但明显分为两个层次。其一,认为宗教的产生无疑是人所无法认识的和控制的自然、社会和人自身的异己力量对人压迫的结果。是农民愚昧无知的表现和选择。李学昌认为,农民信奉宗教是由于文化科学知识贫乏,农民对自然力量的恐惧和无知。另外,陈旧的意识和迷信观念根深蒂固,也是宗教在农村大行其道的重要原因[3]。在这方面,刘忠卫还分析了农民的传统习俗、生活方式方面的宗教文化色彩,认为,农民的生老病死、婚丧嫁娶等重大的习俗仪式和宗教性的活动,造成了农村浓厚的宗教文化氛围,并渗透到人们的思想观念之中,转化为他们的思维定势, 为其接受宗教提供了社会文化基础[1] 。
如果说以上内容体现的是矛盾的普遍性的话,那么其二则体现了矛盾的特殊性。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经过近30年的改革与发展,目前正处于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时期。市场经济的变动性和不可预知性使人对自身的命运产生无法把握的无力感[3];激剧的社会转型导致政治经济体制、社会组织结构的消解和重建,在传统人际关系、价值观念的失落与重构过程中,处于社会机制和管理“真空”中失序离散的人们急于寻找自身定位和坐标。在社会主导精神迷失的情况下,精神处于迷茫状态的人们,在思想行为取向上选择了宗教[1] 。
关于社会原因,学界关注的焦点通常集中在社会保障方面。由于我国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尚不完善,农民在基本生活保障和医疗保障等方面缺少依托,面对各种意外变故,他们往往寄希望于天或冥冥中的神灵[4] 。
2特点分析
由于我国农村所处的特殊的自然环境、人文环境、时代背景, 以及农民的特殊潜质,当前我国农村宗教活动具有鲜明的自身特点。对于农村宗教活动特点的考察主要集中在三个方向:
(1) 农村宗教活动的外部形态特点。主要是指信教群众的人员构成、宗教活动的分布和组织、管理等状况。学界常常将信教群众的人员构成按性别、年龄、健康状况、受教育程度等指标进行划分,得出了我国农村宗教活动的人员构成特点, 即“四多”:老年人口多, 所占比例超过一半[5]; 女性人口多,吴少华在萍乡等地的调查显示,女性信徒占74%[6];身患疾病的教徒多于身体健康的教徒; 文盲半文盲人口多,就万载县信教人员的文化构成看,大中专、高中、初中、小学、文盲所占比例依次为3%、8%、14%、44%、3 3%[6]。对此,陈苏宁在《新时期中国农村宗教的特点及其成因刍议》[7] 一文中也做了相类的分析。
关于宗教活动的分布和组织网络,林祥国在《江苏省农村宗教状况及对策》[8] 中, 明确了宗教分布的区域性,吴少华在《关于农村宗教活动的调查》63] 中指出, 宗教活动场所具有点多面广的特点,仅萍乡市湘东区13 个乡镇中,宗教活动场所达16处。但对于农村宗教活动的组织特点的专门介绍的成果还不多见,虽然,陈苏宁在《新时期中国农村宗教的特点及其成因刍议》[7] 中具体分析了我国农村宗教组织的三种类型:“三定”(定点、定片、定负责人)的教会活动点、自发的教会活动点及反动的地下教会活动点,并肯定了我国农村基层宗教组织大部分属于这一类,但是,时过境迁,10年来,我国农村社会已经经历了剧烈的变动,当前状况如何,学界还缺少明确的论述。徐世强在《中国西南偏远山区农村基督教徒的宗教社会素描·上》[9] 中,通过对李子教点的个案研究,从侧面揭示了农村宗教活动处于政府有效管理之下的有序状态。
(2) 农村宗教活动本身的行为特点。一般来说,宗教教义、宗教礼仪活动是不易变更的。但在我国农村则不然,其活动在时间、地点、内容和形式上比较灵活、变通。如,在时间上,我国农村宗教活动通常在农忙时停止一两个活动,或者把活动改在晚上进行;活动地点也不确定,受天气和人数影响,时在室内进行,时在室外开展;活动内容不拘泥,形式也较活泼,既有讲经、又有说唱,并采用了当地流行的民歌曲调。安徽全椒县的基督教的说唱就颇似当地流行的安徽大鼓[5]。对此,徐世强在《中国西南偏远山区农村基督教徒的宗教社会素描·上》[9] 中也有说明:信徒们既重视礼拜,又重视赶场、以及当赶场和礼拜时间冲突时大家自发对礼拜时间进行调整的情况,一定程度上表明他们的社会生活在圣俗两个方面能够比较协调的整合起来。
(3) 农村宗教活动的思想文化特点。宗教作为一种社会文化现象,自然有其文化方面的诸多特征。特别是作为当前中国农村的一种信仰文化,其特征的存在和显示, 必然会有它更为鲜明的地方。胡潇先生在《世纪之交的乡土中国》[10]一书中, 分析了农村宗教信仰的文化特征的形成和意义,指出:政教分离的传统使得宗教对社会生活的影响主要是通过人们的自觉和自发信仰,通过宗教的伦理原则及其民俗传统去实现。这种情况最终造成了宗教生活、宗教观念的不规范性,使得宗教信徒常常以精神慰藉的实用主义态度对待宗教,表现出宗教信仰文化的特殊色调。这主要包括:宗教信仰的自发性;宗教信仰功利性; 宗教信仰的伦理性; 宗教信仰的多样性;宗教信仰的残余性等。陈苏宁则从信仰文化的层次上对农村宗教活动的特点进行了论述。认为,鉴于农民教徒宗教感情的脆弱性、宗教观念的模糊性以及宗教活动的不规范性,当前农村宗教活动的突出特点是信仰上的低层次性。主要表现有:信教动因的低层次;宗教意识的低层次[7] 。
3意义及影响
宗教既是一种社会意识形态,也是一种社会实体,它对其所依附的政治、经济、文化体系, 总是或强或弱地产生着一些影响,并且,在一定条件下, 还可能转化为一股强劲的社会力量。因此,关注农村宗教活动的影响也是当前学界的一个共识。就现有的研究成果看,关于农村宗教活动的社会影响和危害的论述有很多, 归纳起来主要包括:对农村基层组织的干扰、对农村经济建设的破坏、对农村民主政治建设的危害、对农村精神文明建设的冲击等方面。
席升阳在《河南农村宗教活动对基层政权的影响及对策研究》[2] 中首先论及农村宗教活动对基层组织影响的隐性状态,认为这种隐性状态使基层组织难以有效对其实施引导和控制, 因此造成的社会危害具有不可预测性。认为虽然引发宗教发展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宗教对农村基层组织的影响却多为负面影响, 其理由是:(1)宗教势力与宗族势力的渐趋结合容易产生与基层政权“分庭抗争”或“政教混一”的倾向;(2)对邪教与宗教的认识“混沌不清”,容易曲解党的宗教路线,干扰国家宗教政策的贯彻执行;(3)强调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宗教活动影响科技兴农政策的落实;(4)宗教在农村的扩展势必直接弱化农村基层政权的影响力、凝聚力和权威性。林盛根认为, 农村宗教信仰对农村的传统文化和社会生活方式都有重要影响, 对宗教活动的管理不善将会导致对基层组织建设的严重破坏[11]。
韩明谟先生在《农村社会学》[12] 一书中,从历史的角度,论述了民间宗教与近代社会运动之间的关系,指出,每一次重大的社会政治运动,都不可避免地打上了民间宗教的鲜明印记, 从明末农民起义到辛亥革命,无不是与民间宗教活动纠合在一起。这对于引发对农村宗教活动社会影响的深入思考具有启示意义。
4 对策与建议
研究农村宗教问题,最终落脚点是研究如何应对,研究如何引导农村宗教活动适应我国物质文明、精神文明、社会和谐和政治文明建设的现实需要。面对当前农村宗教活动不断发展的形势,大多数学者关于对策的研究主要集中了对以下问题的关注:
(1) 党的组织建设问题。这是学界普遍关心的一个问题,有人主张组织建设的重点是选拔品德高尚、懂管理、懂技术、关心群众疾苦能为农民所依赖的人[1]。有的则认为,应当注重做好发展党员的工作,把培养积极分子和加强思想教育结合起来,既要加快发展党员的速度,又要注重个提高党员的质量。通过壮大党员队伍,增强基层组织的活力,形成一种充满政治热情、积极向上的社会环境, 以此弱化宗教文化的侵袭[11]。(2) 发展地方经济问题。“宗教偏见最深刻的根源是贫穷和愚昧”[13]。诚然, 贫困始终是我国农民皈依宗教的一个重要根源。基于经济因素在农村宗教发展中的作用,很多学者从发展经济,以消除宗教发生的物质基础的角度寻求农村宗教活动的对策问题。而李春光以经验总结的方式把增强农民经济意识,发展农村经济作为教徒人数减少的原因之一[14],印证了发展地方经济在应对农村宗教活动方面的有效性。
另外,在普及农村科学文化知识, 提高教育水平、丰富农村精神文化生活、加快法制建设,强化法律意识、推进农村基层政权的民主化建设方面也有不少有益的探讨,在此不一一评述。
5 总体评价
综上所述,在我国农村宗教问题的概括性研究方面,基本上已经形成了有关农村宗教问题发生的原因、农村宗教活动的特点、宗教对农村社会生活的影响等重大问题的全面的实证分析和理论解说。实现了从政治、经济和文化的角度把握农村信教群众对宗教的认知水平及其心理状态的目的,对促进农村社会乃至整个社会的和谐发展来说具有重要意义。可以说,当前我国农村社会出现的这些新情况,已经及时地为广大的社会科学工作者所关注、所捕捉,反映了广大社会科学工作者敏锐的社会洞察力和强烈的社会责任感。
通过梳理还可以发现, 当前学界对以上问题的研究还存在明显的不足, 主要是实证调查和理论研究结合相对薄弱。即在农村宗教问题的研究中, 明显存在着理论研究和实证研究相脱节的现象, 理论的分析和具体事例往往被分割开来。关于一些地方宗教问题的调查常常是由当地农村宗教现状考察、原因分析、对策建议等部分组成, 虽有具体事例, 但缺乏理论分析。
另外, 对现有研究成果中存在的模糊或对立观点, 学术界的探索还不够深入。林盛根在《宗教和民间信仰对福建沿海地区部分农村基层组织建设的影响及对策》[11] 中, 批判了有些乡镇村级干部为了搞创收, 搞什么“以僧引资”,想方设法修缮庙宇教堂,认为此举严重破坏了党和政府在群众心目中的威信。张晓冰则坚持把寺庙建设和经济建设紧密挂钩,并提出了寺庙里的经济学的命题, 主张因势利导, 开发宗教资源, 发展地方经济[15] 。这种局面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目前学界的探索还需要进一步拓宽和深化, 创新性亦有待增强。
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问题研究中心主任张厚安提出“社会科学的研究必须实现由理论到实践的回归”[16],农村宗教问题研究也是如此。一方面,那种从概念到概念、从理论到理论的经院式、教条式的研究是没有出路的。另一方面,社会实践变化剧烈,包括农村税费改革的实施、构建和谐社会以及社会主义新农村目标的明确等,势必对农村宗教活动的方方面面产生重大影响。如何从这一角度出发,分析和预测农村宗教活动的发展趋势,成为社会科学工作者探索的新课题。
总之, 农村宗教活动的不断发展是我国农村社会出现的新变化,为农村社会科学研究注入了一股清新的空气,同时也对农村社会科学研究提出了挑战:农村社会问题研究应当遵循什么方向? 研究内容和方法应如何做出新的调整?唯有依据社会的变革适时转换研究内容和方法,农村宗教问题研究才能实现在社会发展与社会科学研究之间的良性互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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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张晓冰. 对农民让利[C] . 西安: 西北大学出版社, 2002:169.
[16] 张厚安. 三个面向, 理论务农: 社会科学研究的反思性转换[J] . 华中师范大学学报,2001(1) .